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主要结果是给空前大量的人确定“右派”身份。
反右扩大化是毛的一大错误，而造成扩大化的是邓。总之，和明朝朱元璋的文字狱有一拼。不过，中国知识分子没几个好东西，哪些被平反的“右派”正是后来腐败队伍中的急先锋。
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
“阳谋”论
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有些言论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反对党天下”等论调，远远超出共产党容忍的底限。再加上此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发表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有了被“复辟”的疑虑和恐惧。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为日后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笔。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论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之十九 ]
在知识分子中找出“右派”的反右运动从此开始。
右派的标准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反右的扩大化
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
趋于平静
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同年在农村迅速开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合称“三面红旗”。全国的中心任务从政治上的反右转移到了经济建设方面，反右运动逐渐停止。
右派的命运
和凤鸣的回忆录：《经历─我的1957年》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后，加上时间因素，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余万人。
右派的平反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并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的教师编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作为社论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这两篇文章在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反响，宣告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调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反右运动遗留问题的处理。在烟台会议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对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群众和干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视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平反关于右派的冤假错案；但是胡耀邦等同志认为，必须对反右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终保守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
烟台会议后，胡耀邦继续推动对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保守派的势力受到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右派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会议上的交锋仍然激烈，但是主张完全平反右派问题的主张最终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相比于5个月前的请示报告，实施方案对落实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实施方案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邓小平的结论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引自《邓小平一九七一──一九八二》，207-208页） ]。
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随著言论空间被收紧后，反右运动时期除了官方叙述外，无论所有传媒等谈及反右运动的一些与中共定论相悖的论调一律被视为禁忌。直至今如是，较为人所知的如章诒和的著作《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被中宣部禁止再版等。
2005年11月13月，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史若平等的数位右派人士与其家属联署致人大与国务院之公开信，要求中共对当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明确表示反省与道歉，并对受害者与其家属作出公平合理的赔偿，在三个月内获得一千五百位响应。
2007年为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在北京由当年的61名在世的被划为右派人士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共彻底平反右派（即正式公开道歉，明确宣布反右运动的错误，并非“扩大化”而坚持反右正确之谬误）并予以赔偿，并开放反右之“言论禁区”，提供反思历史空间，该公开信由前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任众为召集人。
至今未被平反的“右派”
未获平反的右派有中央指名的如下5人，另有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
章伯钧
罗隆基
彭文应
储安平
陈仁炳
影响
反右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极其重大。它标志着从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几年内中国快速而和谐的发展的结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
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及其政府，政治斗争从共产党对党外势力转变为共产党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
经过反右运动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右”唯恐避之不及，“紧跟”毛泽东的指示，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这些变化为之后的“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在各个民主党派方面，经历过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各党派参政议政不复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发声，造成这些政党一步一步愈发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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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发动反右的罪恶必须彻底清算
张成觉
毛倒转社会发展车轮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宣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大会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对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大会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这一切，都是同毛的左倾思想背道而驰的。
正如论者所指出：毛泽东是个人意志十分倔强`固执的人，他从不认输，也从不服输。‘反冒进’及中共‘八大’对他的‘左’倾思想的抵制，他是不满意的，对‘八大’在主要的内容上没有体现它的‘左倾’路线是耿耿于怀的。‘八大’会议虽然吸收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主要思想，但在经济建设的路线上却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超高速的‘左’倾思想，而主张‘稳步发展’。这不但意味着毛泽东的有关思想不正确，也使他的左倾冒险主义受到压制，对此，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必然要反击。毛泽东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会有任何的让步和妥协。毛泽东所要做的，仅是找寻适合的时机。（1）
机会来了，波兰`匈牙利出现风波。他总结当年10月‘匈牙利事件’时，‘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来“吸取教训”’， （2）说它源于镇压反革命不彻底。在1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3）‘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4）就这样，他利用56年秋发生的波`匈事件，处心积虑地计划“制造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然后以此为口实，全面改变‘八大’的政治路线。而1957年夏天发生的‘反右运动’，便是毛一手制造出来的中国的‘匈牙利事件’。”（5）
对此，毛自己也供认不讳。他在57年6月8日的党内指示中明白的宣示，发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他自信能控制局势。此前他在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6）尽管党内高级干部十分之九不同意，他还是成竹在胸地推动鸣放，制造乱局，以图根本推翻‘八大’路线。
结果，他的阴谋得逞了。反右开始四个月后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金口玉言不容反驳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7）由是，他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反右到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国际形势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突飞猛进，其中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台湾及华人为主的新加坡，更是成就骄人，举世瞩目。而毛治下的中国大陆则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继58年大跃进后饿死三四千万人，文革后期国民经济更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大陆才回复正轨，但已白白耽误了20多年光阴。
关于这点，有个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55年中国经济总量（按汇率折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4.7%，日本为2.5%；198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2.6%，日本升至10%。（8）55年数据反映的是农业合作化之前，即三大改造还没进行，刘周及陈云等务实派主持经济工作，他们的举措受到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肯定，见之于八大决议。正是为了推翻该决议，毛处心积虑发动反右派斗争，结果奸计得逞。
可见反右实为国乱之始，倒退之由，其所造成的恶果罄竹难书。
毛翻云覆雨公然违宪
如所周知，当年50多万右派除极个别者外，都是因言获罪的。其背景为响应毛本人的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毛出尔反尔，整风中途悍然决定发动反右，非但抛弃信誓旦旦的‘言者无罪’的承诺，更完全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规定，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粗暴践踏。由于他历来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诩，以致形成一种惯性，似乎他拥有特权，可以随意违法而不受追究，于是往往对此的批判很不够，故应将毛的违宪作为重点加以痛斥，以肃其流毒，推动法治的建立。
这里以所谓三大右派言论为例,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分别在5月21日`22日和6月1日的座谈会上发表,那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出席的座谈会，应邀者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地位尊崇。首次在5月8日，才开了5次，刚过了一星期，即5月15日毛就写了,通知党内高干准备反击。而座谈会则继续举行，但毛‘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9）可见，远较三大右派言论温和的意见都已犯忌，毛恩赐的言论自由范围何其窄也。
再说，章罗储三人的主张果真那么出格吗？下面是当年《人民日报》所载发言的原文：
章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罗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方面人氏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曲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
储说：‘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储又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正如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的评论，章上述‘这段话，不论是从头至尾，或者是从尾至头，反反复复地捉摸，也看不出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叶又评论称，‘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完全正确。’‘看来，罗隆基的“错误”，只是超越了时代！’（10）
章罗的代表性言论既属正理，储的‘党天下’就干犯了天条了吗？诚然，它一针见血地触及了中共一党专政的本质，但储此举只是在应邀出席的座谈会上，‘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其发言题目）。光明磊落，温文尔雅。其内容于宪法法律岂有半点不合？即使说得不中听，作为东道主的当局也不应该翻脸，毛打压诤言之恶劣行径，与叶公好龙有何两样？
应该指出，毛身为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家主席，又是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委员会主任，十分清楚宪法的功能，了解其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说：‘一个团体要有个章程，宪法是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但毛知法犯法，胡作非为，罗织构陷，以言入罪。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制造帽子侵犯人权
毛不仅给右派戴上帽子，还‘度身订造’地专门新增‘劳动教养’这一名目，这两者都是原来法律所无的苛政。其违反法治，侵犯人权的程度及所造成的恶果，虽然早有论者谈及，但愚意以为远远不够。
戴帽子是对人的尊严最粗暴的践踏。它比秦代的‘黔首’或希特勒强迫犹太人佩戴黄星更恶劣。其发明权大概应归毛的湖南同乡‘痞子’，经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成滥觞。有人将之喻为《西游记》中的紧箍咒。毛本人在谈反右的政策和策略时，就讲过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11）但这种比喻其实并不贴切，因为毛绝非慈悲为怀的唐僧，而是草菅人命的暴君，其凶残超出《西游记》中最可恨的大魔头不知多少倍。《西游记》的孙悟空到了西天便修成正果，紧箍咒自动失灵。右派却无此幸运。摘了帽子的称‘摘帽右派’，获得改正的叫‘错划右派’或‘改正右派’，此外还有‘漏网右派’（57年未入另册者），‘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等，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对此，毛早有部署，他在59年8月24日致刘少奇的信中，谈到给右派摘帽的问题时说，‘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12）他说得多轻巧！背后造成的悲剧却数不胜数，非但几十万右派本人，更殃及妻孥，祸延子孙，斑斑血泪，触目惊心！其中不乏右派子女被逼疯或自杀，后嗣无人以致灭门的惨剧，据报导，著名的抗日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教授即属此例。
至于57年推出的劳动教养，最令人发指的是它不经法院检察院的正常监控，不需要通过法律程序，不受法律监管。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在法律之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加上没有期限，堪称无法无天。
按当年8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就可以对公民实施劳动教养。‘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
什么叫‘表现良好’？，什么叫‘酌情批准’？显然这里面主观随意性极大，何时解除教养可谓天晓得。何况解除教养后又只能‘留场就业’，永远困在边疆或偏僻地区的农场或工厂。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坐牢19年出狱后还能回乡，劳教者却连这样的幸运也难求。如此无视人权，举世罕有其匹。右派则首当其冲，一半以上即至少275000人遭此厄运。（13）
这里还应指出，无论给某人带上帽子或对某人实施劳教，实际上都由中共各级组织一手操控。本来并非执法机关的中共组织包揽了公检法部门的职能。于是党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党天下之淫威变本加厉，真是岂有此理！
就拿反右运动来说，从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声令下起，到10月上旬止全国已经打了几十万右派，但10月15日中共中央才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这就是说，此前打的右派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说你是你就是，由所在单位党组织说了算。
事情的荒谬还不止此，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对党员的处分最高是开除出党，对非党员无权给予任何处分。戴帽子和劳教均属行政处分，却由党组织越俎代庖，根本不受任何立法`司法及行政部门的制约。毛及其????如此肆意滥权，非法行事，其暴虐不仅‘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古今中外其他暴君俱难以望其项背。
值得注意的是，从反右至现在50年间，似乎无人质疑中共何以能够对公民滥加处分（大陆宪法及法律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条文赋予中共这样的权力），包括没有一个右派对将他打成右派的本单位党组织进行抗诉，只有章乃器拒绝在给他做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但也没有在法律上提出中共无权将并非党员的他划成右派并给予处分。由此可见，尽管当时中共建政不足8年，却已成功地将大陆百姓驯化为顺从的臣民，非党员也乖乖地接受党的任何处置，即便程序完全不合法，也无人发出抗议的声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往封建时代虽如此宣扬，却未必做得到；毛却真正做到了。储安平的‘党天下’正正戳穿了新王朝掩盖的封建烙印的真相，所以成了中共的大忌。
毛残害忠良糟塌人才
毋庸细说，55万多右派基本上全属知识分子，约占当时大陆知识分子总数十分之一强。他们之中包括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其中一些人是在中共建政前，不惜舍弃原有的优越生活条件，特地从海外归来，一心为祖国建设效力的。也不乏在大陆易帜之际，拒绝跟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而毅然留下为新社会贡献所长的。就整体而论，几乎所有右派都是爱国爱民，关心国家大事，这才在毛率先垂范和各级党组织一再动员下，打消种种顾虑，积极建言，参加鸣放，帮助当局整风。由于此前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和肃反等多次整肃，不少人心有余悸，有的甚至直言担心毛号召鸣放是‘引蛇出洞’。岂料不幸而言中，果真陷入圈套，沦于悲惨不堪的贱民境地，历尽折磨，相当一部份人没能熬过漫长的20多年，英年早逝者不可胜数。这里面包括了人文科学方面的专才，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及管理科学的顶尖学者。他们被送往北大荒或大西北劳动改造，个别人留在大城市投闲置散，备受屈辱，身心无不痛苦莫名。这种对忠良的迫害，对人才的浪费与糟塌，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与恶果，是无法估量的。
毛打击正气伤风败俗
反右运动的又一恶果是败坏人心，真话绝迹，假话成风，诚信消失，道德沦丧。所谓揭发批判，标榜‘摆事实，讲道理’，实际是一边倒，根本不容被揪斗者申辩。
这里不妨引述名记者萧乾的夫人文洁若一段有关回忆：
‘那是什么样的批判啊！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颠倒黑白`捏造事实的情况层出不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她还记述了会上一个细节：当肖乾听到批判者诬陷他‘篡夺《文艺报》领导权’时，忍不住站起来据实辩解了两句，此时台下的一位名作家立即带头高喊‘不许右派分子肖乾反扑’，顿时一呼百应，群情激昂，‘大会主席正式宣布禁止肖乾插嘴’。（14）
借斑可以显豹。知识分子本来被称为‘社会的良心’。但在毛的高压之下，大陆知识界的高层普遍灵魂被扭曲，反右运动中几乎无人可以做到不人云亦云，不说违背良心的话。而事隔多年之后，能像巴金老人那样反思忏悔，真诚地握管为文，向当年的受害人致歉者，也如凤毛麟角。
正因为此，我对两位文艺界重量级人物--反右主帅周扬和大将刘白羽晚年的幡然悔悟，特别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们都曾秉承毛的意旨，在反右等运动中严重伤害过一些人。可是80年代复出之后，向受害者主动表示歉意，实属可嘉。‘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此之谓也！较之于毛从来不认错，不肯下罪己诏，其人格高下，判若云泥！
毛践踏人格扼杀创造
对于毛的种种倒行逆施，包括反右和文革整肃从党外知识分子到党内亲密战友，海外论者有谓系出于毛的理想主义，即毛为实现其心目中的乌托邦，不得不冷酷无情地清除异己，扫除障碍，牺牲一部份人。这种说法如果是以君子之心度恶魔之腹，那就是天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须知毛发动反右运动的要害，就是延续50年代初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起，到批胡适`反胡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做法，摧毁大陆国民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实现‘舆论一律’‘集中统一’。这实质上是推行‘思想灭绝’，唯毛是从，定于一尊，是违反人性的，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它也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在他们的理想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毛则彻底背弃了此一价值观，粗暴地剥夺了亿万人民的天赋权利，其罪恶用心何其毒也！。
非但如此，反右还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使广大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连周恩来这样的党内大老也被指‘离右派只有30步’，如同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剑，惶惶不可终日，被迫一再违心地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从而使毛搞‘大跃进’的左倾冒险畅通无阻。
于是，整个社会万马齐喑，党政军民各行各业人人自危，唯恐触犯毛的逆鳞，强迫自己‘服从毛要达到盲从程度，相信毛要达到迷信地步’（毛的‘好学生’柯庆施语）。试问在这样的思想禁锢和愚民政策下，那里谈得到什么独立思考，创造活力？而作为个人迷信盛行`毛乾纲独断必然结果的文化大革命，其序幕不正是始于反右之后吗？
综上所述，可见毛发动反右运动，根本扭转历史车轮，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本质上是反动的；打压言论自由，法理上是违宪的；翻云覆雨背弃诚信，策略上是卑鄙的；教唆作假怂恿诬陷，道德上是伤风败俗的；摧残人才迫害忠良，所作所为是伤天害理的；非法滥权钳制公民，如此苛政是史无前例的；至于其借此强制洗脑禁锢思想，打开通向文革的大门，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后果更是灾难性的。
并无‘右派猖狂进攻’
还应指出，毛发动反右，打的是‘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旗号，时在6月8日。其实所谓‘反击’只是一种借口。事实上，此前的5月15日毛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明确作出反右决策时，三大右派言论尚未出现，局势并未失控。
对此，中共资深历史学家黎澍在《未完的回忆》一文中讲得很清楚：
‘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15）
其后到6月8日这3个星期中，鸣放者同样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而动口无非‘书生空议论’，俱在当局严控之下，毫无‘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
另一位学者许全兴的研究结论也否定毛反右的必要性。许在1997年1月经由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全国马克思主义学会理事。书中说：
‘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7月1日）中把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提意见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人民的”，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同盟”。毛泽东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和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应当说，当时中国的春季总的来讲并没有形成黑云乱翻的局面。有没有阴雨天？肯定是有的。有没有黑云？肯定也是有的，但并非毛泽东估计的黑云乱翻，不过是在晴朗的天空上飘过几团乌云而已。章伯钧`罗隆基两人长期有隔阂`矛盾，很难说有“同盟”。至于把两个民主党派向党提意见打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质更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事实，那是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58年5月）说的：去年12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这些小学教师是寒假（58年1至2月）进行整风学习时落网的。他们大抵少看报纸，消息闭塞，误触忌讳，以至遭殃。可见，57年夏天‘右派猖狂进攻’云云，连属于知识分子的小学教师也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完全谈不到什么大风大浪。毛的反击只是借题发挥罢了。
据说近年来大陆有一种评毛的说法：‘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此语原出于中共元老陈云，而附和者颇众。其首句见仁见智，姑且不论。文革已遭否定，末句似无争议。至于‘建国’时期，则毛何止‘有过’？55万右派的血泪，几千万饿殍的亡灵，岂能以轻飘飘的一个‘过’字‘一床棉被遮盖’？
可以断言，毛发动反右的滔天罪恶，连同其他历史旧账，总有彻底清偿的一天！
[注释]
（1）《刘少奇与毛泽东》，冯志军著，香港皇福图书98年4月，页294。
（2）《刘少奇与毛泽东》，冯志军著，香港皇福图书98年4月，页294-295。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页318。
（4）同上书，页323。
（5）《刘少奇与毛泽东》，页294-295。
（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37。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75。
（8）《党史笔记》，何方著，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页264。
（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833。
（10）《反右派始末》，叶永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95年12月1版，页126，131。
（11）转引自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下），明报出版社2004年9月初版，页651。
（12）转引自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下），页683。
（13）据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下），页656。
（14）《肖乾与文洁若》卷上，文洁若著，台北，天下文化，1990年1月，页75，79。
（15）《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黎澍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