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华侨补校新校长
“哥，我们的刘辅导员当上广州华侨补校新校长啦！”内子小凤兴高采烈地叫起来。“是谁说的？”我有点疑惑地发问。
“是我在一本旧杂志上偶然发现的。”接着她就把一本《中国建设》送过来。
原来是一九八七年三月《中国建设》第十八页中，“我不再为孩子的教育烦恼”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了这美好的信息。伟文的作者是阿根廷彭宗伯先生。
文中提及：“我于去年三月带着两个男孩彭子厚、彭子建，以试探性质前往祖国广州华侨补校进修 ……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学校教学设备与膳宿的良好、师资高度的优秀、教职员待人处事的诚恳与负责。上至刘士海校长，下至班主任、级任老师，不但把学生当作自己子弟一般爱惜、指导，连晚间自学时间，老师们还跟着指导学生。”“尤其是学生接待站长陈秀娟女士领导有方。该站全体工作人员，对人处事的负责，使我感动不已。”
这两段文章，对我十分重要，它不但使我知道我和小凤的辅导员刘士海已当上校长，他的夫人陈秀娟已是归国学生接待站的站长，而且还使我知道阔别三十年的母校，今天在他的领导下，取得巨大的成绩，朝着康庄大道迈进。
真是“光阴如箭，日月如梭”啊！转眼已是二十八年前的事了。一九六 0年，我和小凤及一班同学，从柬埔寨回国升学，被安排在广州华侨补校初三（一）班学习。当年，适逢印尼排华不久，学生蜂拥回国，补校有二千余学生，单是初三年级就有三个班了。那时大陆正闹灾荒，物质奇缺，市面上连一块饼干都买不到。因此，学生中的思想是很复杂的，好在当时的校长陈子广够魄力，他的夫人 ¾ ¾ 接待室洪主任，深得人心，团结广大员工，才把补校搞得井井有条。
可能是学校重点抓我们班吧！除了任命有经验的老教师李德礼当班主任外，还派了政治教研组的组长刘士海来做我班的政治辅导员。
刘辅导员是山西，体格魁梧满面胡子，但他却是一位性情和蔼，平易近人，热爱学生，以理服人，从不粗声粗气对人。他的工作很细致，经常找同学谈心，帮助解决各种思想疑难，因而得到全班同学的尊敬。不论男女，都乐意找他暴露思想，以求得到他的指导。他的爱人陈秀娟老师，是马来西亚归侨，和蔼可亲，笑口常开，同学们都乐意和她接近，好像刘辅导员和陈老师是他们的严父慈母似的。
有次，我班到黄埔港去欢迎归侨，而偏要把我留下搞黑板报，我认为学校对我不够信任。因为有一次，我的伯母从香港回来探我，事后学校保卫科人员来问我，为什么你在表格上没有填上香港的亲人？我说，她反对我回国，我不喜欢她，要同她划清界限，所以不愿填上她的姓名。这解释是否令校方满意呢？我心中一直存着些顾虑。于是我把这个问题再一次向刘辅导员汇报。他好言地安慰我，叫我相信校方，相信组织，不要多疑，以影响情绪和学习。经他的开导，我就泰然处之了。
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时，学校要分配一批同学到广州，个别有兄弟姐妹在上海，需要特别照顾的，列入考虑分配到上海范围，但学校声明，要自费前往。言下之意，是公费生不要考虑，而我当时却是公费生之一。
当时，同学们都盼望能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是大都会，物质丰富，好吃好玩，学习质量又是全国之冠。
而我，在国内全无兄弟，是光棍一条，对分配到上海，从未考虑过。每次分配时，只填上六个字：“绝对服从分配！”
可是在放榜时，我班只有两个人被分配到上海，其中一个竟然是我。难怪在放榜前一分钟，班主任一定要拉我去看放榜了。
这事，立刻在班里沸腾起来，特别是有不少有条件到上海的人，更说分配不公平。我自己也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于是我去找刘辅导员，要求把我的名额让给班上更需要到上海的人，以平息众怒，以维护学校的威信。
刘辅导员安慰我说，这次分配，是学校统一安排，不是班上决定的。这是校方对你的信任，希望你到上海后，要起带头作用。至于旅费，由公家支付，你安心去好了。在“信任”与“带头”两词里面，似乎是有所指的，我怎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呢？
我到上海控江中学后，被指定为斑主席，不久又入了团，还当了班团支部的组织委员。从这些事情看，证明国家没有对我不信任。
我到上海后，刘辅导员在百忙中还经常写信鼓励我。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不知渗透着刘辅导员的多少心血啊！所以多少年来，在我的心湖中，对他的栽培，一直发出感谢的涟漪。这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知道他当上校长，他的夫人陈秀娟老师当上接待站的主任，怎能不使我和小凤高兴呢？有这样有经验的人做华侨补校的校长，这对全球各国回国升学的华侨子弟，无疑是个佳讯。刘士海校长上任后的业绩，已在本文开头引用的彭宗伯先生的文章中显示出来。各位华侨家长尽可以放心让子女回广州华侨补校学习好了。我想，在刘校长的栽培下，一定会茁壮成长的。
1988年10月1日作于巴黎 原载《中国建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