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今年满80岁。三叔今年76岁。二叔早就在享受离休生活了。三叔是审计专家，由于工作性质特别，现在还是每天上班。
我父亲在国外，我是两个叔叔养大的，经济上到精神上都被照顾得很周到，从来没有让我有过失恃失怙的痛苦。那时候二叔在南京，三叔在新疆，从小到大，我有任何要求（通常是买书），写一封信去，两个叔叔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不”。
三叔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尊敬，也是最钦佩的人。当年他是热血青年，大学毕业主动报名支援边疆建设，到新疆乌鲁木齐工作。不久就因为批评苏联专家被打成右派，有过相当长一段非人经历。但是，他是强者，从不诉苦，不示弱。回家度假的日子里，大家照常吃喝说笑。他教我和姐姐唱新疆民歌、唱苏联歌曲，家里每天欢声笑语不断。乐观强韧的生命力，使他到哪里工作都一样放光发热，在哪里生活都甘之如饴。
二叔的性格不同。他极其细腻、敏感，看问题特别清楚，分析事物像医生解剖。有什么不对头、不舒服，他得讲清楚才行。换一个直接的说法就是，二叔不像三叔。二叔柔弱一点，多虑一点，需要照顾多一点。我知道得太清楚，所以，我总是和二叔联系多些。反正三叔更像我的老朋友，几时见面，总一样亲密，隔很久才说话，也不会有隔阂。
两个叔叔住在杭州，日子过得挺舒服的。享受生活得有一个条件：健康。人世间美好的东西一定要健康的身体，加上健康的心态，才能从容体会。上年纪的人健康总要打个折扣，这时候，心理的平衡，甚至超平衡，也就是平时的学养、心理修炼的重要性就显出来了。
我打电话过去，通常二叔总要和我唠嗑上一、两个小时。我耐心地听他诉说身体、精神上面的不舒适。我附和他的说法，帮他分析不舒适的原因，提出尽可能实际的解决办法。我还找我在国内的朋友帮助完成二叔的某些要求。有时间的话，我也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和他交流，当然都是快活的故事。
去年二叔因为身体不适，住医院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复元以后，我们通电话的内容开始出现了变化。他变得不同寻常的豁达宽容，不但少讲甚至不讲自己的病痛，而且拿自己和许多条件不如他的人比较，也拿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做忆苦思甜，还讲了一些身边愉快的故事，比如说，医院里面几个年轻护士要求允许她们称呼他“二哥哥”，而不是“老同志”……。
这反而让我心里紧张起来。老人怕变嘛。经过不少日子、多次交谈，我才明白自己多虑了。
没有生过大病的二叔，那次住院加疗养的日子长达九个月，期间认识了好几个新朋友，和其中几个建立了友谊。有两个人和他来往特别多，一段时间下来，生活就发生了变化。
一个是前省某委主任，山东人，能说俄、日、英语，可以唱俄语、英语歌曲。主任年纪比二叔大两岁，糖尿病加心脏病，但是活力洋溢，唱歌以外，诗词、篆刻都入门，省老年合唱团外，还参加好几个协会，常拄着拐杖参加展览、会议。
二叔第一次短暂住院就认识了主任。回家以后，主任来看他。两人对坐说话，接下来二叔提议，他弹琴，主任唱歌。
唱什么呢？主任说：
“唱首小时候的歌曲《天下大同》吧，就是歌词可能记不全了。”
二叔心里一阵高兴，因为歌词他没忘：
“行，你唱，歌词我帮你补齐。”
《天下大同》以后，两人又同唱另一首老歌《母亲》。此后，两人来往更多，遂成莫逆之交。
主任进出医院频繁。二叔习惯蜗居家中。他们的病是老年人的病，只要不危急，就不着急。不论是在家还是住了院，两人多次相约黎明起身，冒雨打伞在所不辞，乘车到西湖畔、清河坊、灵隐……，游玩，吃小馆子。
主任早年曾经在宗教事务机构任职，现在还和多处庙宇主持相识，他建议二叔，两人一起到天竺去管庙门。莺飞草长也好，月白风清也好，有点事儿做，和社会不脱节，清闲快活没压力。二叔欢喜地说：
“好啊，好啊！”
最近主任又寻思在某风景区买房子：
“买来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住吧。”
二叔欢喜地说：
“好啊，好啊！”
尽管他们条件不错，但是老人哪里可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认真想想，心里一阵阵冲动，甚至拿出来和朋友商量，已经很了不起了。当然，了不起的是主任。
另一位是大学教授，苏州人，严重糖尿病，比二叔小一岁。教授高干家庭出身，太太也是教授。教授认识二叔以后，一再宣称对二叔的学问和人格魅力十分心折，崇敬至极。开始的时候他叫二叔某老、某公，现在升级为二哥，对外的公开称呼竟然是“恩师”。我问过二叔：
“嗨，这么大大咧咧的，你都教了他什么呀？”
二叔说：
“哪有什么呀。”
我好像看见二叔在电话那头得意地耸肩摊手的样子。
二叔在洗手间大便，教授就在门外坐着看书。不是说，年老的人大便要小心吗。他隔三岔五地呼唤：
“二哥啊————————，浓勒浪里厢，阿好？”
他在生活上对二叔很关心，比如说，看到二叔的鞋旧了，就帮他买来合脚的新鞋。帮老人买鞋，不是容易的事情。
有次二叔提起医院里的水蒸蛋不好吃。教授听错了，第二天早上特地到院外很远的市场买来鸡蛋。二哥可不领情：
“哎呀，你听谁说的呀。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鸡蛋呀!”
另一次同样，二哥说医院的肉饼不好吃。教授又听成了二哥爱吃，特地叫太太买半斤瘦猪肉，做成肉饼送来。
从前总是在电话里面抱怨手脚酸麻、头痛乏力的二叔，现在在电话里对我抱怨的是：
“昨天，教授夫妇来我家，从早到晚不停说话不算，回家以后，再打来5个电话。”
我说：
“你不是一直抱怨没人关心你？”
“哎呀，太腻了呀，谁受得了。再说，他年纪并不小，也是病人，糖尿病很重。”
其实，二叔也在心里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小弟，有时用英语叫他“go away ”、“get out”、“mouth shut up”，教授都甜蜜蜜地受落，听了以后，再查字典，反复练习：
“……get out，阿是格嫩样子，对伐？”
教授原来学俄语，在学校教文艺理论，英语是后来学的。
主任不喜欢教授。他认为，教授说话言谈毫无学问根基。主任说，问起教授的工作，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肯定是个滥竽充数的家伙。他甚至认为教授“靠拢二哥”，有“两个以上”的原因：
一、他们住院如同住旅馆的这家医院有位糖尿病权威医师，是二哥的表妹；
二、教授真正没有学问，一直靠关系过日子，在学术界怕露馅。二哥善良，可以依靠。
三、也许同性恋。
这个问题上，二叔坚持和主任和而不同。
“别这么说。大家都一大把年纪了。再说，教授总是好心嘛。”
我问二叔：
“教授的学问就真的那么不堪吗？”
二叔说：
“他以前学的那套现在没用了是真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大家萍水相逢，考问他学问干吗？那是主任对别人有一定要求之故吧。”
少年白头的二叔不久前长出了一撮黑头发，我打电话去的的时候他情绪挺好：
“医院的人都说，我看上去最多六十几岁，好几个医生护士专门来看我……。”
说了一会儿话以后，我习惯性地问，主任和教授怎么样。二叔沉默了好几秒钟：
“教授还好。主任刚刚中风了一次，幸亏恢复得还好。我刚刚去看过他……。这事儿，和我有关啊。”
原来，二叔离休的关系是从南京转来的。每次住院开销很大，都得自己先垫付，再向南京去报销。有的进口药品价格很高，报销起来费些唇舌。所以，主任就利用他自己的账号给二叔买药，反正同样的药他也在吃，都是公家出的钱。
前个星期主任问二叔，那种药吃完了没有，一起去买吧。二叔说，他存着的药还有一个星期的量，不急。谁知道，主任的药已经断了档。听二叔说不急，主任也不急了。结果到第五天，主任中风了，口眼歪斜，口水流了一胸口，送进医院才抢救回来。
“现在呢？现在呢？”
“我说啦，我刚去看过他，恢复得还好，已经起身了，还和我说笑话。哎，我难受得不得了，他居然不当回事儿……。”
世事流转不定，一生中，我们会和多少人交会、共事、同游、成为交情深浅不同的朋友，甚至相互帮助，相互影响。他们通常会在不同的时期，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就淡出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和许多人的交往，就像一阵风吹过水面，连记忆都不会留下。有多少朋友可以长久相处，“白头到老，倾盖如故”？我们一生中得无数次感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想起来有点好笑，我好像比二叔本人还重视主任和教授的友情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