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仁公社的几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单纯的几年。
隔壁有家落难的知识分子,每天磨豆浆。晚上天一擦黑,夫妻俩有一个就会走出门来对着我的窗户喊,潘文书,过来喝豆浆。几百号人的公社,对我们三个来说,只有三个人而已。
白天我上班,写文书。书记要讲话,烤烟收集要登记,我不用下地劳动,要凭抄抄写写挣工分。晚上给报社写稿。还有这一股争当赤脚医生的浪潮,我又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经常背着急救箱奔走在公社的田间和人家。我给人畜都扎过针。一闭眼一咬牙针头就进去了。侥幸没弄死过人。反倒捞了好多感谢,还有工分。这些工分,细细小小加起来,加上每天的豆浆,倒也把我自己养活了。
然后有一次公社书记的女儿病了,我碰巧给治好了,得到两个星期的假。我的亲妈,也在十七年的劳改犯生涯后被我的亲舅舅接到他家里去了。舅妈,是我众多亲戚中唯一能跟我互相理解和沟通的人。假期正好在春节期间,所以我决定去舅舅家,顺便可以知道我的亲妈长什么样。
我的亲妈一看我就哭了。现在我已经一米八高了,青春亮丽自不必说,内心孤独更是不可能在亲妈面前藏得住。尽管亲妈她自己,根本不认识一个字。尽管我根本叫不出一声妈。这辈子我的这一声妈都是属于另一个女人的,这一声妈的意义跟别人的妈的意义也是不同的。亲妈应该非常理解,一点也没有逼我。
我们坐下来,开始讲这十七年来的种种。讲了哭,哭了讲。我给大家看身上那些被打被烫的痕迹。我舅舅这辈子唯一一次流泪,是为了我。我也是第一次亲眼看见亲妈为我流泪。我是第一次有了当女儿的感觉。那一次,我流干了这辈子的眼泪。我说我要留在这里,跟舅舅舅妈和我的亲妈在一起。
亲妈说,我是政治犯,现在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跟着我。舅舅舅妈声泪俱下跟我说,你必须走,离开这里,马上回你父亲的家。以后,也不要再来了。让人看见,你这一辈子也完了。
天地之大,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称得上是我的家?记得我们在父亲家里吃饭,看见我握筷子的姿势都快到筷子顶端了,一个保姆对我父亲说,这个孩子将来要走远路。现在可要好好待她。走远路好啊,走得越远越能干,父亲还说。
然后我真的就走了。走得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