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近距离接触在大陆被抓获的台湾特务

核心提示：根据台湾军情单位的消息透露，在过去五六十年间，台湾总共有三千多名间谍“殉职”。很多到大陆当间谍的台湾情报人员只要是一失踪、或者是被俘，马上被台湾当局理所当然地宣布为死亡。



前台湾军情局特工首次面对镜头

他们是潜入大陆的台湾特务

“我的任务是暗杀党政军首长”

一场持久了半个世纪的暗战

一群现实世界里的007

一个个被特殊身份改写的命运

“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 你（被）逮捕了”

陈晓楠独家破解

台湾间谍的双面人生

陈晓楠：上海提篮桥监狱，也被称作是远东第一监狱。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它关押了各个时代、一些身份很神秘、命运很诡秘的人。而就在前几年有一群从这座监狱走出来的人，他们突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且联合发起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他们作出了或许是他们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搏。这些人就是一群来自台湾的间谍人员、台谍。当然用一个我们在历史上更为熟悉的词，其实他们是一群台湾的特务。

姜建国，现居香港。无业，以捡垃圾为生。

陈景圣，现居香港。无业，靠特区政府援助金生活。

2006年年末，这两个原本默默无闻，一直在香港社会底层和边缘生活的人，却突然成为众多媒体追逐的主角。因为二人同时主动曝出了

自己隐藏多年的神秘身份：他们曾在二十年前受雇于台湾军情局，潜入大陆执行特殊任务，是名副其实的台湾间谍。

姜建国：“我说我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不杀人放火，我什么都可以为你效劳。”

陈景圣：“天下的事情，我也全部饱尝了这些滋味，无所谓。”

陈晓楠：间谍、特工、无间道、007。当这些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词儿，被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加工演绎的时候，那些个隐没的面孔但有着特殊身份的人，他们的形象在我们头脑当中，却好象是渐渐清晰。他们从容、淡然、绝顶聪明。总之不管你的想象停留在哪一个阶段，恐怕你都不会把他们和眼前的这两位蜗居在香港小出租屋里、神情落寞的老男人做个联系。姜建国说他们当然也并不愿意打破常规、自揭身份。但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被历史遗忘、甚至是抹煞掉的一群。如今为了改善晚景凄凉的状况，向台湾政府索偿。姜建国、陈景圣还有一些相同命运的人发起了一个行动、成立了一个组织，他们给这个组织起名字叫做“两岸关系受难同胞会”。这恐怕又是第一次我们会把历史上特定年代里、那个充满着阴谋，好象很灰暗很贬义的词儿“台湾特务”和“受难”两个字联系起来。

为了不让邻居和熟人看到，每天姜建国都要拄着拐杖，步行三十分钟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将自己捡来的垃圾卖掉。

姜建国：“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到这一步的。就是在监狱里头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如果说我想到，出监狱之前我自己想，有想到这一步的话，我就不会出来了。”

1988年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姜建国被大陆法院判刑十五年。在关进监狱后的第三天，他就吞了一个不锈钢饭勺而试图自杀。

姜建国：“我想完了。感觉还是这样痛苦的话，还是早点死的好。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想了，这十五年，还得了啊。十五年，怎么过啊。出去也老了，老婆孩子还要依赖人家，我哥哥我姐姐也相当痛恨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哥哥还送我到火车站。哥哥已经亲口跟我讲，你不要在政治上走弯路去。

姜建国出生于上海，父亲是旧上海的资本家，1949年后抛下子女逃往海外。姜建国被哥哥姐姐带大。医学院毕业后，他本来当着一名普通的医生，然而1981年他忽然收到父亲的律师从香港发来的信件。原来，因为在文革期间，他没有像哥哥姐姐那样宣布和父亲脱离关系，这使他竟成为父亲的唯一遗产继承人。姜建国马上携妻女来到香港，成为一名拥有百万家产的商人。1985年5月他从大陆购买一批蚕丝运往台湾。由于当时两岸的贸易壁垒台湾当局将他的货品全部扣押、没收。

姜建国：“当时是有一个营业代表去的嘛。去了以后打电话来了：姜先生不得了了，生丝在海关全部没收。我说怎么没收。我一下人愣起来了。”

突然的变故让姜建国面临倾家荡产。他火速赶往台湾，找到当地的一个朋友。朋友向他引荐了一位沈先生，沈先生答应归还他的货物，但同时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

姜建国：“你要不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党了好讲一点，好讲一点你是国民党人，不是通共的。我说参加什么党都可以“吊儿郎党”都可以只要东西拿回来。”

姜建国万万想不到眼前的这位姓沈先生并不是海关的干部，而是台湾军情局的一名军官。对方进一步提出让他为台湾军情局服务，否则蚕丝将被全部充公。此时的情势，已不容姜建国深思熟虑，他只能一口答应。

姜建国：“第二天我就在沈先生家里挂了蒋经国的像，蒋经国的大半身的像好大的，挂在墙上要我宣誓。我忠心参与中华民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忠于三民主义、绝不反叛，如果我有对党国不诚不义，愿受严厉惩处、包括家属。”

此时对间谍工作一无所知的姜建国才隐约感觉到了一丝危险和神秘。不过对方安慰他给他的任务不过是在香港做简单的牵头搭线工作。身不由己的姜建国只好开始接受军情局对他为期七天的特务培训。

“每星期一到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钟，这两个小时我要注意的。那么我当时给我的代号是5331，他就敌台会叫三遍：5331同志请注意。中央现在给你讲话。请记住：10345678、3365533。就报数字，一般来说。每组数字他报两遍，第一、第二两个字母是代表第几页，比如说0933我是第九页、33，第三行、第三个字。”

短期的突击训练后，姜建国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中校处长，领取960美元的秘密月薪，并果然将蚕丝归还给他。姜建国返回香港后不久就从上级那里领到了第一个任务。从此，姜建国正式开始了他的台湾间谍生涯。

陈晓楠：1949年以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两岸之间随即展开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间谍暗战。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台湾的战略是确保“台澎金马”伺机反攻大陆。但到七十年代两岸关系出现很大的变化：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关系改善。蒋经国上台之后，在军事政策方面也有所调整，变成了积极防御、独立固守。到蒋经国的后期，香港开始成为台湾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桥头堡香港作为自由港地理环境很特殊。而当时大陆渐渐地开放。所以利用香港当地的商人进行一定的训练、派进大陆就成为情报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在这个时候别无选择走上了这条道路，对一切还懵懂茫然的姜建国其实就是这巨大的情报网络当中小小的一环。

从台湾回港不久，姜建国从军情局驻港办事处上级那里接到秘密指令。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任务并不像沈先生当初承诺的那样简单，而是命他携带大量的反共传单，潜入大陆散发。

姜建国：“我已经宣了誓了，如果他们现在考验我。那么我出事没有关系呀，还有老婆孩子怎么办。他已经宣誓讲得很清楚。你如果有背叛，或者是不忠不义的话，不单是你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还要连累你的家属。”

接到指令后姜建国如坐针毡，他不敢将这一切告诉家人。骑虎难下、身不由己的姜建国绞尽脑汁、精心准备，以香港游客的身份潜入内地。

姜建国：“不能夜长梦多，我想越快越好。我进深圳，进深圳以后乘火车到广州，到广州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

陈晓楠：“带着那包东西吗？”

姜建国：“带报纸。我放在旅行箱，放在旅行箱我放我老婆的、我女儿的女人的衣服了。内衣啦、外衣啦、女人用品。万一海关找我了查出来这些东西，哎呀这个不是我的，这包不是我的，这是女人的。这怎么是我的呢，我就赖掉，不会承认的。进去呢也没有查也没有什么，很顺利地过去了。”

“我就拿张报纸，拿张底下就坐了。一下子看到没人。我起来就走、报纸就不拿了。这带有危险性了嘛。被人家一个看到了我就完蛋了。”

第一次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此后1986年姜建国作为港商返回故乡上海。他的这个身份再次被台湾军情局利用，在姜建国承建上海码头工程时将图纸秘密获取。为此还奖赏了姜建国4000美元。同年姜建国又来到大连，然而他绝想不到自己的一切行踪都已进入了大陆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之下。

姜建国：“首先我是坐船。船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们是三个人一个房间，二等票，三个人一个房间。刚刚好我们房间有一个男的捧着一张报，在床铺上看书。我们三个人一张票是要到另外一间房间。我说先生对不起，我说我们三个人一起的，你是不是你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另一个房间去。不行那里黑不溜秋的好暗啊。看书都看不到，他不肯。后来我想这个人为什么不肯。肯定是跟踪我的，监视我的。”

在大连期间姜建国到大连军港游览，刚一出港。即遭大陆安全部门捕获，他短暂的仅一年多的间谍生涯就此戛然而止。

姜建国：“一出码头路灯几乎都没有，还没跑出二十米。两个人、男的、来了。两个人把我手一勾，跑了百十来米，上了楼梯。把我架上去、两个人把我房间里头，也就这么大。旁边后面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么一个男的出来：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你（被）逮捕了。我说我什么事，什么事还要问我们，签字！铐了。我心里已经寒了、冷了。

姜建国只好坦白了他的间谍行动。经过近两年的拘押，1988年姜建国终于等来了法官对他命运的判决。

姜建国：“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面没有文了。我一下愣掉了，我就跳起来了。后边、我说后边呢？什么后边？”

姜建国永远想不到，他糊里糊涂这一年时间的冒险生涯换来的却是失去十五年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到一夜之间突然接受了财产暴富、再到人生中顶峰的时刻、又突然锒铛入狱回到了那个起点，想起自己走过的这人生之路，姜建国总有些哭笑不得，也无从找到一番合理的解释。好象他的人生当中每一步都是意外、每一步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如今他可以做的只有等待，不过那个时候的他依然没有想到在苦熬了十几年之后，当年过六十的他终于有一天走出监狱，他才会发现失去的不仅仅是这十几年。

2001年8月，姜建国走出他度过了十三年零四个月的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大门。他急匆匆地赶回香港，多年分别他的妻女一定在家门前等待着他然而到了香港姜建国彻底懵了。别说家人，他发现连自己的房子、甚至房子附近的街道都不见了。

姜建国：“那个当时路变成什么样了，现在造了高楼大厦了嘛。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了。”

陈晓楠：“路都不认识了，你站在那儿当时什么感觉？”

姜建国：“我就心里好寒呐。那时候心里好寒啊。第二天我身上一块钱都没有了

陈晓楠：“懵了，什么都没方向？”

姜建国：“没有方向。因为我身上没有钱，也找不到亲戚朋友了，家也没了，老婆也没了，女儿也没了。怎么过啊！这个日子怎么过啊！唯一办法就是到台湾去拼命！”

原来姜建国入狱之后，他在香港的妻子因不肯原谅他，将他们的房产卖掉，带着女儿远走他乡，从此杳无音信。姜建国在香港无立锥之地，又投靠无门。此时他能想到的就是去找台湾政府

陈晓楠：“当时你想着去找台湾当局，他们会给你很多钱吗？”

姜建国：“我当时是这样想：去找台湾当局，至少工资要补给我的，那十五年的工资要补给我。我想有这笔钱呢。我也可以去买一个小的房子，也可以住下来了，自己有一个窝。”

2002年姜建国终于来到台湾，他本以为会被当作英雄接待。然而台湾军情局只承认了他的身份，却没有给他任何补偿。几年来姜建国在香港，只能靠政府救济金和自己拾荒度日。而最令他牵挂痛心的还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

姜建国：“从判决下来送进监狱的时候她写了一封信给我哥哥，上海的哥哥。她说伯伯我们要出国了，照顾好我爸爸，就要靠你伯伯去照顾了。我哥哥到监狱里来探望我的时候，我说我晓得了。女儿写信来，我听到女儿关心我，我流眼泪了。你现在讲我现在都要流眼泪，所以人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十三年四个月出来时候，衣服都不好穿了，包里除了衣服，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没有东西一样东西都没有。”

陈晓楠：“你有女儿的照片吗以前的？”

姜建国：“没有。我以前什么家都没有。以前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一样东西都没有，一样留做纪念的痕迹都没有。那个家就彻底没了，彻底没了。真是家破人亡一样，，真是这么一回事，真的一无所有。这真是没想到会到那样子。”

陈晓楠：每到休闲时光，姜建国会约上几个朋友，在他简陋的小屋里喝上几杯。而他现在的这些朋友都是和他一样，被台湾当局弃置不管的滞港老间谍们。陈景圣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他和姜建国是同乡，而和姜建国不同的是当年他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台谍组织的，并且，他这几个小时内作出的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的命运。

陈景圣：“我当时我家里的环境很好，全部是一幢一幢的花园别墅房，而且我们住的那一层楼是整条街里面最好的一幢花园楼房。我记得小时候真是很享受童年。”

陈景圣的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外交部官员，他因此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也因此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

“那是1966年的时候正好夏天，我妈妈给红卫兵斗得遍体鳞伤。我就赶回去。一看真是惨不忍睹。家里就是挖地三尺。地板全部挖掉。后来据说是找什么手枪啊。不知道找什么。反正都是莫须有的东西。把我母亲就是跪玻璃，跪得脚上鲜血淋淋的。我有一个小的一个哥哥陪我母亲一起斗，后来就精神就失常了。”

童年时代的记忆让陈景圣心上蒙上难以磨灭的阴影，于是在改革开放后不久他就执意离开家乡。只身到香港投奔亲戚。但是香港并不是他梦中的天堂，陈景圣只能一切从头，在一个上海菜馆里做煮面师傅低微的身份感让他非常失落。这时餐馆里一个叫陈启凯的同事主动接近他，于是两个人成为了朋友。

陈晓楠：“他开始跟你聊都聊些什么呀？”

陈景圣：“都谈到双方的家庭。谈到家庭我当然心里很大的怨气了。以前家里是这么一个环境。到后来比较悲惨的一个下场。他能感觉到。”

陈晓楠：“你心里有很大的不满？”

陈景圣：“当然了。他感觉得到，他才能够把我策反。”

不久陈启凯就向陈景圣表明了身份，陈景圣没有想到，这位同事竟然是台湾国民党某少校的儿子。随即，他又把陈景圣引荐给另一位叫“小林”的朋友，而这个“小林”是正牌的台湾军情局特工。

陈晓楠：“他第一次怎么提的？”

陈景圣：“他说现在他帮台湾做事。反正想反攻大陆。需要一些帮助台湾做些工作的一些人士。尤其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他们非常感兴趣。”

陈晓楠：“你第一次听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提到为台湾做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陈景圣：“以前我记得革命样板戏的时候好象有一句台词叫找到了共产党，好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现在找到了国民党，也走上了这个道路。感觉很兴奋。我一直在受比较压抑的生活里边可以说是一直是。讲话不敢大声。夹着尾巴做人的这个感受里边。那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很有挑战，也很兴奋。没有半分的迟疑。好啊我说我干，我说就好象我从小在上海。那么一个生活环境失去了。心里也想夺回来就是这么一个感觉。赌一把。有这么一个机会了。但这个赌的赌注很大。赌注很大，用生命去赌了。”

1981年4月，只经过简单特务训练的陈景圣匆匆返回上海。因为他的大姐。当时是上海某大学的英文教授。认识很多外交部的翻译。陈景圣试图通过和他们的谈话。探听一些大陆外交的动向。

陈晓楠：“他跟你说了这个工作的危险性吗？”

陈景圣：“小林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蒋经国总统有过一段训示。就是他会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每一位情报人员。后顾之忧不必有。”

陈晓楠：“当时有具体的承诺吗？比如说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陈景圣：“没有，没有具体的承诺。反正就是我也不怀疑。我觉得很可信。”

对外交部的刺探收效甚微，于是陈景圣挺而走险。来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常州自行车厂，试图像陈启凯策反他那样，去策反他原来的同事和上司。

陈晓楠：“但策反是个很冒险的事情。”

陈景圣：“是，是有点冒险。”

陈晓楠：“你当时知道很冒险？”

陈景圣：“知道，知道。关系不到火候不能讲，都得慢慢慢慢跟小火一样地，慢慢慢慢地火候到了才能。我跟他表明我现在已经是，为台湾方面工作了。作为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也好，是我的亲属也好。应该是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讲，如果事成了以后一定在这个经济方面。肯定是会有一点报酬的。三个人当中一个是不同意、不愿意。两个是愿意。一个是真愿意，一个是假愿意。所以假愿意的这个呢，可能就是出了问题了。去上报。然后我就出事了。”

1981年11月26日晚，陈景圣在上海试图策反表哥后。刚一出门即遭逮捕。他的间谍生涯只维持了短短九个月。

陈晓楠：“后来你在狱里的时候，就是自己独自坐下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陈景圣：“感觉就是人生走上另外一个阶段了，从一个天堂又下到地狱了，就是这个感觉吧！”

陈景圣被捕后一个月，他的妻子因为无法承受丈夫是台湾特务的现实服毒自杀，而母亲也在两年后痛苦病逝。陈景圣被判刑十三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并于1993年11月减刑后出狱。出狱时，当年三岁的女儿，也长成了十五岁的大姑娘。并且女儿渐渐从大人们的谈论中，得知了陈景圣的真实身份，所以始终在回避着他。

陈景圣：“那她跟别人说我父亲在哪儿。在香港在监狱的时候呢。每个月呢都有写信回去的。我就找了一些香港的邮票。每个月就把信呢就从监狱里寄回上海的家里。就假装是从香港寄到上海去的。为了避免伤害她，编织了一个谎言，这个谎言是个比较美丽的谎言。”

1994年陈景圣带着女儿返回香港，但女儿还是一直不理他。不幸的是几年后，女儿被诊断出身患白血病。

陈晓楠：“那么长时间里就一句话也没说啊？”

陈景圣：“不是我不跟她说。她不理我。长达多长时间俩人没说过话。”

陈晓楠：“好几年她很强的脾气，也不叫你爸爸？”

陈景圣：“不叫、不叫。到死都没有叫过一次。到临死前大概一个礼拜，突然之间也是打电话给我。在医院里叫过我一次。”

陈晓楠：“你听她叫那一声爸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

陈景圣：“很心酸。二十几岁了、二十几年。”

为了给女儿治病陈景圣欠了亲友30多万元。2004年8月，陈景圣到台湾军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赔偿。军情局承认了他的身份，但表示“既往不溯”，闭口不谈赔偿事宜。

陈景圣：“蒋总统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你们这些特工人员的。我当时还非常感动呢，总统能够讲这句话。”

陈晓楠：“你觉得你们被抛弃了，还是被牺牲掉了？”

陈景圣：“一边被牺牲掉，一边被欺骗的感觉。”

陈晓楠：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姜建国、陈景圣的名字恐怕根本不会被提起。他们是历史当中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不管是作为英雄还是敌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们都没有机会被载入史册。但这特殊的、这诡异的一笔却写就了他们的整个人生。根据台湾军情单位的消息透露，在过去五六十年间，台湾总共有三千多名间谍“殉职”。其实台湾情报部门一直是把情报员宁愿死亡不可被俘当做必须执行的信条。也正因如此，后来很多到大陆当间谍的台湾情报人员只要是一失踪、或者是被俘，马上被台湾当局理所当然地宣布为死亡。

这些人日后就算是被释放也很难获得允许再次进入台湾。他们只能在香港、澳门等地徘徊。在女儿去世之后，陈景圣的生活当中一切不再有滋味。他总是显得很平静，或者说有点麻木，甚至有点冰冷。姜建国还在寻找他的女儿，但从监狱出来，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他已经根本找不到任何属于过去生活的物件，甚至没有一张女儿的照片，如今用来寻找女儿的只有那几句发自肺腑的话，和他遥远记忆里陌生又熟悉的那个名字。

陈晓楠：“要真的就见不着了怎么办？”

姜建国：“那也是听天由命了。见不着也没办法的。现在她可能也是做妈妈了。”

陈晓楠：“你会经常想到她吗？”

姜建国：“我会啊，时时会想的。她长得也好像我啊，现在是不可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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