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卡拉OK酒馆打工---(2)
津村问我知不知道这工作的内容。
我说，不都写在招人广告上了吗？也就是端茶送水，给客人放放卡拉OK吗？
他听了苦笑了一下，摇着头说，像我这样素人估计干不了这行的。
我有点儿不服气，就说，“那你说还要有什么本事？人不都是从不会到会的？”
他好像也不愿意跟我再啰嗦，问我，“你会唱日本演歌吗？”
这难不倒我，在研究室的忘年会上，我也唱过，而且我也喜欢日本歌曲，自己从收音机上录制了不少，平时也总在听。我便答道，会的。
他说，那就唱一首，并让我说个歌名出来。
实在说，我听歌只是欣赏，放松自己，对歌名没怎么注意，经他这一问，我还真愣了一会儿，搜肠刮肚地想找几个歌名出来，可是一时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他走到卡拉OK机房里，接通了卡拉OK机的电源，找了一首歌出来，递给了我一个麦克风和一本歌词的本子（那时还没有普及在电视上播放的那种VCD或是DVD），让我翻到《大阪時雨》，就播放起音乐来。
这店里的影响设备可真的不错，尤其低音震动很强。音乐起来后，整个酒店里似乎都在随着音乐摇动起来，加上这首歌的悠扬的旋律，很有气氛，让人止不住的就想跟着唱了。
这首歌是当时红的发紫的演歌歌手都春美唱的，我听过多次，也会哼上几句，在这乐曲陪伴下，我看着歌词本，就跟着唱了起来。
我唱得很顺利，没打一个结，歌词的每个汉字的读法都正确，我暗暗自喜我的好记性。
津村在卡拉OK机旁细细地听着我唱，不时地调一调音响上的什么旋钮，来得到不同的音响效果。
我唱完了全曲，音乐结束后，就眼巴巴地看着津村，他接过了麦克风和歌词本，犹豫了一会儿才勉强地说，让我当晚就来试试。我谢过他，告辞转身要走时，他又叮嘱了一句：晚上来时要穿裙子。
我回到住处后，跟我同住的李洁还没人影。我翻箱倒柜地找了几条裙子出来—平时上学 我几乎都只穿裤子，出国时制装倒是制了几条裙子，可都在箱子底压着。我挑了条看上去还算“花哨”的，--80年代在国内时兴的那种过膝盖的百摺儿裙，就开始做晚饭了。 这是我们俩商量好的，谁先回来谁就做饭。
李洁比我高两届，是北航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被推荐成出国留学生，在广岛大学工学部的化学系已经学了四年多了。这是她读博士课程的最后一年，论文已经有了好几篇，也有几篇正式发表在日本化学学会的会报上。她是拿日本政府奖学金的，每月要从日本政府给她汇来奖学金中给中国大使馆汇去一定的金额。
我们俩在一起的生活是AA制，那时还没这个词儿，但我们做法就是这样的：我们每月各自出一万日元，房费，光热水等以及每天的粮食、菜米油盐等都是从这两万日元出，如果月底不够了，就各自再加上，平摊；如果有多的，就买些好吃的俩人开开荤；或是留到下个月去。
这天，晚上六点多了李洁才回来，这还算是早的，因为是周末。平时她都是八点前后才会回来的，当然有时我也回来得较晚，若我们相互等不及了，就给对方留下一半儿的饭菜，自己一个人先吃。
这个周六的晚饭，是我俩一起吃的，我跟她说了我准备去酒店打工的事儿。她并没有感到吃惊或是突然，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只是跟我说让我注意安全，别回来太晚。还跟我说最好别把我自己打工的事儿跟别人去讲，她知道就行了。我问为什么呢？她说像我们这样的身份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打工的。但很多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都在暗中打工，他们也没有把自己打工的事儿到处去张扬啊！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显得那么忙。比如，她跟我说，就跟我们住在同一下宿里，我们对门儿的小高和老方，他们在一家三班倒的工厂开机器，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问，那他们上课怎么办？李洁告诉我，大学院的课程是自己选择的，加上这样的工厂，其工作时间也是可以调节的，所以不难找到解决的方法。尤其像老方这样的，他只是进修生，没有拿学位的任务，所以，有几节课不上，也没什么关系。她还说，与我同一研究室的进修生老余也在打工，而我也一点儿都不知道。她还举了几个例子，我这才觉得自己是有些不开窍，消息太不灵通了。不过，李洁说，大家相互也知道一些别人打工的事儿，只是都不说出来，不捅破这张“窗户纸”而已。
我当时还是拿着中国政府的奖学金的，照说生活上还是过得去的，我之所想起来要打工挣钱，还是因为我在国内的丈夫。
我们新婚后就分别，至此他已经等了我两年多了，当时说好是拿到硕士学位就回国工作。谁知半路上，教育部又有了新的政策：能够考上博士课程的可以继续升学。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丈夫后，他不同意我继续上博士课程，是我娘家人说服了我，我就自己作了主，考了博士课程，而且还考上了。丈夫对我也是“将在外，不由帅”了。他嘴上说恭喜我，心里还是挺别扭的。几次来信说，既然这样，（起码又要分别三年）问我能不能想办法给他弄到日本来团聚。我跟他在信上商量着，讨论了一个又一个的如何能把他弄到日本来的方法。可他日语一窍不通，要是申请来读书，没有日语基础行不通。若是办成陪读，他又觉得自己的自尊心放不下来。还能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
在卡拉OK酒馆打工-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