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光准备迁到皖南时,他胸中两个小人儿开始激烈斗争:自私自利的那个主张把我留在山东,敦厚善良的那个主张把我带走。那天晚上,在遥远的皖南农场,杨世光把我的命运交给卷了边的纸牌,连续过了六次通关之后,他做出了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把他要回来,就是克死我,也是我的崽。”
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对杨世光心存感激,我认为他的“白霜”理论荒诞不经。许多年后,我们总是极力回避那段岁月,偶尔提及时,他总是以农民式的狡诈为自己的不负责任开脱,他说:“你爷爷要在世,早就把你弄死了。”
他用这句话原谅了自己的过失,同时给我描绘出一个更加自私的爷爷,我无法弄清他的话里有多少真实成分。他认为能把我带回来,就要对他感恩戴德。
我从来不承认曾经叫过沈庆,在山东农村,我惦记着遥远的、生我的地方,我的体内流动的是杨家的血脉。六岁时,我帮舅母收红薯,舅舅抽着烟蹲在地头,他忽然问我:“庆儿,长大想当什么?”这是一个关于理想的问题,可是六岁的我对于理想只有模模糊糊的概念,那时我满脑子都是烤红薯的香味,我想,如果当农民就有红薯吃。于是用清脆的童音响亮地说:
“我要当农民!”
舅舅一巴掌将我掀翻在地,忿忿地说:“没出息的崽子,你要当农民就别姓沈。”
“我本来就不姓沈。”我用袖子擦去嘴角的鲜血,倔强地说。
因为这句话,我被打肿了屁股。
我听到他们关起门窃窃私语,舅母说:“娃懂事了,能留住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
许多年后,我拿到入伍证,和陶小鲁最后一次亲热,陶小鲁脸上褪去高潮后的红晕后,狠狠地咬住我的肩,直到肩头渗出殷红的鲜血。她叹了口气,幽幽地说出很久前我曾经听到过的话:
“你走吧,即使的留住你的人,也留不住你的心!”
第一次看到成熟女人的下体让我惊恐万状。我想控制自己不去想它,但眼前总挥不去它留给我的暗影。我有意疏远国庆。假想我的颓废和惊恐是他那天夜里用打火机点亮的。那个阶段,我对周围一切都分外敏感,我用高领毛衣遮盖我日益成型的喉结,当我发现下体长出细而柔软的毛时,很快又陷入另一种恐慌里。
国庆很快有了新的朋友,他依然桀骜不驯,以过来人的姿态俯视人们,他向懵懂无知的同学炫耀自己的性爱体验,他说得绘声绘色,他的身边很快聚积了一批人,他们喝酒打架,夜晚在大街上象幽灵一样行走,他们互递烟卷,对每一个走过的女孩吹口哨。国庆显然成了他们的头,当追随者赞美女孩的脸庞时,他以训斥的口吻大声地打断他们:
“乳房大的女人干起来有劲,毛多的女人风骚。”
他的话让追随者体验到下流语言的酣畅淋漓,他们像羞答答的小学生般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