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土豪，姓王，有几个钱，小土豪，不是顶有钱。那个人也不大正直，常去跑一个小赌场。
有个年轻的孩子家里有钱，但岁数不大，不懂得事，跟这个姓王的两人赌钱。年轻人把钱都输了，输光了，不光输，还负那个姓王的，姓王的就逼他要现钱。年轻人说我输光了，没有现钱了。他说那不行，没有钱，我上你家要。那个年轻人被他逼哭了。这时，我爷爷在旁边就说话了：“算了吧，你都赢了那么些了，就算了吧。”这下，那个姓王的不愿意了，“碍着你什么事情了，你管什么？”这一下把我爷爷说火了，我爷爷也是很凶的一个人，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我说什么？假如我要是说出来，你就在这站不住，你就待不了，你就瘪了！”
这句话就翻了姓王的底儿了，他在那闹鬼儿、做手脚，那么，这个人就不吱声了。
到下午了，大家都回家了，我爷爷和姓王的也回家，走在路上，姓王的就跟我爷爷说：“你要给我道歉，你管这个闲事干嘛？”“你那个事情(指姓王的做手脚)我都看见了，你还瞒得过我？”说着两人就吵起来了，那个说你得给我道歉，这个不但不道歉还骂他。于是，两人就打起来了。我爷爷五十多岁的老头打不过姓王的，人家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我爷爷就被打伤了。被打伤了我爷爷也还骂他，姓王的说，你好话好说我就饶了你，要不我就揍你。
后来，我爷爷就因为这个伤死了。
为了这事儿，我二伯父跟我父亲就要报仇，要去打死那个姓王的。但是，那时候我们家没有势力呀。
当时有一个姓郝的，我们都喊他郝大爷，岁数很大了，是我父亲的好朋友。过了好多年，他来找我，跟我嘟囔，说你爸爸拐走我一头驴，你得赔我。
怎么拐走一头驴呢？
我这个二伯父很会跑的，身体好。我父亲就不行了，跑不动。于是他就管这姓郝的借个驴，预备着哥俩到王家去报仇，完了骑那个驴好跑呀。
带的是杆土枪，那时候的那种枪呀，不晓得你看过没，扣着一个炮仗，不是点火绳的，就带这么一个枪去。
这个王家人口比较多，住着上房和下房，下房住着一个老太婆，人家住在上房，她住这儿。他们要翻墙进去时，因为这个墙是用石头垒的，就哗啦响了一下。这老太婆听见了，出来一看，就喊有人、有人。
哥俩儿就捂着老太婆的嘴，不让她喊，谁知一下把枪弄走火了，“砰”一下把老太婆打死了。枪一响，上房出来人了，我父亲跟我二伯父两个人就跑了，我父亲是骑着驴跑的。
人家以为是土匪来了，就报官，说是“明火”。“明火”这两个字懂不懂？就是抢劫的。
我父亲逃走了，县衙门就把我这个二伯父抓去，判了十年徒刑。因为打死人的是我父亲，是他动枪的，所以我二伯父没判死刑。
我父亲是弟兄三个，我父亲老三，我奶奶早就死掉了。
我的祖母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有人说姓王，有人说不姓王，有人说姓邵，我不知道。我家里的事情，除非我父亲跟我说过的，我能知道，我父亲没跟我说过的我都不知道，家里没有旁人谈这个事。
我父亲也很少正儿八经地父子两个谈谈家事，有的时候我父亲随便说的，我听见了，不然我就不知道。那我所知道一点儿，就是我奶奶死的时候。
[编者注] 张学良的祖父张有财早年娶妻邵氏，生有一女，邵氏病逝后，张有财续娶本村寡妇王氏，生有二子一女，即作孚、作霖，女名不详，另有一个王氏带来的儿子作泰。
我们家上辈子的人，没有一个是正经在床上死的，我父亲一提到这事儿就掉眼泪。
我们家里的人，实在地说，都是长得一表人才。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漂亮，我的大爷，就是我的大伯父呀，很漂亮，是叫我爷爷给打死的。
我父亲一讲起我大爷这事，他就掉眼泪，他跟他大哥两个人很好。他一说这事儿他就骂。他那时候才十九岁、二十岁。我的大爷和一个乡下人的太太，他们俩有关系。我父亲总骂，说这王八脑袋他当王八，管不住自己老婆，就告状——向我爷爷那儿告状去了。我爷爷火了，你知道，我们那地方的人都凶得很，他火了，他儿子做了不好的事，给他丢脸了。
我大爷也不知道，在家里头吃中饭呢，我们那儿都是炕，他倒着脸子坐在炕上的桌边儿，后背朝着门吃饭呢，我爷爷进来就给他一棒子。听见那人告状啊，他有气，这一棒子就打在腰上了，一棒子就给打倒了，就搁这么死了。
我父亲一提这事儿就哭，说这王八脑袋自己当王八，管不了老婆还乱告状。
那我二伯呢，是剿匪时被打死的，以后他家里的人就住在我家，我父亲给养着。
(王家那件事后)我父亲没办法，就逃走了，逃到了毅军。那时候毅军是宋庆的部队，当他的部下。
我父亲年轻时候，也很会挑很会打的，人家挑他当护兵。那时候叫“戈什”，我想这可能是满洲话，后来我父亲的那些卫士还有叫“戈什”的。他们这个“戈什头儿”叫“戈什达”，于学忠的爸爸就当头儿，我父亲给他当过部下。
我父亲给宋庆当卫士，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宋庆对我父亲很好，很不错，后来过了几年，我父亲就升官了，是外委，这个官就是现在的准尉。那时的绿营官制从前面数是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后面就是千把外委兵，那个外委就是一个小官了。
升官了，就要荣耀回家，我父亲就回到我们乡下来了。
这时他离这个土匪的名声就越来越近了。
刚到家里，乡下旁的人就给我父亲送信，说王家的人看见你回来，上乡政府报告去了，要抓你。没办法，我父亲又跑，没回军营去，军营在哪儿呀？在鸭绿江那儿，那时候宋庆驻到朝鲜去了。我父亲也到过朝鲜，那时候跟日本打仗，就是甲午战争。
他没办法，就跑到一个地方。他认识那儿的一个人，一个兽医，治马的，他就跑到那儿避难去了，帮着人家，当一个下手，所以我父亲会当(做)兽医(活)。
就打这儿起，他反而起来了。
那时候的草莽英雄，凡是有马的人，大多数都是有问题的，还有一种叫贩马的，就是偷人家马来卖，都差不多，都经过这个兽医，都在这个地方转手。所以这兽医呀，跟这些人最容易接触。因此，我父亲自然就认识一些草莽英雄。后来他们这些人，有些就成了我父亲的朋友。
这时候正赶上义和团变乱，东北没有政府了，政府人都跑了，地方都自保。村庄都自己自保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父亲起来的，这就是人家说他是土匪的原因。但是我父亲并没有当过打劫那样的土匪。那他这叫什么？他就是跟他那些朋友，有十几个人，做“保险队”。什么叫保险？就是咱们唱戏的那话——坐地分赃。就是你这个村庄我给你保护，你那个村庄我给你保护，你每个月给我多少多少钱。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有什么旁人在这儿经过，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就这么着，人家说我父亲是土匪。其实他不是。他那时候大概有十几个人，详细的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有张作相、张景惠，这是我知道的。
[编者注] 宋庆，1820—1902年，字祝三，山东蓬莱人，清代将领，手下军队号称“毅军”。于学忠，1890—1964年，字孝侯，山东蓬莱人，东北军高级将领。张景惠，1871—1959年，字叙五，辽宁台安人，老奉系将领，“九一八”事变后曾出任伪满洲国伪职。
接下来来了这么一个人，叫海沙子，这是我父亲最喜欢给我讲的一段儿。
海沙子这个人势力很大，我父亲才有十几条枪，这个人有二十多条枪，在那个地方势力相当地大。他经过一个村寨，就是我出生的这个地方，叫八角台，现在叫台安县。完了他就要钱，要过路费，管人要钱。我父亲说那不行，我在这儿保护，你在这儿过要不要钱？那个人说要，你不给我钱就要打。我父亲说，我呀，负责这个地方的责任，在这块儿我拿人钱，咱俩一打的话就把这个村庄打得混乱了，咱俩对打好不好？我父亲身上有伤就是这回落的。他说你的人在那边，我的人在这边，咱俩开枪对打，你把我打死呢，我这个地方就归你，我把你打死呢，那你的部下归我。
两个人对打，我父亲身上落了一枪伤，他一枪把那个海沙子打死了，海沙子的部下就都归我父亲了。
海沙子的第二个首领就是汤玉麟，汤玉麟不是我父亲的老底柱，所以后来汤玉麟总是不大好，他就带着海沙子底下的人投降了。我父亲只有十几条枪，再加上二十几条，这时候就有了四十多条枪，那么自己再弄点儿，就弄了五六十条枪。
在当时呀，辽西那一带有“四霸天”，四个霸天呐，我父亲就成为“北霸天”，势力相当大了。我不知道那其余几个是谁，那个冯庸晓得吗？冯庸的父亲就是冯德麟，也是一霸天。
后来，义和团这个事情完了，公家就要把这个地方有次序地清理，谁一说土匪、土匪，我父亲被叫做土匪就这么来的。人家说我父亲是被招安的，投降的，这个至今我都不明白。
可是我父亲还出去打仗呢，那时还没招安呢，有土匪他还去打呢。我的小名叫双喜，后来人家管我叫小六子，不叫双喜了。为什么叫双喜呢？我父亲出去打仗，打了个胜仗，回来(时)生的我，双喜临门，所以乳名就叫双喜。
我父亲被招安，那时的详细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他们为什么给他编了一个管带？他顶多有一百多条枪，顶多！至于为什么那时候他们那么看重我父亲，我也不晓得。可是一个管带就相当于一个营了。招安的时候，我已经四五岁了，那时公家给了一部分军队。我就记得他那管带里头有四个哨，这四个哨有的不是他的，是公家来的军队。朱子桥，你知道不？当过广东主席，字子桥，他的名字我一下说不出来，我父亲大概就归他管，我那时候还小，记不得了。那孙烈臣，后来当吉林督军，都是那时候派来的人，有公家的一部分人，有改编过来的，编了一个营。我父亲就当管带，我不明白为什么给我父亲个管带，那时候他只有一百多个人呐。
做了管带后，我父亲驻防到新民府，那个新民府的知府姓增，叫增韫。
[编者注] 汤玉麟，1871—1937年，辽宁义县人，老奉系高级将领。冯德麟，字麟阁，辽宁海城人，卒于1926年，东北早期的高级将领。朱子桥，1874—1941年，名庆澜，字子桥，浙江山阴人，晚清及民国后历在东北、四川、广东等地任官。孙烈臣，1872—1924年，字占鳌，辽宁黑山人，老奉系高级将领。
文章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