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十二月中旬我过生日那一天，研究所买了香槟，蛋糕，和各种冷餐，替我庆祝，不要我花一分钱。同事们还额外凑钱送了我不少礼品，和一张精美的生日卡。卡片上凡参与送礼的都签了名，牵头第一人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我的旧房东奥纳。
然而那天奥纳人没有来。研究所的主任悄悄告诉我，奥纳病了，就住在我们大学医院里，前天入院的，胃癌。我的心一沉。宴会结束后马上和我太太一起到病房去看他。快过圣诞了，医院里病人很少，显得异常的安静。宽大的可容四人的病房就他一人侧身躺着。柔和的床头灯幽静地照着他。我们叫了他一声，他转过身，见是我们，立刻就笑着打招呼，挣扎着坐起来。他先祝我生日快乐，接着就说肿瘤不要紧，下星期开刀割了就好了，还开玩笑地说这世上没有胃的人多着呢。我们顺着他的话，说一些良好的祝愿，但心里一直有隐忧。九月初，我们曾去他家，发现奥纳那时明显的消瘦。他笑着说医生给他服降血脂的药，将体内的脂肪都赶跑了。但我太太却说，奥纳这么瘦，有点不对劲。现在看来，这消瘦怕是由癌症引起的吧。
过了三天，我们再到医院去看他，我太太还特地烧了他爱吃的鸡粥带去。发现他更见衰弱无力，胃口也不好。在旁边的他夫人艾丽特劝他多吃点，他摇头说吃不下。问到手术，艾丽特说医生还没有决定，会不会要过了圣诞再开刀呢？正这时，躺在床上的奥纳突然指着他脚跟说那儿有只猫。大家都说没有，还拍打被子给他看，他仍说有。我的心开始收紧，我知道肿瘤怕已转移到他脑子里了。
圣诞前我们儿子从斯德哥尔摩回来过节，听说奥纳生病，圣诞一早就去看他。奥纳喜欢我儿子，儿子刚来瑞典时才十二岁，奥纳帮他联系学校。后来儿子学开车，奥纳陪他练；儿子大学毕业要实习，奥纳帮他联系地方。俩人平时碰到一起，能侃好半天。那天我们去时，奥纳全家都在。奥纳那天似乎好了点，话也多了些。艾丽特说医生查下来发现他缺钾，给他补了钾，人就好了不少。我们都高兴。谈到手术，日期还是没有定。大家都说，总是因为圣诞节，缺医生护士，过了节就好了。
一晃过了元旦，元月二日晚上我们正在说明天该再去看看奥纳了，突然接到奥纳女婿的电话，说奥纳昨晚上去世了。我们全家大吃一惊，都呆了，接着就悲痛不已。直懊悔这两天忙于过节，没再去看他一回。想到他夫人，我们马上定了鲜花，送给艾丽特。卡上写着，在这悲痛的时候，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很快到了安葬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一个外国人的葬礼。艾丽特还在报上登了葬礼的通知，通知上说，奥纳是一个随和乐观的人，他希望你们来时不要穿太沉重的黑礼服，让他走得轻松些吧。那天我穿了套灰色的西装，打了黑领带，开车到墓地。正是冬天，朔风吹着光秃秃的树干，发出嘘嘘的尖叫。墓地后面有一个教堂，在那儿我们和艾丽特以及他们的子女儿孙相拥。奥纳的灵柩停在教堂里，四面是大家送的鲜花和花篮。我几乎不能相信，两周前还说这世上没有胃的人多着呢的奥纳，此刻已和我们隔世，躺在这小小的棺木之中了。我不敢看灵柩，看了就心疼，而我太太，和艾丽特抱在一起，泪流满面。
葬礼快开始了，来人分左右两侧入座。左侧是朋友，右侧是亲人。艾丽特把我们拉到右侧，和他们坐在一起。仪式开始时，教堂里放起了音乐，一个男歌手用略带沙哑的苍凉的喉咙唱道“你们能听到我吗？我和你们在一起！”这唱词反反复复唱了好几遍，在教堂上空回旋不绝，那么凄凉又那么有力，那么绝望又那么热烈。我听着听着，真分不清这究竟是人世的音乐，还是天国的歌声。我只觉得唱这歌的人就是奥纳，就是已经离我们而去而又依依不舍的奥纳。他在呼喊，他不愿走啊。想到这，一股热泪终于夺眶而出，我任他流，流到衣服上，流到地上......
葬礼过后不久，小城的公墓里就多了一块青灰色的花岗岩墓石，上面刻着奥纳的全名和生年卒月。墓石旁有两个防风的灯架，前面有一个小花台。现在每年十一月 瑞典的“清明”节，我们都到他墓地祭扫，点两支蜡烛，放一盆鲜花。在这说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风俗的国家，有这么一个坟莹，牵动着我们的情感，虽然叫人难过，但也给人温暖，使我感到身在他乡，不那么孤独了。至少我们有一个亲人，叫奥纳，睡在那烛光盈盈鲜花作伴的土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