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之灵魂
陈炯明：是非功罪，让历史说话
１９２５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陈炯明亲拟了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后代对自己的评价状况，他心中似乎早已经有预感，摆出一副完全让历史来说话的架势。
的确，长期以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一提起陈炯明这个名字，可能会马上联想到“军阀”两个字，是革命的叛徒。这样一个负面的角色，言语间竟然还充满了自信，实在令人有点纳闷。而１９９７年，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与高宗鲁推出《一宗现代史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不仅要为父亲翻案，对孙中山先生也有颇多微词。这两种大相径庭的结论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孰是孰非？陈炯明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历史往往是复杂而一言难尽的，尤其是陈炯明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事实上，翻开历史，可以说陈炯明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是一个风云人物。这个前清的秀才，做过清朝的省议员，组织过革命暗杀团，策划过独立，参与过讨袁运动，先后担任过广东省的都督和省长、粤军总司令，还一度是孙中山唯一依靠的军事武装力量。而且，这个“军阀”偏偏对治理国家还有一套比较清晰的看法，推崇“联省自治”，信奉无政府主义。但他坚持反对孙中山北伐，两人的矛盾激化后终于爆发，他的部队炮轰孙中山所在的粤秀楼，成为国民革命的“叛徒”，与孙中山先生分道扬镳。而另一方面，陈炯明曾经热情接待过苏联代表、对列宁表示景仰，还出资支持过共产党的机关报，后来却又走到了反对共产党的行列。他的一系列举动，交织着矛盾与不确定的因素，这些都注定了他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陈炯明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阅历丰富，经历了人生悲喜的各种滋味。撇开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他又是个非常值得肯定甚至赞赏的人物。出任清朝省议员和广东省省长期间，他的确为社会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贡献。他在生活方面也非常严谨，自己颇以不二色而自豪，毫无我们通常理解的军阀习气，而且“一生不治私产、不贪污、不受贿，晚年贫病交迫”，最终因穷困死于香港。
如果陈炯明只是个头脑简单的军阀，再如果陈炯明当年没有发动“六·一六”兵变，那么，今天关于他的争议或许就不会如此激烈。只是历史从来没有假设，不会按照后人的意愿重来一遍。
后人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因为主观情感上的疏离与时间上的天然优势，会更容易拥有一种相对冷静与客观的态度。正如孙中山先生走过许多弯路却并不影响他的伟大一样，评价陈炯明时，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肯定他的某些方面就给予他过高的评价，也不必因为他背叛孙中山的事实而将他完全否定。胡汉民贬斥其为“叛徒”也好，陈定炎赞扬其为“卓越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也好，似乎都多了一些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干扰，少了一份客观的态度。看电影时总要区分出“是好人还是坏人”，大概许多人的幼年时代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到了成年之后，显然不会再以如此简单的逻辑来做价值判断。那么，在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上，或许需要更理性的思考，再谨慎地下结论。
既然陈炯明有让历史说话的勇气，我们不妨也说，让历史来做一个客观评价吧。
专家访谈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决裂是历史的一个必然
长期以来，陈炯明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１９９８年，《陈炯明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次完整地出版陈炯明的文集，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编者在后记中说：“……全面、系统、准确资料的提供，则能为客观研究创造必要前提，俾能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较切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两位编者分别是已退休的中山大学段云章教授和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倪俊明副主任研究员，两人与另一名研究者早在１９８９年就出版了一本《陈炯明的一生》，而年逾七旬的段云章教授的近作《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今年６月推出。
记者：我知道，您研究孙中山四十多年，非常尊崇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还有兴趣研究背叛过他的陈炯明？
段云章：在早期的研究过程中，我对两个问题有很多地方不清楚，一个是孙中山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日本的关系，一个是他与周围人物的关系。其中与陈炯明的关系一直不是很清楚，所以八十年代开始注意搜集了这方面的史料，也有了一些构想。
记者：陈炯明没有跟随孙中山很多年，但他在辛亥革命后被任命为广东副都督，可以说在广东政坛占有一席之地，原因何在？
段云章：陈炯明在当时广东政坛上的地位，应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他当时是广东咨议局的议员，提出过许多议案，是不可小视的政治势力，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二，他参与策划了广州的几次反清起义，尽管有说法认为他在最后的起义阶段产生了犹豫，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记者：他在任广东省长期间有些什么贡献？
段云章：他最早开始做广东副都督的时候，修马路、拆城墙，在市政建设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尽管因为时间短而没有实行下去。１９１８年开始的广州市政建设事实上是从陈炯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第二次主政广东的时候，大力推行禁烟、禁赌、禁娼，这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净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要知道，当时政府的税收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几个方面构成的，没有一定的魄力和决心是肯定做不到的。
记者：对陈炯明评价的现状如何，请您介绍一下。
段云章：对陈炯明的评价出现过两个极端。一种观点是以《陈炯明叛国史》为代表，因为孙中山是领袖，反对他的人（对其评价）就是从头坏到尾的；另一种是以陈定炎和高宗鲁为代表的一派，贬孙（中山）扬陈（炯明）。这两种观点多少都有一点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影响，我的态度是要讲一个“真”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评价他，尽可能地接近历史事实。
记者：那么您是如何评价陈炯明这个人物的？
段云章：评价陈炯明应该是分阶段的，比如参加革命、反袁都是有功的，作为一种探索，包括主政广东时的一些措施、在漳州的地方自治，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六·一六”兵变是不对的，不得人心，即使反对北伐，也不应该用这种手段对付孙中山。我一直说，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新旧思潮等等交织在一起，处在那个环境中，陈炯明的思想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包括他后来对形势判断不清楚，反苏、反共。
记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决裂？
段云章：主要还是政见上的不同。陈炯明相信“联省自治”，认为要先把广东治理好，再当作一个模范省推广到全国去，所以坚决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他们两人的决裂，应该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著述
《闽星发刊词》（１９１９）
《不为罪恶的奴隶》（１９１９）
《白话诗五首》（１９１９）
《生活与生趣》（１９１９）
《评康戴两君论革命的书》（１９１９）
《闽星日报宣言》（１９２０）
《漳州公园记》（１９２１年１月）
《建设方略》（１９２１）
《修理惠州西湖募捐序》（１９２２年３月）
《中国统一刍议》（１９２７）
《两封书》（１９３１）
人物词典
【广州·新思潮】
陈炯明１８９８年考取秀才之后，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兴趣索然，没有再循着举人、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在家乡过了几年心满意足的婚姻生活后，１９０６年离开家乡来到广州，入读政法学堂。
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当时的广州在两任总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项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学校开办得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潮也在涌现。１９０８年，陈炯明以优等成绩从政法学堂毕业。在广州的两年时间里，陈炯明大开了眼界，接触到各种新思潮，而且结识了已加入同盟会的朱执信，为其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
１９０９年，陈炯明回到家乡创办《海丰自治报》，自任主笔，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这一年，他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谘议局提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专门研究城镇乡自治办法，选通晓法政人员入所研究，推动自治进行。
为加快成立国会的进程，江苏谘议局发起在上海召开１６省“请愿国会代表团茶话会”。当时赴京请愿是一种非常时髦的活动，向政府表达民间的声音。陈炯明作为广东谘议局代表，赴上海参加了大会。议员们提出请愿书，希望能尽快颁布议院法和选举法，但清政府以“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途之累”为由予以拒绝。
对所谓国会本来就只持观望态度的陈炯明来说，这次大会让他更为失望。他认为，中国政治的积弊太多太深，不是一班坐谈之客在国会里高谈阔论就可以解决的。陈炯明泄气地表示：“开国会为无聊之举，不过国家处此无可如何之时，除此别无他法，随波逐流为之耳。”
但上海之行对陈炯明意义非同小可，而且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上海期间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并加入了同盟会。
【革命·同盟会】
秀才出身的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似乎是件难以理解的事。他的政治抱负与主张流血革命的同盟会是两条路。事实上，他加入同盟会后，确有革命同志批评过他“对清廷抱有幻想，仕途奔竞”。不过，陈炯明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他与以孙中山为代表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的心态大相迥异，不知是否是导致最终二人决裂的一个隐藏的伏笔？
１９０９年５月，胡汉民在香港筹组同盟会南方支部，陈炯明担任实行委员。他随后还在香港成立“乐群书报社”，作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他还把母亲从海丰接到了香港。陈炯明与黄兴等人先后策划过多次起义与暗杀行动，黄花岗起义遭到惨痛失败，他又于１９１１年成立暗杀团，策划刺杀水师提督李准、广东将军凤山行动。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广东同盟会首先在化州揭竿而起，组织民军攻城略地，并迅速蔓延至广东各地。同盟会一批党人聚集到香港，推举陈炯明为总司令，召集一万多军民，围攻惠州。在围攻的过程中，陈炯明受孙子兵法的影响，深信“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通过游说、策反的办法占领了惠州。这时候，他拥有广东纪律最严明、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民军，这也是当时广东唯一一支真正从属于同盟会的军队。
【孙中山·广东省长】
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陈炯明任广东副都督、代理都督，１９１３年６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都督。二次革命时，他在广东宣布独立，失败后转赴南洋。１９１６年参加讨袁，成立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１９１７年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随后击败福建督军李厚基后占据闽南地区。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１９２１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又任命他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部长。
经过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之后，陈炯明逐渐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是孙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装部队。
【“六·一六”兵变·决裂】
然而，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１９２１年，已经有传闻说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出现不和。陈炯明认为，孙中山此时就任非常大总统不合时，而且他并不赞成北伐，主张联省自治，建议把广东这个南方省份作为模式推广到全国，这与力主北伐统一全国的孙中山的主张有着极大差异，两人矛盾逐渐激化。１９２２年３月，孙中山撤销其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职，只留陆军总长职，最终导致“六·一六”事件的发生，二人彻底决裂。
如今，关于对中国近代政治产生重大深远的“六·一六”事件发生的细节，各方说法不一。后代研究者一般认为，“六·一六”事件并不是突发的，其前因后果复杂而难以言喻。
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２日，孙中山举行记者招待会，不点名地指责陈炯明“反对北伐”；而陈炯明６月１４日拘捕财政次长廖仲恺，矛盾基本公开化。
６月１６日凌晨两点，孙中山得到秘密报告，陈炯明部队将攻击粤秀楼，情势危急。宋庆龄顾全大局，临危不惧，认为若同孙中山一同行动易被发现。坚持留下来掩护孙中山秘密撤离。孙中山不得已才答应先行，只身逃出。孙中山两次避过叛军耳目，终于到达黄埔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上。孙中山离开半小时后，炮声四起，陈炯明部队开始向粤秀楼发起进攻，有士兵还大喊：“打死孙文！打死孙文！”
“六·一六”兵变之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此后，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直到孙中山逝世前，经常有人在中间调停，希望他和陈炯明二人能够和好。孙中山要求陈炯明写悔过书，而陈炯明坚决不写，终于没有再走到一起。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还有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客观上成了蒋介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辗转登上孙中山所在的永丰舰，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奠定了日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
【禁赌·廉洁自持】
在政治生涯中，陈炯明以严禁烟赌、主张地方自治而著称。从他任广东谘议局议员的诸多提案中可以大略看出，陈炯明希望政治改革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由上而下的”。他的政治主张在《建设方略》和《中国统一刍议》二书中有完整的表述。“联省自治”一直是陈炯明坚持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广土众民，只能实行分权自治，才可养成“民治精神”，建设民主。１９２２年与孙中山决裂后，他对章炳麟说：然为国努力，无论在位在野，务达此制（指自治省联邦制）而后已。
从作为议员提出禁赌议案时起，一直到后来出任广东都督及省长，陈炯明都把禁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赌博的恶习由来已久，但清政府把赌税当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才会屡禁不止。禁赌无疑要砸掉成千上万大小赌商的饭碗，要截断官府一条每年几百万两的滚滚财源，所以，从一开始陈炯明就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不过，陈炯明做得非常决绝，主张以雷霆手段，定期一律禁绝，不留任何余地，才能收效。禁赌为陈炯明赢得了最初的政治声望，也可以看作是他治理地方的一个主要政绩。
据记载，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禁赌章程生效后，广州市面几乎没有一家赌博。为此，广州学界发起为陈炯明铸铜像，以纪念禁赌的成功。１９２１年广州建桥，取名陈公禁赌纪念桥，镌禁赌经过事迹于桥边石柱。可见当时陈炯明的禁赌行为深得人心。
尽管在政治上仍存有争议，但在私生活及操守方面，陈炯明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军阀作风完全不同。他不仅颇有文采，而且廉洁自持，不蓄私财，在生活方面也相当严谨，自己还以不二色感到自豪。
陈炯明后来避居香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８万元支票，陈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还。其后，他派代表参与将美洲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直至今日都是参政党之一。
１９３３年，陈炯明在贫困中病死于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备的棺木。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结局如此凄惨，这是非常罕见的。
地理记忆
粤秀楼
（现为“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位于越秀公园内）
“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位于越秀山南麓百步梯的半山坡处，碑身高５·５米，呈尖顶方柱形。碑的正面镌刻“孙先生读书治事处”８个金色大字。背面有孙中山的秘书林直勉书写的《抗逆卫士题名牌》，记载６１名总统府卫士与陈炯明叛军浴血奋斗的经过。
此处原为孙中山与宋庆龄居住过的“粤秀楼”遗址。１９２１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就在今中山纪念堂所在地。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６日，陈炯明发动兵变，围攻总统府，炮轰粤秀楼，并悬赏２０万银元捉拿孙中山。当时总统府卫士仅６１人，掩护孙中山与宋庆龄脱险，但总统府与粤秀楼被夷为平地。１９３０年６月，中山纪念堂建筑管理委员会于粤秀楼旧址建此碑。
广东谘议局
（现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位于烈士陵园内）
建于１９０９年。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９日广东各界代表在此召开大会宣布广东独立，后改为省议会和非常国会。１９０９年，陈炯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谘议局提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专门研究城镇乡自治办法，选通晓法政人员入所研究，推动自治进行。
人物年表
１８７８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
１８９８年，中秀才；
１９０６年，到广州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１９０８年以优等成绩毕业；
１９０９年，任广东谘议局议员，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筹筑惠潮铁路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１１月与丘逢甲等一起被推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加入同盟会；
１９１０年，参加广州新军起义联络工作；
１９１１年，任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属下的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又被确定负责率领一路选锋队进攻巡警教练公所。武昌起义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光复惠州；
１９１１年，广东军政府成立，被推为副都督，不久后为代都督；
１９１３年，宣布广东独立，声讨袁世凯，失败后逃往香港转赴新加坡；
１９１５年，联络一批原国民党人另立异帜，组织中华水利促成社，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
１９１６年，回到广东东江发动驻军和民军起义，参加讨袁斗争；
１９１７年，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授予其“定威将军”。后向孙中山表示“竭诚拥护”，参加护法运动，任援闽粤军总司令，占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建立根据地，称为“闽南护法区”；
１９２０年８月，率粤军从广西回粤，打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１９２１年５月，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积极参与“联省自治”运动，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６月任援桂军总司令，进军广西，攻占广西全境。后阻挠孙中山到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破坏北伐；
１９２２年４月，拒绝前往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并以辞去各职务相要挟，被孙中山免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三职。此后退居惠州，其部属叶举率“陈家军”主力回师广东，于６月１６日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８月１５日，陈炯明回到广州任粤军总司令；
１９２３年，被滇、桂、粤联军组成的西路讨贼军击败，陈炯明率部退守东江；
１９２５年，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其所部后避居香港，后将美洲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
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２日在香港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