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位读书家 临终前读《容斋随笔》7分钟
2007-08-28 10:06:33 大众日报
“七一”前夕，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同志共同担任总编纂的《毛泽东读书集成》将出版，为此，笔者专门访问了著名的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逄先知。
6月6日，笔者如约见到逄先知，当时他正忙着准备第二天的行程：应邀赴欧洲讲学，到法国宣讲毛泽东思想，宣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
今年78岁高龄的逄先知是山东胶州人。由于是山东老乡的缘故，见面之后倍感亲切。眼前的逄老身高1.85米左右，儒雅伟岸。逄老作风严谨，谈锋甚健，带有敏锐洞察力的目光中透出一团和谐之气，让人既生敬畏，又如坐春风。
早在采访逄老之前，就了解到《毛泽东读书集成》原定名是《毛泽东藏书》，因此话题便由此而起。
毛泽东是一位读书家
即将面世的《毛泽东读书集成》共238卷，达3亿字，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并且是有次序、有重点地反映毛泽东读书生活和读书方法的丛书。
逄老介绍说，编纂出版毛泽东藏书的愿望由来已久，九年前就开始着手了。1998年开始编纂这套巨著时，拟用书名为《毛泽东藏书》。但后来我与滕文生同志认为《毛泽东藏书》这个书名并不能体现主席藏书的独特内涵。但由于编辑工作任务繁重，大家也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书名，这个问题就被搁置下来了。
逄先知说，主席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对书的热爱完全是出于对社会、对人生、对真理的思考的需要，所以，他不同于书斋式的学究，而是把自己的读书生活紧紧地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结合在一起。
对毛泽东来说，读书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伴随他的一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藏书》这个名字就不能体现出主席是一位读书家，而是单纯意义的藏书家。于是，在2007年4月召开的编务工作会议上，我与滕文生同志向大家提出了一致的看法：把《毛泽东藏书》的名字改为《毛泽东读书集成》。
逄先知说，说毛泽东是一位读书家，是因为他读书的目的是救国、治国，读书治天下。毛泽东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他便终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逄先知回忆说，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毛泽东也开始有针对性地阅读经济学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席在1954年再次阅读《资本论》时，还在目录上写了批语，以后又多次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
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在1959年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逄先知说，这段精辟的论述，对于当前党的理论工作仍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除了马列著作外，毛泽东尤爱好读史。逄先知说，毛泽东读史的目的是古为今用。在史书里面，主席最喜欢的古籍是《二十四史》，1952年，逄先知和其他工作人员专门为主席添置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这就是主席经常反复阅读，并大量圈阅、批注的那部。
逄先知说，在唐诗、宋词里面，主席最喜欢的唐诗是浪漫主义诗人“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最喜欢的宋词是豪放派词作家苏东坡、辛弃疾的词。这都跟他的心情、性格和爱好有关。
在明清小说中，毛泽东最喜欢《红楼梦》，他是把《红楼梦》当做历史来读，他不但自己反复读，也劝别人反复读。在现代作家中，毛泽东最推崇鲁迅的作品，将读鲁迅的著作作为终身的爱好。
逄先知说，主席最后阅读的一部书是《容斋随笔》，时间是1976年9月8日，也就是临终前的那一天的5时50分，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共读了7分钟。
提倡读无字之书
逄老说，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但他并不唯书，他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抗大的同学们说：“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
为了读好“无字天书”，毛泽东一生中作了大量社会调查。这对于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在大革命时期，他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作出了科学分析。
在井冈山时期，通过农村调查，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1930年5月，他通过对江西寻乌县的调查，写出了8万字的《寻乌调查》，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城镇商业、地主、富农的情况，提出一些解决富农问题的政策。
1930年10月，他在江西的“兴国调查”，则得出了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占有情况的基本概念，解决了贫农、雇农的问题。通过一系列农村调查，逐步形成了一套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正确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作了一次系统的经济问题调查，写出《论十大关系》。
六十年代初，为了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解决经济困难问题，他组织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作农村调查。在这个基础上，于1961年3月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为继续扭转困难局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大作用。
一次受益终生的批评
1929年10月，逄先知生于山东省胶县(今胶州市)，1950年3月，他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走进了中国政治的中心——令人向往的中南海，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同年11月，被安排负责为毛泽东同志管理图书，直到1966年5月，这中间近十七年的时间，逄先知始终伴随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逄老说，这十七年也是他由一名青年学生，在毛主席的教导和影响下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十七年。
回忆起在主席身边的日子，逄老说，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始终伴随着主席的一生，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主席身边工作期间，有一件事情对逄先知影响很大。毛泽东不仅酷爱读书，而且还有坚持每天读报的习惯。他的读书观是：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读报观则是：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
逄先知说，刚到主席身边的时候，他并不是十分了解主席对读报的重视。那是1951年，有几次他没能把当天的报纸及时送阅，开始主席没有说什么，后来主席不高兴了，很尖锐地批评他说：“我是要看新闻，不是要看旧闻。”
受到主席的批评，逄先知很惭愧，从此之后，送阅主席的书报，他每次都是及时送达。这件事情对逄先知震动很大，逄老说，正是这个尖锐的批评，才使他在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养成了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使他受益终生。
在中南海工作期间，逄先知经常按毛泽东的要求为他买书、借书。
1958年，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专门给毛泽东办了一个“1号”借书证，那段时日，北京图书馆、琉璃厂等地的古旧书店都是他常去的地方，目的是为主席借书和买书。
期间，逄先知还参加了由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的几件大事：
一是《毛泽东选集》的编纂工作。逄老说：“在编纂《毛选》的过程中，我只是做了些校对和抄写工作，却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使我更深刻地感知和了解了一代伟人的思想境界。”
二是参与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该书共90万字，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编辑，田家英和逄先知协助主席做编纂工作。毛泽东同志对这部书非常重视，他亲自修改文字、定标题，并为每篇材料都写批语。虽然这部书中的有些观点不是十分正确，但主席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着实令逄先知敬佩。
三是1956年到1962年间，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跟随田家英同志参加了四次调查活动，这四次调查足迹遍布山西、四川、湖北、河北、浙江、湖南等省。四次调查，使逄先知真正认识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在这四次调查活动中，他与小组的同志真实地了解了当时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有些地方合作化规模过大，有的农民希望包产到户等。这些情况反映给主席后，有的意见被采纳了，有的则没有被采纳。
逄先知说，晚年的毛泽东脱离了他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是导致他犯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
关于读书和做学问，毛泽东曾有一句精彩的论断：“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这句话也成了逄先知人生道路中读书治学的指路明灯。几十年来，他坚持不懈地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和编辑工作。成为了著名的党史专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
如今，已耄耋之年的逄先知依然勤于读书，勤于思考，仍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和党史研究不遗余力。逄先知说，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笔者了解到,在他这次去法国宣讲毛泽东思想之前,还曾多次受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讲过毛泽东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