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红军时期最大的冤狱

陈昌浩——红军时期最大的冤狱


1。序言

历史的烟尘已渐渐远去。长河浩荡，淘尽了多少风流人物。陈昌浩的名字，现在不知还有几人记得。这位当年叱咤风云一时的人物如今也和历史上很多风云人物，比如陈光等等，一同被人们遗忘了。

陈昌浩是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二号人物，位在徐向前之上，李先念、许世友、宋侃夫这些后来的中共党政军大员都曾是他的老部下。1992年，有记者在北京遇到过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时，他老迈的双眼里突然灼灼发亮。“他是我们这些人的恩师和带路人”，他沉重地呼吸着，仿佛再次回到半个世纪前战火纷飞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眼中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仰的传奇人物，早在1940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长年“牧羊”苏联，在集体农庄里受尽折磨和苦难。六十年代，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将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


红军历史上这么重要一位人物，至今仍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陈昌浩就这样在历史的冷宫里呆着，寂寞着。。。

2．陈昌浩其人

1999年11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悉尼西区BLACKTOWN（黑镇）的某所普通的房子里，记者见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罗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这是漫长监狱生涯留下的印迹），你看不到任何苦难和挣扎的痕迹。然而，这个莫斯科出生的俄罗斯老妇人，却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着神秘而密切的关系。1967年，她与前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夫人，同时关押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八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项，是因为她身为某个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陈昌浩。关于陈昌浩，人物志里介绍说：“

陈昌浩(1906--1967) ，湖北汉阳(今属武汉)人。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红军第四军、第四方面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过长征，后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转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是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39年去苏联养病，编译《俄华辞典》。1952年回国，后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叙述简短而又平静，你几乎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看不见风飞云旋中的波诡云橘。

3．“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9月，陈昌浩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被党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9年夏秋之季在中山大学发生了一场派别斗争。当时，陈昌浩担任团支部局书记。按组织原则，团支部局应受党支部局领导，但在清除布哈林分子的斗争中，团支部局办公室的负责人居然与党支部局办公室对着干。团的领导人中有人公开批评党支部局，认为党支部局执行了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换言之，党支部局成员等于成了布哈林分子；而党支部局领导人则认为他们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双方的辩论斗争极其尖锐激烈。在此情况下，陈昌浩对团支部局的领导几乎失去作用，但他却坚定地站在党支部局一边，与党支部局领导保持一致，维护了党的组织原则。并与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稼祥、杨尚昆、沈泽民、张琴秋以及徐以新(时为共青团员，因其观点比较动摇，所以被称之为“半个”)等人结合在一起，成为红极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出国留学3年间，陈昌浩与张闻天两人之间有了这样一段难解难分的历史之缘。

1930年10月，陈昌浩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于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1年大年初一，张闻天、杨尚昆乘轮船由大连抵达上海，住在福州路一家旅馆。说来也巧，第三天，正苦于与组织联系不上的张、杨，竟然在南京路口碰到了陈昌浩。

相逢之后，陈昌浩即将张、杨二人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转告给中央机关。当天晚上，博古就找到那家旅馆，看望了张闻天和杨尚昆。


4．红军时期——鄂豫皖苏区大肃反

1931年4月，陈昌浩受中共中央委派与张国焘一起奔赴鄂豫皖苏区工作。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后，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西征转战入川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他为候补中央委员，是仅次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中的第二号人物。

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罪魁祸首在张国焘，陈昌浩为其帮凶爪牙，这一点上评价陈昌浩不为过。

白雀园大肃反实际是鄂豫皖苏区创建者与共产国际归来者路线斗争的产物。张国焘抵达苏区后，以中央分局的名义，指责红四军没有主动出击，同时在土地政策上发生较大分歧。张国焘于是采用了非常方法来解决争端，在红四军南下作战期间，派遣陈昌浩乘飞机追上部队，在军队中大肆逮捕关押干部，在红四军返回光山白雀园途中，一边行军一边肃反，许继慎周维炯都是此时被逮捕的。部队到白雀园后，正式开始大规模肉体消灭，处决了大批红四军干部战士。随后又将肃反推广到地方基层政权，几乎将鄂豫皖苏区所有干部一网打尽，商城基层干部几乎无一幸免，以致于某些地方竟然没有一位党员，很多地方没有人敢担任干部职务。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在鄂豫皖无法立足，只好远征到川北。而到了川北，从共产国际归来的人群中也发生了分歧，在检讨失去鄂豫皖苏区的错误时，这些人指责张国焘和陈昌浩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国焘一面假惺惺接受批评，另一方面又指示陈昌浩、李特等人罗织罪名，首先从川北游击队开刀，再次祭出肃反大旗，搞的在川北也无法立足，只好西去寻找一方面军。在与一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仍然不忘从肉体消灭政敌，当曾中生写信向中央反映问题时，竟然暗中下令将曾中生秘密处决，还准备干掉廖承志等人，只是遭到周恩来等人的质问方才做罢。在这一系列肃反中，虽然直接主谋是张国焘，但陈昌浩作为其得力助手，其错误不能回避。

1969年-1971年，在诞生过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以及后来的新四军第五师的大别山红色根据地里，还有很多很多老红军战士和老游击队员健在，有一位以采药为工作内容的知识青年曾有幸拜访过这些可敬的老人们，得以亲耳聆听这些老人们的回忆。他们讲述了1927年11月14日的黄麻起义，讲述过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赫赫威名，也讲述过自1930年前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先后来到大别山，是因为什么原因，抛弃了这样一个处于大发展时期的红色根据地。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可以亲自去走走，就知道为什么至今大别山的百姓们为什么不喜欢张国焘，陈昌浩等人。


5．长征——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

长征中至关重要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陈昌浩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已有4年之久。当时，由毛泽东、周思来和朱德等率领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计约八千人，而由张国涛、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约八万人，是中央红军的十倍，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其气势令红一方面军这支远师疲兵“自惭形秽”。陈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挥（“总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他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 50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道、程世才、洪学智、数百名将军；以及郑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两军会师后，陈昌浩深深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涛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张闻天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而更加严重。张国焘以四方面军八万人马为筹码，开始向中央争权。

七月八日，川陕省委致电中共中央，指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凯丰同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据说并未经过组织局正式计划，这一批评，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七月九日，川陕省委又致电中央，再次重申张国焘七月六日向李富春提出的要求：“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十日，张国焘向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鉴于军事压力日大，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希望突破日渐合龙的国民党军，北上建立根据地。可是张国焘却极力延宕，按兵不动，继续在向中央讨价还价。

七月十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在翻越了长征路上的第二座大雪山后，到达上芦花。对于张国焘拖延北上，毛泽东十分焦急，到达芦花的当日，便与朱德、周恩来一起，联名电催张国焘：“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

七月十六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再次表明“浩甚望指挥统一”。

十八日陈昌浩致电朱德总司令，提出要张国焘当军委主席：“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司令(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七月中旬，徐向前与张国焘、陈昌浩先后到达芦花。

为了推着张国焘往前走，尽快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毛泽东决定向他作出妥协。

七月十八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首先提出经过充分酝酿的人事安排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帮助之。”妥协以后，张国焘得到了他想要的，但《松潘战役计划》仍然不能实行。

1935年8月初，周恩来曾经写信给当时围剿红军的中央军统帅胡宗南，提及当年的黄埔师生之谊，请他网开一面，但是胡没有任何回音。鉴于时机已经因为张国焘的拖延而错过，中共中央不得不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不得不带领全军走过死亡之路——“草地”千里大沼泽，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向北行动。但是，张国焘又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政治局委员们，毛泽东叫张闻天起草个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错误作不点名的批评。张闻天也认为要压一下张国焘的嚣张气焰，于是就决定在中央领导人驻地沙窝举行会议。

这天傍晚，当张国焘、陈昌浩和10余名骑兵卫士从毛尔盖附近策马赶来开会时，张闻天已亲自在沙窝沟口待立迎候。这位成竹在胸的“总负责”，见到张国焘偕陈昌浩而来，便不由皱了下眉头，感到其中必有文章。他直截了当地说：“今晚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陈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让陈昌浩随同前来开会，本是张国焘自作主张，被“负总责”迎头拦驾后，张国焘显得很尴尬。他解释说，中央已决定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务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即使不够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也完全可以列席会议嘛。

“列席也不行!”张闻天根本不予接纳，“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必须坚持!”这样一来，反倒把陈昌浩弄得满脸通红。在此时刻，他不得不服从“负总责”的裁决。这一晚，陈昌浩和那一班骑兵卫士，就在沟口的松树林子露宿，辗转反侧折腾了一个通宵，心里很不是滋味……

张国焘只带着他的贴身卫士何福圣，随张闻天步行进入山沟，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深夜三时左右散会后，我步出沙窝沟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动的问我：为什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翌日，陈昌浩便约见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

这次恳谈的地点是在毛尔盖附近的四方面军总部。陈昌浩事先召集就近驻扎的几位军师级干部，大家商定以后，便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反映。张闻天来后，陈昌浩首先进行劝说，要求张闻天拿出“负总责”的权威来，让毛泽东等人采纳张国焘所提出的意见。在座的有一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广东人名叫何畏，原为红九军军长，新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他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向张闻天大声吼道：“中央领导一错再错，到现在还不认错，我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党中央了!”其他军、师干部也一起对“负总责”争辩说，中央对张国焘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不仅有很大的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的拥戴，如果中央不肯听取和采纳张国焘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8万余众的极大反感……。张闻天被激怒了，指着陈昌浩说：“对今天发生的这个事件，你要负完全责任!”

陈昌浩委婉地劝说道：“中央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听听四方面军指挥员的意见吧。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向你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请不要介意!……”

“陈昌浩同志，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我会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通报的。”说罢，张闻天气冲冲地转身离去。

沙窝会议上，陈昌浩终于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6．密电问题


长征途中，张国焘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红四方面军这支强大的军队的领导人，中共领导人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急欲凭手中实力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这场党内斗争，以共产国际出面支持毛而告终，张国涛节节败退，最后竟叛逃和投靠国民党，成为“丧家之犬”和“历史罪人”。
陈昌浩是张国涛手下最亲信的大将，又拥有八万精锐红军，毛泽东对他的忌惮与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但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富于眼量和极擅用人的政治领袖，他能够收纳“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陈昌浩的“过失”？一些党史专家指出，这完全是由于那个著名的“密电事件”所致。


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曾决定，会师后的原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由红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指挥部统率。左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开创甘南根椐地。右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原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两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随党中央行动。右路军随张（闻天）周毛等人过草地后，党的上层发生北进与南下的分歧。陈昌浩本人是明确表示赞成红军合兵北上的，但张国焘坚持红军应南下建立根据地。


9月9日，当时张国涛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正如火如荼。毛泽东要求张国涛所属“左路军”“北上”，而张国涛则意欲“挥师南下”。是日，张国涛以与朱德联合的名义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徐向前，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率右路军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杀机”，已呼之欲出。此时，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短暂蜜月期过去后，早已产生摩擦，互有贬损和猜忌。上层关于南下与北上的激烈争论将至摊牌时，陈昌浩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红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朱）与总政委（张）电令他率军南下，他虽然不赞成也得执行，只好拨马向南重过草地。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涛部队的一枚“钉子”。 据广东梅州叶剑英纪念馆的有关文献介绍，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截获张国焘关于“南下、争取彻底政治解决”（大意）的“密电”后，没有送呈陈、徐而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担心陈、徐于党中央机关及原一方面军的官兵（林彪所部一军团已先行他处）不利，便决定与陈、徐等人不辞而别，当夜即率党中央及红三军等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境。为稳住陈、徐，在原一方面军队及中央机关悄悄开拔时，毛还到陈徐驻地去了一趟。双方部属都有人提出过激主张。原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要求先发制人，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作人质，为毛泽东所不取；原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见彭德怀部不辞而别，并对四方面军放了警戒，电话询问要不要开打，亦为陈、徐所不取。应当说，毛泽东与陈昌浩作为双方的最高指挥官都是明智的。但电视剧突出了徐向前，让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却让陈昌浩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如果对陈昌浩稍微公正一些，只需要两三句与徐向前的对白，就可以揭示他此刻内心的矛盾冲突和不得不听命南下的（对于他个人来讲）悲剧性的决策动机。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痛恨陈昌浩的原因，恐怕盖出于此。


陈昌浩、徐向前一觉醒来，发现原一方面军派来的叶剑英参谋长带上军用地图、电讯二台台长曾希圣及密码本离开了前敌指挥部，沿途叫醒一部分原一方面军的人员，随中央红军连夜走掉了。陈、徐目瞪口呆之后，派副参谋长李特和四名警卫员带上陈昌浩致彭德怀和党中央的信，策马前去挽留。毛泽东等人自然不会改变主意，但毛泽东得体地表示感谢李特等人没有阻拦原中央红军的官兵归队，双方扬手作别。如此看来，假如陈、徐、李特等人为蒙受的不信任而悻悻然倒是在情理之中的（以上内容参见《陈昌浩传》）。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莫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近年以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随着目前“红四方面军”人马执掌大权，为“密电事件”翻案的呼声正日趋高涨。

另一方面，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毛泽东曾在“文革”中称赞叶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命案”（由于叶救毛有功，毛毕生都对他宽大为怀，未加惩处）。而当年的西路军电报室主任、毛泽东派在陈昌浩军队中的另一枚“钉子”，至今仍撰写回忆录，坚称他当年曾亲手译出电文并将它交给了叶氏。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溯迷离。

行文至此再简述两点。一是陈昌浩率部再过草地南下与朱、张会合，对中共与红军并非只有“分裂”的罪过而无功劳。诚如朱德所说，南下的军事行动，吸引了蒋军与胡宗南部队，对陕北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展开有策应作用；接应红二方面军汇合北上；在川、康、甘、青四省边境歼敌数万，播下革命种子，扩大了共产党与红军的影响等等。几万红军将士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功绩，岂可因党内高层的纷争而一笔抹煞？

　　二是，陈昌浩之所以没有随毛泽东北上，而率原四方面军人马南下，正是因为这个人纪律性太强、原则性太强而缺少机动性、灵活性、主动性的性格悲剧所致。他的一生吃了这个性格的大亏，包括后面的西路军惨败。

7．兵败河西走廊——红军史上最大的创伤

陈昌浩案，一直是中共党史中的禁区，直至1980年代以后，原红四方面军人员，在邓小平提携下成为中国军方的主要指挥力量，在这些“老军头”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红军的这一段神秘而扑朔迷离的历史才逐渐得到曝光。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该纲领规定，以红四方面军主力约四万人（也包括部分中央红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以5个军的兵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旨在夺取宁夏、新疆等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红军与苏联的战略通道。但由于敌情变化，军委命令屡有变更，致使四方面军主力未能全部渡过黄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 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生，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副之。下辖三个军：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叁，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叁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西路军原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单独西进，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损失惨重，伤亡2000余人，参谋长陈伯稚、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牺牲。军长孙玉清被撤职，由一方面军将领李聚奎接任。但却在此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中央原计划以此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军，以便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但此意图中央却不明告西路军，只是命其不进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于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险境地。而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由于在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及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忠实执行过“左”倾错误，并形成与张国焘的特殊关系，他惧怕不能紧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评，于是对中央的各种命令一味强调服从。由此，西路军就在该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惨烈战斗，部队严重损耗，由21000余人锐减至15000余人，渐渐陷入绝境。

1937年1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派遣主力国民党军围剿“张杨叛军”，一时乌云密布。中央军委见此，再一次改变计划，又令西路军东进，占领永昌、凉州，策应河东红军战略退却，退守陕甘宁边区，同时积极与蒋介石谈判，争取红军在陕北、甘南建立更有利的根据地。如此，中央军委数次改变西路军的作战计划，而不明告理由，只是一味强调服从，并以“旧帐”作为指责，严厉警告西路军领导人，给陈昌浩等以极大的心理压力。张国焘也于1月中旬电告西路军领导，强调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

1937年2月上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与马家军发生血战，几乎全军覆没，而当战斗正酣时，中央军委对西路军要求东进作战的计划表示否定，要求就地建立根据地，并非常严厉地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陈昌浩再次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指示，压制军内徐向前等的正确意见，彻底把西路军推上死路。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仅剩残部，也被敌人冲散。14日，陈昌浩召开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并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西路军部分残部在王树声的带领下到达乌鲁木齐后，邓发问:你们愿意去哪里？李先念程世才说愿意回延安，结果活了下来，后来真回到了延安。李特黄超说想去莫斯科，结果当场被枪毙。李特是四方面军军委秘书长，黄超是四方面军参谋长，他们的地位当时还在李先念之上，这两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张国焘的哼哈二将，就因为说错一句话被枪杀。小个子李特曾用枪在毛主席面前瞎比划，幸好当时被他的德国哥哥大个子李德抱住，才未酿成大错。黄超死的有点冤，他后来已经认清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公开和张顶撞过，可惜他毕竟走错过很长一端弯路。董振堂也很冤，他即使算不上毛的嫡系和亲信，至少也是红一方面军的人，可惜在草地分裂时占到了张的一边，公开发表过支持张的讲话，即使不死，也难以见容，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就是个活例子。

作为西路军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在脱离部队将要返回陕北时，当着总指挥徐向前的面激动地说：“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说这话时，他憋着一股子不肯服输认错的“刚劲”，要说明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此后，陈昌浩、徐向前独自东返，在茫茫戈壁中日夜兼程。徐向前于4月下旬到达援西军指挥部，6月中旬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欢迎。

西路军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２万多长征幸存的红军精华，红军最大和最精锐善战的部队，在短短四个月间被消灭殆尽，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于马鸿逵、马步青的骑兵和民团的刀枪之下，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8、谁之错？

关于红军西征的惨败，有人曾研究过马步芳骑兵团的战斗力，就算不计算指挥失误也比红军强。当时的西征实在违背了天时地利人和。首先，红军刚刚完成长征人马疲乏，武器短缺；其次，当地的地形根本不能用红军擅长的游击伏击奔袭等战术，实在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最最重要的是，当地大部分是回民，根本没有可发动和提供帮助的老百姓，红军陷进绝地。应该说，红西路军西征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的一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虽然一开始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口号，但整个军事行动过程是相当盲目的，中央的军事指挥也是如此。

西路军惨败，陈昌浩自然是败军之将。考诸西路军惨败，不能不提到当时中央给西路军的命令。这种命令是非常混乱和不近情理的，在大大小小描绘西路军惨败的文章（包括董振堂的传记）里也可以看到。关于中央军委是如何遥控指挥三反四覆贻误时机造成西路军被动挨打局面的，感兴趣的人可以参看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和范青著《陈昌浩传》的有关章节。

客观地说，虽然陈昌浩要对西路军惨败负相当责任，但是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他负。陈昌浩最大的责任恐怕就在于他太听从中央军委遥控指挥。自古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明知“君命”不妥，却违心地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令。究其原因，在西路军中，虽然陈的地位在徐之上，按惯例军事首长和政委发生争议时，政委有决定权，但是陈当时的思想包袱太重，为表明和张划清界限，对中央很多不合时宜的命令毫无疑义的接受执行，徐向前一点办法没有，如果让徐来指挥，肯定不会败的那么惨。

陈所说“要和中央斗争”的应该是西路军战败的责任问题。他当时的想法和认识，就是西路军的失败责任在中央，“军委分散四方面军全力”，所赋予的“任务不定”，变来变去，而又不派四军、三十一军过河增援，等等。但是，他的这些看法和意见，在当时的往来电报之中，就曾受到过批评、指责。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在1937年2月17日的来电中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陈昌浩对此迟迟没表态。长征时期，他曾支持过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行为，思想包袱沉重，中央一抓这个“政治错误”，陈昌浩更是胆颤心怯。西路军惨遭失败，再加上所犯的“政治错误”，他还敢于和中央斗争吗?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在延安检讨西路军失败之由时，说“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即指毛泽东乐于见到张国焘在党内军内讨价还价的“资本”亏蚀精光。就当张国焘这番话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他张国焘当时也曾出面拍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张国焘又在3月4日的来电中指出：“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有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就这两点“错误”，陈昌浩吃不了也得兜着!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所谓“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四万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著名导演吴怡弓的前卫影片《姐姐》，叙述的就是这段悲情故事。

离开西路军奔赴陕北途中，陈、徐二人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徐向前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而陈昌浩则没有报告组织，擅自回了老家。1937年6月的一天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

来汉的第二天，陈昌浩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子、儿子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

回归延安途中，陈昌浩在洛川与徐向前不期而遇。他们在山丹大马营分手后，徐向前经由陇东、西安先期回到延安，近日才来到洛川，等待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昌浩听说中央在此召开重要会议，便跟“负总责”张闻天匆匆见了一面，即等于向中央报了到。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人商量后，告诉他：“你到延安去吧!有关西路军的问题，你要向中央全面汇报情况，应当写出书面报告!”

“是、是的，我写、写……”陈昌浩连声应承，露出一抹痛苦的笑容。

陈昌浩回到延安时，自上而下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已经过去5个多月了。他已被列入“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支持者”。陈昌浩于9月30日写成《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共9章六七万字。因篇幅太长，中央秘书处于10月5日“将重要的第一章大部分及第九章全部抄出，供大家研究”。研究结果是，陈昌浩于10月15日又写出了《第二次报告书》。对于西路军的失败，陈昌浩的确十分痛心，有机会就作自我批评，大大小小的检讨多不胜数。是年11月间，党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陈昌浩检讨西路军严重失败的错误及其个人应负的责任，同时对部分学员进行反“国焘路线”教育的“补课”。为期一周的大会，由“负总责”张闻天和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共同主持。张国焘、陈昌浩也参加了会议。陈昌浩作过检讨之后，张闻天极其严厉地批判了他一通。随后，与会者毫不留情地揭发批斗，火力之凶猛如雷霆万钧：“陈昌浩!——你脱离部队后为什么好长时间不肯归队?你路过西安为什么不找党的办事处?你转回湖北老家去干什么?……”

陈昌浩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交待、检查和说明。

毛泽东亲自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一次长篇发言。他着重讲了三点：一是张国焘在川西反对中央关于北上陕甘的正确决定；二是张国焘在草地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三是张国焘另立“中央”，与抵达陕北的党中央进行对抗的问题。会场上，廖承志发了言，他愤怒地控诉了张国焘在川陕苏区诬陷他为反革命，把他关押了好久，企图置他于死地的经过。他说：“若不是党中央到达川西，及时营救了我，我一定会死在你张国焘的屠刀之下!”这样一来，与会者的矛头，就指向了默不作声的张国焘。张国焘回忆说： “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之下，原系要批评陈昌浩的，但重点却逐渐转到我身上……”

西路军全军覆灭，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涛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两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和徐向前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当时的中央军委核心成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造成是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已不言自明。中央军委应对此当承担主要责任，这已经成为党史界的共识。

但尽管如此，在探究毛泽东为何要这样“瞎指挥”方面，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分歧。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军委的“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在短短几个月中，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 “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精英被屠杀殆尽。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游击战”策略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 一种更令人震惊的说法是，当“西路军”还在西北浴血奋战之际，也即距它“覆灭”时刻（1937年3月12日）尚有数月之遥，毛泽东已在延安发表了他的著名讲演 “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其中出现了“西路军的失败，证明了......”字样。毛泽东如此斩钉截铁地“预言”西路军的失败，在今人看来，恐怕是“早有预谋”。

但也有反驳者撰文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军，恐怕也不会这样堂而皇之，授人以柄。这岂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举吗？这段有关西路军失败的文字，怕是以后补加进去的。

是耶，非耶，历史之谜，悠悠难解。但无论历史怎样书写，几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早已流尽。

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9．在苏联的艰难岁月

在延安，对陈昌浩也只有批判斗争，而没有给予处分，当然也不曾重用。1939年8月，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经中共中央同意，陈昌浩领着他的小儿子陈祖涛(系原配妻子刘秀珍所生，由陈昌浩之弟陈昌浚1938年带到延安)，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和孙维世等人一起去了苏联。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场去做苦力。没有医生和药物，粮食紧张，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在那个艰难岁月里，“养病”成了空谈。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

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来，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从此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陈昌浩的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政党论》《列宁文集》（两卷集）等先后在苏联出版。除了翻译马列著作之外，苏联方面又请陈昌浩主编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旧版是十月革命前编纂的，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后，陈昌浩把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之中。
10。回国后的岁月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不久，蔡畅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留学苏联的儿子陈洋生大学毕业了，回国参加工作。陈洋生回国前，陈昌浩再次嘱咐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
　　

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离开祖国10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和朱德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
　　

出于战友情谊，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这是他人生的巅峰。这巅峰上下染着烟火和血色，也是他难以洗雪的耻辱之柱。此时在昔日的老战友徐向前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回国之初，由于工作岗位迟迟未定，闲来无事，陈昌浩便去张琴秋家串门。张琴秋夫妻以礼相待，并将陈昌浩对未来工作的想法转告党中央负责同志。后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又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专门从事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工作。
　　

回国后的陈昌浩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已出版发行，陈昌浩获得一次较长的离职休养假期，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不少同志，都劝他去湖北老家走走：人嘛，总不能断了故乡故土的根!陈昌浩从1927年离别故居，至今已35个年头，都不曾回过湖北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1937年他从河西走廊死里逃生后，曾千里辗转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因为国难当头，来去都很紧迫，根本就顾不上回乡探望。那时候，他曾动过思乡之情，但却没能如愿以偿。5月，陈昌浩终于圆了回乡探望之梦。在武汉与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声音嘶哑，热泪长流。他与昔日的老战友老部下、当今的军旅将星和省市领导握手叙旧，并一再表示歉意。

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原西路军总部第三局局长宋侃夫，特意派车把陈昌浩的结发夫人刘秀珍接到翠柳宾馆，让这一对离散多年的夫妻见了一面。

11。红色风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
　　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著述的陈昌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和毒打。妻子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了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格兰娜生的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　　1967年7月30晚，陈昌浩亲眼目击彭德怀、徐向前等元帅被戴高帽挂牌游街的景象，又风闻李立三“自杀”及其他的俄国夫人格兰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在寓所“红霞公寓”里吞了大把的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这年，他61岁。

“畏罪自杀”后，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带着“密谋杀害毛主席”的罪名饮恨自尽的陈昌浩，从此化作一缕轻烟。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昔日统帅，竟死无葬身之地！

12．盖棺论定

陈昌浩自杀13年后，他的名誉得以恢复。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中共中央为陈昌浩平反的悼词，对这位莫斯科中山大学出身的红军重要将领的盖棺论定是：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