红卫兵组建资料

关于红卫兵组建资料

                目录

1．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节录）——卜 大 华

2．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   卜伟华

3．一篇重要的史料——骆小海

4．“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仲维光

5．不可多得的红卫兵史料《红卫兵兴衰录》——印红标

6．四十年文革寻思—— 仲维光

7．谈宋彬彬的反对打人之谜─看《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胡平

 

 

 

 

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节录）

---中国国情网"国情调查研究"课题组

卜 大 华

 

 

 

那是一段十分痛苦的经历。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整个民族都遭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但是作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和较早觉醒因而遭受迫害的人来说，那场运动对于我的教训就更加深刻了。

    要寻找红卫兵的思想轨迹，就不能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64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可以说：“阶级斗争”的观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们的头脑。

    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会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是两种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不是瞎闹着玩，那时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当然我决想不到这三个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那样复杂纷纭的活剧来。“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偶然的，是个插曲。

    ……

    5月29日，卜大华等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形势和对策。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6月2日，各报转载了《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慑。从这以后，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帷幕。

    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三个字后面有一百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尔后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胫而走，出现在各个校园。

    然而，真正把红卫兵推上历史舞台的，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

    大字报仗打翻了天，工作组进驻学校，明确表示校方压制学生，犯了错误。我们大受鼓舞，把这看成是党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不错，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产生的。说它的名气大，那是因为后来毛主席支持了它。这篇东西写出来后，我们几个讨论了一下就贴了出去。这下可热闹了，工作组非常紧张，问我们“造反”两个字如何解释？现在是共产党领导，要造什么反呢？我一点也不慌，拿出了确凿的根据--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摘引的毛主席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工作组的同志惊愕不已，又亲自去对证核实。我们想，也许我们阐述得不清楚，那就再来一篇，于是就有了“二论”“三论”无非是对第一篇的补充。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东西，不仅内容是错误的，而且只是些口号词藻的堆砌，什么“天翻地覆”、“人仰马翻”、“落花流水”……

    “三论”出来后一再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有压力。但我们反复琢磨，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对的。我们希望得到支持。于是，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我们把前两论递了上去，请那天到会的江青转给毛主席。8月3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我们召到钓鱼台，给我们看了一份令我们惊喜万分的文件。当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附着我们的“两论”。信是8月1日写的。信上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上还有一处“热烈支持”，是对北大附中的彭小蒙讲的。想想看，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一位万众仰望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对我们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这还得了吗？我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和“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

    ……

    红卫兵立即成了最有光彩的称号，人们纷纷放弃自己组织五花八门的名称而统归于它。但这仍然只能算是嘹亮的前奏，真正的高潮是在1966年8月18日--

    所有当年的红卫兵都知道这个日子。那天天安门前集会，各学校的学生潮水般地从东西长安街涌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和许多红卫兵一起登上了红色观礼台。我们高兴坏了，颇为自己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而自豪。一会儿得到通知说：“今天要让红卫兵上天安门，很可能毛主席还要亲自出来接见。”我第一次登上这巨大的城楼，俯看广场热烈的场面，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毛主席那天穿军装，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很多老干部没有准备，一见到后也纷纷赶回去换装。毛主席显然是经过考虑才穿军装的，含义是什么？也许是表示坚决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红卫兵特别喜爱穿军装，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意味着毛主席向亿万群众明确了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我站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新华社记者为我们拍下了照片，那时我刚满18岁。

    8·18之后便是大串连。红卫兵杀到各地去“煽风点火”。毛主席则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全国的红卫兵，四个月的时间连续接见了八次，这种举动实在异乎寻常。我后来终于明白了，从65年下半年到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酝酿过程不可谓不长，但仍形不成全国的声势。65年秋，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那篇文章《人民日报》顶着不发，只好到上海去出小册了，这说明党内的反对力量也很强。而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支持，是使局面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9月之后，卜大华开始从“左派”的狂热走向迷惑、不解和痛苦的思考。他们原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而他们在京广线和沿海一带串连，看到的却是没有一个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党的组织、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受到“炮轰”和“火烧”。到处是“打倒”，到处是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竟是这种结果吗？就是用这种疯狂的破坏方式去打倒一切、毁灭一切吗？

    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各地的待遇有如“首长视察”，每每被请上主席台就座。在认真了解了湖北的情况之后，卜大华他们支持了湖北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激动地挽着卜大华他们的手臂高呼口号。后来王任重同志对他们说：你们起了很好的作用。然而北京的形势也大变了，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一大批战功赫赫的老帅，一个个相继倒台，他们信任的王任重同志也被炮轰，最后，连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资产阶级”。那么党呢？一个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党难道只是由少数几个好人组成的吗？

    大串联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些对不论什么人都不分青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文化革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一级组织的领导人到什么程度才该打倒？我们常常为这些问题讨论到深夜。毛主席给我们的那封信尽管说了三个“热烈支持”，但也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然而冷酷的事实常常否定了我们讨论的结论，面对这一场我们曾经那样热烈响应的革命，我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惘。

    我们的特殊地位也使我们多多少少接触到了党内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有两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一次是66年8月6日，在天桥剧场，江青把几个有名的红卫兵叫到一起，神神秘秘的，像哄小孩似地说：“我跟你们说呀，中央内部也不一致，我们站在前台支持你们，可是有人背后捅刀子，有人谎报军情……。”我心里很别扭，觉得有一种阴暗的东西让人不愉快，同年10月份，社会上出现了炮轰陶铸、王任重同志的高潮，陈伯达、王力找我们了解王任重同志和我们接触的情况，我们如实讲了，认为这种接触是光明正大的。没想到陈伯达不阴不阳地摇摇头，王力弦外有音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我觉得很不正常，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党。

    66年12月，在经过了迷惘、徘徊和思考之后，我们终于忍不住了，公开贴出了“向中央文革质疑”和“向江青同志质疑”的大字报。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两篇东西都还是很肤浅的，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文化革命，只是对文革中的个别现象提出了疑问，尤其对中央文革小组提不得一点意见的做法表示不满。比如“毛主席批评江青同志有小资产阶级情绪，我们还再要加上一句：心胸狭隘，听不得不同意见”。

    我们的做法大大激怒了他们。67年1月25日，我被扭送入狱。对此我最大的感觉是气愤而不是害怕，难道仅仅因为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可以抓人吗？在监狱待了88天，没有人理我。我愤怒地要求将我释放，我渴望辩论，渴望见到最高领导人。我巴不得他们提审、批斗，我会拿出自己的全部辩论才能和他们干一场。可就是没有人理我。后来监狱的管理员透露说：“你们都是中央文革让抓的，不是我们管得了的。”我们干等了快三个月。4月22日，监狱突然一个一个牢房提人，一下子点了一百多人，全是“老”红卫兵。我们说这回有戏看了，要是去批斗才有意思，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没想到不是去批斗，而是坐着大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首长的接见。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差不多都在。江青假惺惺地说了一句“委屈你们大家了”。当时我们都哭了起来，觉得委屈，委屈极了。还有一个原因，好久没见到周总理，这回又见到了。周总理问：“有没有清华附中的？”我站了起来，但哭得说不成话。总理那天很严肃，开始是一声不响，后来也流泪了。总理说：“在这里见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出去嘛。’”后来我们还得知，所谓的“二月逆流”，一批老帅和副总理向中央文革发难，其中也说了这样的话：“你们不教而诛！十七八岁的孩子也抓。”就是指的我们。

    --结束了。红卫兵运动由此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原来的红卫兵迅速分化了，一部分人由于沦为“革命对象”的子女和自身的思考而变成文化革命的对抗力量，另一部分人则或向造反派靠拢，或被潮流裹挟着前行。

    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开始全面夺权，中国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绵绵十载。卜大华也像千百万人一样，因卷入了这场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而在心灵上备受创伤。1976年，周总理的逝世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他由悲痛转而愤怒，他坚决拒绝参加所在单位的“运动办公室”，拒绝揭发所谓“政治谣言”。那时的中央对“四·五事件”的态度使他震惊和极为失望，他觉得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否定的眼光来看过去了。明白了这一点他首先感到的是痛苦，极度的痛苦，远胜过67年的锒铛入狱。他甚至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过问政治了！所幸的是这种念头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瞬，“四人帮”的倒台使他迅速振作起来。

    我当然没有消沉，消沉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伟大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那样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不仅因为它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还因为它是从根本上避免文化革命悲剧重演的唯一途径。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这代青年的向往和追求，要做的事情很多，真正有志气的青年人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二十年来我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责任感和热情却没有消失，而且永远不会消失。

--摘自《中国青年》1986年第10期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

   卜伟华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1967年春，周恩来在广州的一次讲话中谈到红卫兵运动时说：“饮水思源，我们就想到了清华附中红卫兵。”我哥哥卜大华和我分别是1961年和1963年考入清华附中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初中三年级，他是高中二年级。虽然红卫兵的成立已经是30多年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愿意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供研究者参考。本文根据当年留存下来的一些文字资料，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旨在对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前后的情况作一介绍。

一

西山脚下，圆明园旁，白杨丛中，一派春光。

啊，清华附中，你——朴实、进取、忠诚、坚强

——就像那日夜守卫你的白杨。

                                   ——引自(清华附中校歌》

    1960年，清华大学党委决定创办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由万邦儒任校长。同年暑期开始向全北京市招生。清华附中从创办之日起，就明确提出了“把清华附中办成第一流的中学”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清华附中要在不远的将来，不仅要赶上全国第一流中学，而且要在可比方面，在教学质量和水平方面赶上和超过解放前名牌学校。在清华大学党委的领导下，清华附中在各项工作中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学校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很快成为北京市比较有名的好学校之一。

    1964年10月，高等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和南京工学院试办预科，学制为2年，学生待遇按普通中学学生的标准执行。试办预科是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1964年2月成立，组长林枫，副组长蒋南翔)提出的改革学制、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清华大学决定从清华附中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90人进入预科，要求在数学、外语、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方面，适当提高程度，使之和工科大学本科的要求更好地衔接。90人分为两个班，分别称为预641班和预642班。1965年2月，教育部就预科学生毕业后的安排问题，函复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预科学生毕业后，应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乎录取标准者，试办预科的学校可以优先录取。1965年9月，清华附中又从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择优选拔，建立了预科651班和预科652班。

    在60年代的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理想主义的倾向。所谓理想主义，即时时事事以载于书本的最理想的描绘为准绳去衡量一切事物，凡不符合这种标准的就要受到批判。由于环境的封闭和教育的片面，青少年很难了解到现代文明和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全貌，容易以偏概全，把自己接触到的东西当作是最好的。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而世界上2／3的人民则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方针在社会上迅速蔓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断升温，这一切使广大青少年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形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关于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接班人的主张，以及他对正规的学校教育的轻视和轻率的否定，也对当时的一代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64年11月，高等教育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谈话纪要)中提到，毛泽东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清华附中作为清华大学的一个部门，也在教职工中传达了这个

清华附中预科班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思想比较活跃，其中以预651班的学生最为突出。他们中有许多人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地学习，有的人提出要在年内学完所有高中课程，有的人提前开始自学高等数学。清华附中校领导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是比较开明的，也采取了一些很开放的措施，如允许同学到图书馆去上晚自习等等。我和我们班上一个同学向学校提出：数学课以自学为主，以老师辅导为辅，学校竟然也同意了，让我们在上数学课时自己到图书阅览室去自学。后来到初三第二个学期开始时才以要准备考高中为由停止了我们的试验。当时，《光明日报》上正组织“怎样才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进行学习”的讨论。预651班在这个讨论中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许多人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小字报，贴在本班教室后面的板报栏里。1965年10月28日，预651班学生骆小海在板报栏里贴出一张题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其中写道：“造反，造旧事物的反，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拿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育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的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鉴于目前教学纪律对学习束缚之甚，大有造反的必要。这边革命分子一喊‘造反喽!’那边保皇分子慌忙打出和平旗帜，大喊‘遵守正常秩序’。……和尚的偶像很多，什么阿弥陀佛、弥勒佛，观音菩萨之类的，是多神教；穆斯林的偶像只有一个——真主，是一神教。保皇‘同志’的偶像比和尚还多，什么‘书本’呀，什么‘高等数学’呀，什么‘学校的规定’呀……是万花筒。万花筒的花样是无穷无尽的。既然有了偶像，自然是正教了。既然是正教，自然有资格骂造反的异端分子：‘你们疯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半年多以前，清华附中预651班的这些中学生就已经在按照自己对毛泽东讲话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开始以“造反”作为自己的旗帜，并喊出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开始，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不断升温，一大批学者、专家和他们的著作受到批判。同时，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下，大力提倡“突出政治”，大搞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在这种形势下，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开始把与部分教师和学校领导之间的一些具体的意见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些学生开始主要集中于预651班和预642班，还有一些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同情和支持这些学生的意见。这些学生中多数是出身于革命千部家庭，也有一些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早在一两年前，他们就与学校领导在一系列问题上意见对立，并进行多次交锋：

    1964年7月，他们就“学校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学校里要不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两个问题与校方进行辩论。一位学校党支部委员明确地答复这些学生：“学校里就是没有阶级斗争!”“家庭出身好的也出了不少反革命。”

    1965年2月，他们认为学校提出的“兴无灭资，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提得过右，而且在实际中它贯彻得还要更右一些”。

    1965年5月和1966年4月，他们两度向学校提出要求开展“小整风”，大搞阶级教育活动(如清明扫墓)，两忆三查(即：一忆阶级苦，忆先辈闯江山的艰苦卓绝；二忆自己的成长过程，忆党对自己的辛勤培养；一查自己入团来的表现。查自己的觉悟；二查自己的革命斗志、朝气；三查自己的工作，找差距，学先进)，均被学校拒绝。学校某党支部委员和团委会书记反驳说：“阶级教育在哪里不能搞?非要到烈士墓去搞？“两忆三查不能搞，我们应当坚持正面教育，以表扬为主。”

    1966年5月10日，骆小海写了一篇题为《从我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校领导的文章。指责学校不把毛主席的书作为最高指示，而是把清华大学怎么说的，(北京日报》、《前线》杂志怎么说的作为最高指标。文章说：“看一个单位，一个党组织是不是革命的，只要看它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就行了；把不把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把不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最高指示，是看待一切个人或集团革命与不革命的试金石。”在骆小海与另一位同学合写的小字报中，他们通过学校将《前线)杂志1965年第12期社论《学习的生动活泼和主动性从何而来?》印成小册子让大家学习一事，得出结论：“学校充当了邓拓的毒贩，同反党分子唱出了谐音，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情。”①

同日，万校长在全校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预651班许多学生对万校长所作的报告提出意见，质问校领导“为什么今天才作动员报告，已经落在形势的后面了，晚一天作动员报告就是犯错误。”②他们认为校领导在报告中没有强调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没有强调突出政治，没有强调在运动中要自觉革命，没有强调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认为不强调这些，那就是假革命。此外，还对学校过去不突出政治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学校领导不同意这些意见，并在不同场合批评了这些意见。5月11日，卜大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万校长的报告是很不令人满意的。他提出了要全体同学参加这场斗争，一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斗争中要有所收获’，但是又强调‘不搞大辩论，大批判’，‘不要忙于批判自己’，‘集中火力，起来战斗’等等。这实际上就是让大家不要带着自己的思想来千篇一律地向反党分子开火。难道这就是突出政治了吗?……如果像校长所号召的那样，不带着问题，不结合自己的思想参加战斗，结果只能是走形式，根本不会有多大收获。”文章最后提出“要在全校掀起一个自觉革命的高潮，开展一个突出政治的大讨论，深入严肃地批判我校过去突出政治不力的错误，从而把我校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一个更高峰，让毛泽东思想真正在我们头脑中确立统治地位。”

    5月20日，预642班学生王铭、张晓宾起草了一份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较系统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列举了从1964年下半年起，本校高62级(62级是指1962年入学的，下同)、高63级、高64级的部分学生与附中党支部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这份材料的前言中写道：“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党支部是个不坚强的党支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长期拒绝接受学生的严肃批评，坚持错误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其到底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讨论)。在当前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5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的按语后，清华附中有相当多的同学认清了学校的资产阶级办学方针的错误，纷纷要求党支部开展‘突出政治要落实到哪里’的讨论。然而清华附中的党支部躲躲闪闪，一直不公开表示态度。他们一方面不准对学校工作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说话；另一方面，四处宣传，歪曲或夸大学生提意见中的某些错误，企图制造舆论，压制和打击学生的正确批评，情节较为恶劣。我们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我们大多数人在清华附中学习、生活了两年三年以上，而且大多数人是清华附中团委会、学生会+班级团支部及其他学校工作的学生干部。我们对于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了解得比较深刻，而且曾多次向党支部提出批评，均未得到党支部郑重的答复。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很大的必要，向敬爱的党中央反映清华附中党支部的实际情况和错误言行。我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进一步深入下去，这个革命一定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去，特别是要落实到彻底改造知识分子这个关键问题上去?我们目前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要斗争下去，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下定决心，一届届、一代代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方向斗下去，直到把清华附中彻底搞红为止，直到把无产阶级教育方向在清华附中牢牢确立为止，直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清华附中真正地骄傲地飘扬为止。”

    起初，与学校对立的学生很少，全校总共也就几十人，学校领导态度比较强硬，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持反对意见的学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一名党支部委员曾对学生们讲过这样的话：“反右斗争时，党委开始不表示态度，有些党员就提意见，写大字报，‘一评党委态度’，‘二评党委态度’，结果成了右派。”一些支持校领导的学生，明确表态拥护党支部，反对预651班等少数人，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与反对派学生在食堂、宿舍等地进行激烈的辩论。反对派的学生势单力薄，常常被围攻，有时还有些推推搡搡的事情出现。但他们并不就此退缩。反对派学生早就把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抛到一边去了。他们常常在晚上活动，有的时候在教室里，有的时候就到学校西边的圆明园遗址去，开会，研究形势和商讨对策。往往要在熄灯铃响后很久才回到宿舍楼里来，好几次，等他们回到宿舍楼的时候，宿舍楼大门早被锁上了，他们只好从倒垃圾的孔道爬进楼里。有一天，在他们又要从垃圾道里进楼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进口的上方摆着几十斤重的暖气片，令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上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反对学校领导的学生不但没有被压下去，反而逐步发展，扩大，同情或支持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

反对派学生开始大多是高中生，后来逐渐有一些初中生也加入了同情、支持预651班观点的行列。我是在5月中旬左右开始对学校领导产生怀疑的。我看了预651班的一些批评校领导的小字报和文章后，觉得很有道理。5月18日晚上，我们班的男生在宿舍里就文化革命的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不少其他班的同学也来参加讨论。从发表对学校领导的批评意见到酝酿着要给校领导贴大字报。我记得．有一个我不认识的高中生把我拉到一边，很诚恳地对我说：“我爸爸是个右派分子，他犯错误就是从给党委提意见开始的。”池劝我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我听后并不为所动。其实那时候我们还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对政治问题的看法都极其幼稚。反对派学生向校领导发难的一个重要题目是关于“突出政治”。当时，《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多次就“突出政治”问题发表社论，《解放军报》明显比《人民日报》的调子要高得多，有时甚至是和《人民日报》针锋相对的。例如，《人民日报》曾提出，突出政治要落实业务，而〈解放军报〉则提出，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我就曾向邝桃生提问：“突出政治问题学校不是也经常讲吗?”邝桃生对我说：“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关键在于突出政治到底是落实在哪里?是落实业务，还是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我听后觉得好像顿时开了窍，心里对他佩服极了。  

5月29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宋个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与会者认为，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红卫兵”是前一阶段张承志写小字报时所用的笔名。①当时，阶段斗争扩大化的思潮正’迅速在全国蔓延，“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非常流行。红卫兵这一名称，简洁而响亮，能使人不由得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和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赤卫队。这一天就成》了红卫兵的诞生日，从此揭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三

5月3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邝桃生、骆小海、卜大华、王慧成、张晓宾、王铭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清华附中存在的问题。信中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我校党支部共有党员24人，预备党员5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出身，工农出身的占的比例很小。这个党支部长期以来，没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者作，拒绝把毛主席的书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很少阶级斗争观点，基本上没有执行无产阶级的办学方针，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没有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这封信洋洋万言，列举了学校党支部的20种“错误”：1．阻挠毛泽东著作的学习；2．说“清华附中没有阶级斗争”；3．大力宣传“政治要落实业务”的谬论；4，大树“业务好、政治差”的标兵和榜样；5．不搞并且阻挠“突出政治大讨论”；6．不抓阶级教育；7．突出方法论，冲淡人的思想革命化；8，对政治思想有严重问题的学生不做工作；9。根本不抓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10．政治事故，百出不穷；11．没有政治思想工作，一些学生腐化变质；12，阻挠

 在另一份大约同时的清华附中学生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中说：“我们是清华附中高二的同学，是革命的后代。我们在清华附中生活了几年，觉得我校实行了一整套、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路线。如：关于突出政治问题，关于教学改奠问题(主要是预科问题)，关于贯彻阶级路线、重在表现问题，等等。过去，我们有的同学也给学校的一些问题提过意见，但：学校丝毫没有接受。当前，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风浪里，我们提高了阶级觉悟，对学校这些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了。我们彻底地看清了在我校几年来一直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线。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向党中央，向您——最敬爱的毛主席揭发和汇报清华附中所贩卖的这些修正主义私货。”“有党中央、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有广大的工农兵给我们做坚强的后盾，我们什么都不怕，即使在清华附中暂时的‘孤立’我们也不动摇，坚决斗争到底。我们是在为毛泽东思想而战，为共产主义而战，这是光荣的的孤立!”“因情况紧急，希中央急速派工作组来。”

    6月1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发表评论员文章

    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冲锋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着刻骨的仇恨。在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脚踢开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权威”，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决战。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不准资产阶级在任何领域中负隅顽抗!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我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持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誓死跟着党中央，誓死跟着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

    1966年6月2日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我和我们班的许多同学都在上面签了名。当时的红卫兵组织很不严密，在红卫兵大字报上签了名的不一定是红卫兵，而有些人未在大字报上签名，却也是红卫兵。关键在于观点是否与红卫兵一致。

    这是红卫兵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当时大部分学生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两个内容：一是批判“三家村”，二是表示拥护校领导、党支部。也有不少大字报对预651班等反对校领导的人进行批评，以个人名义写大字报对校领导表示怀疑、甚至对校领导进行批判的极少。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是当时除红卫兵以外很少的几个明确反对校领导的人，他前后写了好几篇给学校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6月4日，团中央派了两个人到清华附中进行调查。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分别与包括红卫兵观点在内的各派学生代表进行了几次座谈，红卫兵在与他们的座谈中，感觉受到了鼓舞，斗志更加旺盛。此后，形势发展很快，红卫兵逐步从防守转入进攻。6月5日，红卫兵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面贴出一张题为《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开始公开点名批判校领导。大字报全文如下：

    万XX在5月23日干部会上，以及田XX、冯XX在以后各班级政治课上宣读的《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讨论和布置高等学校的学术批判运动)纪要山，经我们分析调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文件。

    {1)文中提到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4月17日以前已明确指出当前进行的是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叫什么“学术批判运动”。而这个反动文件所谓的“学术批判运动”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恶意歪曲。

    (2)上述反动文件的第一条是组织师生展开对《海瑞罢官》和所谓“清官”问题的辩论。统计所谓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师生共写出批判性文章1400多篇，“认真地查阅了1400多万字的资料”，这纯粹是宋硕、陆平企图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拉到所谓“纯学术”上的大阴谋。

    (3)上述反动文件第二条是：“组织下乡试行半工半读的文科学生同工农兵结合起来，批判吴晗的反动观点”。这是陆平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打击压制北大革命左派种种罪恶勾当中的一个。

    (4)上述反动文件对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存在问题的结论是：“领导落后于实际”。这是胡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捣乱。

    (5)上述反动文件说什么“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大学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好经验”，说什么“只有实行领导、学生、教职工三结合”“才能使斗争规模大、声势壮、威力强”。这是陆平独出心裁编制的骗局。总之，这个文件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文件。

    然而，我们有几个问题必须向校领导提出：

    (1)万XX在5月23日及田XX在此以后说“这个文件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认为是个好文件”。然而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本就没有批准过，也根本不会批准这个反动文件。那么我们要问，是谁告诉你们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呢?你们所谓的党中央是哪个党中央?你们为什么滥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来欺骗全体同学呢?

    {2)万XX等说这个反动文件“对当前文化大革命仍有指示意义”，我们要问，你们所谓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我们不能不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意义。

    (3)你们在4月14日华北局接收北京市委(作者按：原文如此，不确。196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协助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相隔一个多月的5月23日还把这个反动文件当作最高指示，那么在以前你们执行的“文化革命”路线，是谁的路线呢?

    (4)你们为什么要在5月23日还把这个4月17日的反动文件向同学传达呢?是不是想把这个反动文件作为向学校的革命左派进行压制批判的工具呢?

    (5)我们还要问，是谁精心编制的这个抗拒党中央，欺骗群众的大阴谋?

    全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革命的同学们，好好想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希望党支部中敢于革命的同志和全体要革命的同志们站在一起，揭穿这个大骗局、大阴谋!红卫兵1966年6月5日

    红卫兵的大字报引起了全校的广泛关注，也招来了很多反对和批判的大字报，清华附中绝大多数的师生在当时是相信党支部的，对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红卫兵程度不同地持批判态度。红卫兵在这一天还贴出了一张题为《坚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里，红卫兵向全校同学发出号召：“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向近在身旁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猛烈开火!我们要做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决不当资产阶级保皇派。”在这里，红卫兵已经毫不客气地把清华附中党支部称为“近在身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了。

6月6日，红卫兵又贴出题为《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站出来》的大字报，红卫兵以十分自信的口气写道：“我们与党支部的分歧，决不是什么个人同组织的分歧，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保皇派争夺教育领导权的阶级斗争。党中央的要在教育领域内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一下，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立即响起了第一声春雷，全北京市各大中学校纷纷响应，这场伟大的教育革命，已经席卷了全国。许多中学的左派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正以雷霆万钧之力向保皇派进行毁灭性打击!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坚信清华附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师生是要革命的，暂时受蒙蔽的，一旦了解了事实真相，就会立刻拿起武器，同我们并肩战斗!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站出来!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我们强大的靠山，全国的工农兵是我们的伟大后盾，全国各地的左派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是无所畏惧的!革命事业必胜!同志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把子弹推上枪膛，向教育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四

    6月1日以后，北京各大中学校都处于一种极度兴奋和忙乱的气氛之中。大中学生开始走出校门，各学校之间的串连越来越频繁。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积极向党中央、华北局、北京新市委写信，反映情况；一方面向北京各有关中学进行串连，寻求支持。

    6月8日上午，海淀区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以及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学校300多人相约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学校领导感到来者不善，便以“维持秩序”为名关闭了校门。这些学校的学生在校门外坚持了10个小时后，才被允许进入校园。他们与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起，在校园里刷了许多大字报、大标语。为了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好几个学校的学生都在自己写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署上了XX学校红卫兵的字样。其中，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四中红卫兵分别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副对联，一幅写的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另一幅写的是：“为革命，纵一死，又有何惧?!捍专政，复永生，血染河山!”此后，红卫兵的名称很快就在北京许多学校里传开了，以红卫兵或红旗等命名的学生自发组织成批出现。

    6月8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章建华，组员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地团干部，工作组一共15人。同时，担任海淀区工作团副团长的刘晋(原中央团校哲学系主任)也常驻清华附中，指导工作。

    6月9日，红卫兵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

    几天来，红卫兵出了一些大字报，在同学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广大同学纷纷揭露了学校中的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和事实，许多校内外同志挺身而出，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立场。这一切，大大鼓舞了我们必胜的信心，我们最热烈地欢迎你们，革命的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在捍卫毛泽东思想，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搏斗中团结起来。

    现在，斗争还仅仅是开始，一小撮保皇党和别有用心的人还在挑拨、谩骂、负隅顽抗，他们企图在学校里制造两派同学的争执，而让我们的敌人从中溜掉。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要用主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洞察一切，决不能含糊。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校内外资产阶级当权派和他们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争夺教育界领导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培养什么样接班人的大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让别有用心的人岔开我们的道路，分散我们的精力。

同志们，为了扫清一切牛鬼蛇神，为了让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在清华附中上空骄傲地永远飘扬，让我们团结起来，贡献出自己全部、全部的力量!

红卫兵

1966年6月9日

    其实，到此为止，红卫兵在学校里的人数上还是少数，据工作组进校时的统计，红卫兵共101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8％左右。这时候的红卫兵组织还没有后来那样讲究出身，干部下弟占大多数，但非于部子弟也大约占三分之一。①红卫兵人数虽少，但它有组织，有目标，有干劲，力量正在迅速壮大；相反，学校领导人却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显得力不从心，不知所措，只能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工作组一进校，大多数师生就已经认定，校领导肯定是有问题的。

6月9日晚，工作组在学校操场上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刘晋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称红卫兵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严厉要求以万XX为首的附中党支部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事后知道，清华附中工作组之所以能够一进校就明确表态支持红卫兵，是因为团中央领导人当时已经认定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党委烂掉了。胡克实在对刘晋等人的讲话中就说过：“清华大学的领导对文化大革命是采取对抗的态度”，“蒋南翔用他取得的领导权来进行反对文化革命的活动”。他要求清华附中工作组“要进一步挖出清华附中的黑线人物”，“清华附中搞好，是清华的突破口”，“希望从你们附中挖出清华党委的问题”。

工作组进校后，校内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绝大多数师生很快就从“拥护党支部”，批判红卫兵，转向“口诛笔伐”万XX等附中的“牛鬼蛇神”。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于6月17日、19日和20日，三次召开全校师生声讨批判大会。在6月20日的声讨批判会上，刘晋宣布清华附中校长万XX停职反省。红卫兵的队伍也得到迅速壮大，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人数从101人发展到300多人。红卫兵的组织受到“左”的阶级路线的影响，发展的新成员大多为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即所谓“红五类”，但也并不是清一色的，据当年9月的一个统计，清华附中红卫兵中出身非红五类的大约占10％左右。

清华附中工作组于进校后不久写的一份汇报材料中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到目前为止，全校师生已贴出20000多张大字报，揭露了一批严重问题，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开展了批判斗争，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7％。目前，左派学生已增加两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9％。6月8日，外校300多人来声援左派，被拒之门外10小时，并调来大学部的打手——校卫队，请来海淀分局的便衣队，企图镇压群众运动。6月4日，团中央派2人来了解情况，被盯梢、偷听。在工作组进校前，17名干部子女自发地组织了红卫兵。他们的主要特点：一是根子正，出身成分好，大部分是革干子女；二是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三是敢于革命，斗争性强。工作组进校前，尽管他们力量单薄，受到围攻，但他们坚持革命，勇于向学校提意见，敢于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他们不怕开除、不畏失学，坚决顶住了右派的围攻。事实证明，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年轻一代，听党的话，敢于革命，真是可贵得很!可爱得很!……进校二十多天来，基本上没有发生打人、体罚、破坏公共财物等现象。”①

五

    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之初是全力支持红卫兵的，但不久即与红卫兵产生了分歧。6月21日，清华附中召开全校师生代表大会。在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红卫兵与工作①(清华附中工作组的汇报材料)(1966年7月4日)，存于北京市档案馆。组发生了分歧。工作组要求革委会有广泛的代表性，应该吸收一些红卫兵以外的左派参加。红卫兵认为那是“拉夫”，会使革委会背“包袱”。在红卫兵的坚持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全部由红卫兵担任。王铭任主任，张晓宾、卜大华任副主任。“从这一事件中，工作组发现红卫兵领导核心对工作的领导和团结大多数的问题上，存在不正确的认识。”①

    在此前后，红卫兵与工作组之间还发生了一些摩擦，一些红卫兵违背工作组布置的学习、讨论内容，自己另搞一套；一些班级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开了“整”右派学生②的会；有的革委会成员在同学中公开谈论与工作组的矛盾。当时社会上也很混乱，有传言说“团中央有问题，三胡③完蛋了。”

6月23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团结大多数的问题。红卫兵认为这篇社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是折中主义。红卫兵决定公开进行反击。6月24日，红卫兵在教学楼一楼门厅贴出两张大字报，一张贴在门厅的正面，就是众所周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④；另一篇贴在门厅的左面，题目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②，全文如下：

《中国青年报》6月23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文章。它出来之后，立即受到我校右派的赏识，把它当作打击左派的一根大棒。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它充当了许多牛鬼蛇神、保皇党分子抵抗文化大革命的护身符。团中央不是不知道，学校中有严重修正主义思想的师生不在少数；团中央也不是不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这场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扫除一切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大革命；团中央也不是不知道，我们这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我们的成长和思想的改造，关系到我党我国革命的前途，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我们这一代承担着毛主席的全部希望和世界人民的全部希望。一切拒绝改造的人，都纷纷在这篇社论下，躲避革命的炮火，他们不但固守，而且把它当成大棒，向左派反攻倒算，翻案风顿时大作!你们为右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反革命弹药。请看那些过去愁眉苦脸的右派们，今天是多么兴高采烈哟!这篇文章的立场不是很鲜明的吗?

    在这篇社论中，我们认为有两点原则性错误：

    一、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一味强调团结，散布了阶级调和论，抹杀了复辟反复辟斗争的严重性。现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有许多学校左、右派分不清，甚至有些工作组，依靠右派打击左派。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分清阶级界限，革命与反革命界限，区分左中右，依靠左派打击右派，争取、团结和教育大多数。而绝不能抹杀左中右的区别，搞折中主和稀泥。主席说：“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论人民民主专政))

    二、对各派力量不从阶级本质上分析。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绝对大部分反动阶级的子女都是积极的保皇派，他们中间坚持反动立场的为数甚多，这难道仅仅是“受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蒙骗，说了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问题吗?这不是明摆着为他们开脱罪责吗?

    最后，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左派的光荣责任?是首先强调革命、斗争呢，还是一味强调无原则团结呢?希望你们作公开的深刻的检讨，消除它的危害。

                                       红卫兵

                                   1966年6月24日

6月25日，红卫兵又贴出题为《必须触及灵魂》的大字报，阐明自己对团结大多数问题的观点：“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同学，这是毫无疑问的。毛主席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我们要通过斗争来达到团结，而团结的目的又是为了更好地斗争。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斗争中越来越多的同志觉醒过来，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讲团结，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革命。如果你死抱着你自己那一套不放，以种种方式坚持自己的立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怎么能出污泥而不染呢?)，我们决不能放弃原则去团结你们。我们要大斗特斗，直到这些人真正触及灵魂，敢于清除自己灵魂深处的污秽，我们才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红卫兵的行动使工作组大为恼火，工作组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实际矛头是指向工作组的”。①清华附中工作组将红卫兵与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归纳为：“一是主攻目标的问题。我们认为要首先集中火力打击极少数的牛鬼蛇神，而他们借口‘触及人们灵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旧思想’，想整同学，有的班已整了三次同学。二是团结绝大多数的问题，我们认为经过斗争，要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他们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说：‘我们班上起码有30％的人不能团结’。三是党的领导的问题，我们认为，党的领导通过工作组来体现，他们却提出：‘只相信毛主席’，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实际上是不要工作组的领导，搞红卫兵专政。”工作组当时确立要采取的方针是“保护左派的积极性，在旗帜鲜明、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耐心来教育左派，提高警惕，仔细观察动向，注意左派核心是否有假左派真右派混入。”②

    工作组承认红卫兵是左派，但又感到红卫兵独立性太强，难以驾驭。6月26日，胡克实听了刘晋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没有政策水平”，“相当不懂事”。他提出“要跳出红卫兵的圈子，团结红卫兵以外的左派”。他在6月27日的汇报会上又说：“我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对红卫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针，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③6月25日，个别红卫兵成员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转抄到清华大学去，表示对反对清华大学工作组的蒯大富的支持。此举引起清华大学拥护工作组的许多学生的愤慨，纷纷到清华附中贴反对红卫兵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甚至提出要求工作组“逮捕反党反社会宅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当时正值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提出“反干扰”的要求后不久，许多反对工作组或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被当作“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坏人”，而受到批判，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非法”。但清华附中红卫兵此时士气正旺，并没有在这样的形势下退缩，他们于7月4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在文中转引了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一篇短评

    而清华附中工作组为了转变红卫兵的观点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他们多次召开红卫兵骨干会，进行思想工作，他们还发动一些红卫兵家长来教育红卫兵。但都收效甚微。秉承团中央负责人关于恢复党团组织的要求，在工作组一手安排下虽然成立了一个并未包括红卫兵全部负责人参加的分团委，但在红卫兵的坚决抵制下也未能发挥任何作用。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日趋紧张，有的红卫兵负责人曾当面顶撞工作组成员，但红卫兵始终没有与工作组公开决裂，总是尽量取得工作组的支持；而工作组也一直力争通过诱导来解决红卫兵的问题，团中央负责入曾指示刘晋，可以通过搞红卫兵某负责人父亲的问题来压红卫兵，刘晋也没有执行。在一般公开场合，红卫兵和工作组还是保持着比较正常的关系。虽然双方的争执、摩擦不断，却也没有立即反目为仇。

    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为消除工作组与革委会(当时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并未建立单独的领导机构，革委会同时也是红卫兵的核心机构)的矛盾，在学校办公室召开了有工作组全体成员和革委会大部分成员参加的会议。工作组指出红卫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个别成员背着工作组搞非组织活动，诋毁工作组，个别人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坏人。而红卫兵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作组对红卫兵口是心非，表面肯定，具体否定，甚至提出对红卫兵组织要分化、瓦解；这些东西都已写进了工作组的汇报材料中，刊载在团中央所编《文革简报)第四期和第十期中，这些材料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许多学校的工作组提出取缔红卫兵，取消小集团的非组织活动，皆由此而来。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夜，会上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气氛非常紧张。会议当中，团中央领导还两次来电话，指示要对红卫兵中的“坏人”公开点名，但慑于红卫兵的高度团结和政治理论方面的“骁勇善战”，以及对于未来政治斗争前途的不确定性，工作组主要负责人并未贸然“公开点名”，因此，工作组与红卫兵的矛盾未能公开激化。(1)

    7月27日，海淀区召开中学生代表大会，江青等人到会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当场宣布将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杰罢官。消息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决定将与工作组的矛盾公开。当晚在校内贴出《向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猛烈开火)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后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产生了不少错误。在这里，清华附中革委会和红卫兵向全体革命师生发出号召：向工作组的这些错误猛烈开火!

    清华附中工作组在我校犯了哪些错误呢?

    (一)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不指导全体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自己也不努力学。

    (二)毫无阶级感情。以执行党的政策为名，对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爱护备至，体贴入微。对反对革命言行不闻不问。对右派学生包庇、袒护，对革命左派红卫兵却猜疑分化，严重地阻碍了贯彻阶级路线，妨碍阶级队伍的形成。

    (三)专横跋扈，不走群众路线，独断专行。革委会成为傀儡一个，毫无权力。

    (四)打击红卫兵，抬高工作组，不惜使用造谣之手段。对红卫兵、革委会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

    (五)反对搞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触及灵魂。说什么搞人的思想革命化妨碍打主攻方向，一派胡言乱语。

    (六)命令我校同学盲目支持石油附中团中央工作组，却不许我校同学了解真实情况。

    (七)千方百计反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造反行已成为我校文化大革命继

    党中央号召我国全体人民，更努力地学习最高指示，忠实地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地宣传最高指示，勇敢地捍卫最高指示!

    工作组有很多言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现在是全体革命师生起来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了!

    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再一次向全体革命师生庄严号召：一切革命的师生行动起来，对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予以揭发、批判、斗争，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捍卫毛泽东思想。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清华附中革委会红卫兵领导核心小组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交给了主席台上就座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请她将大字报稿和信转交给毛主席。红卫兵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大意)。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

    红卫兵回到学校后，又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其中写道：“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还需要!”把“造反”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了。

    六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王铭和卜大华，将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传达给红卫兵。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求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当天就作为一份重要文件印发给刚刚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尽管没有正式发表，这封信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还是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组织不但在北京各中学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在各高校、机关也开始有了发展。

    随着红卫兵组织的迅速发展，北京市不少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斗的现象，一哄而起的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各行其是，为所欲为。一些红卫兵组织任意揪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抄家、打人之风日甚一日。8月6日，在天桥剧场召开的关于对联问题辩论会上，散发了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红卫兵联合发出的

    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首都和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经毛泽东提议，1500名学生代表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游行。清华附中的二十几名代表也兴高采烈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我们第一次在那么近的距离看见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与他们在一起照了相。骆小海、韩军、宋柏林3人按捺不住好奇和激动的心情，乘警卫不注意，径自闯进了天安门城楼中央的会客厅，见到了毛泽东。他们激动地连声向毛泽东问好，祝他万寿无疆。毛泽东回答说：“万寿也有疆嘛!”当骆小海等人告诉毛泽东，他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时，毛泽东大声地向他们说：“我坚决支持你们!”红卫兵问起毛泽东写信的事，毛泽东说：“那是草稿，还没有发给你们哪!”毛泽东大概想对这封信进行一些斟酌、修改后再正式发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红卫兵组织很快就产生了分化，所谓“老红卫兵”的作用和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信后来始终没有正式发出。

8月19日，各大报刊在发表大会消息的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坚决支持，对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起了关键的作用。“8·18”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布全国城乡。

 6月25日，红卫兵又贴出题为《必须触及灵魂》的大字报，阐明自己对团结大多数问题的观点：“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同学，这是毫无疑问的。毛主席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我们要通过斗争来达到团结，而团结的目的又是为了更好地斗争。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斗争中越来越多的同志觉醒过来，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讲团结，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革命。如果你死抱着你自己那一套不放，以种种方式坚持自己的立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怎么能出污泥而不染呢?)，我们决不能放弃原则去团结你们。我们要大斗特斗，直到这些人真正触及灵魂，敢于清除自己灵魂深处的污秽，我们才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红卫兵的行动使工作组大为恼火，工作组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实际矛头是指向工作组的”。①清华附中工作组将红卫兵与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归纳为：“一是主攻目标的问题。我们认为要首先集中火力打击极少数的牛鬼蛇神，而他们借口‘触及人们灵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旧思想’，想整同学，有的班已整了三次同学。二是团结绝大多数的问题，我们认为经过斗争，要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他们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说：‘我们班上起码有30％的人不能团结’。三是党的领导的问题，我们认为，党的领导通过工作组来体现，他们却提出：‘只相信毛主席’，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实际上是不要工作组的领导，搞红卫兵专政。”工作组当时确立要采取的方针是“保护左派的积极性，在旗帜鲜明、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耐心来教育左派，提高警惕，仔细观察动向，注意左派核心是否有假左派真右派混入。”②

    工作组承认红卫兵是左派，但又感到红卫兵独立性太强，难以驾驭。6月26日，胡克实听了刘晋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没有政策水平”，“相当不懂事”。他提出“要跳出红卫兵的圈子，团结红卫兵以外的左派”。他在6月27日的汇报会上又说：“我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对红卫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针，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③6月25日，个别红卫兵成员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转抄到清华大学去，表示对反对清华大学工作组的蒯大富的支持。此举引起清华大学拥护工作组的许多学生的愤慨，纷纷到清华附中贴反对红卫兵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甚至提出要求工作组“逮捕反党反社会宅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当时正值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提出“反干扰”的要求后不久，许多反对工作组或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被当作“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坏人”，而受到批判，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非法”。但清华附中红卫兵此时士气正旺，并没有在这样的形势下退缩，他们于7月4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在文中转引了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一篇短评

    而清华附中工作组为了转变红卫兵的观点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他们多次召开红卫兵骨干会，进行思想工作，他们还发动一些红卫兵家长来教育红卫兵。但都收效甚微。秉承团中央负责人关于恢复党团组织的要求，在工作组一手安排下虽然成立了一个并未包括红卫兵全部负责人参加的分团委，但在红卫兵的坚决抵制下也未能发挥任何作用。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日趋紧张，有的红卫兵负责人曾当面顶撞工作组成员，但红卫兵始终没有与工作组公开决裂，总是尽量取得工作组的支持；而工作组也一直力争通过诱导来解决红卫兵的问题，团中央负责入曾指示刘晋，可以通过搞红卫兵某负责人父亲的问题来压红卫兵，刘晋也没有执行。在一般公开场合，红卫兵和工作组还是保持着比较正常的关系。虽然双方的争执、摩擦不断，却也没有立即反目为仇。

    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为消除工作组与革委会(当时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并未建立单独的领导机构，革委会同时也是红卫兵的核心机构)的矛盾，在学校办公室召开了有工作组全体成员和革委会大部分成员参加的会议。工作组指出红卫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个别成员背着工作组搞非组织活动，诋毁工作组，个别人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坏人。而红卫兵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作组对红卫兵口是心非，表面肯定，具体否定，甚至提出对红卫兵组织要分化、瓦解；这些东西都已写进了工作组的汇报材料中，刊载在团中央所编《文革简报)第四期和第十期中，这些材料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许多学校的工作组提出取缔红卫兵，取消小集团的非组织活动，皆由此而来。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夜，会上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气氛非常紧张。会议当中，团中央领导还两次来电话，指示要对红卫兵中的“坏人”公开点名，但慑于红卫兵的高度团结和政治理论方面的“骁勇善战”，以及对于未来政治斗争前途的不确定性，工作组主要负责人并未贸然“公开点名”，因此，工作组与红卫兵的矛盾未能公开激化。(1)

    7月27日，海淀区召开中学生代表大会，江青等人到会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当场宣布将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杰罢官。消息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决定将与工作组的矛盾公开。当晚在校内贴出《向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猛烈开火)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后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产生了不少错误。在这里，清华附中革委会和红卫兵向全体革命师生发出号召：向工作组的这些错误猛烈开火!

    清华附中工作组在我校犯了哪些错误呢?

    (一)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不指导全体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自己也不努力学。

    (二)毫无阶级感情。以执行党的政策为名，对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爱护备至，体贴入微。对反对革命言行不闻不问。对右派学生包庇、袒护，对革命左派红卫兵却猜疑分化，严重地阻碍了贯彻阶级路线，妨碍阶级队伍的形成。

    (三)专横跋扈，不走群众路线，独断专行。革委会成为傀儡一个，毫无权力。

    (四)打击红卫兵，抬高工作组，不惜使用造谣之手段。对红卫兵、革委会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

    (五)反对搞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触及灵魂。说什么搞人的思想革命化妨碍打主攻方向，一派胡言乱语。

    (六)命令我校同学盲目支持石油附中团中央工作组，却不许我校同学了解真实情况。

    (七)千方百计反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造反行已成为我校文化大革命继

    党中央号召我国全体人民，更努力地学习最高指示，忠实地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地宣传最高指示，勇敢地捍卫最高指示!

    工作组有很多言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现在是全体革命师生起来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了!

    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再一次向全体革命师生庄严号召：一切革命的师生行动起来，对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予以揭发、批判、斗争，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捍卫毛泽东思想。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清华附中革委会红卫兵领导核心小组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交给了主席台上就座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请她将大字报稿和信转交给毛主席。红卫兵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大意)。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

    红卫兵回到学校后，又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其中写道：“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还需要!”把“造反”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了。

 

 

 

 

 

一篇重要的史料

骆小海

 

 

 

            一篇重要的史料

本文作者是骆小海，红卫兵首席笔杆子，后来到了美国。

 

1966年，当时我才12岁。8月的一天早上，大人们议论纷纷，说的是西单商场的霓虹灯被中学生砸烂了，而且中学生在马路上拦截所有留长头发的人，并用剪刀强行剪除；对穿细腿裤的人，则也是用剪刀将其剪破。人们神情复杂，预感要出大事了。紧接着，破四旧开始，夜里经常是砸门的喧嚣，抄家开始了。一些熟悉的老人一夜之间，变成堆在汽车上的僵尸，马路上一堆堆燃烧过后的灰烬，还可看到那些所谓“四旧”的遗迹，它们是书籍，古旧家具和各种带有前朝符号的器物。文革就是以这种方式正式开始的。制造这一切的，就是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多年以后，随着风云际会，也接触和认识了一些那时红卫兵的骨干，甚至个别与发明这个称号有关的人，更听到过许多关于“红卫兵”诞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和自己少年的经历，共同构建了我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框架，但最近在世纪学堂所见的一篇匿名文章，却让我真正了解了那个谜一样的节点，就像真正触摸了那段时间。现将这篇文章贴出，和大家再次重温那段诡异的历史。培根认为，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那么为此，我们也要牢记那场民族的灾难。　 

 

＂红卫兵＂的由来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出现了全国第
一个独立学生组织，名为“红卫兵”。不久，独立学生组织在北京的中学里蔓延，
多数采用了“红卫兵”的名称。到了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
红卫兵代表三千多人，同时另有大批红卫兵和其他人士在广场上集会，号称百万。
经媒体报道，红卫兵组织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红卫兵”成了专有名词，为最高
当局所承认。

　　多年前，清华附中老校友周舵曾经问我，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是否有内线？
意思是，是否有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操纵。人们对红卫兵的不解或误解有多么深重！
哪怕是我的同校或同班，哪怕几十年过去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卫兵的胎气似乎早在一两年前就种下了。１９６４年
，中国脱离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已两年有余。肉和米面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饭。中共
中央的革命英姿也突然粗壮起来。国内学雷锋，四清五反，忆苦思甜，学习毛著；
国际上抗美援越，反修反苏。一度阴气沉沉的清华附中也重新焕发出朝气。校长万
邦儒，四川人，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人称“卡斯特罗”〔３〕。他也确实像卡
斯特罗一样，常作政治报告，不过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带动下，清华附中在北京
异军突起。食堂多了肉菜和牛奶。以“三从一大”〔４〕，共青团员上跑道，建立
体育专业集训队等方式开展全校体育运动，在中学运动会上夺锦一年比一年多，直
到逼倒一Ｏ一中〔５〕，跃居魁首。教学上突破北京市教育局体系，创办大学预科
，自编教材，突出数理外语，强调生动活泼，有每周一次的电影课，参观新技术展
览，参与了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在文艺活动上开发了自己的音乐舞蹈史诗
。这一系列举措带着新兴力量的创意，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奋发有为的性格。如
高中二年级的邝桃生，杨磐，阎阳生和张承志，组织了“红鹰”小组，学习高三课
程，志在提前一年报考大学。清华附中别具一格地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
件，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
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
厚的革命色彩。

　　清华附中的军训活动五花八门，有射击队，航海队，工程兵队等。教练都是现
役军人。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队的爆破班，学过点炸药。和现役军人接触，也熏染
到当时军队的新思想。教练曾经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界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要把
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还提到《红楼梦》。这里有两
个风波。一个是与北朝鲜交换节目。朝鲜给中国话剧《红色宣传员》，革命的；中
国给朝鲜唱剧〔６〕《红楼梦》，封建的。一个是１９６３年北京公映上海和香港
合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后来在军内被禁。说是，战士看了《红楼梦》，还能
打仗吗？爱好越剧的我当时就看了两遍，不免为军人感到可惜。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星期天，我和预科６５２班的韩军在从颐和园航海军
训回来的路上，聊起了“造反”的问题。这个题目源自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我
们感到，在新时代“造反”，就是突破陈规，突破权威。当天，我就把我们谈话的
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又贴到班级的墙报上，引起了一番争
论。虽然文中有对邝桃生不敬的话，但他还是很大度地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不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预科６５１
班的同学当中也引起了争论。大家关心报刊上的争论，由来已久。前面已有古代清
官问题，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等。我是不大同意报上的批判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则
比较理解，说“仁”有“大仁义”“小仁义”之分，道理有“大道理”“小道理”
之别。邝在政治上比较早熟些，我和卜当时都尊他为我们的“启蒙者”。这次海瑞
罢官的问题，我还是不同意姚的批判，认为是“牵强附会”，“不讲道理”。这次
谁也没说服我。不过，我们在教育界革命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对照毛泽东几次关
于教育问题的指示，对照军队的榜样，大家都认为，教育界问题很大。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３日，我们预科６５１班的１１位男女同学借着学校放
４天假的机会，带著指南针、手表、晶体收音机、照相机、被子、锅和挂面到北京
西郊戒台寺和潭柘寺一带野营。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换了关于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
法。也是巧合，就在野营过程中，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阿尔巴
尼亚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好像一颗信号弹。回去以
后，这批人成了预６５１观点的主要力量。他们除了卜骆邝三人，其余都不是干部
家庭出身。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确是红卫兵的
源始。

　　提到潭柘寺，更应提到圆明园。四十年前，清华附中的外周还是一片乡野。西
面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广阔的圆明园废墟遗址。那时还没有任何围墙遮拦，是谁都
可以任意光顾的地方，可以说是清华附中的后花园。里面绿树成林，泉水淙淙，野
花遍地，猬兔出没。附中学生经常到圆明园去玩，谈心，复习功课。远瀛馆的残柱
断壁，有著奇特的激发效应。让人总觉得它在与你对话。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
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
的那次会议。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

　　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和署名“高炬”和“何明
”的文章，抨击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党的系统修正主义色彩已经明朗。５月１０日
，清华附中党支部书记万邦儒利用广播系统向全校作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报告。这一
报告当即引起了预科６５１班部分学生对学校党支部的批判。他们提出了三条口号
：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他们认
为，党支部没有领会到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这种崭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后于文化革
命的新形势，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这种观点被称为“预６５１观点”。预６５
１观点与日后的阶级路线无涉，预６５１班不同政见者多数都不是干部子女。批判
是以墙报为形式的。署个人真名或笔名，往往结成小组。

　　预６５１观点引起了许多班级同学的关注。赞成预６５１观点的学生，互相交
流，在各班纷纷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墙报，在内容上进而扩展到对学校党支部教育
路线的抨击。方式还是很温和的，也注重理性。例如，后来成为红卫兵领导人高中
三年级的王铭就认为预６５１批评党支部为“实用主义”有点过头了。然而党支部
对他们进行了压制和威胁，说他们是“反党”“右派”。学校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
面。更为险恶的是，在清华大学党委的指导下，已经内定若干人为“反动学生”，
准备开除团籍，并向公安部门报案。

　　不久，传来了毛泽东５月７日给林彪信中一段涉及教育界的话：“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
家认定，党支部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不是偶然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５月２０日，王铭和张晓宾写了一份文件，题目就叫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
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
。基于高６４２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的“红卫兵”一名被采纳〔７〕。次日，
５月２９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
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５月２９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
织的成立日。５月３０日，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大会，肯定了这次斗争的阶
级性和必要性，并传达了坊间流传的毛泽东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２
０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
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
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
而奋斗终身！〔８〕

　　当场不少人都热泪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党支部的严厉压制下，红卫兵领导层对形势比较悲观，在组织成立之始就提
出了退缩的策略。浑然不知出头之日就在眼前。６月１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
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６月２日报纸登出。红卫兵领导层如
梦初醒，决定重新采取攻势，于６月２日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大字
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一次在全校亮
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开招兵买马，因为大字报下留了很大的空白，请同意者签
名。结果签字者有一百多人，除了原有的不同政见者外，又多出几十新同志。此后
，红卫兵的大字报便频频出击。

　　在新形势下，党支部不敢对“右派学生”贸然下手。但是似乎也不知自己的末
日即将来临，继续鼓动师生围攻红卫兵。殊不知这时红卫兵已经广泛联络外校、报
社、家长，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支持。外校学生到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猛烈抨击
党支部是修正主义。６月８日，外校学生３００多人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
校方紧闭校门，学生两派情绪激动对峙多时，但始终限于言辞，并无武力冲突。红
卫兵和支持者们决心坚持到底，１０小时后，校方终于打开大门。外校支持者们在
校园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对党支部的声讨，多以本校“红卫兵”
名义署名。从此，“红卫兵”这一称号和它所标志的独立学生组织从清华附中蔓延
到了北京市的许多中学。

　　就在６月８日事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人不知鬼不觉地
进驻了清华附中，次日就宣布支持红卫兵，说红卫兵是左派。形势急转直下。校党
支部被作为“黑帮”打倒了，全校变成一边倒地声讨校领导。红卫兵组织急剧扩大
。

　　然而，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承认独立于党之外的学生
组织，在共产党当权时代还从来没有过。所以工作组虽然说红卫兵是左派，仅仅指
这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学生而已。但从未把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来承认。这一点他们
得到过刘少奇党中央〔９〕的指示，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工作组以解散红卫兵
为目标，对红卫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击红卫兵中不肯就范
的人，并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团委取代红卫兵。

　　在这种情势下，红卫兵一部分骨干分子，于６月２３日下午在二楼办公室聊天
，说到了要继续发扬造反精神。一直聊到天黑，由于聊得入神，大家忘记了开灯。
两位女同学说，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写下来就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
我。第二天，６月２４日，一张标题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出现在
教学大楼门厅。在共产党的天下倡言“造反”在当时还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责难
纷纷。６月２５日，红卫兵之外的张曙平、刘刚等同学把这张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
校园里，支持当时被清华大学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引来了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对红
卫兵的猛烈攻击。清华附中工作组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写了简报
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中央把这篇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其实，当
时不过是提倡一种精神，给大家鼓鼓劲，换个面貌而已，并非特有所指。

　　为了回答责难，《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也准备好了。其中强调我们提倡
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后来这句口号改为“只
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７月４日贴出。特别是引经据典，把毛泽东“造
反有理”的话找了出来。这条鲜为人知的语录是在６月９日被人民日报的一则国际
评论披露，注意的人不多，而红卫兵却记下了，不过在写前一篇论造反精神的文章
中没有提，就想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此后，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就弄得尽人皆知了
。

　　７月１日建党纪念日，北京大学附中的左派学生（即受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邀
请各校左派学生代表去参加庆祝晚会。清华附中红卫兵去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那里气象不凡，大开眼界。首先北大附中左派都是清一色绿军装，耀武扬威，这
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提倡百姓装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个个都是干部子女，我
们虽然也以干部子女为主，但是毕竟还有一批非干部子女的元老。在晚会上，他们
把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隔离在观众席外围，大大突出了阶级界限。询问之下，方知
他们这一切都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这个晚会的一大功绩是首次唱出日后红卫兵运
动的战歌《造反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原是“干部子弟举红旗”，我建议改为“革
命后代举红旗”，得到采纳。

　　工作组为了分散红卫兵的力量，７月中旬把卜大华等大批红卫兵骨干分子调出
北京去军训。我等留在学校的人不觉十分郁闷。却不知形势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天翻
地覆的变化。

　　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开始找刘少奇和工作组的问题。７月２
６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江青等到北京大学宣布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号召学
生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保姆。消息传来，原来谨慎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立刻决
定全线出击，于７月２７日凌晨发表由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匆匆写
就的声讨工作组的檄文。王铭同时还起草了《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造反
精神永远需要，由我修改后发表。瞬息间，党的化身工作组成了过街老鼠。同学们
觉得红卫兵又对了。校园里出现了“永远跟著红卫兵”的大标语。

　　７月２８日，我和邝桃生等参加了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的电影院举行的海淀区
中学生大会，发现江青在场，幸亏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的论
造反的大字报（但缺《三论》），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写了一张给毛泽东
的条子。大意是请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动的。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而且于７月
３１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

　　清华附中的人当时并不知情。８月２日，我们才从矿院附中的学生那里听说。
他们用电话逐字给我们传达了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全文。我们将信将疑。
８月３日，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和卜大华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才看到
了作为中共正式文件的那封信。不过，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也没有收到这封信。

　　这时，北京的中学几乎都有了类似红卫兵的学生组织。一般有两派。总有一派
叫“红卫兵”，另一派就叫个别的的名字，以“红旗”较为普遍。其他的名字如“
赤飙”“红红红”是较为独特的。但是在全北京市来说，并非同名就是同一派。如
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师大女附中“红旗”，石油附中“赤飙”　关系好；北大附中“
红旗”却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石油附中“红卫兵”关系好。清华附中倒只有
一派。

　　这两派的分歧在８月１３日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的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北大附中及西城区几个中学坚持要把大会的主题定为斗争据
说是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反对涉及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
四十七中红红红和师大女附中红旗则主张大会应当避免庸俗化，突出政治，以控诉
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为主题。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最后王任重出来打圆
场，说可以斗小流氓，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你们就不要发言了，由李富春代表党
中央宣布处理团中央负责人。所谓小流氓就在多位中央大员的莅临下，被押到有十
万人出席的体育场草坪上，接受辱骂和拳打脚踢。李富春也如约宣布胡耀邦等三位
胡姓书记停职反省。

　　军装袖章在这时开始流行。这个风气是北大附中红旗带起来的。七一晚会时，
只有军装尚无袖章。到了８月，红袖章出现在北大附中红旗的胳膊上。确实好看神
气。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对北大附中红旗的美学意识感到钦佩，但另一方面
仍然坚持平民着装的传统，只有在接见外宾场合才临时换装。袖章则长期阙如，直
到后期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一些个人才自制了一些袖章。

　　１９６６年７、８月之交，工作组撤离，学生建立独立组织，是北京市中学文
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外间所熟知的“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
特征。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非这个主流的引领者，其贡献仅限于“红卫兵”这一名称
和造反精神而已。它一方面受到主流的强大影响，身不由己而跟随；另一方面，也
挣扎着与主流抗衡，企图纠正那些偏差。

　　阶级路线是红卫兵运动的显著标志，体现在“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
蛋”这一著名对联上。这副对联似乎是从外语学校传出来的。清华附中不同政见的
学生，主体是干部子女。虽然预６５１班起事者大部分是非干部子女，所提出的纲
领也未涉及阶级路线，但预６５１观点的领头人却是该班少数干部子女。不久，这
个不同政见的运动就被清华附中原来已经存在的干部子女圈子所吸纳，也不免要讲
阶级路线。当对联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多数人赞成，少数人有所保留。当时红卫
兵领导层的看法是：符合当时运动的需要，但不是党的根本政策。因此，也有人参
与了推动对联的外校辩论。但对红卫兵骨干成员以“齐向东”名义发表的《阶级路
线万岁》一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作了修改，并对该成员做出了停职反省的处分
。修改稿当然还是鼓吹阶级路线的，不过锋芒减弱了很多。

　　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其他做法，例如抄家，砸路牌招牌，改商店名路名，剪头
发，禁美丽服饰等，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是不赞成或不感兴趣的。对这些活动中
出现的暴力行为，是明确反对的。

　　８月６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红
卫兵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呼吁书同时也递交
给了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当场表示了赞扬，说是符合毛泽东的
辩证法。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
众运动。不过信息不大灵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并不知晓，于８月１３日，在
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再次散发《呼吁书》。据说北京四中学生组织负责人曾列席
中央高层会议。他们在八一三大会上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８月下旬，北京已进入红色恐怖高潮。对此深感不安的红卫兵领导层向分管清
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的措施。王表示，中央说话不
如红卫兵自己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就来钓鱼台写一写吧。８月２６日，这个任务交
给了我和张晓宾。王任重说内容由我们自己决定，但是希望提一下对新市委的态度
，以及做事要先动口再动手。这是因为当时北京市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新市
委的政令不如中学红卫兵或西城中学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灵光。中学红卫兵为所欲
为，已经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颇有点象义和团进京。例如，取缔民主党派，就是
中学红卫兵擅自宣布的，根本想不到要向党中央请示。我们一共写了十条意见，除
了王提示的外，主要内容有：呼吁红卫兵正视自己的错误；反对打人，打人“只能
触及皮肉”，应该“讲道理”；纠正打倒一切的偏差；左派内部应该团结；团结非
红五类，“不可笼统地叫作狗崽子”，他们也可以被吸收进红卫兵，恢复“重在表
现”政策；反对胡乱串联；反对抄家、剪头发、禁卖点心等一类以破四旧为名目的
破坏活动。意见的总标题是卜大华定的：《十点估计》，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第二
天，８月２７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红卫兵组织人马乘坐数十辆卡车
到北京市内的红色恐怖的重灾区进行大规模宣传，并了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

　　《呼吁书》和《十点估计》在民间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为此，我
们收到了无数的感谢信，人们还敲锣打鼓上门致谢。也收到了许多控诉。遗憾而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当日，打人风潮波及清华附中，发
生了自杀事件。这些日子，北京市经常传来　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色恐怖被
这些传闻一浪又一浪地推向高潮。８月２５日，又传来红卫兵被杀的消息，整个北
京市发疯了。清华附中也被卷入了阶级复仇的狂潮中。

　　至于抄家，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一部分人也干了。他们尖锐批评红卫兵领导已经
大大落后于形势，连抄家都不愿意。就自己干起来了。当然规模要比其他学校小多
了，也晚多了。无论抄家也好，打人也好，都是红卫兵领导层曾经反对的。清华附
中红卫兵的初衷只是那时理想主义的教育革命，对那些后来红卫兵运动中产生的种
种激越行为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心理准备。工作组走后，整个八月，红卫兵在学校里
没有开过一次批斗会。不过，暴民狂潮一旦卷起，就不是几个个人所能控制的，更
何况这个狂潮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政权力量的支持或纵容。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走向疯狂走向全国的起
点。清华附中三人与毛谈话的具体情节可见宋柏林日记。这里补充几点。上天安门
我们本有五十个名额，然而在阶级路线思想的指导下，把凡是家长被定为黑帮的红
卫兵都剔除在外。这样只上去了二十六个人。进入天安门休息厅，是自发的行动。
当时毛正在与哈军工的女学生李晶谈话。本来在外面的摄影和电影记者一见我们闯
进去，就像苍蝇一般跟着一涌而入，霎时强光齐明，镁光灯频闪。见了毛，除了那
些致敬的话外，我想总该说些有用的。想到那封信还没收到，我就问：主席，听说
您给我们写了封信，我们怎么还没收到呢？毛答：那还是个草稿，还没有给你们。

　　有些红卫兵骨干没有参加八一八接见，是因为他们前几天到外地去了。例如邝
桃生去了兰州。据说那里的兰州大学出了反革命事件。有个叫李贵子的，被全国通
缉。以至后来外地学生大批涌入北京，到处拦截车辆，连中央文革的车都敢截，声
称要抓李贵子。奇怪的是，邝等去兰州，火车居然不要钱。后来才明白，铁道部接
到密令，学生坐车不准收钱；但这个决定不公布，让学生们自己口耳相传。这就是
所谓“大串联”的开始。

　　我是９月份开始参与串联的。王任重曾经召见我和卜大华，说湖北那里去了不
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我们也去看看。还给我们看了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求
救信，上面写着：“主席，救我一命。”据王文革后说，毛指示：“李达这个人很
坏，连国民党都不如。但是不要把他整死。”但结果李达还是死了（说是自杀）。
李达自恃与毛是老友，是唯一见了毛泽东不叫主席的，而是一口一个“润之”。在
五十年代，居然顶撞毛泽东，说毛是唯心主义。

　　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到武汉。却发现已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个女孩
先于我们而到，被湖北省委当宝贝供养在高级宾馆。她们发表了声明，支持湖北省
委。不过我们不想在没有了解情况前就发言。其实其中有一个女生还是有保留意见
的。团队中有人认为，根据文革的原则，不必调查就可以炮轰省委。我和卜大华还
是觉得慎重些好。几天后，我们认定：湖北省委算不上反革命，不应打倒。但是他
们排斥对抗外地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据此，我们写了传单，题目就叫“炮打司令
部”。湖北省委碍着面子，硬着头皮给我们印了。我们还特地回北京向王任重汇报
，希望他能劝说湖北省委改变抵触态度。在重返武汉途中，北京传来了新消息：林
彪讲话，说炮打司令部要端正炮位，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北省委到底还不
能算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把题目改为“访汉声明”。

　　以后的串联基本就是变相旅游了。不过在串联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文革并不
理解。看到了很多丑恶的现象，与自己原来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很无
知。八月初，中央“十六条”文件中提出巴黎公社的理想，让红卫兵领导层着实兴
奋了一阵，觉得革命还有目标。后来就看出中央并不想搞巴黎公社，而搞什么斗批
改，路线斗争，我觉得极为无聊，于是决心退出文革，潜心读书，好好学习。

　　１０月回到北京后，形势已经大变。大学生开始登上文革的舞台。按理说北京
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在６月就应该把大学推向前台，形成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
。人算不如天算，倒是北京市中学生从斜旮旯里杀出，成了事实上的文革先锋。大
学更像跟班的。

　　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早在工作组前，清华大学一批干部子女酝酿反对校党委，
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有来往，彼此成了战友。主要人物有刘菊芬，刘泽鹏，陈元，
贺鹏飞，刘涛等。他们在中学弟妹面前显得很谦虚，说“我们比不上你们。我们要
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　后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大都采用了中学组织的名
称“红卫兵”。在文革发动阶段，大学生好像甘当中学生的配角。但也可以解释成
大学生比中学生更世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工作组进校后，刘菊芬等成了被依靠的对象。在蒯大富问题上，虽然中学有人
抄了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到清华园支持老蒯，但红卫兵领导层还是与
大学的战友们保持一致，即认为蒯大富是右派。工作组下台后，周恩来于８月４日
到清华大学讲演，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会场上居然有一大批大学生公然对抗周恩来
，大喊口号：“打倒蒯大富！”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见报后，中央新的座次浮出水面。刘少奇从第
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大学生果然世故，马上就猜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出了
问题。可是中学生们却浑然不觉。我当时也不以为然，觉得大学生在胡猜。共产党
怎么会搞排座次这种封建玩意儿？其实，早在８月６日天桥会议上，卜大华就目睹
了江青训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叫她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卜大华觉得很奇怪，但
谁也没往刘少奇失势的思路上去想。

　　８月下旬，清华园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大概也捎带了周恩
来。刘菊芬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称八九派）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附中红卫兵，认为
是右派捣乱，要求附中红卫兵协助他们把这批“反动”大字报清除掉。出于帮助战
友的哥们义气，我们欣然应允。于是就有了宋柏林日记中８月２４日十二校红卫兵
大闹清华园的那一幕。我本人虽然参与起草清理行动的《告示》，但并未身历其境
。对其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数十年后才与闻。现在回顾起来，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大
学红卫兵要挑战毛的意图。不过，对于中央内部的斗争，我们那时是不感兴趣的。
对整个文革大概都丧失了兴趣。什么破四旧，什么斗批改，什么路线斗争，统统没
有意思。巴黎公社的理想已被文革的现实所嘲弄。唯一有意思的就是旅游。红卫兵
的存在，只是为了义气，也为了生存。

　　１９６６年秋冬，生存问题果然严酷地摆在了红卫兵的面前。８月兴起的那批
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集体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
大富为代表的大学生组织三司以及他们的中学仆从。原来红卫兵一统天下的清华附
中也冒出了反对派：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他们一般被称为“造
反派”。造反派批判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以那个对联为标志的
阶级路线，当时被称为“血统论”。不过，造反派在狂暴行为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
。在他们的统治下，学校干部和老师受到新的虐待，发生了新的自杀事件。以后包
括武斗在内的种种暴行都是与造反派分不开的。尽管红卫兵在主观上反对极端行为
，也着实作了努力，但想到实际上发生的红色恐怖，想到极端的阶级路线，红卫兵
部分成员还是心服口服地承认了错误。

　　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使各校红卫兵们认识到，承认错误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团结
起来垂死挣扎，或许还有活路。于是，原来的分歧放在一边，各校代表酝酿组织一
次联合大会，以壮声势。这种联合形式拟名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
称“联委会”。后来对立势力却用“联动”为简称，也就约定俗成了。筹备委员会
定于１２月２６日即毛泽东生日那天召开大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和首都三司代表参
加。

　　清华附中代表发言的主题是《破私立公，继续革命》。但大会上悲情笼罩了一
切。在二踢脚炮竹射向主席台的轰炸声中，也有人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
太狂了”，“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会中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
，观众跟着影片中大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中央文革并没有出席大会。三司代表倒是出席了。但并没有形成红卫兵内部策
略派所希望的与三司联合的局面。这次大会只是加深了三司与红卫兵的对立，促进
了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决心。１９６７年１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事实上并不
存在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其实是为以三司为首的对立
面以武力镇压各校红卫兵大开绿灯。于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卜
大华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在军队的配合下，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非法捕走。熊
钢在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游览颐和园时，被三司的便衣非法绑架。其他学校也有
大批红卫兵被捕。其间，曾发生著名的红卫兵多次冲击公安部拯救弟兄的事件，也
成为红卫兵的罪状。据说其中有几次冲击是三司派人假冒红卫兵干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绑架事件发生后，北大附中红旗女将彭小蒙写信给毛泽
东为被捕的红卫兵们申述冤状。看来小丫头的面子比老帅大，毛终于发了恻隐之心
，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４月
２２日，所有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都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江青为首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江青说了一番安抚的话，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

　　红卫兵这时面临不同的生活方式。北京市中学的舞台已被新兴的“四三”“四
四”派占据。有一部分红卫兵就在学校里和他们争权夺利。我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
义的。他们说，这也是为你奋斗。这是争将来的分配权。我回答说：文革所有的事
务都是昙花一现的。将来的分配权不可能由某一个群众组织把持。现在有时间不如
游山逛水，或者读书，多学点本事。

　　的确，除了在学校里苦斗的战友外，还有宋柏林这样的红卫兵就像我主张的一
样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人称“逍遥派”。或旅游；或读书；或办报；或演剧；或
写诗写小说；或组织小团伙打架斗殴，拍婆子（交女朋友）。总之，那一样都比在
学校强。

　　我虽然在１９６６年秋天退出了文革，但红卫兵的大起大落引起了我的深思。
在红色恐怖发生和达到高潮时，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曾经发出警告。但被毛泽
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否定。现在他们又以此为由，扶植反对派，镇压红卫兵。当时
我还不知道毛泽东在这里的作用，只是觉得中央文革小组在玩弄资产阶级政客手法
，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１９６６年冬天我在医院里写了不少批判中央文
革的文章。有的通过熊钢以匿名信形式寄出，有的交给学校红卫兵希望发表。其中
有一篇题为《问罪中央文革》，被传到学校。邝桃生看到后，把题目改为《致中央
文革》，不顾个人安危，私自以“延征”名义抄成大字报发表后流亡外地。在后来
的武斗中又被造反派绑架，以反革命罪名拘禁毒打批斗。这篇文章现在看来，要比
三论造反精神一类成熟得多。顾及到红卫兵组织的安全，当时红卫兵领导层是反对
发表这种文章的。宋柏林还警告我：再写这类东西，就会被踢出红卫兵。

　　我也真正地游离了学校。１９６７年２月，北京一零一中素不相识的初二女生
胡宝朋神神秘秘地找到我，说“踢开中央文革”，“毛泽东已经到了斯大林的晚年
”。我心想，这个女孩子也太大胆了。跟我素不相识，就敢说主席的坏话。要是在
文革初期，我肯定要把她当成反革命了。而现在，她的无忌童言，倒是我启蒙的新
起点。从她那里，我读到了不少过去内部发行的书。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现通译
吉拉斯）的《新阶级》。形势的发展，与友人的交流，读书的思考，使我逐渐认为
，文化革命是走向皇权专制的政变，是祸国殃民、摧残文化的灾难。毛泽东的革命
路线实为神经路线。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和宝朋一起拜见了已经下野的原三司首领、地质学院东
方红原魁首朱成昭。朱成昭具有领袖气质，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怪不得叶帅的宝
贝女儿会投到他的怀抱里。这个曾协助中央文革小组重新组织左派队伍打击红卫兵
的络腮胡子大汉此时满腹牢骚，说“蒯大富是顺着我的大腿爬上来的”。谈到中央
文革，他说：我掌握的材料一抛出去，他们就完蛋。谈到刘少奇，他说：刘少奇才
是正确的。那么毛泽东就错了吗？朱无语。当收音机里传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
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时，朱厌烦地一下把收音机关掉。后来听说，朱曾经单
独审过彭德怀。此后，朱就变了一个人。

　　写到这里，我觉得也该收笔了。文革的故事几乎是讲不完的。能够帮助理解宋
柏林日记就可以了。那么，我现在怎样看待那个时期的红卫兵，是不是也该说说呢
？我没有办法说别的红卫兵，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参与的那个清
华附中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不管其历史功罪如何，它成了我的一个永远的家，里面
的成员是我永远的亲人。的确，他们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 

转自《世纪学堂》

评论：

 

 

“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

（德国）仲维光

~{　　第一个红卫兵小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诞生的，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甚至~}

~{在初中时（如骆小海，干部子弟）就和我同班，有的（如卜大华，军人子弟）则同~}

~{级不同班。~}

~{　　关于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对早期红卫兵、或对造反派~}

~{十分留恋，作者在本文中回忆与思考了以下问题：~}

~{　　一、红卫兵是如何产生的？“血统论”在其产生中起了哪些作用？它和极权社~}

~{会的关系是什么？红卫兵是否是维护一小部份人极权的产物？~}

~{　　二、共产党极权社会的党卫军——红卫兵，在文化革命中是如何起伏的？从清~}

~{华附中红卫兵产生扩展到红八月前后的红卫兵及东、西城纠察队，从红八月到联动~}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历史过程。~}

~{　　三、造反派（红卫兵）和红卫兵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它们的区别又是什么？~}

~{如何看待当代共产党极权主义（用封建专制一词来描述是不确切的）的政治和文化~}

~{？红卫兵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一、六十年代初期~}

~{　　一九六一年，我考入清华附中初中。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阶级路线，大学和~}

~{大学中的专业录取都有很严格的出身标准。经历了五十年代的老师和校领导也已经~}

~{“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胆大妄为的人，有独立思想的人基本上都从表面~}

~{上消失。当然，实际上仍然还存在一些不安分的人，不然的话怎么从初中二年级开~}

~{始，我们学校自编的语文课本上就开始有批判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从六三年~}

~{起，学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做无产阶级接班人、反对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等越来~}

~{越多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　　升入高中前学校又开始了对电影《北国江南》的讨论。我们那时的政治课，及~}

~{学校和班里的壁报都是这一内容。六五年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还仿效大型音乐舞蹈史~}

~{诗《东方红》自编自演了《做共产主义接班人》，郑义（笔名，原名郑光召）当时~}

~{是这一剧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　　从六二年起，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毛泽东越来越多地谈~}

~{论阶级斗争。六二年夏天，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阶级斗争~}

~{，“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

~{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继而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全面深挖修~}

~{正主义根子。阶级斗争及伴随而来的阶级路线使极权在各个领域都向更深层蔓延，~}

~{直到六六年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

~{　　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六四年“教改”出现时就已经感到又要大难临头。这一年二~}

~{月十三日，刚好是旧历春节，毛泽东在听取邓小平、陆定一、林枫、康生、彭真等~}

~{人对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时明确地指出：~}

~{　　“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历来~}

~{状元没有出色的……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

~{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　　同年七月五日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更是主要涉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

~{他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该~}

~{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国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的文件，从~}

~{根本上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规定了方向。~}

~{二、六三年到六五年~}

~{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做的一切，其实和其它各国的共~}

~{产党有着很大的共性，很多现象也类似。那时，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同时开~}

~{始的社教、四清运动，和伴随着阶级斗争而来的阶级路线，无一例外地笼罩着北京~}

~{的中学、大学。从六十年代初期，大学招生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很多人，~}

~{从出身上就被决定了绝对进不了大学门。一般出身的人，则被大学的重重密级规定~}

~{所限制，很多专业根本不会取他们。他们只能报考师范或那些古老的、与国家发展~}

~{关系重大的前沿理论技术无关的专业。我所在的清华附中在六四年有一位被称为天~}

~{才少年的学生，他刚刚十六岁，功课极好，只因为父亲在台湾，而被拒之在大学门~}

~{外。这一下子几乎使他神经崩溃，他哭着喊着要到台湾找父亲。他成了学校教育我~}

~{们的白专典型。我同班的一位同学，章坚，学习成绩优秀，只因为出身问题，就没~}

~{有考上高中而在家待学。这一打击改变了他的性格和一生的命运。六十年代，出身~}

~{稍有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没有压力地生活。~}

~{　　伴随着大形势传来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和给毛远新的信。革命接班人问题，~}

~{干部子弟的理想抱负问题，教育革命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通天的干部子弟从六~}

~{三年开始就在北京的一些中学中躁动，弄得山雨欲来风满楼。聪明一点的北京市的~}

~{某些中学大学的领导人为了在变化的政治环境中自保，已经学会了看着某些干部子~}

~{弟的颜色行事。六三年开始北京市的一些重点中学如四中、八中以及六中等都开始~}

~{了四清。这些学校的领导除了在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干部教师队伍的阶级路线~}

~{上存在问题外，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条罪状。因此，除了在这~}

~{些学校的领导层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激烈的清理、撤换领导班子外，在学生中~}

~{也展开了贯彻阶级路线、清理白专学生的运动。很多班级的班干部即刻进行了撤换~}

~{。事实上，在那时的班干部中已经基本上没有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只有出身一般而~}

~{仍然不是红五类，或是老实的工农子弟。因为到了六三年、六四年已经没有老师敢~}

~{于用出身不好的学生作班上或学校的领导工作。因为，只此一点就说明这位老师在~}

~{政治上有问题。但是尽管如此，班干部还是要再清理，要尽可能地都换成干部子弟~}

~{。~}

~{　　在这场四清中，就我所知一些学生已经被内定为白专学生，大学不得录取。例~}

~{如四中的曹小平，乒乓球一级运动员，被内定为白专学生，大学不得录取。他只是~}

~{由于有体育特长和学习好，清华大学想要他，而恰恰在六五年政治稍微有些松动，~}

~{所以很运气地被清华破例录取，但是，进的是密级最低的土建系。我还认识一位与~}

~{此有同样遭遇的八中的学生。~}

~{　　北大附中的宫小吉的文章“换取五分的秘密”就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出~}

~{现的。宫的文章也许讲了一些一般学生的投机取巧的作风，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

~{这篇文章是在当时形势和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影响下，来对旧教育系统进行清算~}

~{，是为继续推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教育领域内实现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是~}

~{亦步亦趋在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大方向下的。~}

~{　　六三年以后四清和教育革命的主导思想都是巩固政权，继续五十年代以来对所~}

~{谓资产阶级学术和文化教育的彻底清算。教育革命最重要的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

~{人”，培养又红又专的工具。任何独立自由的思想，任何独立自由的探索，不管它~}

~{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都要清算。如果说五十年代对道德和知识，对传统和文~}

~{化是灭顶的毁灭，那么六十年代则是力图要斩尽杀绝，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是，“~}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　　所有上述这一切在北京市的中学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所在的清华附中是教~}

~{育革命搞得“非常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在蒋南翔的领导下从五十年代起就强调培~}

~{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的红色工程师。五十年代进行了院校调整，利用反右等运动~}

~{对教师队伍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清理。到六十年代初期，则更进一步进行了教材和教~}

~{学改革。除了更加强调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以外，在教材和教学上的所谓“少而精”~}

~{，实际上是使学生向工具性的方向发展，完全抽去了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内容。那时~}

~{，我们升入高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参观“反右成果”展览，进行思想教育。有意~}

~{思的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是原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党总支书记吕森，因为五七年被~}

~{打成右派所以下放到附中教书。这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老师，课讲得言简意明、清楚~}

~{之至。整个高中阶段每次课后我花在数学上的时间基本上在十五分钟左右，而成绩~}

~{却几乎没有掉下九十分，完全要归功于这位老师。但是，就是这位“右派”老师，~}

~{课上言必提主席春节讲话如何如何。可见那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在教育界所产生的~}

~{影响。而主席春节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位~}

~{老师在八十年代复出后，再度出任过清华大学教务处主任，据说思想还是很左。~}

~{三、六四年到六六年~}

~{　　清华附中之所以没有搞四清是因为它隶属于清华大学而不是北京市教育局，而~}

~{清华大学自从蒋南翔掌权以来，一直以推行又红又专、抓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严格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著称。应该说清华大学已经够“左”了。~}

~{　　附中的所有校领导干部都是大学任命的，并且受大学领导，当然和大学是一脉~}

~{相承的。但是，虽然有大学这面挡风墙，清华附中的校长还是深切地感到从城里中~}

~{学吹来的这股以干部子弟为前导的四清和阶级斗争之风。从六三年开始，学校已经~}

~{严格地在学生干部、校干部、学生团员和党员的培养上执行阶级路线。除了升高中~}

~{时的政治审查外，在高二挑选预科班学生时，为了保证进预科班的学生都能进清华~}

~{大学，学校对学生家庭进行了外调。据一位老师说，清华附中是当时中学中唯一一~}

~{所有能力、并且真的做了对学生家庭情况进行外调的学校。~}

~{　　学校领导虽然也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出身地主的校长万邦儒不再做党支部书记~}

~{，但是，在风声鹤唳的政治形势下仍然非常紧张。~}

~{　　六四年，我进入高中的第一年，在高六三一班发生了娄琦、熊刚打架事件。原~}

~{因是熊刚不满意那天负责卖饭的娄琦所给的饭菜，出言不逊骂了娄琦，因而争吵起~}

~{来。娄琦一怒之下首先打了熊刚一拳而导致双方扭打。动手打架，在当时的清华附~}

~{中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第二天在课间操时学校教导主任对事件的双方提出了严~}

~{厉的批评。这表明，此事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够严重的了。然而，在当天的~}

~{晚自习课上，突然每班的扩音器又响起来，要大家晚自习后不要动，说校长有重要~}

~{讲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一下子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极其严重的事情。结果~}

~{是校长以偏袒熊刚的口气对娄琦再次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这种露骨的做法一下~}

~{子引起了一般同学的哗然。第二天开始在食堂里就出现了不满校领导做法的大字报~}

~{。并且越来越多，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　　这件事之所以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是因为熊刚的父亲是驻古巴大使。在清华~}

~{附中也有一大群干部子弟，但是和四中以及师大女附中等校的区别是，很少有刘少~}

~{奇、邓小平、彭真、贺龙、薄一波这种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子弟，在清华附中有的是~}

~{一些部级领导人的子弟。这也造成了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特点。因此，熊刚在清~}

~{华附中也就算是较高级别的干部子弟了。六四年，干部子弟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地~}

~{提了出来，清华附中的校长出身地主，其他领导也少有工农出身。当然不愿意由于~}

~{不能有效地保护干部子弟而犯政治错误，产生政治动荡。~}

~{　　娄熊打架事件，学校领导最后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大家的不满压制下去，在第一~}

~{线的娄熊所在的高六三一班的平民子弟，在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压力下最后都做~}

~{了检查，因为不检查，真的有可能由此就被记上一笔，上不了大学，影响终身。经~}

~{过了五十年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都在内心深处埋下了恐惧，噤若寒蝉，小心翼~}

~{翼地生活。中学生虽然年幼、胆大，却也少有人胆大包天，敢自投罗网。~}

~{　　六四年发生的娄熊打架事件，和六六年在清华附中发生的红卫兵事件有一个很~}

~{大的不同，就是六四年是平民子弟和校领导的对抗，而到了六六年却发生了一个反~}

~{转，这个反转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阶级路线，因为干部子弟的特权欲。~}

~{　　大约在同时，曾经做过罗瑞卿秘书，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仲方的儿子王铭（~}

~{后来的红卫兵小组主要负责人），初中由四中毕业只考取到北京五中，但是，他却~}

~{通过关系转到了当时北京市中学录取分最高的清华附中。这种转学对平民子弟来说~}

~{犹如天方夜谭。然而，这位转到清华附中的王铭，由于散漫，在入团问题上遇到了~}

~{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但是，他居然为此向团中央写了一~}

~{封告状信，说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立即吓得校领导跑来安慰他，并~}

~{责令班上的团支部发展他入团，入团后则立即就担任了支部组织委员，继而又升任~}

~{清华附中分团委委员。~}

~{　　虽然如此，如上所述，清华附中基本上是一个平民子弟为主的学校。由于它强~}

~{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在清华附中，要想出人头地，只是一般的功课好是不行~}

~{的，还必须有突出的体育成绩或文艺特长。这对干部子弟无疑是设了一道难以逾越~}

~{的障碍，增加了这个学校的平民特色。像上面提到的熊刚虽然成绩很好，但是由于~}

~{是死用功而来，且无任何其它特长，所以仍然没有被分入预科班。而清华附中高中~}

~{的非预科班学生在学校基本上被视为二等学生。王铭虽然是预科班的学生，但是，~}

~{他缺乏体育文艺特长，功课又不足以好到拔尖，所以在清华附中是默默无闻的。至~}

~{于红卫兵最早的发起者骆小海和邝桃生（干部子弟）也是如此，卜大华则功课平平~}

~{，体育上是清华附中中最不需要特长就能加入、最不受重视的航海队成员。说到张~}

~{承志，则不仅进不了预科班，而且要用课外时间补习数学，且无任何体育文艺特长~}

~{，是在清华附中感到个性受到很大压抑的一类学生。只有既是干部子弟、功课好，~}

~{而且体育又极其突出的关天池（原高六二四班，八百米北京市中学冠军，数学竞赛~}

~{二等奖，干部子弟，党员），才是清华附中出尽风头的学生。现在官运亨通的统战~}

~{部副部长刘延东则因为无干部子弟的跋扈气、听话肯干，风头虽然不如前者但也是~}

~{清华附中大名鼎鼎的学生。而出身不好的郑光召（郑义）则由于体育文艺突出，竟~}

~{然在清华附中独领风骚，无出其右者。这是他始终让干部子弟视为肉中刺的原因之~}

~{一。~}

~{　　干部子弟，却又不是很高级别的干部子弟，在清华附中的平民环境中受到了一~}

~{种无形的压力束缚。~}

~{　　六五年秋天，北大附中宫小吉的文章已经在中学中传闻。而这一年十一月十日~}

~{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之，报纸上~}

~{开始了讨论。这时我同班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在课下也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参与~}

~{这场讨论。与此同时，受上述影响，一天晚自习后，骆小海在教室后面的壁报上贴~}

~{了一篇“造反精神万岁”的短文。~}

~{　　骆小海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和宫小吉的文章类似，是要造因循的老师和旧教育制~}

~{度的反，无产阶级要占领教育阵地。这篇文章当然在教室后面的壁报上引起了一些~}

~{讨论。并由此开始在卜大华、邝桃生和骆小海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那时在我~}

~{们班，预科六五一班，分团委委员班长是王东岩，干部子弟，团支部书记杨荣杏（~}

~{女）是工农子弟，都老实听话，是校领导的“红人”。而前述三人卜、骆、邝，两~}

~{人出身中层干部，一位是革命军人，从人的本性上是属于不安分，性格活跃的人，~}

~{应该说比某些校领导的红人有才气，但是，不幸的是他们走入的是卫道之路。~}

~{四、红卫兵小组的形成~}

~{　　骆小海的小字报逐渐在班里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当然，秉校领导意思的人，对~}

~{这种自作聪明的“乱来”是不能苟同的。校领导也担心这种讨论产生动荡，带来更~}

~{多的麻烦。所以小心翼翼地限制它。而宫小吉和骆小海们的不满，当然首先面对的~}

~{就是学校和老师，以及受学校重用的学生。~}

~{　　然而，在骆小海的小字报后，逐渐由《海瑞罢官》的讨论发展到批判“三家村~}

~{”的运动。学校的政治课，墙报都逐渐换上了这些“大批判”。伴随着社会政治形~}

~{势的变化，骆小海们也调子越来越高，上纲上线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上了。~}

~{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从部队内部的宣传中感知到了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吹捧，某些~}

~{人并且已经骄傲地拥有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因此，卜大华、骆小海和邝~}

~{桃生等人的中心调子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一切都必须符合毛泽东思想。~}

~{批判“三家村”的中心任务就是无产阶级要占领史学阵地，教育阵地，要占领一切~}

~{知识阵地，要驱除一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用无产阶级和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知~}

~{识和精神领域。比起学校政治课和社会上一般的批判“三家村”的运动，他们的调~}

~{子要高得多，他们“高”就“高”在上纲上线上。他们明显的内心冲动就是要看准~}

~{风向，充当无产阶级专政的“刀锋”，争姚文元式的风头！~}

~{　　到了六六年三月，他们的调子已经和学校领导的对“三家村”的批判明显地区~}

~{分出来，他们认为，学校领导是在假批判，真包庇。他们认为，“三家村”等黑店~}

~{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三家村”的黑市场。而“三家村”的黑市场就是那些资产阶~}

~{级子弟，这些子弟和“三家村”产生强烈的共鸣，是“三家村”的社会基础。自从~}

~{六三年批判《北国江南》等电影以来的文化领域中的斗争，即在文化领域中的革命~}

~{——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是搞人的思想革命化，铲除一切资产阶级滋生的土壤。而~}

~{这土壤就是校领导包庇重用的出身非红五类的“白专”学生。~}

~{　　三月底、四月初，卜大华们斗争的矛头已经明显地指向了一般出身的学生，而~}

~{校领导之所以使他们不满也不过是“重用”一般出身的子弟，使这些知识分子和平~}

~{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其实所谓“重用”不过是没有把这些平~}

~{民子弟“打入底层”，永世不得翻身。“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这就是成长起来的干部子弟的胸怀世界的抱负。骆小海后来写的要“血染太平洋~}

~{，头断华盛顿”的伟大抱负在六五年前后就开始形成了。~}

~{　　我所在的预六五一班，到了六六年三月底四月初，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搞思想革命化、取缔资产阶级黑市的红卫兵小组已经成了雏型。这对所有不跟着~}

~{他们跑的平民子弟，甚至其他红五类子弟，都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而由于他们的~}

~{目的就是要占领一切“资产阶级的阵地”，凡不是他们当权的地方当然也就是非无~}

~{产阶级的。班干部和班里的团干部，是他们目标之一，校领导作为这些人的后台，~}

~{当然就成了他们的第一目标。然而，在这种对垒的形势下，校领导的红人——班干~}

~{部，却是无能的，他们只会跟着“党”走，而不会进行红卫兵小组的那种所谓“独~}

~{立”的作战。于是，我们这些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就逐渐走向了和红卫兵小组对抗的~}

~{第一线。~}

~{　　大约与此同时，我们班的这个以卜、骆、邝为首的小集团也扩展到其它班级，~}

~{当然首先就是高三的王铭等人，这或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地位高、消息灵通，或是由~}

~{于和社会联系广，或更主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这个潮流中的人。王铭小学和初中在~}

~{育才学校和四中。他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很多是高干子弟。如在六十年代初期开~}

~{始到文化大革命中都非常活跃的孔丹、秦晓、王尚荣等人都是他的同学。再后，这~}

~{个红卫兵小组扩展到校外，六月八日，四中等校的干部子弟支援清华附中的活动，~}

~{当然都与他有关。故王铭一进入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王铭的进入也导致了我们和~}

~{高六三一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的联系，自四月底开始，我们和郑光召等~}

~{人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那时，我们一方面~}

~{和他们在暗中对抗，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以表明我们是紧跟~}

~{党中央的大方向的。~}

~{　　四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清楚地记得这篇社论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奋，至今邝桃生洋~}

~{洋得意地在教室中一遍又一遍、一段又一段地朗读这篇社论的景象犹在眼前。紧接~}

~{着发表的林彪的“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他们的情绪带到一个高峰。此后~}

~{到六月，他们仔细跟踪解放军报的每一篇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而且几乎每一篇文~}

~{章都使他们雀跃，欢呼，兴奋不已，犹如已经壁垒分明。我们这几位非团员，从来~}

~{不过问政治的人，居然成了对抗这个小集团的主要运作人。到那时为止，我们的思~}

~{想并不复杂，对大的政治形势的背景毫无了解。只是凭着直觉，和一些不甘挨整的~}

~{平民意识。我们并不知道林彪的作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党内斗争。所以，即使他~}

~{们从一开始就把林彪在《毛泽东语录》上的题字，和林彪的每一个指示作为大旗，~}

~{仍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直到六月运动全面开始后，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运动原~}

~{来主要是中央的权力斗争。而在四月和五月，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林彪这些话和《解~}

~{放军报》这些文章的意思是对我们不利的。~}

~{　　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的是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题为“向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文章，~}

~{在他们之中引起的另一次兴奋高潮。报纸的这些文章真是令这些有“独立”思想的~}

~{人奔忙不迭。那时，我们班里并不订这两份报纸，由于学校偏僻，弄到报纸并非易~}

~{事，但是他们总是及时地把报纸弄到教室中，得意洋洋地传阅。~}

~{　　十日《文汇报》推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札记’的反动本~}

~{质”；十一日出版的《红旗》第十一期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

~{的资产阶级立场”。在这期间还发生了更多的一些平民子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五~}

~{月七日（即五七指示）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

~{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由于彭真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吴晗是不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而仍然把引导全国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学术讨~}

~{论”的二月提纲发到全国，引起毛泽东极大愤怒。在三月七日到二十三日的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

~{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

~{人犯“王法”。~}

~{　　此后，在多次谈话中，他指责《二月提纲》混淆界限、颠倒是非，如果北京市~}

~{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终于北京市委于五月十三日被彻底改组。十六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正~}

~{式的“文革”政策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在通知中，毛泽东亲笔写道：“一~}

~{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

~{，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

~{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

~{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

~{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

~{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　　十七日康生的太太曹轶欧亲往北大，鼓励聂元梓等人造反，二十五日聂元梓等~}

~{人在北大贴出大字报。这一切在卜大华等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种情况下，~}

~{始终“和党中央”亦步亦趋的以王铭、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为首的清华附中的~}

~{这一小组在一波又一波的五月风云中充分了解山雨欲来的形势，尤其是在聂元梓的~}

~{大字报（一般人六月一日后才知道）后，他们亢奋到了极点，终于五月二十九日在~}

~{圆明园成立了“红卫兵小组”。在讨论叫什么名字时，张承志说，“就叫红卫兵吧~}

~{。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红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大家一致~}

~{赞成。至今，张承志还以红卫兵的名字是他起的而自豪。~}

~{　　他们能抢到在全国大革命的运动开始前三天行动，在那个信息封闭的社会，他~}

~{们究竟有多少“独立”性，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广播电台向~}

~{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我们一下子感到风向不对。然而，我们虽然敏感~}

~{地决定必须向校党委提意见才是当前的方向，并且在六月一日连夜贴出很多向校党~}

~{委开火的大字报，但是为时已晚。四月、五月的一切已经把我们推到了无法翻身的~}

~{“保皇派”的境地。事实上，由于我们是作为干部子弟的对立面出现的，象在娄熊~}

~{打架中那样，无论我们是什么观点，在六六年六月都肯定是失败。因为那时中心的~}

~{问题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是无产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专政。况且，那时，这些~}

~{平民子弟既没有那种关心大政治的意识，也没有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气魄（在~}

~{共产党统治下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有）。~}

~{　　六月二日红卫兵小组贴出了第一张向修正主义党委开火的大字报，当然攻击的~}

~{重点是所谓掌握了权力、反对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教育界贯彻资产阶级的~}

~{阶级路线和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字报中充分显示出他们不是独立的，~}

~{而是完全紧跟由毛泽东确立的，林彪、四人帮推波助澜的“政治形势”，维护最高~}

~{权势。大字报中再次显示出干部子弟先天的对平民和对一般基层干部的蔑视和肆无~}

~{忌惮的攻击。他们在这篇大字报中明确地写道：“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

~{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　　与此同时高六三二班的王家强（干部子弟出身，团支部书记）和高六三三班的~}

~{一些人也贴出了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两边大字报都形成了自发的签名。而我的朋~}

~{友和我没有在任何一边签名。从这一天开始，清华附中气氛大乱。然而，由于无人~}

~{能动校领导，校领导也无力控制局势，所以，学校呈现为混乱的对峙。~}

~{　　六月八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近百位~}

~{骑自行车由城里来支援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其中主要是在前两年四清~}

~{中就已经闹得很凶的四中、八中的一些干部子弟。据说有前文说的孔丹、孔栋兄弟~}

~{，秦晓、王尚荣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薄熙勇兄弟等。清华附中的学生和校领导~}

~{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校领导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

~{发之势。前两年刚刚切掉一个肺的副校长韩家鳌亲自冒着烈日到校门外劝解外校同~}

~{学回本校去，不要无组织地串联，以免发生意外。但是这哪里可能有效。“十七级~}

~{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是躜动人群中的一句调侃的名言，却真正代表了他~}

~{们心底的声音。在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狂妄的干部子弟心中什么时候把基层干~}

~{部放在眼里呢！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有人开始对校长无礼，恐怕这是清华附中最早~}

~{武斗，蹂躏干部老师的开始。这一下子激怒了那些对校领导有深厚感情的学生。高~}

~{六三二班的宣夏芳（女，工人出身），就是在这种激昂的气氛中愤而自动站出的一~}

~{位同学。她在愤怒之下以“宣战”为笔名写了一篇大字报，并且公然面对这一群从~}

~{来不把一般人看在眼里的喧嚣的干部子弟朗读。宣战在文章中写道，“什么是红卫~}

~{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

~{支部，保卫党！”~}

~{　　虽然宣夏芳出身没有问题，却为此在其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斗、被整肃，~}

~{并且遭到红卫兵们切齿的痛恨。而我们这几位从四月就和红卫兵小组分庭抗礼的人~}

~{，要比宣夏芳“狡猾”，我们看到了大的政治形势，尽管无论怎么都改变不了我们~}

~{的政治位置，但是，我们不会愚蠢地冲到第一线去。~}

~{　　当晚，无法安定的清华附中从团中央开来了以中央团校校长刘晋为首的工作组~}

~{，宣布接管学校的领导。为什么不是从教育部或教育局而是从团中央派来工作组，~}

~{是不是也和某些干部子弟通天有关，我至今不知。我听说是某些干部子弟到团中央~}

~{汇报，请来的工作组。那时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是我们学校高一的学~}

~{生。~}

~{　　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支持红卫兵。正如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所承认的，那时，~}

~{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根本上是被豢养的。~}

~{五、六六年红八月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

~{　　从六月九日起红卫兵成了清华附中的掌权者，思想革命化、取缔黑市之风也就~}

~{占领了清华附中的每一个角落。从六月九日开始到七月底工作组撤走这一段在学校~}

~{中主要进行的活动就是在工作组和红卫兵的领导下，对校领导和各班班主任老师及~}

~{班干部的揭发批判。全校性的活动就是对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等人的批判大会。每~}

~{天晚上，在教学楼前挑灯夜战，高音喇叭中声嘶力竭的哭诉和声讨在圆明园寂静的~}

~{夜空中回荡。当然“坐飞机”、揪头发之类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合理”~}

~{现象。而在批斗会之外的劳动改造也是不可避免的。~}

~{　　对干部老师，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对曾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

~{学也展开了整肃。就我所知，在一些班级，最开始挨整的是那些曾经占据了他们的~}

~{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学。例如我们班，挨整最厉害的是杨荣杏、田小庄（革命干部、~}

~{烈士子弟）和王东岩。高六三二班则是由高六三一班的红卫兵小组的张明主持对王~}

~{家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教室隔壁的高六三二班在张明~}

~{主持下的多次批斗会。教室门开着，很多外班级的人也在旁听，里外挤得水泄不通~}

~{。批斗会上不仅拳脚相加，而且张明居然卑鄙地说，王家强的父亲出外革命，为什~}

~{么会生下王家强？他是他母亲和他爷爷生的。这对我们那些孩童是一个极大的震动~}

~{。我现在能想象这对那时十几岁的王家强的心理会摧残到什么程度。说身心备受摧~}

~{残，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张明为什么这么积极地跨班批斗出身好的王家强，据说他~}

~{们以前有积怨。批斗会上对出身稍差一些人的整肃最积极的倒是红卫兵小组中被我~}

~{们称为“跟屁”的那些出身有问题的人。~}

~{　　在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给老师和干部剃阴阳头。自八十年代来曾经主演过多部~}

~{电影的女演员霍秀儿，那时是初一的学生，也被剃头批斗和殴打。各班都开始了批~}

~{斗老师和同学。高六三一班的班主任丁文惠和高六三二班的班主任童常贞都受到了~}

~{残酷的批斗，并且被剃了头。他们和校长等领导一样每天进校门，批斗会前都要自~}

~{称，“我是×狗，我老老实实认罪。”而无论是什么批斗会，深挖根源的第一步就~}

~{是出身是什么。~}

~{　　大约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的同时，各个中学和大学也都进驻了工作~}

~{组，一般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从六月初，红卫兵开始掌权之时，~}

~{阶级路线进入了全面的极左时期，血统论开始越来越表面化。没有血统论根本就不~}

~{会有红卫兵！！这句话一针见血。没有六十年代初期的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

~{论，没有那时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没有阶级路线和掌权“指点江山”的抱负，~}

~{哪里会有红卫兵的冲动。~}

~{　　从六月九日起，郑光召等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狗崽子，“郑狗光召不老实，就~}

~{叫他灭亡”，就是从六月九日后喊出的。至今在我的朋友中见面互称和自称，“郑~}

~{狗”、“戴狗（建中）”，“赵狗（伯彦）”、“刘狗（喜鸿）”，就是那个时候~}

~{在各班的批斗会上，和大字报中留下来的充满血泪的戏称。~}

~{　　从六月九日开始，直到八月底开始串联，学校活动散漫为止，出身不好的人所~}

~{作的事情就是检查自己和互相揭发。~}

~{　　我所在的预六五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几乎都成了校一级的“领导”，班~}

~{里的很多事情就交到了一些出身并不很好的但是跟他们跑的人的手里，当然象像李~}

~{德庆那样虽然坚决地和他们一起造了反，但是由于不会阿谀，六月九日后就身不由~}

~{己地逐渐出了局。我清楚地记得六月中旬的一天，发游泳证时，那位自己出身就有~}

~{问题的李姓女同学站在教室中的叫嚣，“他妈的，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你们听着~}

~{，你们没有游泳的权利，只有老老实实留在教室检查自己，改造自己！我们进行了~}

~{审查，我没有念到名字的，就没有游泳证。”没有领到游泳证的其实还包括个别出~}

~{身好的前班干部。~}

~{　　郑光召在工作组进校后一周左右画了一副毛泽东画像歌颂毛泽东象红太阳，但~}

~{是，这马上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资产阶级狗崽子怀着阶级仇恨，丑化伟大领袖，~}

~{居然把伟大领袖的脸画得通红，并且有很多处不像。”~}

~{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人大会堂，第一次正式接见了红卫兵。清华附~}

~{中红卫兵的首领立即感到了这一现象的政治意义，在第二天就连续贴出一论、二论~}

~{和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三篇文章，并通过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转交给刘少奇和~}

~{毛泽东。（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通过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当然，可能~}

~{两个渠道都走了）三论“造反精神”是共产党思想和文风极其典型的产物，集中地~}

~{代表了十年浩劫中的那种无知、狂妄，对人性及其文明的蔑视。就这种意义说，骆~}

~{小海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组的成员不愧为共产党文化在十七年中精心培养出的一~}

~{代，不愧为极权的共产党人的后代。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多元社会中产生的第一代~}

~{共产党人必然蜕化的结果。在大字报中有这样的语句（全文见本刊增刊ｚｋ９６０~}

~{３ａ）：~}

~{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

~{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

~{在不反，更待何时？”~}

~{　　“你们说我们‘狂妄’，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说我们‘粗暴’，我们就~}

~{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　　共产党大批判语言到六六年中期的这一跳跃，扯掉了任何伪装词句，任何温文~}

~{尔雅的面纱，就连支持他们的工作组也感到有些过分。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

~{有过的和工作组的所谓“矛盾”。然而，清华附中红卫兵象以往一样成竹在胸。~}

~{　　果然，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给他们写了回信。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

~{开，毛泽东又特邀了部份高等学校代表列席会。八月三日，一位中央领导把清华附~}

~{中红卫兵首领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一些中央文件。八月初，江青还在天桥剧场~}

~{开的一次红卫兵大会上突然秘密召见过卜大华等少数几位红卫兵头目。这一下子把~}

~{这一毒焰燃向了全国。破四旧、抄家、血统论犹如天方夜谭魔瓶中放出来的巨魔一~}

~{下子席卷了全国。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全国沸腾了。清~}

~{华附中红卫兵当然要站在第一线，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天。整个社会和学校里打人的~}

~{最高潮就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产生的。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

~{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一时期已经走向舞台中央。这里~}

~{必须要说的是清华附中的打人是在工作组进校前后，作为群众运动中的所谓“过火~}

~{现象”出现的，在工作组撤离后到八月十八日之间形成高潮，是全国的先导。~}

~{　　无产阶级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权势毛泽东撑腰，当然要把一切非他们意的“~}

~{子弟”、思想、行为都打翻在地。“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是继三论之后，红~}

~{卫兵小组一篇最重要的大字报。不是他们“经不住社会浪潮冲击，而写下‘无产阶~}

~{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文章”，而是多年来在他们血液中奔腾的思想终于可以肆无忌~}

~{惮地脱颖而出了。出自熊刚之手的此文，一下子飞向全国。这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

~{可数的在社会上产生的几次重大影响之一。~}

~{　　在此，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七月下旬之后在清华大学也进行过的关于对联“~}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辩论中，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完全是站在拥护~}

~{的立场上的。由于对联在清华大学遇到的阻力，并且有大字报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

~{人，大学的干部子弟希望中学的干部子弟能给予支持，曾经所谓“反”工作组的清~}

~{华附中红卫兵也感到事态严重，八月初，北京市几个主要中学的红卫兵齐集在清华~}

~{附中，然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带领下，大队人马杀向清华大学，把所有的狗崽子~}

~{们的大字报都撕掉。这在当时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

~{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褪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

~{大学。这是六月八日事件的重演，也是其后联动的先声。~}

~{　　打人事件几乎是与红卫兵的得势孪生而来的。六月八日大批城里中学的干部子~}

~{弟齐集在清华附中门外之时，对出来劝阻的副校长韩家鳌就已经有暗中拳脚。从九~}

~{日工作组进校红卫兵掌权开始，各路暗中的“太平”拳脚，走向桌面。在清华园各~}

~{处，只要有“黑帮”（即有问题的干部或老师）人物出现，总是伴随着拳脚。我的~}

~{一位朋友就曾经在群众围攻现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艾知生（那时清华大学的党委宣传~}

~{部部长）时，从身后给了他一脚。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后，斗争行为一下子升级，十八日北大师生设“斗鬼~}

~{台”、“斩妖台”，把陆平等六十多个“黑帮”戴高帽批斗。~}

~{　　拳打脚踢，游街示众，从六月中旬后越来越普遍。到三论发表的七月下旬，清~}

~{华附中鞭打学校干部、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到达了高潮。且不说，万邦儒和韩家~}

~{鳌等校领导每天要在纠察队（队长就是张承志）的皮鞭下（一点也不夸张），在炎~}

~{热的太阳下劳动，而且动辄就会受到人身侮辱、耳光及鞭打。但就学生来说，每班~}

~{的出身不好的反动学生已经有近百人，其中在运动前就对立得很厉害的某些班级，~}

~{出身不好的人一下子掉下了地狱。如高六三一、六三二班的郑光召、赵伯彦、梁强~}

~{、刘喜鸿、戴建中、徐经熊等人，以及出身好的校领导红人王家强和张蕴环（女，~}

~{工人出身）都被打成反动学生，张蕴环甚至被剃了阴阳头。他们除了必须每天写检~}

~{查参加劳改外，都不断地遭受毒打。其中郑光召被打得肾出血，赵伯彦只因为在挨~}

~{打过程中不叫唤，就被加倍鞭打。上述几个人都在烈日下被打得血肉模糊。戴建中~}

~{的检查在将近五十米的楼道中对面贴满，地方不够又转到楼上，“浪费”了几百张~}

~{纸，还是不能过关。高三的女生郭兰蕙，高一的女生杨爱伦出身一般，被批判有资~}

~{产阶级生活作风，不堪侮辱，前者服敌敌畏自杀，送到医院没有得到及时抢救身死~}

~{，后者神经恍惚，在撞火车时虽有幸被人救下，但是撞掉了几只手指头，成为残废~}

~{。~}

~{　　在此前后，我高一的班主任老师，物理老师刘树华因为不堪批斗而从锅炉房的~}

~{大烟筒上跳下自杀。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六四年高中毕业留校的高惠英老师（女~}

~{，校共青团团委书记）被皮带的铜头打瞎了一只眼睛。在初六四一班（初二）的批~}

~{斗会上，学生们排队，每人都要用皮带抽打副校长韩家鳌几下，以表示自己革命，~}

~{无人敢于拒绝下手。至于被铜头皮带打得浑身是血的则不仅有校长万邦儒等校级领~}

~{导，还有一般教师和同学等至少几十人以上。~}

~{　　我前面曾经提到骆小海在工作组在时的某次大会上，得意洋洋地铿锵地朗读他~}

~{的声讨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檄文，红卫兵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

~{把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插遍全球”，我们旧日的同学至今还经常在一起戏谑，“我们~}

~{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砸个稀巴烂。”这些杀气~}

~{腾腾、充满血腥气的语句，确实只有清华附中这些有才气的红卫兵小组的人才能体~}

~{会并将其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蕴中升华出来。~}

~{　　从八月上旬开始，清华附中这些有“独立思想”的红卫兵“开创”的阶级路线~}

~{血统论问题、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问题在社会上越演越烈，六六年八月象八九年六~}

~{·四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最疯狂的毁灭时期。叫它红八月，是~}

~{准确的，它充满了血腥。这个红八月当然不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以及其它干部子~}

~{弟所主导的，它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多年导演的发展结果。起源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

~{不过是和希特勒的党卫军一样，是这种政权和专政，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其区别~}

~{只是在于其意识形态虽然都是基于血统，但是党卫军是民族血统，而红卫兵则是一~}

~{个掌权的小群体的血统而已。~}

~{　　红卫兵和党卫军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的特点是，红卫兵和党卫军一样都是和近~}

~{代西方民主自由的文明同时产生的当代极权主义产物！红卫兵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是中国“西化”的结果！所以它能影响到其后西方的六八学运并产生西方的红卫~}

~{兵！~}

~{　　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后，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八月八日公布~}

~{）几近半个月后，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于是演起~}

~{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

~{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的大~}

~{好形势，然后就是对大好形势后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谓过份~}

~{行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忌惮、草~}

~{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得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吗~}

~{！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悲剧吗！~}

~{　　八一八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并且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卜大华以及师大附中宋~}

~{彬彬等红卫兵。这些照片使得他们兴奋激动，并且也把他们的名声带到了高峰。但~}

~{是，接下来是大串联，红卫兵要输出革命到全国，学校里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了~}

~{。怎么办？于是，他们决定提前把这些非红五类子弟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八月底~}

~{后，清华附中的非红五类子弟都被送到房山县的窦店去劳动。而他们自己则到全国~}

~{各地串联去了。~}

~{　　卜大华们到什么地方都受到省一级的领导的优待招待，如到武汉就受到王任重~}

~{的接见。八一八之后，卜大华们把北京破“四旧”的火，对“资产阶级”仇恨的风~}

~{播向了全国。然而，也就是从八月以后党内斗争越演越烈，终于这场火烧到了这群~}

~{干部子弟的父兄。他们对毛泽东的权力造成了威胁，毛泽东开始再次需要利用平民~}

~{们来收拾这些不服气、分享他的权力的人了。到卜大华十一月从外地回来，形势已~}

~{经完全变了。这就是在血腥的红八月之后，用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的话说，平民们~}

~{“直到十月以后他们才有革命的权利。”~}

~{　　（未完待续）~}

 

 

 

“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下）

·仲维光

五、六六年红八月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

　　从六月九日起红卫兵成了清华附中的掌权者，思想革命化、取缔黑市之风也

就占领了清华附中的每一个角落。从六月九日开始到七月底工作组撤走这一段在

学校中主要进行的活动就是在工作组和红卫兵的领导下，对校领导和各班班主任

老师及班干部的揭发批判。全校性的活动就是对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等人的批判

大会。每天晚上，在教学楼前挑灯夜战，高音喇叭中声嘶力竭的哭诉和声讨在圆

明园寂静的夜空中回荡。当然“坐飞机”、揪头发之类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

的“合理”现象。而在批斗会之外的劳动改造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干部老师，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对曾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

同学也展开了整肃。就我所知，在一些班级，最开始挨整的是那些曾经占据了他

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学。例如我们班，挨整最厉害的是杨荣杏、田小庄(革命干

部、烈士子弟)和王东岩。高六三二班则是由高六三一班的红卫兵小组的张明主持

对王家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教室隔壁的高六三二班

在张明主持下的多次批斗会。教室门开着，很多外班级的人也在旁听，里外挤得

水泄不通。批斗会上不仅拳脚相加，而且张明居然卑鄙地说，王家强的父亲出外

革命，为什么会生下王家强？他是他母亲和他爷爷生的。这对我们那些孩童是一

个极大的震动。我现在能想像这对那时十几岁的王家强的心理会摧残到什么程度。

说身心备受摧残，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张明为什么这么积极地跨班批斗出身好的

王家强，据说他们以前有积怨。批斗会对出身稍差一些人的整肃最积极的倒是红

卫兵小组中被我们称为“跟屁”的那些出身有问题的人。

　　在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给老师和干部剃阴阳头。自八十年代来曾经主演过多

部电影的女演员霍秀儿，那时是初一的学生，也被剃头批斗和殴打。各班都开始

了批斗老师和同学。高六三一班的班主任丁文惠和高六三二班的班主任童常贞都

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并且被剃了头。他们和校长等领导一样每天进校门，批斗会

前都要自称，“我是×狗，我老老实实认罪。”而无论是什么批斗会，深挖根源

的第一步就是出身是什么。时至今日居然有人说初期红卫兵没有血统论，真是不

知是从何说起的。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说，红卫兵初期是贯彻党的政策的，言外

之意，党的政策是好的，这是一支好红卫兵，没有参与迫害及其它那些文化革命

中耸人听闻的罪行。这若不是留恋那时的时日，就是下意识地认为平民们那样的

生活就够了！这种看法仍然含有当年那种对平民们，对出身不好的人的人格的蔑

视！

　　大约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的同时，各个中学和大学也都进驻了工

作组，一般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从六月初，红卫兵开始掌权之

时，阶级路线进入了全面的极左时期，血统论开始越来越表面化。没有血统论根

本就不会有红卫兵！！这句话一针见血。没有六十年代初期的阶级斗争论，无产

阶级专政论，没有那时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没有阶级路线和掌权“指点江山”

的抱负，哪里会有红卫兵的冲动。

　　从六月九日起，郑光召等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狗崽子，“郑狗光召不老实，

就叫他灭亡”，就是从六月九日後喊出的。至今在我的朋友中见面互称和自称，

“郑狗”、“戴狗(建中)”，“赵狗((伯彦)”、“刘狗(喜鸿)”，就是那个时候

在各班的批斗会上，和大字报中留下来的充满血泪的戏称。

　　从六月九日开始，直到八月底开始串联，学校活动散漫为止，出身不好的人

所作的事情就是检查自己和互相揭发。

　　我所在的预六五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几乎都成了校一级的“领导”，

班里的很多事情就交到了一些出身并不很好的但是跟他们跑的人的手里，当然像

李德庆那样虽然坚决地和他们一起造了反，但是由於不会阿谀，六月九日後就身

不由己地逐渐出了局。我清楚地记得六月中旬的一天，发游泳证时，那位自己出

身就有问题的李姓女同学站在教室中的叫嚣，“他妈的，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

你们听着，你们没有游泳的权利，只有老老实实留在教室检查自己，改造自己！

我们进行了审查，我没有念到名字的，就没有游泳证。”没有领到游泳证的其实

还包括个别出身好的前班干部。

　　郑光召在工作组进校後一周左右画了一副毛泽东画像歌颂毛泽东像红太阳，

但是，这马上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资产阶级狗崽子怀着阶级仇恨，丑化伟大领

袖，居然把伟大领袖的脸画得通红，并且有很多处不像。”

　　事实上，到此为止对所谓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的“学术”批判已经取得了

彻底的胜利，七月底後走向社会的破四旧、抄家、打人、焚毁图书、拆毁古迹，

都是从红卫兵小组的这种初期功绩的基础上发展下去的。利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

和阶级路线思想起家的干部子弟，捍卫极权社会江山，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

早期红卫兵小组当然难逃其咎。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人大会堂，第一次正式接见了红卫兵。清华

附中红卫兵的首领立即感到了这一现象的政治意义，在第二天就连续贴出一论、

二论和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三篇文章，并通过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转交给刘

少奇和毛泽东。(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通过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当然，

可能两个渠道都走了)三论“造反精神”是共产党思想和文风极其典型的产物，集

中地代表了十年浩劫中的那种无知、狂妄，对人性及其文明的蔑视。就这种意义

上说，骆小海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组的成员不愧为共产党文化在十七年中精心

培养出的一代，不愧为极权的共产党人的後代。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多元社会中

产生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必然蜕化的结果。在大字报中有这样的语句：“革命就是

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

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

何时？”

　　“你们说我们‘狂妄’，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说我们‘粗暴’，我们

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共产党大批判语言到六六年中期的这一跳跃，扯掉了任何伪装词句，任何温

文尔雅的面纱，就连支持他们的工作组也感到有些过份。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

曾经有过的和工作组的所谓“矛盾”。然而，清华附中红卫兵像以往一样成竹在

胸。

　　果然，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给他们写了回信。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召开，毛泽东又特邀了部份高等学校代表列席会。八月三日，一位中央领导把清

华附中红卫兵首领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一些中央文件。八月初，江青还在天

桥剧场开的一次红卫兵大会上突然秘密召见过卜大华等少数几位红卫兵头目。这

一下子把这一毒焰燃向了全国。破四旧、抄家、血统论犹如天方夜谭魔瓶中放出

来的巨魔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全

国沸腾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当然要站在第一线，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天。整个社会

和学校里打人的最高潮就是在这一时期前後产生的。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

院附中红卫兵帖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一时期已经

走向舞台中央。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清华附中的打人是在工作组进校前後，作为群

众运动中的所谓“过火现象”出现的，在工作组撤离後到八月十八日之间形成高

潮，是全国的先导。

　　无产阶级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权势毛泽东撑腰，当然要把一切非他们意的

“子弟”，思想、行为都打翻在地。“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是继三论之後，

红卫兵小组一篇最重要的大字报。不是他们“经不住社会浪潮冲击，而写下‘无

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文章”，而是多年来在他们血液中奔腾的思想终於可以

肆无忌惮地脱颖而出了。出自熊刚之手的此文，一下子飞向全国。这也是清华附

中红卫兵可数的在社会上产生的几次重大影响之一。

　　历来造反都是对统治者的反叛，但是，在极权社会中是非是颠倒的。在中国，

(如我曾经谈到过的王蒙、张承志现象)，依靠权势，居

然是造反，居然有人今天还认为运动初期的红卫兵提倡的是“独立”思想！

　　在此，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七月下旬之後在清华大学也进行过的关於对联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辩论中，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完全是站在

拥护的立场上的。由於对联在清华大学遇到的阻力，并且有大字报矛头指向了刘

少奇等人，大学的干部子弟希望中学的干部子弟能给予支持，曾经所谓“反”工

作组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感到事态严重，八月初，北京市几个主要中学的红卫兵

齐集在清华附中，然後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带领下，大队人马杀向清华大学，把

所有的狗崽子们的大字报都撕掉。这在当时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压压

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退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

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这是六月八日事件的重演，也是其後联动的先声。

　　打人事件几乎是与红卫兵的得势孪生而来的。六月八日大批城里中学的干部

子弟齐集在清华附中门外之时，对出来劝阻的副校长韩家鳌就已经有暗中拳脚。

从九日工作组进校红卫兵掌权开始，各路暗中的“太平”拳脚，走向桌面。在清

华园各处，只要有“黑帮”(即有问题的干部或老师)人物出现，总是伴随着拳脚。

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经在群众围攻现任广播事业局长艾知生(那时清华大学的党委

宣传部部长)时，从身後给了他一脚。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

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後，斗争行为一下子升级，十八日北大师生设

“斗鬼台”、“斩妖台”，把陆平等六十多个“黑帮”戴高帽批斗。

　　拳打脚踢，游街示众，从六月中旬後越来越普遍。到三论发表的七月下旬，

清华附中鞭打学校干部、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到达了高潮。且不说，万邦儒和

韩家鳌等校领导每天要在纠察队(队长就是张承志)的皮鞭下(一点也不夸张)，在

炎热的太阳下劳动，而且动辄就会受到人身侮辱、耳光及鞭打。但就学生来说，

每班的出身不好的反动学生已经有近百人，其中在运动前就对立的很厉害的某些

班级，出身不好的人一下子掉下了地狱。如高六三一、六三二班的郑光召、赵伯

彦、梁强、刘喜鸿、戴建中、徐经熊等人，以及出身好的校领导红人王家强和张

蕴环(女，工人出身)都被打成反动学生，张蕴环甚至被剃了阴阳头。他们除了必

须每天写检查参加劳改外，都不断地遭受毒打。其中郑光召被打得肾出血，赵伯

彦只因为在挨打过程中不叫唤，就被加倍鞭打。上述几个人都在烈日下被打得血

肉模糊。戴建中的检查在将近五十米的楼道中对面贴满，地方不够又转到楼上，

“浪费”了几百张纸，还是不能过关。高三的女生郭兰蕙，高一的女生杨爱伦出

身一般，被批判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堪侮辱，前者服敌敌畏自杀，送到医院

没有得到及时抢救身死，後者神经恍惚，在撞火车时虽有幸被人救下，但是撞掉

了几只手指头，成为残废。

　　在此前後，我高一的班主任老师，物理老师刘树华因为不堪批斗而从锅炉房

的大烟筒上跳下自杀。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六四年高中毕业留校的高惠英老师

(女，校共青团团委书记)被皮带的铜头打瞎了一只眼睛。在初六四一班(初二)的

批斗会上，学生们排队，每人都要用皮带抽打副校长韩家鳌几下，以表示自己革

命，无人敢於拒绝下手。至於被铜头皮带打得浑身是血的则不仅有校长万邦儒等

校级领导，还有一般教师和同学等至少几十人以上。

　　这些都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八月初书写“无产阶级路线万岁”前後，在八月

二十日左右书写所谓“十点估计”前发生的事情。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人至今

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和社会上别的红卫兵不一样是说不过去的。他们之中甚至有人

不无鄙夷地说，“一下子几百万、几千万的组织，都叫红卫兵。大部份的组织根

本就没基础，没思想，只要叫‘红卫兵’，对毛崇拜、造反就成”。我想这正是

区别，清华附中红卫兵更自觉，更有思想基础地奠定了红八月应有的一切。但是，

这绝不说明他们和其後一涌而起的红卫兵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前面曾经提到骆小海在工作组在时的某次大会上，得意洋洋地铿锵地朗读

他的声讨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檄文，红卫兵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

“把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插遍全球”，我们旧日的同学至今还经常在一起戏谑，“我

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砸个稀扒烂。”这些

杀气腾腾、充满血腥气的语句，确实只有清华附中这些有才气的红卫兵小组的人

才能体会和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蕴升华出来。

　　从八月上寻开始，清华附中这些有“独立思想”的红卫兵“开创”的阶级路

线血统论问题、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问题在社会上越演越烈，六六年八月像八九

年六四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最疯狂的毁灭时期。叫它红八月，

是准确的，它充满了血腥。这个红八月当然不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以及其它干

部子弟所主导的，它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多年导演的发展结果。起源於清华附中的

红卫兵不过是和希特勒的党卫军一样，是这种政权和专政，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

其区别只是在於其意识形态虽然都是基於血统、但是党卫军是民族血统，而红卫

兵则是一个掌权的小群体的血统而已。

　　千年纵过，德国的罪孽难逃，千年纵过，红卫兵的罪孽又怎能轻轻抹过！

　　红卫兵和党卫军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的特点是，红卫兵和党卫军一样都是和

近代西方民主自由的文明同时产生的当代极权主义产物！红卫兵不是中国文化的

产物，是中国“西化”的结果！所以它能影响到其後西方的六八学运并产生西方

的红卫兵！

　　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後，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八月八日公布)

几近半个月後，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於是演起

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

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

的大好形势，然後就是对大好形势後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

谓过份行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

忌惮、草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得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

热烈的欢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

人们的欢迎吗！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

悲剧吗！

　　骆小海在六七年不得意时，曾经在一首词中得意地写了一句“十点估计羞可

汗”。其实骆小海不过是重复了“十六条”，甚至可以说共产党历来政策的内容

而已，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这不过是在专制的恐怖下平民们已经不敢有任何声

音发出的悲惨境遇中的一声廉价的减缓声而已。

　　八一八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并且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卜大华以及师大附中

宋彬彬等红卫兵。这些照片使得他们兴奋激动，并且也把他们的名声带到了高峰。

但是，接下来是大串联，红卫兵要输出革命到全国，学校里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管

理了。怎么办？於是，他们决定提前把这些非红五类子弟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

八月底後，清华附中的非红五类子弟都被送到房山县的窦店去劳动。而他们自己

则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

　　卜大华们到什么地方都受到省一级的领导的优待招待，如到武汉就受到王任

重的接见。八一八之後，卜大华们把北京破“四旧”的火，对“资产阶级”仇恨

的风播向了全国。然而，也就是从八月以後党内斗争越演越烈，终於这场火烧到

了这群干部子弟的父兄。他们对毛泽东的权力过程的威胁，毛泽东开始再次需要

利用平民们来收拾这些不服气、分享他的权力的人了。到卜大华十一月从外地回

来，形势已经完全变了。这就是在血腥的红八月之後，用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的

话说，平民们“直到十月以後他们才有革命的权利。”

　　　　　　　　　◆　六、比红卫兵还可悲的造反派：

　　极权社会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是不可分割的两面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来只有两种不同的时期，想做奴隶而得，和想做奴隶而

不得。而在统治者内部，专政的“特权”除了必定会引起一些人的维护和争夺以

外，它在猜忌中还必然圈子越来越小。

　　十月，为了巩固自己个人的权力，毛泽东发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

终於平民们也被专政者派上了用场。现在必须说的是，那时的平民们，即所谓造

反派们在价值上并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在思想方法上和干部子弟们其实都是一

样的——“教条马克思主义”。

　　造反派的文化及其心理，完全是极权主义的。造反派们十月後的雀跃，是令

人泪下的。终於想做奴隶而得了！终於让“毛主席和党”看到了他们的忠心了！

所以，他们终於能和红卫兵——干部子弟一样，为了捍卫一个人(毛泽东)的专制，

为了保住自己的平和的奴隶地位，而热血满腔，充满勇气了！如果人们真的心平

气和地想，造反派其实比红卫兵还可悲！还低劣！人家捍卫的是父兄们所占据的

特权、专政，而造反派们却是充满豪情地为了想做奴隶而得！

　　红卫兵的理论思想基础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而造反派们

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的“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

在走”，文化革命“七八年就要搞一次”。造反派们真诚信奉毛泽东的不断革命

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共产主义的理想。造反派

们不仅真诚地拥护极权的“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而且仍然

在真诚地改造自己的人性。

　　上述一切也是我自己的写照。很多当年的造反派一方面对干部子弟红卫兵全

面地否定，一方面却对自己全面地肯定。某些“两种文化革命论”底下隐藏着的

就是自己的一贯正确。被权力所奴役的人和维护权力而不得的人当然冲动是不一

样的，并且在前者潜在的就有追求平等的因素，这就是在其後将近三十年的发展

中，平民子弟更多地走向追求人权，追求民主平等道路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

当年对平等和权利的认识，所要的“平等权利”究竟是什么，“自觉”追求的并

不是现今的人权，因此，是必须要认真反省的。

　　十月後，我们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有权利和那些跋扈的干部子弟进行

表面的派仗了。这种权利对干部子弟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平民子弟则是宝贵的，

一定要维护的。这里必须说的是，十月最早及其後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绝大多

数都是文化革命初期受压制的红五类子弟，而郑光召们，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失去

文化革命开始前的站在对立的第一线的勇气，本派组织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让他们

站在第一线。从各方面考虑，直到大家离开学校下乡为止，这些“狗崽子们”都

心有余悸地站在运动的第二线、第三线。尽管如此，平民子弟们还是真诚地感谢

毛泽东，并且真的认为这种权利是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所以对中央文革小组有很

深的感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也非常聪明地利用这些平民造反派与那些不肯把权

力让给他们的老干部们对抗。

　　当时，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周泉婴，写过一篇“四一四思潮必胜”，说造反

派们从根本上是被“无产阶级”利用的对象，在被利用划过几桨後，时机一到，

就会被打落到水中。这话说来残酷，造反派们都不愿意相信，但是，事实上共产

党的确想如此。当然，後来的历史并非是如周泉婴说的那样，因为，其後的几十

年发展历史竟然是共产党再也没有能力，或者再也寻找不到那个再把这些人打落

到水中的时机了。七五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罢，改革开放也罢，都仍然是不得

不用这些人来划船，共产党只有利用“宽松”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统治，再也没

有能力像六十年代以前那样大搞阶级斗争、大讲阶级路线了。到八九年，共产党

不但没有了把这些人打翻到船下的力量，而且只有射杀下去一批人才能保证船的

继续航行。而且有讽刺性的是那位周泉婴的四一四同志——万润南以及其他的人，

也被射杀到船下了。“四一四思潮”没有胜利，倒是平民穿过极权，觉悟到，驶

向了新的航道。

　　时代和人们的存在状况为每一个人打下了烙印。在极权社会中，正常的平民

在被压迫的气氛中逐渐觉悟到一种反抗和追求；被共产党压断了脊柱的出身不好

的人则永远镶上了一种阴暗的心理。但是，那些飞扬跋扈惯了干部子弟，经历了

文化革命，眼见从六三年就要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把一般平民打入底层，

老老实实接受统治，却突然发现他们居然又和自己平起平坐了，则从六六年十月

起就染上了地狱中的邪恶之气，他们开始痛恨这个世界，痛恨平民。东、西纠之

後的“联动”就是这种倾向的产物。

　　记得六八年大家就要离开清华附中，各自开始另一种生活时，写“无产阶级

路线万岁”的作者之一，也是红卫兵小组创始人之一的高六三一班的张明在和同

班的郑光召等人告别时说，“你们是地富反坏，我们是工农，二十年後见”。二

十年後，据说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正是当年的这些高干子弟主张坚决地、毫

无留情地镇压。在我去年(九四年)回国时，听一位当年四中的朋友说，他参加了

一位干部子弟的婚礼，在婚礼上这些干部子弟异口同声地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老

子英明，坚决镇压，我们早就像东欧那样失去了政权，哪有今天。一位当年认为

自己是未来总理的干部子弟，现今虽然也已经步入社会上层，却由於距离总理还

远，由於自己这些干部子弟居然没有完全压倒平民子弟，而牢骚满腹，恨天恨地，

恨社会现实！

　　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人，大都由於父母干部级别低，无才补天，如今

散落在社会各处。但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学堂，几代知识分子遗留

下来的平民气，却居然仍然在清华附中培养出一代有社会影响的平民知识分子，

如郑义等。而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位要在二十年後见的张明现在却是在他的亲戚─

─台湾的国民党要员李焕的儿子李庆华为首的专门从事两岸文化交流的台湾海峡

交流基金会中主持工作。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骆小海则即没有流血

也没有断头地至今生活在美国。

　　岁月无情，历史无情。在思想产生反叛之後，我原来很悲观地认为，我这一

代人，在知识和精神上能够做到薪尽火传就不错了。那时，没有人能料到极权社

会——共产党阵营居然会在八九年崩溃。当然，在八九年後，大部分人又没有料

到中国共产党居然支撑到今天。而我因为有以前的悲观，所以没有像大部分人那

样怀有共产党一年或三年倒台论等等幻想，认为能有今天的变化，已经很不错了。

　　共产党是否会像国民党一样败部复活呢，除非共产党放弃政权，像国民党一

样走向民主，但是，那些“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们”能允许吗？八九年的死结

能解开吗？地狱中的邪恶之气能消散吗？

　　描述、评价历史没有完全的客观性，评论文学作品也是没有完全的客观性。

当我们出现不同看法的时候，就要看一看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是否相同，即反省一

下我们的价值、方法是否相同，是极权社会的还是非极权社会的！极权社会的文

化不是“没有道理”，而是因为它压迫蹂躏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这个世界

上的大多数人都不接受它，所以它必定要被抛弃。产生於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和六

十年代的各类作品，时至今日，甚至一般大陆民众都不再看它的道理正在於此。

至於文化革命中和其後产生的，诸如张承志、浩然乃至王蒙等人的作品，除了要

通过此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者外，没有一个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会对这

样的作品有兴趣。如果一定要谈论“客观性，也许只有时间和空间会对“客观性”

做出诠释。时至今日，谁会看“三论造反”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样有“独

立思想”、有“气魄”的文章！

　　　　　　　◆　七、结语：红卫兵——当代极权(左派)文化的产物

　　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和分析红卫兵，我绝对不会再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角度来看问题了，我也绝对不愿意以极权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为基础来思考问题，

而希望完全从另一个理论框架和伦理价值来分析这一切。

　　例如，红卫兵对校领导的反对，提倡的独立思想，今天在我看来是提倡一种

奴化的思想，是彻底粉碎“个人”，走向完全丧失“自我”。否则的话，人们在

文化革命中就不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七六年後，就不会拨乱反正，今天的人

们就不会抛弃过去，逐渐接近当代世界和西方思想。从理论上，我们之所以不采

用那种看问题的前提和方法是因为，如果把疯狂地提倡个人崇拜称为提倡独立思

想，那么，以这样一种理论和方法看问题，会让你矛盾百出，无法解释问题。而

另一方面，从理论和对良知的认识上，这些看法具有十分危险的倾向。

　　今天究竟如何看待红卫兵的诞生及其後来的发展，我愿意提出以下几个分析

线索：

　　1、红卫兵是在什么形势下产生的，即它是顺乎，或确切说借助什么潮流，在

什么潮流中推波助澜产生的。

　　2、产生之初，红卫兵要做什么，即它的目的是什么。

　　3、产生之初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它的思想方法有什么特点。

　　4、红八月高潮中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行为和目的和早期的红卫兵的思想、

行为和目的是否相同。

　　5、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的造反派和早期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目的

是否相同，它的特点是什么。

　　6、中国红卫兵为什么会影响到西方，在西方以及其它国家也产生红卫兵，及

中国的红卫兵和西方红卫兵在思想和目的的哪些方面是有共鸣的。

　　1、红卫兵是在什么形势下产生的，即它是顺乎，或确切说借助什么潮流，在

什么潮流中推波助澜产生的。

　　如前所述，红卫兵是在中国社会走向完全意识形态化过程中，在极权社会日

益完善、彻底的过程中产生的。它顺乎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

“共产党内的主流”毛泽东、林彪，用能得到的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和意图，编织

自己的乌托邦图景。没有大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坚决肃清资产阶级和修

正主义的形势就不会有红卫兵的产生。没有逐步对一切所谓“非无产阶级文化”

的铲除就不会有红卫兵。具体说，就是没有六十年代初期的社教、四清，没有教

育革命，没有历史、哲学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批判运动就不会有红卫兵的产生。没

有毛泽东、林彪就没有毛远新、姚文元，没有毛远新、姚文元就没有宫小吉、骆

小海、卜大华，就没有红卫兵。

　　2、产生之初，红卫兵要做什么，即它的目的是什么。

　　产生之出，即红卫兵小组要做的首先就是要做的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狂热地

确立领袖崇拜，彻底肃清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在学校中就是要彻底打

碎过去的一切教育制度和系统，以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为纲确立无产阶级专政。

红卫兵小组从萌芽之初目的就很明确，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极权，捍卫统治

者的地位。铲除一切非他们的思想和文明，乃至个人，及其可能的土壤，及资产

阶级子弟。这就是他们焚书坑儒、取缔黑市的真谛所在。产生之初的红卫兵具有

完全的干部子弟色彩，依附於极权社会最大的权势者——毛泽东，蔑视一般民众

和一般基层干部。

　　3、产生之初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它的思想方法有什么特点。

　　产生之初的红卫兵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而是以林彪等人在那

些年代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权威为自己的思想，以毛泽东的一系列阶级斗争为纲

的讲话为自己指导思想。他的方法是一种极端的教条、专断。他们行必拿“红宝

书”，言必提伟大领袖，林彪如何说。中国自六十年代初期越演越烈的极权主义，

在早期红卫兵小组得到了完全的体现，达到了顶峰。

　　今天来重新看他们当年的言论，人们就会发现，除了阶级斗争、阶级路线、

无产阶级专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修正主义外，没有任何其它内容。

没有这一切也就没有红卫兵。红卫兵小组的某些人居然说早期红卫兵没有血统论，

这种说法让人吃惊。血统论是维护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产生的，只要讲无产阶级

专政、阶级斗争就必然会产生血统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思想就不会

有红卫兵产生，因此，也可以说，没有血统论，就没有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

小组正是靠着血统论催生的。

　　事实上，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不止是干部子弟，而是几乎所有的伴随极权

社会出生的青年人都已经丧失了自己“独立”思索的能力，丧失了一般社会的判

断能力。

　　4、红八月高潮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行为和目的和早期的红卫兵的思想、行

为和目的是否相同。

　　红八月高潮中红卫兵的特点不过是按照红卫兵小组的模式，把这幕戏推延到

全国和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已，它在行为上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

以一种先天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无产阶级路线)，群众性暴力行为，(王友琴，“一

九六六：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那里都已经存在。

　　在思想上，它同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念念不忘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敌视一切不同於它的思想。

　　在目的上，红八月以後的红卫兵和创始之初的红卫兵小组完全一脉相承，没

有超过六月红卫兵一步。

　　5、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的造反派和早期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目的

是否相同，它的特点是什么。

　　如前所述，在早期及其後的红卫兵那里无从谈论独立人格和思想，他们的意

识和活动明确地是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以维护或换取自己在极权社会

的地位为目的。和早期红卫兵小组相同产生於文化大革命中期的造反派也没有自

己独立的思想，他们同样也是极权社会、极权文化的产物。尽管他们在那个社会

总是受到压制、不信任甚至迫害，可是他们总是不断地用各种方法表明自己的“可

靠”。狂热的领袖崇拜，在他们身上的表现虽然有些尴尬，但是，却也的确是他

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愿望。但是，红卫兵的另外两个特点，即先天的组织标准——

血统论和暴力倾向，在他们身上就基本上不存在，前者是因为在他们那里不具备

这种存在的可能性，後者则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虐待和他们低下的地位决定，这

便使他们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另一方面不敢放肆。当然在暗中和某些启发

下，他们强烈的暴力倾向也会宣泄出来。这表现在各类群众组织间的武斗中，他

们同样会积极参与。而一旦抓住某些一贯欺压并且迫害过他们的干部子弟，他们

也会报复。因为这种暴力和仇恨也是极权社会二分法思想的必然产物。

　　由於缺乏，甚至没有这两个特点，所以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不区分造反派和

“红卫兵”的区别，即把造反派作为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就会使人感到有些缝

隙，不那么贴切。

　　二者的指导思想虽然都是毛泽东思想，但是，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念

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非

无产阶级的因素，而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和目的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

论，即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革命四五年就要搞一次。二者

当然有区别，区别在於红卫兵的矛头是权力阶层以外的人——被统治者，而造反

派所向的是权利阶层以内的一部分人。在某种意义上，种的区别是一种根本区别，

它使二者以後的发展走向形成根本性的不同。

　　6、中国红卫兵为什么会影响到西方，在西方以及其他国家也产生红卫兵，即

中国的红卫兵和西方的红卫兵在思想和目的哪些方面是有共鸣的。

　　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文化革命、极权专制究竟是中国传统还是当代世界

的产物。很多“在共产党文化中生长”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青年知识分子，

在经历过一些波折後，从文化革命的“破四旧”、“反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

辟”转换成另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把文化革命的一切归咎於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

统。然而，当设定这样一种理论框架看问题时就会遇到很多背谬，最简单的例子

是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曾经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反封建。再例如无论共产党还是

知识分子，他们甚至根本没有中国封建社会的美德，如，文死谏，没有一个共产

党高官这样，包括被整死的刘少奇和圆滑的周恩来。

　　中国的红卫兵影响到西方的左派，为我们提供了看问题的另一个框架证据。

即：中国大陆当代社会是一“西化”的社会，它基本上是近代左派思潮，极左文

化在中国的演生和结晶。中国的红卫兵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而是受当代西方思

想影响的产物，所以彻底蹂躏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残酷“壮举”，所以有要焚毁中、

西一切不符合於“左派文化”的书籍。这当然对某些西方左派中的极端份子来说

是梦寐以求的。对一般西方左派学生来说，红卫兵那种极端狂热的“乌托邦”，

消平人间一切不符合自己思想的冲动，则和他们有先天的共鸣。那种一元化的教

条倾向，那种“整体式的”思想方法，即思考一切问题喜欢变为普遍的对立问题，

如喜爱用国家、民族、人民、社会、阶级、世界、历史，及东方、西方这些大概

念，中国的红卫兵和他们则是具有相同的思想来源。当然由於在西方的环境中，

中国红卫兵的某些内容不能直接适用於西方，但是就其根本而言，两者在其思想

宗旨和其外在形式上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和一致，这也是时至今日，某些在极权

文化中生长，对极权文化仍然没有反叛的青年知识份子，重新留恋文化革命，走

向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的原因。这再次说明，尽管中国封闭，但是它是西方近代极

权文化的产物，它和西方极权主义有着先天的联系。它甚至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中

国当今的封闭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而是二十世纪以来引入某一部分的西方

文化的结果。

　　事实上，除了和西方的左派极端份子的共鸣以外，如王友琴所说，红卫兵的

三个特点在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中也存在，在两种极权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使

得对红卫兵的分析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更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一九六七年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失势後至今将近三十年，在大陆仍然只有无

反省地书写这一段历史的文章，甚至正面歌颂老红卫兵，联动的文章和书籍。这

种现象甚至在海外也存在。如果我们对人权和民主不再是像文化革命中那样敌视，

如果或多或少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民主自由社会，对伴随它的文化有一些

认同，那么，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经历文化革命的浩劫，还是多反省一下自己

的好。

　　为此，我也在问，造反派们(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今天对自己以往的看法是

否也和那些红卫兵们一样是一种无反省，一种唯我正确的偏见。本文第一次力图

对造反派，对自己做出更多的，更严厉的反省和自我剖析。还是哈维尔的那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这对我

们的後代和对人类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和经验。因为，尽管人们看法有分歧，

但是，极权主义摧残了人和人性是经验事实，我们不要极权主义是绝大多数人接

受的一个原则。

　　我总感到，我们这些在极权文化中成长到二十岁才开始有些觉悟的人是有“原

罪”的

。

不可多得的红卫兵史料－－《红卫兵兴衰录》

印红标

　　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段历史，虽不算遥远，研究者却常常感到资料的缺乏。官方档案严格封存，散在民间的资料也未做系统的征集和整理，正在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流失。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一书在香港出版，令研究者感到欣喜。 

这本书的内容是红卫兵首创者－－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成员宋柏林的日记，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活动。最可称道得是，这部书保留了日记的历史原貌，未做加工或删节，从而具有回忆录及其他一些经过加工的日记（哪怕只是稍加删节）所无法企及的可信性和资料价值。治学严谨的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为日记作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笔杆子骆小海作序，更使之增色。 

　　一　　来自红卫兵运动的核心 

　　《红卫兵兴衰录》的内容是处于红卫兵运动核心地位的宋伯林的日记，其史料意义首先是记录了红卫兵运动的一些重要活动。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之初，日记的主人宋柏林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中国第一支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成员之一、曾被推选为本校革命师生委员会成员。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他与韩军　、骆小海三人作为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面见毛泽东并简短交谈。第一批红卫兵（即“老红卫兵”）失意之后，日记的主人同情并参与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一些活动，经历了老红卫兵由盛到衰的全部过程。这种来自运动漩涡的核心人物的完整日记是难得一见的。 

　　这部日记的内容偏重于政治运动和思想活动，其风格既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模仿英雄人物，抄录豪言壮语的雷锋式革命日记，也不限于私人情感天地，而是一部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见闻、思想和作为，写给自己看的日记。其中所记红卫兵的活动、激情、困惑、苦恼以及读书心得，均无娇柔做作之词，而为亲见亲历的实录、真实情感的表白，反映了老红卫兵的政治兴衰及思潮起落。 

　　这部日记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连贯性和完整性。日记的主人多年以来每日必写日记，多则多写，少则少写，从无间断。这对于常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在文革的动乱年月。《红卫兵兴衰录》一书收录了从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发动至１９６８年２月日记主人当兵离开学校，近两年间的全部日记，无一日遗漏，并且选登了１９６６年１月至４月的部分日记，作为文革前夕的背景铺垫。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呈现给读者的这部日记，未做删节，未经加工润色，保持了资料的原貌和完整性，甚至相关人士的姓名也原样照录，只对部分明显的错别字作了纠正。目前所见到的回忆录往往随时代和主人地位与思想的变迁，有意或者无意地出现选择性记忆，而目前发表的一些日记、笔记之类资料，往往由于原著者或编辑者的现实考虑而只选登部分内容、或作删节、乃至加工润色，从而使其史料价值打了折扣。 

　　二　老红卫兵兴衰的忠实记录 

　　这部日记从一个核心成员的角度，记录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衰，其中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名称和成立时间的记载，是以往红卫兵研究者所未见的新资料，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日记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以后就不断提到后来组成红卫兵的激进学生的活动，特别是对清华附中校领导“资产阶级教育方向”的批判。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的日记第一次谈到这些学生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但是这个组织被称为“红卫士”而不是“红卫兵”。 

　　这一天的日记写道：“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

　　就笔者所知，以往的各种资料，不论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出版物还是文革后的回忆录，都没有出现过“红卫士”这个名称。骆小海在为这本日记所写的序言中，回应了“红卫士”的说法。红卫兵最初是不是被称作“红卫士”？这会成为当事人和学者回忆和考订的新问题。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日期也由于这部日记增加了新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附中红卫兵称自己的组织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文革以后的回忆也多持这个说法。据宋伯林上述６月３日日记记载，红卫兵应当成立于６月３日。综合骆小海为这本所写的序言及以往的几种说法，合乎情理的解释似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有一个过程，５月２９日决定统一署名为“红卫兵”，并统一行动，而正式建立组织机构是在６月３日。 

　　日记中还有多处内容印证了回忆录提到的史实，特别是一些老红卫兵不为外人所知的思想活动。例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日记反映了老红卫兵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徘徊。日记的主人看到歌颂红卫兵的文艺表演，“回想起‘８．１８’前后的壮景，对比现在油然而触伤感。回家看到陈伯达、江青对北航‘红旗’的关门讲话，我又不禁想起‘８．６’在天桥剧场江青、康生等同志对我们关门讲话的情景，油然又生伤感。又看主席诗词，陈老总的解释，不禁落下泪来。”

　　日记对“联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大会上红卫兵的情绪也作了相当客观的记录：１２月２６日会议反映出目前中学老红卫兵的状况，“用脑子的人都对形势有较正确的了解，不反文革（指中央文革小组——引者注）。但绝大多数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迫于形势，虽也不敢大反，但一有风吹草动，一声半呼，就都跃跃欲试，一呼百应。但大都是为出出气，真正傻瓜的很少，总之绝大多数仍在彷徨之中。”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策略派本来还寄一线希望于通过“破私立公”争取中央文革小组的谅解和支持，但是结果，被“咽不下这口气”的红卫兵，打乱了议程。对此，以前已有卜大华等人的回忆，现在在宋柏林日记中得到证实。 

　　日记中诸多此类记载，为红卫兵运动和文革研究者，提供了考订和考察历史事实的重要资料依据。 

　　三　　家长的影响 

　　《红卫兵兴衰录》这部书完整地保留了日记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得以了解影响红卫兵发展的不少有价值的细节。例如，红卫兵的活动与其担任领导干部的家长的关系，是当时人们猜疑很多，但缺少直接资料的问题。这部日记提供了可信的例证。 

　　红卫兵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以领导干部子女为核心，他们反对学校领导、挑战工作组权威的造反活动，是不是得到家长的支持或者指点？影响程度有多大？他们大字报里出现的某些只有党内领导干部知晓的内部信息，曾经令学校或者工作组领导吃惊。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曾经回忆说，他们与学校领导和工作组发生矛盾时，工作组曾动员家长劝阻学生，但是他们还是从私人渠道得到了不同的信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他们的造反活动很是赞赏，而这些干部并非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这本日记记录了某些领导干部与红卫兵早期活动的关系，印证了人们的猜测和当事人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之初，日记的主人是高中三年级学生，他的父亲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的家长对儿子的政治倾向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时父母直接地给予支持或指点。 

　　１９６６年５月下旬，激进学生与学校领导的矛盾日益尖锐，５月２９日日记提到：“妈妈说我们没有错”。６月１日，红卫兵反对学校领导的活动发展到公开对峙。６月４日日记中写道：“爸爸很支持我们”。６月５日日记说：红卫兵“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凡是找到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这些日记，证实了外间关于红卫兵有高层背景的猜测。 

　　工作组进校以后，红卫兵与工作组发生分歧，日记录了家长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忠告。红卫兵不同意工作组所强调的团结大多数学生的口号。６月２３日的日记记录了父亲的谈话，表示在清华附中这样的学校，团结９５％可能不太适当。６月下旬以后，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分歧在石油附中运动、“造反精神”的口号等问题上继续发展。从日记里可以看到父母赞许红卫兵在石油附中问题上的态度，对“造反精神”的口号之争，也表同情。 

　　日记也记下了一些红卫兵学生的家长对子女的担心：在红卫兵张小宾家，“他妈妈和我们谈了许久，让我们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好好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切不可头脑发热被敌人利用。”（７月７日） 
日记里出现了一些干部子女从家长那里获取内部消息的记录。７月１１日日记说，清华附中红卫兵通过父辈的渠道，得知内部《工作通讯》十七期刊载了本校工作组关于红卫兵的负面报道。后来，红卫兵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引述了这期《工作通讯》的内容。 

　　这些来自上层的小道消息使红卫兵有恃无恐，也使清华附中等学校工作组感到与这些有高干背景的红卫兵较量并非易事。 

　　干部子女的家庭内部消息优先于中央正式传达渠道的又一个例证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首先通过干部子女传到红卫兵之中。８月２日日记记录“从矿院附中那得到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最热烈地支持我们的造反。”次日，王任重才代表中央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宣读了这封信。矿院附中的这个抄件，来源于该校学生杨冀平，杨冀平的父亲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 

　　高级干部对红卫兵的态度，说明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不一，不少干部在运动开始时还抱着期待。这些领导干部既希望子女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在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迈出成长为“接班人”的第一步，又担心这些未谙世事的孩子在政治风浪中“被敌人利用”、跌跟头，因而以自己的经验给予指点，甚至支持，但是其结果往往出乎意料，其中的是非得失是应当正视并认真总结的。 

　　谈到这些与重大社会政治活动有关，却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不能不对日记主人坦诚直面历史的勇气感到敬佩。大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并不是一贯正确的，很多人往往既是运动的参与者或者加害者，又是运动的受害者，只是加害和受害的时间不同、问题不同、程度不同。如今，红卫兵的作为早已为社会所批评、谴责，而要防止悲剧再度发生，必须分析历史事实。这部日记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病理标本。勇敢地把记录了自己思想和经历，包括明显错误和荒谬的日记，无保留地展示给世人，供人们分析评说，若无坦荡的胸襟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对此，历史学者怀着敬意。 

　　三　　独具匠心的编辑和注释 

　　《红卫兵兴衰录》一书的编辑和注释，独具内行之匠心。 

　　首先是编辑者余汝信先生坚持保留了日记的原貌，使之免于删节之憾。这一点前文已经谈过。宋柏林的日记是一份罕见的历史资料，正如作者《后记》中所说：“本人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没有成为‘专政’对象，没有被抄家，所以能够毫无顾忌地写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并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有许多照片和文物，这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实属难得。”　 

　　其次，编辑者对日记做了详细且专业的注释，为读者释疑解惑。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旁人读起来不可避免地有费解之处。编辑者的注释为读者作了十分到位的解释。这需要对文化大革命背景知识的细致入微的掌握，也少不了对日记主人的细心询问。 

　　例如：日记中写到与工作组的矛盾时，几次提到“张田丰”，如果不是编辑者指出，读者很难猜出这是隐语，指代工作组；“张”指清华附中工作组长章建华、“田”和“丰”分别指成员小田和小封，如果按照字面将其当作一个人名，就不会理解这个“张田丰”的重要性。这是只有日记主人才能说得清楚的问题。 

　　编辑者对日记中出现的诸多人名、简称、外号、专用词语做了说明。例如清华附中预科班的设置与众不同，高６３１、高６３２、预６４１和预６４２同为高三年级，不知详情者常常为之疑惑，有了注释则一目了然。编辑者特别对日记主人来往较多的同学朋友的家庭背景、家长官职做了说明，这就可以使人很清楚地看到，日记主人的同学朋友圈子，主要是军队高级干部，多为少将和中将一级干部的子女。这对于准确理解日记主人的社会环境，理解日记所反映的情况无疑是重要的。 

　　编辑者的多处注释指出日记中的误传，表现了编辑者对史实的准确把握。例如，编辑者指出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日日记中抄录的毛泽东语录和１２月１６日抄录的毛泽东诗词当中有一首是当时广泛传播的伪托和误传之作。类似事例还有编辑者指出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日记关于中央对内蒙运动的指示是失真的消息。从书中的大量注释，足见编辑者余汝信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到的学术功力。 

　　其三，《红卫兵兴衰录》请骆小海作序，也是成功之举。骆小海是清华附中最主要的发起者、负责人之一，与卜大华、邝桃生被并称为“卜骆邝”，又是主要的笔杆子，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等著名红卫兵大字报的执笔者。骆小海是红卫兵运动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关键性知情人，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详细地叙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历史，不仅对于理解这部日记十分必要，并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最后，书后附录的几篇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注明了版本出处，也是一般读者或研究者不容易见到的。 

　　说到不足之处，本书保留了日记的原貌，仅对某些明显的错别字做了订正。就历史资料而论，如果编辑者能在订正之处逐一加以注释，就会更加完满，更据可信性。 

　　相信这样的一部不可多得的资料书，会赢得红卫兵及文革研究者的重视与肯定。 


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２００７年２月号。

 

四十年文革寻思

　 仲维光

  “十年一觉扬州梦”，儿时读此，觉得那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因为对于五五年上小学的我来说，十年前的抗日战争就好像夏商周一样，是极其遥远的历史。然而，当我真的开始领略到生命的时候，却别是一番感觉，不是十年一觉，而是四十年如白驹过隙，人生倏忽。无可奈何的人生，人生的无可奈何，给我留下的都是从四十年前那场文化革命开始的。四十年前西山脚下的清华附中，还徘徊在中国传统的山水中，山明水净，每天都能够看到西山绵延的曲线，听到稻田里起伏的蛙声。迈出清华北校墙，沿着比田埂稍宽的泥泞小路，依傍树阴深处几处农舍的炊烟，你走进的就是矗立在浓密的茭白，稻田中间，东西河水潺潺的清华附中新建的六层教学楼。

    那是六一年，我报到的时候，这座教学楼还没有建好，楼里楼外还在施工。飞进这个楼里的时候，生命就像刚刚展翅的小鸟，兴奋、好奇、精力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根本不知人间还有苦难、风险。黑暗在等待着我们。

    四十年前的清华附中，虽然脐带连着刚刚走出反右硝烟的清华大学，可中国的人文传统，庚子赔款建立的，从美国吹进清华大学的自由风气，还是时隐时现、潜移默化地出没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这个淡淡的有如水墨画般的背景、气氛，还是让那些第一代眼睛只“盯着”“权力”，第二代血液中只“流着”“权欲”的两代极权主义怪兽，不能容忍。六六年，就在这个如画、如诗、如梦的清华附中，就在我所在的班级，我的桌前身后，寤生出那个人间怪胎，那个远在欧洲的党卫军的孪生兄弟，“红卫兵”!

    可能是直觉的自卫，可能是遗传的文化基因，可能是天生的重情不重权力、暴力，六六年四月，我鬼使神差地走入人生的第一步，就成了那个还在胎中的红卫兵的反对者。而这一步就走了四十年，走进我生命的追求，走尽我的青春。

    这的确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文化大革命”，这父子两代要革掉一切传统，革掉一切和他们不相容的文化，一切不臣服于他们的人性。

    六六年四月，或许也可以说从六四年就开始了，卜大华、骆小海们的所谓造反口号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思想革命化”，“教育革命”，在学校里，他们具体要做的是“取缔封资修的土壤、黑市”，“彻底贯彻阶级路线”。说穿了就是要“用尽”权力，占据一切。这其实是典型的极权主义精神。如果说他们的父辈是在多元环境中最后追求到了极权主义，那么这第二代人则是血管中流动的只有极权主义的血液。如果说，高官子弟权力唾手可得，那么这些中下层干部子弟，要想占据更多的权势，则只有更淋漓尽致地依附权势、革命造反了。

 
    我想红卫兵这个臭不可闻的名字出自张承志的建议也绝非偶然，这一切都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这个充满极权主义权欲和血腥的名字，不会出于一个平民子弟，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权力的冲动和狂热。红、卫、兵，对仗党、卫、军，真是天作唾弃的一双词。只有那些血液中仍然流动着权欲夹杂着奴性的人，才会至今还对这个名字津津乐道，甚至可以说不知羞耻地感到骄傲。

    与仍然蜷缩在共产党羽翼下的卜大华兄弟、张承志相比，到了美国，从而能看到人间羞耻为何物的宋彬彬和骆小海，不敢再正面提红卫兵渗透着的对政治权力的欲望和疯狂，而声称他们本来要搞的是“教育革命”。然而，他们却无法掩藏，六六年六月他们砸烂的高考制度，是为了他们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地占据一切最好的社会位置。他们要在学校教育革命中彻底推行的“阶级斗争”，“阶级路线”，说穿了也就是霸占一切，支配一切，他们也无法把七月那些杀气腾腾的“头断太平洋”，“血染华盛顿”的野兽情怀完全抹尽。

    究其根本，描述希特勒、共产党的这个词，疯狂的“极权主义专制”欲望，用在红卫兵身上，真是再贴切也没有了。

    文革第一个十年，我在清华园、清华附中既留下了愚昧，充满极权主义文化冲动的狂热，也留下被压抑、被损害的生命和正义的追求，做过恶、行过善。然而，终于在第一个五年结束前，在我步入成年的时候，我觉醒了。这就使我后来始终相信，一个从出生就受极权主义教育，知识面狭窄的少年能够完成这个过程，那么，一个智力和道德健全的人肯定会背离那个没有人性，散发着血腥的社会，那个党。而就因为这个基本常识，我得罪得更厉害的是那些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的曾经、或者仍然依附于共产党的“知识精英”。

    第二个五年，我来往于农村和清华园，思想开始了漂泊，感情开始了流浪，知识终于寻找到自己扎根的土壤。

    文革后第二个十年，我最终告别了清华园，因为我终于发现，这个被共产党、蒋南翔改造过的清华园。已非昔日，它既没有中国的人文传统，也没有西方知识分子特有的独立自由追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清华的教改改掉的是人的灵魂，人对知识和道德的追求，清华园不折不扣地成了一个培养良种牲畜工具的“动物庄园”。伴随知识的增长，我看到，六十年代清华大学教材的深度和理论性竟然不如八十年代电大的教材，更何谈培养第一流的人才。从那个时候，我深深地感到，这个留下了我的童年的清华园和清华附中，还有那个我曾经尊敬爱戴的万邦儒校长，他们埋葬、摧毁了多少人才、人性，他们亵渎了多少知识和精神，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了这个教育革命、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这第二个十年，我感触最深的是，本来我可以受更好的教育，做更多的有益的事情，可从四十年前的那个六月，当然更准确说，从五十七年前共产党控制了中国那天起，你受的就都是动物庄园的教育，你想真正追求知识，追求生活，就要首先洗清动物庄园中注射到你血液中的毒素，就要反抗那种兽性对你的追求的禁锢和扭曲，而这就注定了你的孤独、寂寞和贫穷，注定了政治对你的迫害。第二个十年，我很少回清华园，更没有再去过清华附中。

    文革后第三个十年，我流落到国外，经过二十年的学习，二十年的追求，我开始全面清理四十年前迫使我走向这条道路的一切。这不是中国局部的问题，这是一百年来世界近代化的产物，为什么一百年来竟然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这样一批所谓“精英”，追求“不自由”，为了自己的权力，疯狂地摧毁普通民众的人性？为什么如此一批知识分子，对生活、生命，文化和传统毫无感情，而对“动物庄园”却如此热衷？

    三次回中国，我至多从清华西校门擦过，好像山没了，水尽了，稻田平了，青蛙也去了，北望清华附中，看不见，却能感到那是一片现代化的水泥！“水泥”凝固了清华附中，那山、那水，那曾有过的人杰地灵。

    清华园、清华附中究竟还剩下什么？

    文革后第四个十年，我们这一代人过了知天命之年，生命如日过中天，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你已经不可能再走一次，你已经没有资本再寻找新的起点，只有在自己的路上走下去。我是一个天生不会回头的人，所以我沿着六六年的路走下来。而那个当年豢养出红卫兵的政党，那些红卫兵，则一直在那片土地上为了自己的权力，继续豢养出各种新的当代怪兽。那片没了传统，没了文化，没了人性的土地，也没了环境和自然，剩下的只有纸醉金迷的堕落和权力。一个不折不扣的动物庄园，既没有人的“安”居乐“业”，也没有人的伦理道德。

    又到五月，六六年的五月已经那么遥远，零六年的五月就在身边，寻迹这中间的四十年，不是春花秋月何时了，而是各种形式的文革何时了？尽管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歌颂文革，但是，跟着共产党搞反右，搞文化革命的丑陋，人们却仍然没有，也不想真的反思。这其实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因为不同形式的“文革”仍然在继续，如果反思了，人们就会看到，跟着共产党搞改革，跟着共产党镇压法轮功，其实仍然是在蹂躏世间的美好！

    文革四十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2006-5-6于德国埃森

 

胡平专稿：谈宋彬彬的反对打人之谜──看《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

送交者: 幽灵游魂 于 2004/03/02 14:4:17 [文革探索]

 

胡平专稿／宋彬彬可以说她没有动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说她一直反对打人呢？宋彬彬是党员，是师大女附中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没有材料证明宋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宋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而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

（续前）

3、是“一直反对打人”吗？

老红卫兵最突出的“功绩”之一就是打人。作为老红卫兵的领袖人物，宋彬彬打过人吗？已故千家驹先生在《自撰年谱》里写到，宋彬彬和别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可见，关于宋彬彬打死人的说法流传很广。 (chinesenewsnet.com)

宋彬彬在《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中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像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chinesenewsnet.com)

我以为，假如宋彬彬确实没有打过人，那么她做出这番解释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要说她自己“一直反对打人反对武斗”，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自己是否动手打过人，这是一回事；自己是支持打人还是反对打人，这可能是另一回事。有的“黑五类狗崽子”还动手打过亲爹亲妈呢，你能由此断言他是支持打人的么？尽人皆知，当头头的多半是“动口不动手”。昔日共产党在农村搞土改，很多地主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基本上都不是工作组的人动手，但是，那能证明工作组反对打人吗？ (chinesenewsnet.com)

王友琴博士在《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文里，对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在红八月期间打老师打同学情形作出了详细的描述。卞仲耘是师大女附中第一副校长，在1966年8月5日那天被打死，就在学校操场，被该校的红卫兵群围攻殴打，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五、六点，“其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学校对面就是医院，五点多钟时，另一位被批斗被殴打的副校长胡志涛，见卞仲耘已经奄奄一息，提出送医院，但被红卫兵愤怒拒绝，等到晚上校工推车把卞仲耘送到；医院时，卞仲耘早已断气，尸体已经僵硬。事实上，从六月下旬起，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就开始了对老师的折磨殴打，作为该校第一把手的卞仲耘首当其冲。在临死前一天，遍体伤痕的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说，红卫兵打死她那样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 (chinesenewsnet.com)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没有材料证明宋彬彬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宋彬彬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宋彬彬是党员，是该校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领导被打倒，工作组又撤离的红八月，宋彬彬无疑是全校不数一也数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个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园。如果她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发生，难道连把人活活打死也避免不了吗？宋彬彬可以说她没有动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说她一直反对打人呢？假如她没有当场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的话，而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 (chinesenewsnet.com)

同样的问题也应向骆小海提出。骆小海也说他是反对打人的。我们知道，清华附中红卫兵在8月27日发表过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在肯定破四旧的前提下“纠偏”。严厉批评了“打人”，“对前学校的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谁家都抄”等作法。然而，正象王友琴在《清华附中模式》一文里写到的那样，清华附中红卫兵正是打人之风的始作俑者之一。从6月起，清华附中红卫兵就开始打人。8月26日，由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卜大华等主持，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举行“斗争会”，晚上７点钟开始，一直进行到深夜１２点钟左右才结束。在会上，许多校领导和老师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以及用塑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服。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注意：这是红卫兵亲自主持的斗争会，或许卜大华、骆小海没有出手，但是作为大会的主持者，他们出面反对出面制止了吗？他们难道不应该为这场暴行负责任？ (chinesenewsnet.com)

当年骆小海的同班同学仲维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里写道：“拳打脚踢，游街示众，从六月中旬后越来越普遍。到了三论造反精神发表的七月下旬，清华附中鞭打学校干部、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到达了高潮”。“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后，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几近半个月后，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于是演起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的大好形势，然后就是对大好形势后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谓过分行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忌惮、草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得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吗！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悲剧吗？”(chinesenewsnet.com)

4、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还有待深入 (chinesenewsnet.com)

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宋彬彬、骆小海们本来从心底里是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当场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呢？这大概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结果了。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群众发动起来了，要鼓励，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不能站在群众前面指手划脚，如此等等。按照这种观点，那些“有问题”的人挨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就算不是活该，起码是无关紧要的，是无损于革命大方向的正确和红卫兵组织的光荣的。所以，宋彬彬、骆小海们才能拿着那幅沾满无辜者鲜血的红卫兵袖章毫无愧色，一点不发颤，继续骄傲地戴在自己左臂上，还把它当作最崇高的礼物献给心中的红太阳。这决不仅仅是老红卫兵的问题。许多造反派也是如此。 (chinesenewsnet.com)

研究极权主义的着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过一个概念，曰“恶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她指出，很多纳粹罪犯并非天生的歹徒恶棍，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社会里，他们都会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几年前，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哥德哈根写了一本书《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作者通过对大量的史实材料、幸存者的回忆和追述等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是借助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德国人之手进行的，而这些德国人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大屠杀是德国反犹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中国的文革呢？在文革中发生的一系列暴行，难道不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当然不是全体）参与、而且是自觉自愿地参与的吗？这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挖掘，需要深究。

刘澍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上，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当晚从清华大学内的高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时年26岁。身后留下怀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

 

 

清华大学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刘树华之死和红卫兵暴力的发展及模式紧密相关。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全国的建立而普及。

 

1，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学生小组。在信中，毛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的支持使得红卫兵组织迅速扩展到全国，也使得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在学校掌握大权，对学校里面和外面的所谓“阶级敌人”展开了残酷的暴力性“斗争”。红卫兵还把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１００万红卫兵手持毛的语录本，喊着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口号走过广场。清华大学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他们的代表被召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握手谈话。这在当时是无上的荣耀。

 

在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的所谓“红八月”中，校园暴力迫害急剧升级。在清华附中，对教职工和学生的大规模暴力迫害肆无忌惮地发展进行。从打耳光、抡拳头发展为有专用的打人工具，从小规模的打人发展到大规模的在公众场合毒打被“斗争”的对象，从零星的暴力行为演变成普遍发生的殴打和折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全校性的“斗争会”。会场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主持“斗争会”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卜大华。“斗争会”是晚上７点钟的时候开始的，叫喊加上殴打，这个“斗争会”一直进行到深夜１２点钟左右才结束。

 

那时候是“文化革命高潮”。红卫兵“破四旧”，打人，抄家，不但在白天进行，也在夜里进行，而且甚至通宵不停。笔者调查纪录的多例杀害，都在半夜发生。中学生的年龄，应该是贪睡的时候，但是这时候却可以夜以继日地从事所谓“革命行动”。仇恨、权力和残暴行动，可以带来生理上的兴奋刺激作用，这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举行“斗争会”的大教室有一百五六十平方米，是清华附中最大的集会场所，位于教学楼五层西侧。大教室有东西两个门，通常只开东门。“斗争会”开始前，一般的教职员工，是列队从东门进去的，进去以后，面朝西坐下。“黑帮”则排队从西门进了会场。所谓“黑帮”，是那时候已经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的一些人，有该校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办公室副主任张秀珍，以及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老师。“黑帮”的全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种罪名当然极其荒唐，但是另一方面，在文革中被用作称呼文革对象的相当有威慑力的方式。“黑帮”进门以后，站成一排，等候“斗争”。

 

刘澍华196２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附中教物理，兼任班主任。8月26日以前，他还不属“黑帮”范畴。刘澍华从东门进了会场，他想往一般教职员工的那边坐下，但是被红卫兵喝斥住了。红卫兵手指一群“黑帮”，大声命令他：“站那边儿去。”

 

刘澍华只好站到了“黑帮”那一边。站在这一边还是那一边，这时候生死攸关。站到了那一边，就成了“阶级敌人”一类，而且，那天晚上，红卫兵可以任意打骂。而一个人被划为哪一边，是由清华附中红卫兵来决定的。现在还有些学者很欣赏毛泽东的关于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其实，只要肯看看这个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想像一下自己是那天晚上的刘澍华，被一群红卫兵中学生决定是否“敌我矛盾”，而且，由其对被划进“敌人”范畴的人任意处罚，殴打侮辱，就会知道这个理论的危害有多么大。

 

在那天晚上“斗争会”的过程中，所有的“黑帮”都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

 

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以及用塑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黑帮份子”。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服。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

 

被“斗争”的人先站着，后来被喝令跪下。跪得高了或是低了，都被红卫兵喝斥并因此遭重打。

 

这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时代的“斗争会”。除了拳脚交加和鞭子抽打，还有声嘶力竭的“揭发”和“控诉”。其“揭发”和“控诉”的内容，一是说一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二是把一些并不错的事情，说成是“反革命罪行”。另外，还穿插着大量的口号高呼：“坚决打倒黑帮”“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以及当时喊得最多最频繁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简单明确而凶狠的文革理论的支撑，仇恨心理的自我激发，热狂的个人崇拜，个人心中原来被文明社会规则压抑了的邪恶念头的爆发，多种因素配合，造成了那天的丑剧也是惨剧。

 

那天晚上被“斗争”的人中，首当其冲的是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他们是清华附中的所谓“黑帮头子”。红卫兵剃了他们的头发，还命令他们二人在衣服的前襟上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写上白字：“黑帮大头”，“黑帮二头”。１９６６年夏天他们就一直戴着这样的标记走来走去，时时遭到打骂和侮辱。他们被毒打很多次。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便血。他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裂口，长久不能愈合。以后他落下了肾病和胃病。

 

清华附中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也被严重打伤。“斗争会”后，她倒在自行车棚子里不能动弹，陷入昏迷状态。她的丈夫刘松盛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作，到学校里来把她背回了家。顾涵芬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不是完全瞎掉，但是只剩下零点零几的视力，仅能感觉到一点光亮。她还被剃去了半边头发，所谓“阴阳头”。因为多次挨打受折磨，不但她的一只眼睛失明，而且她的身体也弄坏了。她后来两次怀孕都小产，第三次怀孕才保住了婴儿。

 

在被毒打的人中间，被打得最厉害的是刘澍华和邢家鲤。邢家鲤是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分管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被红卫兵称作“黑帮头子”和“黑帮二头”，邢家鲤则被称作“黑帮总头目”。邢家鲤平日不在清华附中上班，这天被抓到附中来，红卫兵打他打得特别凶狠。

 

刘澍华则是那天晚上被“斗争”的新人。他不是学校的领导人，也不是业务上突出的教师，不可能成为所谓“黑帮”或者“反动学术权威”；他年纪尚轻，不可能在1949年以前有所谓“历史问题”。红卫兵“斗争”他的“理由”是“流氓”。

 

刘澍华那时刚结婚三个月。在和妻子恋爱结婚以前，刘澍华追求过另外一个姑娘。那个姑娘不情愿，曾经到清华附中领导人那里抱怨刘澍华纠缠她。清华附中的领导人为此和刘澍华谈了话。这件事情过去后，刘澍华另外找到了对象并结了婚。

 

文革开始，６月上旬，“工作组”被派到清华附中来取代学校原来的负责人，领导学校的文革运动。学校停课。“工作组”支持红卫兵学生反对学校领导和教师，号召“大揭发”。学校里贴出了大批的“大字报”，“揭发”了各种各样当时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个人言行。刘澍华的这件事情，也被“揭发”了。

 

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泽东命令撤出各校的“工作组”，并且指责“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也就是说，毛泽东号召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升级。“工作组”离开，８月，红卫兵在清华附中执掌了大权。他们立刻对“黑帮”们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的“斗争”，其中最明显的是公开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殴打和侮辱。此外，打击的对象也扩大了。刘澍华也被圈进了攻击对象。

 

清华附中的教室楼造有三个大门，当时只用了两个门作入口，西侧的门是封了的。红卫兵在那里贴了一张刘澍华的漫画像，有吃饭桌子那么大，上面写有“大流氓”三个大字。

 

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是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为１８岁或者１９岁。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都是男生。这个年龄的男生可能对一个男老师的恋爱故事产生过分的兴趣和非分的关注。每个社会中也总有一些人怀着恶意对他人的私生活加以窥探和攻击。在平常情况下，这种不正常心理和恶意会受到社会常规和法律的控制，一个正常人也会对自己内心的邪念加以反省和纠错。但是在１９６６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红卫兵从文革的领导人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杀人不偿命的前所未有的特权，得到了可以任意“斗争”和殴打侮辱老师和同学的前所未闻的特权，他们的变态心理和潜藏的恶意在“革命”的名义下急剧膨胀，不但形成了下流的想象，而且导致了残忍的行动。在８月２６日晚上，红卫兵殴打折磨刘澍华比别的老师更加严重。这天晚上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造成了刘澍华的自杀。

 

“斗争会”一直进行到半夜才结束。在结束的时候，红卫兵负责人宣布，明天，８月２７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一律下到班里去搞运动。

 

清华附中的全体老师都听懂了的潜台词是：明天，一律挨斗挨打。

 

在此之前，教员们集中在一起“搞运动＂。因此，除了全校性地“揪出”的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一般教员还不必免面对面地经受学生的“揭发”和“批斗”。现在红卫兵安排所有的教员下班，那就是以班为单位，每班学生分管几名教员来揭发批判。后果必然是参与“斗争”教员的学生会更多，被“斗争”的教员也会更多。实际上，那天白天，在一些班里已经“斗争”了班主任。高三（２）班的班主任童常珍，被强迫跪在教室前面，听取全班学生的“批判”。一个家长也来“控诉”她，一边控诉，一边用小棍子敲她的头。实际上，这个家长的孩子在文革前很得班主任的栽培，这种时候为了表示和班主任“划清界限”，表现特别激烈。该班红卫兵也抄了童常珍的家。当天“斗争会”上的毒打，在此之前发生的和当时在整个北京普遍发生的暴力和恐怖，告诉了他们要遭到的将是更严重的虐待与侮辱。

 

“斗争会”后，刘澍华回到了他所住的叫做“明斋”的集体宿舍。刘澍华虽然当时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在山西，那时候要把妻子调到北京来，对他那样一个普通教师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结了婚，他们只能两地分居。另外，刘澍华在北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房间，因为北京的普通人普遍缺少住房。他和别的男老师同住一个房间。他回到房间以后，理了一下床上的东西，就悄悄地离开了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同屋张亦鸣老师那时候在房间里，但是没有发觉刘澍华离开房间其实是去自杀的。

 

刘澍华离开房间以后，是否去过别的地方，无人知道。他最后是到了清华大学西南门烧锅炉的高烟囱顶上，跳了下来。他是往烟囱的里面跳下去的。烟囱的里侧空间窄小，刘澍华的身体是直立落下去的。烟囱很高，身体落地时的撞击力非常大。看到他的尸体的人说，他的两根大腿骨，深深插进他的身体。尸体因此缩短了，尸体上满是血和黑色的烟灰粉末。

 

刘澍华的尸体是第二天早上通灰的时候被发现的。

 

刘澍华死了，２６岁。因为是自杀，红卫兵斥之为“畏罪自杀”。他有什么罪？那些毒打他的人，才是有罪。他的自杀，是被红卫兵如此毒打和侮辱之后的自杀，也是看到整个文革大形势一定会继续暴力迫害后的绝望所致。在刘澍华死亡那天的前后日子，在北京一个城市，每天有几十到几百的普通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刘澍华已经被打成这样子，明天等待着他的，还是这种拷打和折磨。他走投无路。这不是一般的自杀，这是被强迫的自杀。这种被强迫的自杀，与被直接杀害在悲惨程度上没有区别。

 

刘澍华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他老家中还有一个瞎眼的老爹。刘澍华是年轻的刚刚开始了教学生活的教师，是老人晚年要依仗的儿子，是新婚的丈夫，是即将成为父亲的人，生活本来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直接害死刘澍华的人，是学生，也是家里的儿子和女儿，可是他们成为了红卫兵，袖子上戴着红袖章，腰里系着军用皮带，怀揣毛语录本，他们用拳头和鞭子，害死了刘澍华老师。

 

得到刘澍华的死讯后，他的妻子和父亲曾经来过清华附中。在文革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他们当然得不到任何帮助。只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当怀孕的年轻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千里迢迢从山西赶来，知道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在烟囱里这样死去，他们会有多么悲伤和难过。

 

 

2，这只是清华附中校园暴力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清华附中，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在８月２６日的“斗争会”之前已经开始了。

 

副校长韩家鳌，文革前兼任初二（１）班的副班主任。８月初的一天，这个班的学生把他抓到该班的教室里面，强迫他跪在地上，后来又把他打得趴在地上。全班学生用棍子、鞭子和铜头皮带轮流殴打韩家鳌。他先是站着，后来被按下跪着，再后来被打趴在地上。除了几个学生因为是“黑五类”家庭出身不具打人“资格”之外，其他的学生被强迫必须参与殴打韩家鳌。有一个学生不愿意打，有红卫兵激发他说：“你不记得韩家鳌迫害你了吗？打！”这里的所谓迫害，是指因为这个学生尿床，韩家鳌安排他和另一个也尿床的学生住在同一间宿舍里。这本来是一个好意的安排，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却被用来激发仇恨和暴力。

 

韩家鳌曾经在这个班里办了“外语丛书角”，把一些学外语方面的书放在那里，方便学生阅读。他也曾经给一个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这些都成了他的罪行。打他打了一个多小时后，有学生把一些书和这本英文词典用火燃着后，丢进一个铁丝篓子里，然后把韩家鳌的头按进火里，烧着了他的头发。

 

打过以后，红卫兵把韩家鳌架回关押他们的“黑帮”小院，把他的衣服拉开，显出他的满背血痕，对其他“黑帮”说：“你们看，要是不老实交待，韩家鳌就是样子。”当时，清华附中的“牛鬼蛇神”，被关在学校的西小院里。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分工专门监管他们。“黑帮”们不是在那里写“交代材料”，就是被拉出去“斗争”或者“劳改”。常有红卫兵闯进来，命令他们唱“牛鬼蛇神歌”（这个“歌”的歌词与曲谱，请见笔者的《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他们就只好唱；侮辱他们，他们只能唾面自干。

 

韩家鳌被打得浑身是伤。医院不给“牛鬼蛇神”看病，他只好让家人到药店买了大量治疗跌打损伤的传统中药“云南白药”，天天就着烧酒吃下去，以减轻疼痛。当时韩家鳌３３岁，他原来从不喝酒。因为“云南白药”需要和烧酒同服才起作用，他学会了喝酒，并且从此养成了天天喝酒的习惯。他的腰在１９６６年被打伤后，３０年来一直疼痛。

 

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附中校园大量使用暴力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打人还不那么严重。附中红卫兵因此批评大学红卫兵太文太无能，声称要教育教育大学生。８月中旬的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带领中学生到清华大学校园游行，游行中间把清华大学的前领导人之一艾知生抓来“游街”。游行的终点站是清华大学西大饭厅。在那里继续开大会“斗争” 艾知生。在“斗争会”的台子上，附中红卫兵把艾知生按在脚下，一顿痛打。

 

在刘澍华被打的前两天，８月２４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全北京市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实际上是中学生红卫兵把大规模的抄家打人之风全面带进了清华大学。那一天，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分乘大卡车来到清华园，和清华大学红卫兵配合行动。他们命令拆毁清华大学建校时期修筑的标志性建筑――刻有“清华园”的汉白玉牌楼（这座牌楼在１９９０年代重建）。在大吊车拉倒牌楼后，红卫兵命令在“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把石块背走。“牛鬼蛇神”运石头的时候，背后有拿着铜头皮带的红卫兵吆喝打骂。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一起到各系打人。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甬道上，留下了一滩一滩的血迹。无线电系的教授和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还有人在血迹旁画了一个大圈，又写上“狗血”两个字，意思是这些被打的人不是人，而是狗。这１２所中学之一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该校红卫兵在清华大学“造反”过后，又到了靠着清华大学的北京大学教工宿舍“燕东园”，抄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家，撕毁了他的藏画，查封了他的书籍。

 

８月２４日晚上，清华附中副校长韩家鳌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拉出去拖到清华大学的科学馆。韩家鳌的家住在清华大学校园中荷花池（就是中学课本里收有的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中所写的地方）附近。一公里长的路上，他的鞋子被拖掉了。红卫兵一路走，一路打他。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也被抓来。清华附中的一个红卫兵还把韩家鳌的头按在地上，用脚踩上，说要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引用毛泽东语）。红卫兵还命令韩家鳌打校长万邦儒，说：“你不打他，我就打你。”

 

那天夜里，万邦儒和韩家鳌都被关在清华大学科学馆。被揪到科学馆挨打的还有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刘冰、艾知生等等。他们被逐个叫到一间小房间里挨打。折磨了一夜后，到第二天中午，给他们一人一个窝窝头吃。领窝窝头的时候，每个人必须先说一句“王八某某某吃窝头”，否则立即再遭打。那天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红卫兵命令他们这样咒骂自己的。８月２４日是中学生红卫兵到清华大学大肆行凶，但是看来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也不甘落后。在如何折磨侮辱人方面，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都相当有“创造性”。

 

万邦儒和韩家鳌在科学馆被关押殴打了一夜一天，被附中的红卫兵拉回到附中。韩家鳌被抓走以后，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不知道他被抓到那里去了，又不见他回来，他们出门看到路上的两滩血，以为韩家鳌已经被打死了，回到家里痛哭。

 

清华附中的地理教师张葆林，看到同事们这样挨打挨斗和自杀，她不知道灾祸什么时候会临到她头上。她在自己家里，跪在地上，叫她的儿子仿照红卫兵在“斗争会”上的样子打她，说要练习承受红卫兵的打。她不知道她能不能经受得住那样的拷打和折磨，她需要事先的“彩排”。

 

1966年8月北京曾下大暴雨。清华附中路边的排水沟排水不畅，引起积水。在校园“劳改队”里的老师们被命令清理水沟。做完以后，红卫兵命令他们互相泼沟里的混水，互相殴打，还命令男老师打女老师。

 

一位当年的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天他看到清华附中的另一个副校长吴裕良走在路上，一个红卫兵走上去，迎面打了吴一个大耳光，然后，几拳把吴打倒在地。这个红卫兵大模大样地扬长而去。吴裕良倒在地上，过一会儿自己爬起来就走。――这是已经过了打人最高潮的时候。

 

确实，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清华附中有过这样的年代：老师们要常常挨打常常吃“云南白药”，要练习怎么被“斗争”怎么下跪怎么被打。可是有必要想像一下，你是否能忍受那样的毒打和侮辱？你在那样的恐怖面前会害怕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会认识到，与其指望人都能像英雄一样承受这样的暴行，比较现实的任务是想想办法不让这种恐怖境况能够再次出现。

 

在清华附中，被打被虐待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学生。红卫兵提出了“红五类子弟”“黑五类子弟”这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大力推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成为攻击对象。

 

红卫兵不仅自己大量书写张贴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强迫一批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抄写这一对联。也就是说，这样的学生不但被侮辱，而且被强迫自辱。高三学生戴建忠和另外三个学生一起被强迫各写 “对联” １００副。可以想象，仅仅这四百副“对联”就可以造成什么样的视觉环境。事实上，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校园里，这副“对联”是张贴最多最广的东西之一。

 

对所谓“黑五类子弟”――更有侮辱性的流行的说法是“狗崽子”，红卫兵不单张口骂，而且动手打，或者采取其他暴力行动。在宿舍里，一些“黑五类”子弟的床头被贴了侮辱性的大字报。初二学生章立凡的父亲是“大右派份子”章乃器，他的蚊帐和被子被红卫兵同学撕毁。

 

高一（二）班学生杨爱伦，父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政府海关做事，被认定为“坏家庭出身”，另外，她学习成绩好，曾在数学竞赛中获奖，还是学校体育队中长跑运动员和文艺队的独唱演员。由于她的“坏家庭出身”和在文革前被认为是“好学生”，她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就开始在班里被红卫兵“斗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详细指示如何整她。她被禁闭在一间小屋里。她在宿舍的铺盖被扔了。她被强迫写“检查交代”。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杨爱伦到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卧轨自杀。火车头把她铲出了轨道。她没有死，但是脸部和身体受到重伤，并且失去了手指，成为永久性伤残。

 

不到两个星期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高二学生，也属“家庭出身坏”的郭兰蕙服毒自杀死亡。郭兰蕙的父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曾经在当时的政府中工作，由于这样的“家庭出身”，她就成了“狗崽子”并受到“批斗”。８月２０日是星期六，郭兰蕙在回家的路上喝了来苏水。到家的时候，她母亲看到她脸色不对。知道她服毒以后，立即把她送到医院，当时她还没有断气。

 

两位认识郭兰蕙的学生说，红卫兵曾经当众宣布，因为郭兰蕙是自杀，医院打电话向清华附中询问她是什么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告诉医院，郭兰蕙是“右派学生”，于是，医院不加抢救，让郭兰蕙躺在医院的地板上渐渐死去。红卫兵不但对郭兰蕙的死毫无怜悯之心，而且用得意的口气在学校里告诉其他学生这些情况，显示他们主宰生死的权力和威风。

 

郭兰蕙死时１９岁。

 

就在刘澍华被“斗争”而死的同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的上午，高二（１）班四个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郑光召、戴建忠、赵伯彦，刘喜鸿，遭到这班红卫兵的集体殴打。该班红卫兵抡开了铜头皮带和棍棒，向他们称作“狗崽子”的同学大打出手。当天下午，他们又被强迫跪在学校空地上拔草根“劳改”，身后站着手持皮带、凶神恶煞的红卫兵。这幅恐怖画面深深印入多位当年的老师和学生的记忆里。当天晚上，郑光召等四人被关在学校不准回家。郑光召出现尿血、抽搐和昏迷，几乎死去。以后，他们被监禁在宿舍，不得允许不能出学校门。

 

清华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的女儿，是清华附中初二（１）班学生。因为蒋南翔在１９６６年６月被中共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作为“黑帮”“揪”了出来，他的女儿立即变成了“狗崽子”。有一天，在众多同学面前，她被“红五类”学生从队伍里拉出来，当众扇了几个大耳光。

 

在清华附中，特别流行给被“斗争”的女同学剃“阴阳头”，即把头发剃去半边。笔者采访过的该校人员有限，就已经知道了被剪“阴阳头”的女同学的如下名字：高三的张蕴环，高二（１）班的杨柏龄和陈向明，初二（３）班的王淑英和孙淑绮。这在北京的中学中间，相对来说很是突出，因为在其他学校，“阴阳头”一般较多被用在女老师身上。以这种方式虐待女同学，实际上也是心理问题借着其他出口――在当时是“文化革命”的机会――恶性发泄的典型案例。

 

名作家史铁生在１９６６年时是清华附中初二（３）班的学生。当笔者问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学，他回答说，打了，打得不重。

 

笔者问，不重是多重？

 

史铁生说，打了两个女同学。是红卫兵打的。让她们跪在教室里，用皮带和拳头打了，剪了她们的半边头发。

 

记得笔者当时不禁追问：这怎么还叫“不重”？

 

史铁生是作家，对准确使用汉语词汇有很高修养，当然懂得这样殴打折磨两个１５岁的女同学，是不能用“不重”来描述的。他这样说，因为是在１９６６年的清华附中的环境里，有大量比这更为严重的罪恶发生。如果不是北京人说的“往死里打”，如果不是打到威胁生命的程度，如果不是像打刘澍华和其他“黑帮”那样打，在当时就算“不重”。

 

史铁生记得这两个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孙淑绮。她们被剪“阴阳头”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为“隐瞒家庭出身”。从这样的罪名中，可以了解红卫兵的观念体系，即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为什么事情惩罚同学，以及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力这样用暴力惩罚他们的同龄人。

 

史铁生不是“红五类”，没有当过红卫兵，而且对被打的人怀有同情，所以记得这些细节。经历、道德观念和记忆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被毒打的还有清华附中传达室看门的老人。看门的人既不可能“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不可能“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子弟”，一样被打，因为红卫兵照样可以找出“理由”。他们说他是“地主”，对他大打出手。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但到本校教师家中抄家，也到学校附近的人家抄家。他们在清华大学的教授家中，砸毁艺术品和书籍，搜索黄金和外币，而且殴打被抄家的人。８月下旬的一天，红卫兵把抄家抄来的东西，主要是书籍，也有其他物品，在清华附中大操场上堆了很大的一堆，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点火燃烧。烟尘飞舞，发出呛人的气味。红卫兵成员围绕火堆，鼓掌欢呼。其他同学不敢近前，远远观望。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还到火车站去殴打那些被“遣返”到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月，有近十万北京居民被抄家后驱逐到原籍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近百分之二。驱逐的命令由红卫兵发出，强行“遣返”的过程，也由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出手执行。大批红卫兵在火车站监督被驱逐者，并且常常施行毒打和侮辱。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有些在夏天被驱逐出去的人，在农村没有活路，自己跑回北京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到火车站殴打这些人。目击者说，打人的场面十分可怕。

 

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参与发起了所谓“打小流氓”的行动。他们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小流氓”，在万众瞩目之下，殴打被“斗争”的对象。在“打小流氓”运动中，有人被打死。例如在北京第８中学、第１３中学、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打死了被他们指为“小流氓”的同学和社会青年。这里先不说这些被打的人是否有罪，就是在红卫兵所用的语汇中，也只称之为“小”流氓，而不是什么大罪犯。红卫兵认为“小流氓”也该被他们毒打甚至打死，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理念。

 

８月下旬，红卫兵开始所谓“革命大串连”。他们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火车票和食宿，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清华附中红卫兵到各地，把他们的这一套暴力迫害方式也带到他们的所到之处。住在贵阳的一位被访者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到了贵阳，殴打贵州省文化局的“牛鬼蛇神”。他们打了京剧团的演员，还把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的园长也揪来剪了“阴阳头”，并且把她打得遍体鳞伤，满身血印，黑色的皮下淤血很长时间不消褪，看起来都十分吓人。这个幼儿园园长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把这样一个中年妇女打成这种样子，真不知道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有多凶狠和恶毒。

 

刘澍华之死，就发生在这样的一系列暴力迫害事件的背景上。刘澍华的死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发事故。刘澍华的死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规模暴力迫害发展的结果。刘澍华是１９６６年８月发生的红卫兵杀戮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上所叙述的清华附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发生的暴力迫害，仅仅是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的，因此，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能做更详细的调查，如果清华附中的大部分师生能够有机会说出他们身经目睹的红卫兵所作的暴行和迫害，一定远远不止本文的内容。

 

 

 

3，红卫兵组织和暴力迫害同步发展

 

文革中打人和打死人的大风气，是和红卫兵的发展同时产生的。

 

实际上，这是文革经历者们都了解的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但是，却一直不被关于文革的发表物所承认。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关于文革历史的诠释、写作和发表，一直受到文革后当局的相当严格的控制和引导。

 

“红卫兵”开始的时候是清华附中的一个学生小组的名字。从1966年6月2日开始，他们用这个名字在学校发表“大字报”。他们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之后贴出的。在与清华附中邻近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也是在那一天成立的。

 

在１９６７年，红卫兵举行过盛大的庆祝活动，庆祝红卫兵诞生一周年。他们宣称红卫兵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诞生的。文革后的一些出版物也把那一天在圆明园的成立活动写得甚为崇高庄严而又神秘。后来，有人发表文章说不应该是２９日，而是要晚两天，并且指出说早两天只是为了强调“革命”甚早。至今有人仍然在争论此事。

 

假如毛泽东还活着，假如毛死后没有发生邓小平否定文革的事情，假如“红卫兵”作为共产党的常规性的青少年组织没有在１９７８年被取消，那么，“红卫兵”的成立日会被当作重要日子纪念，早两天还是晚两天的问题才会重要而值得考证，犹如一些学者认真考证可能是曹雪芹留下的一个箱子或者莎士比亚留下的一个字条。实际上，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不论是早两天还是晚两天，当时在北京的一些中学里都出现了一些高级干部子弟组成的小组，都用一些非常“革命”的名称，如 “红卫兵”“红旗” “东风”等等；这些小组的产生，明显地是中共中央在此之前发出的关于文革的一系列内部文件的指引的结果。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发出的被认为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的“５１６通知”，是在１９６７年才公开发表的，在１９６６年，只“传达”到共产党内的“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这个文件里，由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里，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在同一时期下发的中央文件中，还有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指令。一般老百姓还蒙在鼓里，高级干部子弟则闻风而动。

 

和这些关于“夺权”的指令一起在高层传开的，还有中央级干部“彭陆罗杨”被清洗的消息。笔者访问过的一位前中学校长说，１９６６年５月初，她听到该校的高级干部子弟在议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有问题”，她十分惊讶，连忙去询问高层上级，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管。”后来她才知道，该校干部子弟当时也已经在讨论如何攻击学校领导人了，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所作的事情相近。在大学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７人，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就贴出了反对北京大学当局的大字报，比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不论是５月２９日还是３１日的成立日期为早。６月１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这是一个全面行动的信号。在聂元梓大字报被广播的第二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就开始贴出大字报，激烈攻击学校当局，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个腔调。这样的同时性行动，当然包含了他们的主观努力在内，但是毛泽东和权力当局的指示显然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后来，“红卫兵”成为声势浩大的新组织的名称，显然因为在诸多这些学生小组名称中，只有“红卫兵”这个名称既适合作为可以无限发展的大组织的名字，也可以方便地用来称呼这个组织中的一个成员。另外，这个名称的字面含义，显然也最为包含个人崇拜的意味和对“阶级敌人”的攻击意味。文革前共产党的青少年组织叫“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名称表明意识形态和成员年龄，但是和保卫领袖、政党和政权没有直接的黏连，也不针对“敌人”的攻击。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在北京，大批“工作组”被派到大学和中学，取代原来的学校领导人。北京的中学校的工作组，是由共青团中央领导的。“工作组”到校后，宣布学校全面停课，并且支持那些最早起来贴大字报攻击原校领导的学生。在清华附中，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工作组进驻学校，６月１０号，该校领导就被当作“黑帮”揪斗。后来，“黑帮”和部分教工就被关进了校中的西小院。工作组支持“红卫兵”小组，说他们是“革命左派”，当时最具褒义的称号之一。工作组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红卫兵”小组的发起人当上了其中的代表。

 

７月底，毛泽东命令撤销各学校的“工作组”的时候，指责“工作组”和当时领导“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压制学生”，后来发表的关于文革历史的书和文章常常这样说。其实，这并非事实。“工作组”按照“５１６通知”的精神，坚决支持了反对校领导的学生，组织学生“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人和教师，把大批校长和教员划成“第四类”即“敌我矛盾性质”，组织“斗争会”“斗争”这些人，都是明显的事实，而且有文字记录可查。

 

没有“工作组”的引导，一般的学生和教工根本不会起来攻击学校的领导。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发动攻击教育界的层层领导，所用的理由和１９５７年“右派份子”的批评非常不同，但是１９５７年那些批评了共产党基层领导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因为共产党那时的理论是“反对党的基层组织就是反党”。这个理论的威慑力一直留在学校中。是工作组掀起了反学校领导的潮流。毛泽东说工作组“压制学生”，实际上是要把文革引导向更为激烈的方向而已。

 

“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和红卫兵、毛泽东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不允许大规模打人。当北京大学一些人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用暴力方式“斗争”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以后，刘少奇下发文件，要求制止这种“乱斗现象”。他不反对“斗”，但是反对“乱斗”。在清华大学附中，“工作组”曾经召开大会“斗争”校长万邦儒，有一个学生提来一桶水（也有人说是贴大字报用的浆糊），要往万邦儒的头上倒。工作组成员制止了这个学生。当时打人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但是“工作组”一般来说不准其发展太过份。

 

实际上，也不能说“工作组”以及领导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有心反对毛泽东的暴力路线，这从后来一旦毛泽东批评他们，他们立刻检讨认错，也可以看得出来。可能的原因是，像后来发生的北京红卫兵学生任意殴打甚至打死老师和同学最后打死数千和平居民这样残酷和无法无天的事情，超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想象力，他们并没有计划可以这样来进行文革运动，于是和毛泽东有了分歧。

 

在历史上，不乏统治者杀害普通人民的事情，但是杀害一般是由专业的刽子手或者警察和军队来执行的。在各个时代都有土匪强盗残害人，但是只能小范围地进行。只有在文革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毛泽东发动中学生对校长和教员进行无尽无休的折磨侮辱，并且把暴力攻击从校内扩展到校外，使用中学生来充当杀人者，在几个星期内就在北京城杀人数千。这样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另外，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毛泽东的这封信还作为正式文件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印发。学校的局势马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大转变。一方面，红卫兵组织首先在北京各中学纷纷成立，并且成为各个学校的控制势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打人行为立即普遍爆发。戴高帽子游街，挂黑牌子，剃“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打人，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在北京的中学中一下子泛滥开来。后来流传全国的“牛鬼蛇神歌”也是在那时候编出来的。在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暴力迫害也是最早开始的。其中有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还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成立了红卫兵，８月５日就在校中打死了校长卞仲耘。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盛大集会，当时的说法是“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这次接见和后来的７次，都由电视现场直播，也都拍成了纪录电影在全国放映。报纸也曾经发表大量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簇拥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身边喜笑颜开挥舞小红书的，主要是中学生。在这一天的活动中，最受到重点报道的是中学生红卫兵；在中学生中，最受瞩目的是三个中学，即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师大女附中。那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了５０张上天安门城楼的票，是各中学中得到最多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领导人在城楼上集体受到毛的接见。他们中和毛泽东握了手的人，以后几个星期没有洗手，因为这是毛握过的手。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演说，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袖章。

 

８月２１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标题是“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文章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我们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们一定坚决做您的最忠实最勇敢的‘红卫兵’。”

 

第二版上，发表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的文章。毛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说了“要武嘛”。这时候，这个学校的校长已经被打死两个星期了。

 

这样的盛大集会，这样煽情的新闻报道，其中包含的旨意和告诉全国青少年的信号，是十分清楚的。

 

开始的时候，“红卫兵”三字还需要用引号括出。此后，红卫兵在全国普遍建立，包括边远地区和乡村。“红卫兵”三字很快就不需要再用引号，而变成了一个汉语里普遍使用的新词。

 

也就在８月１８日之后，红卫兵暴力急剧升级。据笔者的调查，８月１９日，北京第４、６、８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教育局和三个学校的领导人，鲜血流在音乐堂的舞台上，被斗的教育局长肋骨被打断。８月１９日晚，北京外语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８月２０日清晨，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毒打和关押在校中后坠楼身亡。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红卫兵在连打三天后打死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红卫兵在连日折磨后导致学校负责人华锦死亡，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打死了教员杨俊。８月２５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语文教师靳正宇、学校负责人姜培良以及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上午打死了居民李文波晚上打死了校长梁光琪。８月２６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殴打教员和学校领导人，造成了刘澍华的死亡。８月２７日，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红卫兵打死了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中科院的工人陈彦荣和一个老年女人。

 

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还可以看到一系列在８月１８日以后被打死或者被毒打后自杀的北京居民的名单。还有一些受难者，现在找不到他们死亡的确切日子，但是可以确定他们是在８月１８日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害的。

 

刘澍华死亡的时候，红卫兵暴力已经不只发生校园里，而且发生在整个北京城。刘澍华被毒打而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１５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抄家。他们声称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李文波当场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抓走，后来被判处死刑。红卫兵立即把这个消息传开，并且以此作为杀戮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被打死的第二天，8月26日上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教学楼前开大会，红卫兵负责人在会上激昂地说：“阶级敌人在向我们报复，我们坚决不能手软。”“阶级敌人用白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会后，当天白天发生了上述毒打学生和班主任的事件，当天晚上发生了毒打刘澍华等老师的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刘澍华的死亡。

 

１９６６年8月26日刘澍华被打的那天，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8月27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此后日死亡人数日日增加，只是在８月３１日那天陡然跌落，是因为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１００万红卫兵。那一天红卫兵都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接见去了，抄家打人暂停。然后，在天安门的盛大集会之后，死亡人数在９月１日又猛然回升。在9月1日那天，被打死人的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

 

1966年9月5日，刘澍华自杀身死10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8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把暴力杀戮和上千人被打死视为红卫兵的“累累战果”，鼓励和支持之意，溢于言表。

 

根据文革当局所做的“内部”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到９月５日，北京有１，７６２人被红卫兵打死。清华附中所在的北京海淀区，人口总数和密度都没有市内的区高，但是在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方面，海淀区在北京各区中名列第三，仅仅次于西城区和崇文区。

 

除了天安门广场的大型集会和接见和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权力当局还布置警察系统协助红卫兵抄家打人、运送和处理死尸。确实，在北京最炎热的季节，处理一大批突然增加的数千具死尸，就是一个具体又并不容易的技术问题。没有政府的协助和指导，红卫兵即使像他们自己所吹嘘的那样本事高超，也不可能做出这样庞大的杀戮行为。

 

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角度来看，支持鼓动中学生开展红卫兵运动，是非常有利和有力也非常成功的一个步骤。小学生年纪太小，虽然他们也殴打甚至打死老师，但是总的来说，思想和体力都不足以主导１９６６年８月发生的破坏和杀戮。大学生受到教育较多，不够野蛮，一般不敢杀人。从笔者在“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的总况描述可以看到，大学生虽然也曾经“斗争”死人，但是即使在清华附中等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把暴力迫害的各种方式带进清华大学之后，北京的各大学并没有发生像中学里发生的众多杀戮事件。在中学红卫兵中，由１８岁上下的高中生充当主要领导，１５岁左右的初中生积极充当打手，造成了北京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杀戮。这是文革中最大的杀戮之一。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不仅引导了大学和小学，也引导了国家机关。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被访者说，在他们那里，在８月１８日之前，虽然有大字报以及被“揪出来”的人在校中和“园林队”的工人一起劳动，但是没有打人、游街、戴高帽子和罚跪这一套，是在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那里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负责人林枫，８月１８日早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接见红卫兵，晚上就在党校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戴高帽子游街，敲簸箕“自报罪行”等等。这一套都是从中学红卫兵那里直接模仿来的。　

 

通过８月１８日这样的大型集会以及随之开始的“革命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也引导了暴力迫害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上发表演讲的有两个中学生，除了北京大学附中的彭小蒙之外，还有长沙第一中学的谢若冰。谢回到长沙后，该校红卫兵就贴出大字报“勒令”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集中开会，并且在会场上用铜头皮带殴打“黑五类”子弟。在此之前，这个学校的老师已经被打和被剃“阴阳头”；以家庭出身为“理由”打同学，是从北京回来后的新行动。

 

在笔者所作的涉及全中国一百多所学校的调查中发现，没有一所学校没有在１９６６年殴打和侮辱教育工作者，没有一所学校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暴力迫害。分散于各省各地的学校，发生了性质和表现都非常相似的暴行：校园“劳改队”和校园监狱（后来被称为“牛棚”），暴力性“斗争会”， “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被侮辱虐待，把部分城市居民驱逐到原籍农村，抄家，剃“阴阳头”，强迫“唱”“牛鬼蛇神歌”，捣毁文物和书籍，铜头皮带殴打，以及暴力迫害造成的成批死亡。主持执行这些暴行的，是红卫兵组织。上文报告了清华附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发生的校园暴力概况。非常明显，在全国学校发生的普遍实行的模式，也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这套模式的基本构件，贯穿于文革的前三年。

 

当然，这个模式中的一些构件，不一定是清华附中最先发明的。比如，根据笔者的调查，校园“劳改队”是在北京大学最先正式建立起来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在北京大学附中最先提出的，打死教育工作者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开始的。但是，这些文革新事物作为一整套模式，清华附中是最先开始实行的学校之一，此外，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组织的普遍建立而传播、复制和衍生。这也就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贡献给文革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卫兵”的名称，还有这样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师和同学以及校外居民的样板。

 

上文叙述了红卫兵是怎样一步一步由文革领导人扶植引导而发展起来的，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是，毛泽东把这一名称、这一组织和这一套暴力迫害模式，通过红卫兵运动，从数个学校推广到全北京，进而推广到全国。

 

 

４，暴力迫害的理论支撑：“教育革命”“阶级路线”和“造反精神”

 

上文写到，在毒打刘澍华的过程中，在折磨清华附中一批教师和干部的过程中，在给女同学剃“阴阳头”的行为中，人性中的恶意和罪恶欲望所起的作用。这些作用确实存在。对他人挥舞鞭子棍棒，看受害者在脚下呻吟，掌握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对没有建立良心预防机制的人来说，是一种快乐和享受，稍加推动，就足以使他们乐此不疲，积极进行。但是，这种人性恶，在文革中是依附于红卫兵的政治理念和行动目标发生作用的。

 

清华附中红卫兵一直宣称他们的成立宗旨，也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是两项：一是“教育革命”，二是“贯彻阶级路线”。

 

为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教育革命”，他们毫不留情地攻击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等学校领导，残酷地殴打教员们如刘澍华，尽管这些人在文革前其实不但没有像红卫兵说的那样“迫害干部子弟”而是给了他们相当多的特权。红卫兵的行为确实像是一种恩将仇报或者对特权的贪得无厌的追求以及虐待狂的表现，但是也不仅仅如此。他们有意识形态和革命理论作根据，他们把校长和老师先定义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所以，可以殴打，可以侮辱，甚至可以打死。

 

这样的认识显然来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给林彪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是和“５１６通知”一起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传达的。在这封信里，毛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管是否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是否他们“统治”学校，毛的这个指示要求攻击当时学校的校长和教员是非常清楚的。

 

在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就像“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清法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份子”，“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五反”中的资本家，“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份子”，他们是被最高当局指定的革命的打击对象，是做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被当作了打击对象。尽管在其中的每个人，可以苦苦申辩并且幻想逃脱，但是，大的形势是不可改变的。刘澍华根本不是什么“流氓”，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借口，也会找到别的罪名。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员，清华附中的教员和校长们，注定是要被打被斗被迫害的。

 

这样一种在社会中划出一大圈子人并且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超越于法律之外的迫害的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所以很难意识到其独特性，也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描绘。这种迫害方式不是仅仅从文革开始的，红卫兵的贡献是把这种方式用在了教育工作者头上。

 

红卫兵的第二个目标和任务是“贯彻阶级路线”。上文已经写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这样的新概念新名词。他们所说的“阶级”，其实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不但不是指拥有生产资料的某些人，也不是指在过去曾经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而是指曾经过去属于某个阶级的人的儿女。他们要求在他们的同代人之间划分等级，制定打击目标，建立新的秩序。

 

这显然是符合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需要的。文革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已经执政１７年，当时２５岁的人，完全都是在共产党时代才进入小学的，根本不可能和“地主”“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所以，那时候需要新的理论，划出新的打击对象，才可能使得“阶级斗争”继续下去。红卫兵扩大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打击对象，不仅从“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并且，从“地富反坏右”本人扩展到了他们的子弟。而且，在那个时代，每个家庭生育的子女数目平均多于两个，所以这一新政策在斗争对象的数目的扩展方面也极其可观。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清华附中红卫兵理直气壮地侮辱殴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包括剃女同学的“阴阳头”。刘澍华死去３０年后，他的同事和笔者谈起他的时候，还特别提到，刘澍华“不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最多是小业主”。他们也提到校长万邦儒遭到长期的毒打和虐待，不但因为他是“黑帮”，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清华附中的代表，还因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在这样的记忆背后，还看得到清华附中极端强调“家庭出身”的遗风。难道家庭背景是可以和那样被毒打侮辱联系在一起的吗？然而不幸的是，在当时的清华附中就是这样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刘澍华被毒打的同一天，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举行“斗争会”，他们强迫１２８个人跪在大食堂的地上，面对毛泽东的挂像“请罪”。１２８人中有的被剪了头发，有的被打，有的被没收了手表。这所中学当时只有６０名教职工和不到５００名学生，１２８人占很高的比例。这１２８人中有老师，有学生，“斗争”他们的“理由”都一样，是他们全都“家庭出身坏”。这是一个以“家庭出身”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

 

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这五类是：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这就是说，对一个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人口主体的商业工作者、机关职员、教师、医务工作人员，工程师、各种服务人员以及专业人员的子女，都是不准参加红卫兵的。对他们的子女尚且如此，对他们本人怎么看待也很清楚了。这些人是现代城市经济的主体。实际上，打击这些人，是在打击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部分，打击商业、技术和科学这些在现代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工作。“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驱逐城市人口，摧残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有相似之处。波尔布特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相当程度的研究，至于他受到了中国文革的哪些影响，还待考。

 

红卫兵也是唯一把家庭出身当作加入条件而且明文将此写在章程里的组织。共青团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强调这一方面，但是章程里没有这一条。把一条先天性的条件写入组织章程，与此可以相比的，有纳粹德国的“希特勒青年团”。“希特勒青年团”严格调查成员的父母是什么人种。如果有所隐瞒，会被惩罚。这方面和上文写到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一名被指控“隐瞒家庭出身”的初二女学生剃了“阴阳头”并罚跪和殴打的做法是相似的。

 

红卫兵在学生中实行隔离政策。该校初二（１）班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小组叫“梅花”，在一起活动。“梅花”小组的成员有不同的家庭出身，有的是“红五类”，有的不是，是“职员”。红卫兵命令“梅花”小组解散，理由是他们“阶级阵线不清”。这样一来，不同“家庭成份”的学生，被禁止互相平等来往。实际上，当时在北京的中学生中，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互不来往甚至互不说话。

 

１９６６年６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取消高考制度。这给“贯彻阶级路线”提供了最有力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帮助。不管怎样，考试制度和“家庭出身”制度有冲突，前者被废除，后者就可以大行其道。

 

不但清华附中红卫兵把“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后起的和他们“对立”的组织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也如此。在蒯大富发出的文告中，他的署名之后，还特别注明他是“革干”家庭出身。（《井冈山红卫兵第三号决议》，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８日，有三个人署名，都写明“出身”。）署名伴随本人的职务，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注明家庭出身，是新鲜的做法。　

 

清华附中红卫兵实行“教育革命”和“贯彻阶级路线”的手段，是相当暴力性的，破坏常规的。他们在这方面的说法是“革命造反精神”，并以此作为红卫兵的重要特色。他们前后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毛泽东看过前两论后，写信支持了他们。《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三篇文章。时间是在刘澍华被“斗争”和毒打的前两日。

 

所谓“造反精神”，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和讽刺。“造反”一词传统地被用来说明反对皇帝反抗强权的行动。红卫兵声明他们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是要犯上作乱的人，谈不上是造反者。

 

看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最高权力者毛泽东的一手支持下，在权力当局的保护下，对老师和同学恣意施暴。他们肆无忌惮地迫害虐待学校里不能还手也无处可逃的老师和同学，殴打折磨学校外的和平居民。这样的行为，不但野蛮，而且卑劣。

 

在文明社会中，罪犯会受惩罚，但是是由司法部门来进行。这也就是说，即使刘澍华、万邦儒、韩家鳌等人真是罪犯，他们的学生没有权利惩罚他们。但是在清华附中，在“造反”的名义下，红卫兵对他们用鞭子和铜头皮带打，用火烧，用脏水浇，恐怕能想象到的折磨方式都已经用尽。

 

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某种罪，受某种惩罚，多少有一套对应规则。惩罚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徒刑有年限，死刑有杀法。清华附中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实行的却是无限制惩罚。他们的惩罚不设限度。刘澍华被“斗争”的那天，校长副校长和其他所谓“牛鬼蛇神”已经被殴打折磨了近一个月了。刘澍华死后，他们也仍然一直在由红卫兵管辖的“专政队”中。他们无法知道这种被“专政”的生活要到何时结束，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会像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那样被红卫兵打死。这种无限制惩罚，造成非常巨大的恐怖。

 

如果一定要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所“造反”，他们造的反，就是对文明社会常规的发动。他们把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侮辱拷打以至杀戮行为带进了学校。

　

上文说到，清华附中的副校长韩家鳌当时３３岁，校长万邦儒也不到４０岁，刘澍华更是不到３０岁，如果可以自卫，红卫兵未必是他们打架的对手。但是红卫兵是一个组织。他们主要用“斗争会”这样的形式来施用暴力。在“斗争会”上，一群人领头动手打，身后还有大批的人喊口号助威。被打的人被称为“黑帮”，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帮”，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孤立的个人无法反抗暴力的群体。“斗争会”给被斗争的人如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的刘澍华，不但是肉体上的巨大伤痛，而且是精神上的反抗无望的绝望。

 

清华附中红卫兵明确规定，所谓“革命干部”，是指在１９４５年以前加入共产党的干部，这些干部在１９６６年大部分都是高级干部。这样，当时清华附中有１，０００多学生，清华附中红卫兵却只有２００来人。北京的其他中学，也有类似的比例。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代人中的少数。对于一个２００人的组织来说，上文所写到的清华附中发生的暴行，虽然不是全部，分摊到２００人头上，平均每个人所作的份量也已经相当可观。

 

少数人能控制多数人，是因为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扶植，也是因为他们有一套革命理论，此外，也由于他们使用无限制暴力，使得反抗不可能发生。

　

写到这里，笔者想到，司马迁记载了汉代的第二个皇帝孝文帝关于废除肉刑以及只惩治犯罪之人而不连坐家属的谈话。（《史记》“孝文本纪”）。再看在文革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红卫兵的行动，如毒打刘澍华和剃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阴阳头”，放在漫长的历史背景上来看，这是把文明倒退了不止两千年。

 

长期以来，由于强势的文革宣传，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很多文革的经历者，直到今天也没有意识到，１９６６年发生的红卫兵暴行，由年轻学生来侮辱、殴打和杀害教育工作者、同学以及校外和平居民，在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世界文明范围内，都是不曾有过的。这是严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这是极大的罪恶和丑闻。

 

然而，甚至在文革结束以来，红卫兵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一直没有得到记载。在现有的已经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别印刷于1986，1988，1995年)，以及两部数百页长的红卫兵史（1994，1998年出版），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被红卫兵害死的校长和教员的名字，也没有记载１９６６年“红八月”的大量发生的校园血腥故事。

 

在欧洲，有一个关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说法，说这场屠杀不必引起很大关注，将来会变成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注脚。这种说法引起了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很大气愤。但是现在我们应该看到，文革中被害的教育工作者们如刘澍华，到现在为止，连变成一个历史的注脚的机会也还没有得到。

 

刘澍华死于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自豪地把这个８月称之为“红八月”。长久以来，这个时期被描述为狂欢的理想主义的青少年的盛大节日，而大量的被红卫兵杀害或者在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却长期被隐瞒了。实际上，“红八月”不但是用红卫兵的红布袖章和毛语录本的红色塑料封皮装饰起来的，而且也是用千万文革受难者如刘澍华的血染红的。

　

１９９０年第二期《传记文学》发表“红卫兵之旗”一文，是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人卜大华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产生发展以及所作所为的长篇介绍，有两万字长。在如此长的篇幅中，在这长篇大论的用词华丽的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忆中，卜大华完全没有提到他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主持召开“斗争会”，对学校的老师和干部作了如此残酷的拷打，而且导致了当晚刘澍华老师的自杀。他也没有提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大规模地长时间地毒打侮辱老师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行为。

 

这是一个是否说出事实真相的问题，又不仅仅是一个对事实真相的描述问题，这里直接关系到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是非问题。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对他人的生命是不允许这样摧毁的，对他人的尊严是不允许这样践踏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对老师和同学所作的暴力侵犯，是犯罪。这是必须说清楚的一点。而在卜大华的这种描述中，甚至不认为这些是一种错误，需要认错、悔过和向受害者道歉。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９０年，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领袖的“进步”仅仅在于不再把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所从事的暴力迫害作为正面“成绩”来夸耀了。——当时他们是这样做的。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的数次天安门的盛大集会中，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都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他们的行动。但是在１９９０年，文革毕竟已经被邓小平否定了，大的形势已经不允许再夸耀这一方面了。

 

在卜大华１９９０年的发表物中，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４日贴出了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其中引用了毛泽东语录“造反有理”，当时在清华附中的工作组对这张大字报不满，可是不能反对毛的指示，又没有听说过毛有这样一个说法，来问红卫兵毛的话出处在哪里，卜大华故意不说，工作组只好派人去北京图书馆、党史资料馆等地到处寻找，结果还是找不到，很是狼狈。

 

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工作组的做法，无非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可笑也很可怜的做法。工作组一开始就支持红卫兵，说他们是“革命左派”，后来对红卫兵的暴力攻击老师和同学的行为有所约束，但是不敢反对红卫兵引用毛的语录，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病态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所谓“造反”是些什么。

　

 

５，刘澍华死后

 

在刘澍华死后，暴力迫害继续进行和发展。

 

就在刘澍华死亡一天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清华附中陈书祥老师的父亲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当天夜里在北大附中校内被打死了，时年３７岁。陈老师的父亲名叫陈彦荣，是一个工人，他的家离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都不远。和清华附中一样，北大附中也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只是他们的组织用了“红旗战斗小组＂的名字。陈彦荣被打死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给北大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关于尸体处理的公文信，信上赫然盖有红卫兵的圆形公务图章。这张公文信的照片展示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陈彦荣”条目之下。这封信，表明了当时中学各校红卫兵之间在打死人这样的事情方面已经建立了公文系统和工作网络，配合协调，这封信也表明了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在文革杀人机器运作中的作用和角色。

 

在１９６６年年底，清华附中红卫兵失去了文革领导人的宠幸。这是因为文革的打击目标扩大了，远远超出了“５１６通知”中圈定的上层建筑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曾经大力支持红卫兵的文革领导者们转而全力支持后起的另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开始猛烈攻击共产党中央以下的各层领导。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父母们受到攻击，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自己也变成了“黑帮子弟”，变成了他们倡导推行的暴力迫害运动的受害者。包括卜大华在内的一些红卫兵头头，在１９６７年初被公安部抓起来管了三个月，又由毛泽东下令释放了。他们由此被称之为“老红卫兵”，和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支持的别的新学生组织相区别。这是文革的戏剧性的转变之一。

 

文革也打击各层各处的权力机构。以高级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清华附中红卫兵，。　

文革中，文革领导人演出了非常戏剧性的几个大转折。一个是一度领导“揭发”“斗争”原学校负责人的“工作组”变成了被“斗争”的对象。一个是曾经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失势，一个是取代高干子弟红卫兵的“造反派”被抛弃。观察这些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些看似出尔反尔的大转折中，只是一些曾经有权的人被牺牲了，而文革却在此过程中发展到了新的程度。所以，这些转折在表面上看来像转折，实质上却并不是，只是文革的进一步的发展。站在文革领导人的立场看，这些是相当成功的领导艺术。

 

这类转折造成了一些特别的人，即他们先充当害人者，然后又变成被害者。但是，在文革后，这类人往往只控诉他们受到的打击，但是对他们自己迫害别人的情况，却不做道歉和忏悔。在上引卜大华的文章中，就如此。在他的文章中，他讲自己受害，却隐瞒了自己怎么迫害别人。更没有向被他们迫害过的人表示道歉和忏悔。这是典型的道德上的“双重标准”，这样的想法不但使得文革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了，而且在这样的叙述中包含的思想仍然是“别人迫害我不对，我迫害别人却是对的”，也就是说，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思想，在这类描述中继续张扬。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失势并不意味着他们奉行的暴力迫害原则的失势。清华附中新起的组织叫“井冈山”，和红卫兵在学校里各占了一座楼。红卫兵在宿舍楼房顶上，“井冈山”在教学楼房顶上，两边对骂。红卫兵指责“井冈山”是“保守派”，“井冈山”为了证明他们的“革命性”，把关在学校的五个“牛鬼蛇神”——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语文老师高恬惠，职员张秀真和羊涤生，用布蒙上眼睛，拉到教学楼门口，命令他们往上爬，爬上五层楼，又爬上房顶。“井冈山”的学生在楼顶上用皮鞋底抽打这五个人。

 

在１９６８年的新一轮迫害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华附中的另一位老师被关押“审查”的时候自杀身亡。他的名字叫赵晓东，是该校的体育老师，体育教研组负责人。赵晓东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年轻时是很好的运动员，后来成为很好的体育教员。清华大学附中在北京的中学中以体育成绩出色而闻名，和他有相当关系。他的罪名是“历史问题”。他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９日在学校中跳楼身亡。他的血和脑浆喷溅在楼前地上，死亡场面十分可怕。那一天，他也在五楼大教室遭到“斗争”。“斗争会”后，他出了会场，下到五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拐角处，从窗口跃出。五楼大教室也是刘澍华死前被“斗争”和毒打的地方。赵晓东的死和刘澍华相隔整整两年。文革这辆巨车仍然在气势汹汹地进行，不断用人血润滑车轮。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和刘澍华一起被“斗争”的校长万邦儒和韩家鳌，１９６６和１９６７年在校园“劳改队”中被“专政”，１９６８年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最后，他们得到一个“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文革结论”，被发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然后，１９６９年林彪发出了所谓“一号命令”，在这一以“战备”为名进行的的又一轮清洗城市的行动中，他们被“下放”去北京远郊县农村无限期“插队”。1973年，在林彪死后多时，他们被允许回到北京，另外分配了工作。文革后，１９７８年，万邦儒重新担任清华附中校长。他从1960年开始担任校长，当了6年校长后，文革中被整了12年。

 

１９６６年６月，当红卫兵开始攻击清华附中学校领导的时候，他们说学校领导“迫害干部子弟”，迫害了他们。其他的同学说，这是瞎说，他们没有受过迫害，

相反，有很多特权。在１９８０年代末，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告诉别的中学校长，红卫兵的出现和他们实施暴行，和他文革前的教育有关系，特别是他对干部子弟的特殊对待。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清华附中领导把干部子弟组成一个特别小组，请清华大学高层干部给他们作报告，传达毛泽东对其侄子毛远新和王海容的谈话，组织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学校还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这样的做法培养了干部子弟的群体自我意识，和后来出现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有直接关系。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埋藏了日后的灾难。文革开始，干部子弟立即批判校方的“阶级路线”，嫌他们得到的特权还不够，而且，发展为暴力攻击校长和老师。

 

可惜，万邦儒对文革前中学教育的反省，未见发表，他就在１９９２去世了。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经历了如此剧烈惨痛的人生经验，未能为后人留下他们的记录和分析，十分可惜。

 

清华附中的相当一部分的老师和学生，没有忘记那个害死了刘澍华的“斗争会”，他们还清楚记得那天晚上打人最为残忍的红卫兵的名字，他们也还挂念刘澍华的孩子和妻子以及他的老爹。但是，由于当局对出版有关文革的文章和书籍有严格的控制，他们的声音无处发出。能发表反而是上面提到的红卫兵方面写出的那一类删改事实美化暴行的谎言。由于对红卫兵的真实历史的掩盖和隐瞒，美化和怀念红卫兵和“红八月”的声浪一直时时出现在官方许可的出版物中间。

 

刘澍华的没有见过面的孩子，正是文革的同龄人。他的童年是在文革的阴影中度过的。他没有父亲，得不到父爱和父亲在经济方面的抚养，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幸。他的父亲那样死去，在文革那种强调所谓“政治”和“家庭出身”的时代，

还要给他带来歧视和麻烦。刘澍华的妻子，新婚丧夫，后来又要独立抚养孩子，她一定经历了旁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痛苦。刘澍华的老爹，不知道是否还在世。如果读者中有人知道刘澍华的家人的消息，请告诉笔者。

 

发生在1966年夏天的由文革领导人指导由红卫兵实施的大规模毁坏文物书籍、殴打并且杀害教师的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自从秦始皇在公元前２１４年“焚书坑儒”之后发生的性质有所相似但是规模方面则大得无法比拟的反文明反人道的迫害事件。如果我们不忘记这一事件，也就不应该忘记刘澍华。历史不应该删除刘澍华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