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四川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外祖父当年在刘伯承手下当营长,在攻打泸州的惨烈战斗中不幸身亡,母亲成了遗腹子.八岁时外祖母去世,母亲由叔伯们养大成人.亲戚们可怜她小小年纪没了父母,对她百般宠爱,据说九岁时因怀疑堂兄分的糖果比她多,躺在地上撒赖,两只脚把堂屋的地面踢出了两个洞.十三岁时,亲戚们琢磨着给她找个好人家,就托人说媒跟我爸定了亲.爸比她小,妈自然看不上.于是,母亲逃婚独自到了成都读书.后来,父亲也被家里送到成都读书.高中时,父亲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母亲情不自禁堕入情网,跟父亲自由恋爱起来.内战时,成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教师的母亲积极参与学潮,领头绝食.学运后被秋后算帐,开除了公职.后来碾转到了刘文彩家当家庭教师.临解放时,有地下党的朋友劝其参加革命,母亲和父亲双双参军入伍,不料刚一入伍,两人就各奔东西,失去了联系.风华正茂又活跃能干且有知识有文化的母亲成了许多南下干部的追求对象,可是倔强的母亲软硬不吃,誓死不嫁,并通过各种渠道寻找父亲.1956年父亲转业后,母亲总算在老家把父亲找了回来.这对少年时代就定了亲的有情人,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成了亲.
母亲跟父亲在一起的好日子并不长.58年后,老爸因为高中时参加了远征军,加上出身不好,被当成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下放到了十分偏远的区中学教书,母亲义无反顾地随父亲下了乡.文化大革命期间,老爸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多,“反革命”,“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右倾机会主义者”等等,多数时间都被关在“群专部”.经常被打得头破血流.母亲在生下我坐月期间,身患类风湿关节炎,因为缺医少药,很快髋关节硬化,致使双腿残废.父亲被关期间,学校三天两头派人到家里游说,软硬兼施要母亲跟父亲化清界限,要她跟他离婚.并以我们姐妹的前途和母亲自己的工作要挟她.母亲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信邪,不低头,决不离婚.无可奈何之下,革委会只好扣发父母的工资,并煽动群众跟她划清界限.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母亲拖着残疾的双腿,一边含辛茹苦地抚养着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边不断地写信劝慰和鼓励关在“群专部”的父亲.记忆中的母亲,坚强而乐观.一次批斗会,红卫兵们知道她的双腿不能分开并拢,却故意把她弄上一张高高的板凳,让她动弹不得.斗到高潮时,有人一拳打过去,因为出手猛,板凳高,加之她双腿不便,可怜的母亲一下从板凳上滚下来,掉在一米多深的舞台下,立刻失去知觉.有人说小孩子的尿可以治疗跌打损伤,在她昏迷时,强行灌了进去.面对如此奇耻大辱,母亲总说:“好人好报,我依然活得好好的,能拿我怎样?”母亲腿脚不便,日常用水只能靠五岁的我和九岁的姐姐到几百米远的井里去打水,一摇一晃地抬回家,回到家往往只剩半桶水,母亲总是满面笑容地夸我们.一次,我和姐姐去粮店买米,抬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把米洒在路边的稀泥里,我们姐妹俩虽小却也懂得自己弄丢了一家人的口粮,坐在地上伤伤心心地哭了半天.母亲却笑呵呵地告诉我们没关系,大豆,胡豆也很好吃,平时想吃还吃不上呢.于是母亲变着花样让我和姐姐互相比赛着吃了大半个月的碗豆,胡豆等粗粮.
父亲平反后,母亲就再没操持过任何家务,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一家人常笑称她又当上了地主婆.她闲着没事的时候,就开始挑三捡四,惹事生非,总是能找出各种证据来证明父亲做家务不够彻底.父亲就讥笑她是:“口头革命派”.她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后来,她教书教得好,入了党还成了“省劳模”,父亲又笑话她是我们家第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人.父亲对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给她洗澡按摩,穿鞋穿裤,每顿饭总是把好菜好汤第一个盛给母亲,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父亲对母亲的关怀却是四十年如一日.母亲被父亲宠得到了生活本可以自理却完全不能自理的地步.一次,我们去市中心买东西,逛了一天,晚上回到家,母亲委屈地流着眼泪说:你们出去玩,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连午饭都没得到吃.从没见过母亲流泪,我们都给吓坏了,心里却纳闷为什么她自己不弄点东西吃.原来,自打有了煤气炉她老人家就从来没碰过,都不知道该怎样点火.大家都说老妈福气好,有一位好丈夫,老妈总是一本正经地翻出陈年老账,说:第一,她省女师毕业,解放后又从师范学院毕业,在当时是大大的女知识分子,爸爸跑烂了几双皮鞋才追上她;第二,当兵时,追求过她的官最高级别是师长,她要是嫁了那位师长,就不会缺医短药,就不会残废;第三,她不象我老爸,有那么多“历史问题”,虽然跟刘文彩当过家庭教师,文革中严守秘密,并未被人揭穿.总而言之,老爸娶了她,才是天大的福份.老爸欠她的,岂止是一生一世,恐怕来生来世都偿还不过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