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8)：忆我的老师张尧庭

丁庄秀园前言：刚刚知道我的老师张尧庭教授(1933-2007)去世了，张老师八三年九月曾来美讲学，住了几个月，是我找的房，就住在这里


我自己由于后来没有做统计(见~情迷计算机(2) 初遇挫折，渐离统计~)，在这方面知道的有限。那时我在系里的导师曾是多元统计的主编P.R.Krishnaia，国际统计学会主席C.R.Rao也在我们系，当时召开了一个国际统计学的会议，张老师发言的题目记得是"广义逆矩阵的应用"，张老师在这方面有很深的研究。由于印度人Krishnaia和Rao都对中国很友好，我们系里曾有过很多国内统计界的知名人士到这里做学问，包括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统计博士白志东，中科院的陈希儒教授等，陈教授写了一本数理统计的书，其中"广义逆矩阵"部分记得是张尧庭教授代写的。

张老师对统计有着很深的感情，每次讲课都是热情洋溢地，学生也都学得非常有兴趣。不过有时也能看到知识分子常有的那种清高，或说是严师，例如毕业考试时他出的统计题中，最后一道题就特难，好象没有人做了出来，后来知道这道题需要用到我们没学过的一些知识。


在我来美一事中张老师帮了不少忙(见~在美国(12)第一天~)。我的社会经验很差，那次帮张老师找房，觉得来的访问学者都很省钱，就给张老师找了一个很便宜的房子，当然条件也很差。张老师来了后不满意，我就对他说，你住我现在的房，我去住那个房。他其实觉得我那时的房的档次也低了点，但那时我来美时间不长，也很紧张，没时间再找，就将就住了我租的公寓，而我住了那个很便宜的公寓。

张老师的学生很多，我就匆忙地写了这么一点。后来我和张老师的联系比较少，以至于他的追悼会也不知道，有点惭愧地说。

陈汉峰和我都是张老师的学生，不过我大学毕业后来了美国，后来又读了计算机。而他读了张老师的研究生，现在他在美国某大学任统计学教授。征得朋友的同意，把他的回忆文发到这里。

> by 陈汉峰

在给我教育的众多人中，除了我的父母和兄长外，张尧庭教授是最重要的一位。他是我接触时间最长，完成我职业教育中最关键的一位老师，对我的治学做人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大约在一九七九年秋天，武汉大学数学系请刚到该系任教不久的张尧庭老师给七七级的学生作一个报告。那时的学术界还比较土，没有人在报告开始前介绍报告人的光辉历程、名声地位。我记得张老师是自己走上讲台的。中等身材，步伐果敢快捷，深度眼镜配上一丝不苟的后梳发型，张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精力充沛、颇有学者风度。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报告在理学院面向东湖的一个阶梯教室里举行。张老师一开口便让我耳目一新。首先，张老师标准的普通话就很好听（当时，武汉大学数学老师大都是一口方言，武汉的，江西的，湖南的，广东的，五花八门）。接下来，张老师的一个问题引起了我和同学们的极大兴趣。他讲道，唐山大地震给北京的建筑物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我们希望对这些破坏作个评估。选用的指标是震倒了的高烟囱的百分比。你当然会用你所调查到的倒塌烟囱比来估计这个未知的百分比。但是，搞调查的人回来说，他们所见到的高烟囱一个也未震倒。因为0/n=0，这里n代表调查中所见到的高烟囱总数，所以你得出地震对北京建筑物破坏为零的估计结论。显然，我们对这个结论是极不满意的。而有另一种理论说，我们可以用1/(n+2) 来估计那个百分比。你们认为1/(n+2)是否比0/n来得更合理呢？ 张老师接着指出，这个理论属于一个非常有用的科学，叫数理统计学。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说数理统计学。张老师的报告让我觉得这玩意挺有意思，且让我觉得自己说不准能在里面去搅和一下。不就是一个用0/n还是用1/(n+2)的问题吗？报告结束后，立马有好几位同学表示要跟张老师学统计去，我便是其中一个。天地良心，当时绝对没有与就业前景或银子挂钩。决定学统计纯粹是受了张老师报告的感染，一如当年高考选数学专业仅是受了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的影响。不过，如今我还真的在用统计糊口。

在此后的若干年中，直至一九八六年我离开张老师到美国来念书，我聆听过许多次张老师精彩的类似讲演。张老师在武大数学系联同华中师范大学（当时为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举办过一系列的专题讨论班，诸如广义逆，测度论，高等概率论等。为了让我们入门，最初的讨论班是讨论费勒的概率论引论第一册。讨论班上说好让学生轮流报告，然而几乎每次讨论班都演变成张老师主讲。那是一段难忘的愉快时光。我从张老师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统计思想以及从简单例子抽象到一般模型的科学方法。记忆最深的是张老师对如何从池塘捕鱼发展成统计中最光辉的最大似然法例子的剖析。还有，他给我们讲如何从计算由北京一处到另一处沿南北方向街道的路径数目问题概括成解决一大类排列组合问题。许许多多张老师的精辟见解、例子及方法，我在自己这近二十年的教学和科研中常常用到，有些还是原封不动照般张老师的。

张老师治学最大的特色也许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不遗余力地鼓励我们多接触实际。但这常常是要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每当这种时候，张老师总是给予鼓励和理解。有一次，他把我和任瑞林同学派到武汉石油化工厂去试图协助改进炼油质量。因我们是张老师介绍去的，石化的质量管理科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然而，科长委婉而无奈地告诉我们，厂领导对进一步改进产品质量没有兴趣，劣质的石油产品都供不应求呢。结果他请我们在厂食堂吃了中饭（萝卜烧肉）后就让我们返回武大了。交了白卷，我们有点诚惶诚恐。但张老师却反过来安慰我们，说参与实际应用是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的，以后再找其它机会吧。老师的宽容着实让我们很感动。

还有一件让我个人心存感激总不能忘怀的事。一九八六年春，我收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助学金，但我当时是张老师的在职博士生。按武大的政策规定，需有导师及一位副校长同意，我方能开始办理出国手续。与朋友们探讨到深夜，我才决定找张老师谈去。只想到自己的事的我急不可耐，不顾夜已深，骑自行车直奔张老师家。已入睡的张老师起床把我让进卧室。我说了来意，递上申请报告，就惴惴不安地等着张老师的反应。张老师从床上摸到了他的眼镜，戴戴好。然后很快地读了我的申请，说："好事啊。这位副校长我还很熟。赶明儿若有麻烦，我可以帮上你的忙"。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件事，为我深夜敲老师的门的粗鲁自私行为而脸红，更为老师的大度而感动。几年前，我自己的一位学生论文写了半截提出要转到一所更好的大学去时，我当时就想到了张老师。不过对自己模仿张老师的大度是否到位，我仍不是很自信。

到美国后，同张老师还时有书信往来。一次，张老师在信中叮嘱我们出国的同学不要只盯上几所名校，应当分散到不同的学校去，把各种不同的本事学到手后好回中国更有效地发展中国的统计学事业。他说他自己已常感力不从心，希望我们年轻人早日学成归国帮上忙。时刻为中国统计学发展而着想的张老师一定对我们出国的同学们（至少对我）是有些失望的，他没料到我们踏上的竟是一条不归路。今年七月初，我碰巧赶上了在上海举行的张老师的追悼会。遗体告别时，我心里充满了愧疚：对不起，老师，学生不肖，未能给您分担繁忙。

从第一次见到张老师到现在，一晃已近三十年。今写下片段回忆如上，谨以此悼念我敬爱的老师--张尧庭教授。
2007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