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时政评述：枪杆子与笔杆子下的罪恶 |
| ——评卢跃刚长篇社会纪实《大国寡民》 |
| 戴晴 |
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用500页的篇幅，讲了一个发生在陕西咸阳泾河边、一个不很大的村庄里的故事：丈夫打妻子，妻子不堪忍受，逃跑、闹离婚，男家不许女家不让，最后丈夫下手将妻子毁容。
这故事发生在十年前，听上去似乎和成百上千类似的爱恨交织家庭剧没什么大不同，但卢跃刚用了第一人称，也就是说，他自己也进到了故事里边——不为叙述方便，只因为这位以“死缠烂打活老虎”著称的记者，这回自己也卷进了直到今天还没有了结的与此有关的两桩案件中：一是须由检查机关提起公诉的毁容犯罪：当时年方三十岁的武芳被丈夫用稀硫酸烧得面容身体严重损伤（武芳经抢救后大片颅骨烧伤外露，左眼失明，右眼几乎失明，右耳烧成一个“焦核”，乳房烧毁、右手残疾)。二是报道了该案的《中国青年报》和该书作者，被施虐方控以“政治毁容”，成了一桩民事“诽谤”案的被告。
这可有点不像是普通的家庭剧了。
卢跃刚不得不走进那个小村庄、走进一级又一级武芳曾求告、哭诉过的衙门、会见一个又一个盼他、惧他、恨他、愿意帮他和打算看他笑话的人中间，开始了他艰苦的、不无危险的调查。现在，他写成了这部书，把一个他终于弄懂、并且以详实和无懈可击的一手资料托起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
武芳本是一个勤快、爽朗、情感丰沛，不但读过书、还生相当漂亮的姑娘，不幸因为家里穷，由父母做主嫁给了邻村一个与她不大般配的王姓青年。婚后、特别生下孩子之后，身处八十年代，已经打开了眼界的武芳，对这个沾染偷、赌、还常常对她拳脚相加的丈夫已不堪忍受。故事由此发生：走避他乡外出打工的武芳，被两名村干部，动用了当地警察，开着村里的汽车，在答应“保障人身安全”、“给办离婚”的同时，将她强行拉回，安置在后来的作案现场“接待站”。目的么，是便于丈夫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度“睡她”——对婚姻现状的乡邻认定。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这已不像一般的村庄和一般的家事纠纷处置了。
武芳不服劝、也坚决不让“睡”。干部们退了出去，最后走的一个人口说着“睡！睡！”，熄掉了房间的灯，退到人头攒动的院子，只留下手里拿着一瓶硫酸的丈夫。接着，他的一个兄弟和三个嫂子进到那黑了灯的房间，五个人七手八脚按住武芳的手脚，扒下她的衣裤鞋袜，将硫酸撒向她的脸、耳、头、胸、腹……。
武芳被送进医院。
应该说，这起蓄意伤害犯罪尽管手段残忍，案情并不复杂。任何具有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明白，其关键在于：
1）为什么由村干部出动将人拉回，有没有蓄谋？
2）丈夫为什么要用酸，谁的主意？怎么得到的？
3）那已经构成共犯的兄弟和嫂子为什么和怎么在熄了灯之后鱼贯进来？
4）为什么关灯，谁把灯关上的？
应该说，这桩人证物证具在的伤害案，只消按照正常程序调查、并对主犯、从犯和共谋犯提起公诉并判决即可，但事情的发展与人们按照常理所预料的完全不同。
87天之后，武芳因为没有钱继续治疗被院方抬送回家。她得知，虽然丈夫还在拘押中，那兄弟进去几天已经放了；嫂子们没事；公安局检查院来过几次，简单问几句就再无下文。
她等着，一年多过去，那把她骗回来的干部、还有那拉灯的，毫毛未动；那提供硫酸的兄弟已经在家娶亲生子，案子大有不了了之的意思。
武芳在医院经过了四次大修补手术，母亲说“芳儿像羊一样，被人家活活地剥了一层皮呀！”；她自己也哭求：“妈，你救我做啥哩！你救女儿是害女儿哩！”，在医院里，她曾一次次试图自杀……然而这回，见到伤天害理者如此逍遥，她不打算死了：
她们（和她的母亲、姐妹）跑遍了省、市、县委和政府，跑遍了省、市、县妇联，跑遍了各个新闻单位。她们喊冤，她们下跪，她们悲泣哀号以泪洗面。武芳已经没有了女人的顾忌。光给人看毁坏的脸还不够，她掀起衣服，成百次地给人看头部乳部腹部惨不忍睹的创伤……
一个女人摘下头罩，给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陌生人看脓看血，掀起衣服给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陌生人看斑痕累累的胸膛，诉说、恳求、哭泣、下跪……
三年之后，在咸阳市人大的干预下，公检法的轮子转了起来：主犯被处决，那小兄弟判了十三年。行刑那天，村里为被判决者隆重开祭，同时对服刑犯的家属优容。
武芳在这个以“烽火”命名的村里生活了八年，她了解自己的丈夫和那小兄弟，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借他八个胆也不敢干……”村民们说。这回那胆子哪里来的呢——“那个（实质上担任现场指挥的）拉灯的人”还丝毫未被触动，案子并未了结。“人不人、鬼不鬼”的武芳再次开始从乡到县、到市、到省、直到北京的上告，死也要讨回公道。
《大国寡民》的作者就是这个时候被卷进来的。卢跃刚走到陕西、走到咸阳、走到礼泉，查到了初始档案记录中那三个嫂子的证词：
当时在外面说话的人也比较多，不知谁说，“他三个嫂子来了。你进去帮你弟把媳妇裤子脱了。”……一会儿，武芳住的那个房子灯灭了，我和我两个嫂子先后进去了。
可见是受怂恿。怂恿者是谁？
正服刑的从犯的妻子(即嫂子之一)因村干部对她的许诺并未兑现，已经委托律师为 “判刑的事实不对，判刑太重”为丈夫申诉，她说：
他哥给他要硫酸（没有说明原因）。要硫酸后六天至七天，大队把王茂新媳妇（武芳）叫回来。
（出事那天，三个嫂子和兄弟）不知道他哥拿硫酸。
大约九至十时左右，王农业给我三个嫂子说，进去把武芳的袱（关中方言，即裤子）脱了去。
那么，用酸烧的主意又是谁出的呢？
偶然间，几乎可说是途中邂逅（或是上苍的安排），卢跃刚遇到了一个曾与那丈夫关在同一监号的人，他告诉该书作者：
王（丈夫）给我说，他估计他在“忙前忙后（关中方言，指麦收前后）就可回家”。听了这话后，我（同监号者）说，“你可能不的（得）回家。我在家听人说，你把你妻子烧得很厉害。”王说：“你有所不知，我的案子有王市长的儿子王农业给我办哩。”我说：“他为啥要给你办哩？”王说：“我给你说了，你不要给别人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妻子在家胡弄哩！我村干部看不惯。我用硫酸烧我妻子是农业教我的办法。我拿不住，弄得厉害了，把事情弄大了。那一天用硫酸烧我妻子时，是农业拉灭了电灯后我才实施的。此事发生后，农业给我说，让我进监狱后不要怕，不要给人说有他，他一定能把我在短时间（内）保出监。几次我哥都给我捎过话。
至此，一个名叫王农业的人：事前出主意、具体策划、介入作案；不仅现场怂恿、还于事后掩盖等等，已经十分清楚。其实，用不着卢跃刚调查，案发不久武芳在医院第一次接受调查时，就告诉公安人员：“农业最后出去的，他拉的灯”；而办案人清清楚楚地说的是：
你再也不要提王农业，再提王农业，你的案子永远结不了。
问题于是变成，这个王农业是谁。
1988年案发时，他是武芳嫁过去的咸阳市礼泉县烽火村水泥厂厂长兼农工商总公司经理；上届陕西省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在《大国寡民》结稿时，正在活动本届省人大代表连任。毁容案发时，人们把他称作“王市长的公子”——他的父亲那时正在咸阳市副市长任上。
但区区一个三级市市长的公子，就得以如此一手遮天？这就是《大国寡民》要对我们说的最主要的话。
王农业之父王保京，是共和国的一面旗帜、一把“烽火”。据其自报，1946年十五、六岁时就为“地下党做工作”、49年当“支前小队长”。已经查实的是：这人在1949年当粮店小伙计时，撒过欢迎共产党的传单，但随即以“冒充公安”被拘留；虽然在村里名声不好，但“成分好”、“对党有感情”，有政治眼力。正如一名当地干部所说：“我们号召搞互助合作，他就办互助合作社；我们号召学习文化，他就办夜校；我们号召科学种田，他就搞玉米生产……”，于是：农会主任而互助组长；而合作社社长；而人民公社社长；连年获丰产奖章、出席积极分子、劳模大会；上北京、上莫斯科、见毛主席；第二、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行政和党内职务升到了市一级；九十年代退休时还发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主动离职”，以《赤子回归黄土地》受到省党报头版头条盛赞。
这实在不大容易。谁都知道，共产党建政五十年，连顶尖人物都“你方唱罢我上场”；攀到国家领导人位置上的工农劳模，也不过风光一时。王保京这样识不得几个字的人，靠什么保持他不衰的记录？《大国寡民》给出了答案：
1952年，政府号召“丰产”，他找到县长，夸口他能玉米亩产1200斤——这是他“放开胆子按政策吹牛”迈出的第一步；
1953年，由于工业化的推进，城市人口的膨胀（31.6%）与农村粮食征收的增长（8.9%）不成比例，政府出台搜刮农民的“统购统销”、以及对该项措置予以组织保障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这的决议》。王保京率先响应，“烽火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运而生。
大跃进的1958年，他带头放“卫星”：先是“亩产三万二”，随后跟着形势长到了10万斤、15万斤、30万斤，三个月后，这数字变成了亩产240万斤，最后响亮地喊出了那传遍全国且记入历史的著名口号：“人由多大胆，地由多大产”，并以此挣得了“农民科学家”桂冠。
本应反左最后变成“反右倾”的1959年，他叫出的是让主导政治力量听着熨贴的“党给我们继续跃进的力量”；而到了1964年，在毛主席作了一点违心的检讨之后，王保京在报上高呼的，与后来一路走红直达副统帅位置的林彪如出一辙：“好心办坏事”、“成绩是主要的”——在关键时刻对独裁者充分体谅。
1966年，“不兴玩生产数字游戏了，时兴玩革命激情游戏”，王保京先想成立著名劳模造反组织，没成气候，但“学大寨”天赐良机却没有错过：烽火于是成了陕西的“小大寨”。这昔日劳模抓住风潮，再度在文革中大红大紫：那激情年代的全套把式对王保京说来轻车熟路——学毛著、唱歌、献诗、批斗……包括把自己七十多岁的小脚母亲弄到场上打篮球、弄到台上表演《三个老婆儿批邓》。政治压倒一切，王保京如鱼得水，烽火的事业也达到了它的颠峰：
谁都不敢说烽火一个不字，谁说了，就会大祸临头。反对烽火，反对王保京，就是反对学大寨，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支持烽火，谁吹捧王保京，谁就当官。
待到文革结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开场，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到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又闭幕，政治方向看看要转。这时：
倡导“实事求是”，清算“评法批儒批周公”运动，清算“批投降派”运动，清算“农业学大寨”运动，清算“学小津庄”运动，清算极左思潮，上到“四人帮”、下到烽火村，招招式式都是对着来的。……对烽火村的总清算要开始了。
但毕竟到了改革年代，有了持“宁说九十九，不说一百一”态度的清查的人员。80年代初，总算初步查出王保京自五十年代以来怎么隐瞒土地面积，怎么虚报粮棉产量，以及在积累政治资本的同时，又以此为资本向国家讨要（据《大国寡民》给出的数据，烽火从1958到1995年，国家无偿 “输血”现金、实物（静态），至少250万人民币；至于向财政、银行、信用社的借款贷款逾期不还的，至1997年，已累计2540万元）。
王保京这座谎言大厦还保得住吗？
尽管白纸黑字、人证物证俱在，媒体与权势再度运作，1981-82年，不仅省报、省委书记，就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都来过烽火。不知这批“笔杆子”如何研究、请示、汇报，并在何种原则下最后定夺，结果是：
全面肯定烽火50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成绩，并妙笔生花，赋予烽火这个老“典型”以“当代”意义。烽火又一次登峰造极。
到了1983年，在权与笔的护卫下，摞起来有一、二尺高的调查材料进了档案馆，几乎落到了与其他重大、生动的中国史料一样沉睡的命运……“永久的胜利者”王保京似乎已经不但笃定善终，闹得好还能让他的衣钵传宗接代，那个历半个世纪而不衰的“舆论/权势”衣钵……。但中国毕竟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村镇毕竟吹进了些许清新的风：烽火村的青年农妇武芳跳了出来——谁“劝”都不听，一心争自己的幸福与自由。
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保京的“大内总管”王行兴说过：“大家心里有一杆秤呢！舆论在人心里呢！”，“烽火的事情并没有了结，烽火这笔帐早晚要清算”（330）；王保京自己又何尝不知，有了“农民”身份这张大牌，他用不着惧怕官场上的政治对手；但那些知跟知底的本村农民——“他给（烽火村）带来过荣誉和诸多看得见摸得着得好处，……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如果这些人起来和他作对，才是他真正的末日。”
武芳正是在这时候出现了。
邓小平改革以来，报告文学曾在禁锢的新闻与媚俗的文学间，试图代底层民众发出一点声音。八九年挫折过后，虽见悸悸之下或“打死老虎”，或温软、甜腻的“报告”频频出现，但只惨淡经营着报告文学的老牌号，已没有了1980年代的锐气。《大国寡民》在这片屈辱沉闷的土地上立起，成为今日中国的代表之作；作者卢跃刚，成为始于八十年代初的一小批探索者中，最终强壮成熟起来的代表之人。
一步步走进武芳故事的同时，《大国寡民》为我们呈现出一份50年代至90年代对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媒体报道编年史”。在我们已略略知道了王保京父子的发迹“德行”之后，这份浮夸与弄虚作假、“政策”要什么就放胆喊什么、充斥着诸如“人民公社红花怒放”、“党旗飘飘烽火魂”、“黄土地上的三代劳模”、累计百万言的“喉舌”杰作，可称作党将传媒视为统治利器，以及营造这一利器战果。无论从两千年中华文明的角度，还是数百年人类现代文明的角度，这一战果都可称之“辉煌”——有哪个独裁者曾经如此成功地抽去文化人的灵魂将其彻底驯服、彻底工具化呢？当然，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称作中国文人——如果把周扬、邓拓、胡乔木等宣传员和对他们或真或假表示折服的乖人算作是文化人的话——的奇耻大辱。所有的人都熟知毛泽东的那句话：“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如果有人对于靠“两杆子”把“老蒋”赶到了海岛，还怀着些许阿Q式的骄傲的话，这回看看当政之后五十年，由这“两杆子”造出的烽火典型和武芳案，不知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份编年史的学术价值，是怎么评估也不会过分的。
《大国寡民》给我们另一份沉甸甸的惊讶是，它发掘出了一封距烽火不过50公里的杨伟名等三名“农民共产党员”在1962年写给该党的主席毛泽东、和他之下的各级党组织的信。这封信因受到毛的亲口批评，成了严重的“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中农出身、仅读过几年私塾和数年基层工作经历的杨伟名受到的批判与整肃可以想见，具体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已受迫害致死。
与二战之后其他国家，包括后来几乎化为齑粉的战争机器德国、日本相比，中国历五十年和平建设而匮乏如此，在外人眼里，似乎这时期的中国人，必是一个个怯懦糊涂、甘心供使役、受宰割。杨伟名这封以《一叶知秋》而载入史册的信，不仅让我们知道了底层中国百姓所具有的智慧、胸襟与胆识，也知道了改变了中国命运与轨道的所谓“邓小平改革”，其基本原理，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为底层农民条分缕析地论述；也知道如今出自当局之口那似乎天然合理的神话，如将所谓“养活十亿人口”视为自己一功、视为自身政权天然合法之依据等等，多么不堪一击：究竟谁养活了谁，谁弄得大家饿饭，怎么样才能人人有饭吃，恐怕已经不是下岗工人要问的问题。杨伟名和他所经历的一切：通过合法渠道平心静气地反映情况、阐述根由，而遭来自最高当局的有意压制，更使人了悟专制对独立思想（包括这思想的载体，以及这载体并非“著名人士”而不过田间一介农夫）摧毁的罪恶。
如果没有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行兴那多达数十本、时间覆盖近40年的日记，对王保京现象的揭露恐怕会显得比较概念、笼统。出乎常人的想象之外，这名看来似乎属于典型为虎作伥的“大内总管”，竟然廉耻尚存；对“坏事作尽”必遭报应，也还心怀畏惧。当然，要是没有陪着“农民科学家”读大学的经历，不知这崇拜权势的乡下孩子王行兴，会不会有延续数十年的内心挣扎；在对主子鞍前马后伺候着的时候，能不能不忘时刻“留个心眼儿”。《王行兴日记》或许给我们些许信心：一是为知识所打开的心灵之扉是合不上的；再有就是，联想到已出版的李姓御医手记，以及包括杨尚昆、黄克诚等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录问世，今天那些在不同档次上伺候着的角儿——他们真是多如过江之鲫、抓起钱来也从不手软——或许还有谁也心怀怵惕，并给后人留下证词。
在该书的后半部，王保京终于遇上了一个对头。《大国寡民》给出了一名看起来与武芳案没有多大干系的人物郭裕禄：一样的劳模、农民企业家和省委委员，只不过和他有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差”—— 新劳模郭裕禄出在改革时代。应该说，这名王保京的刹星与他没有现实利害冲突，这相隔不过十五里的两个村庄的头面人物的差异，是生活在特别的中共政治体制下的农民，为求生存（当然也包括求发达）的两种选择：
他是那种典型的“乡村英雄”，没有任何外援，竭尽其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自身潜能，靠着朴素农民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在城乡二元差距、农村政策扭曲、农民受挤压的情况下，图生存、求发展的历史。他信奉的原则是“只干不说”……
这样的人、这样的乡村，直到八十年代、在“改革的大气候”下，才真正活起来、富裕起来——应该说，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时代比毛泽东时代略约人道些的证明。
其实，不同品格导致不同命运，并非从王、郭二人开始：
五十年代选择合作化道路时，出现了金光耀所代表的“农民”和和王保京所代表的“农民”的分野，金光耀被淘汰，王保京独领风骚二十年；六十年代选择人民公社集体化，还是分田单干，出现了以杨伟名所代表的“农民”和王保京所代表的“农民”的分野，杨伟名被淘汰；七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场大吵架，郭裕禄和王保京分野。
这回，谁将被淘汰？
更有趣的是，在他所践足的思想与政治领域，又赶上了改革时代，具有足够的实力与智慧农民郭裕禄不再“只干不说”：既然给了他一个党内职务，就算谁都不说，他也得说，“一开（替王保京谋权谋利的）常委会，郭裕禄就把它搞砸”，锋芒所向，直指王保京为代表的、披挂着那个刚刚过去（甚至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代的全部特色的恶风习、恶势力。王保京和他的“关系网”（包括为他所笼络又靠他邀功的笔杆子们）当然饶不了他，诬告、暗算等等不一而足。到了1996年底，省委书记出面和稀泥；八个月后，这位将烽火总结为“一个好班子、一个好队伍、一个好带头人”的书记卸任，新一任书记到任。
正可谓层层战犹酣。
随着法制与公平竞争的确立，到了下个世纪，王保京们恐怕已经不是资产规模达二亿五千万的郭裕禄的对手。这是这本书真正的光明的尾巴——况且不是硬加上去的——也是有着无数弊病的邓小平改革最立得住脚的地方。
到《大国寡民》结稿时，作者被诉的“政治毁容”案裁定终止审理；烽火村硫酸毁容案进入了司法复查却查而不力。武芳呢？她好吗？当地村民说的是，“武芳是前世为烽火预备下的，事情没办完，她不会死”。
(8/24/2007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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