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23日 - 毛泽东长沙谈话


1974年12月23日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节录)

(未经毛、周审阅)

1974.12.23

(毛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涨红着脸,点头说,以后不搞了。)

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肺、腿。

(谈到邓小平时说)他(邓)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政治)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指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人材难。[注:毛当时在纸上写了“人材难”三个字,写到此处,周恩来马上说出来:人材难得,毛就把笔放下了。

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沉默片刻)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搞乱了,三件事,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又不告诉我。

(注:这是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此件根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唐闻生、王海容的记录稿。)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1974.12.23-1975(一九七四年末至一九七五年初)

传达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谈话要点:

—、留三天谈谈。二十四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二十七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二十四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洪文同志有回答,我与洪文同志谈了话)

[原稿不含三、四两点]

五、在二十三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张、李对,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六、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七、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曾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

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八,谈到国际形势,主席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主席认为要弄清苏修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主席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我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主席点头。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周恩来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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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邓榕最新回顾作:《邓小平文革岁月 68》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最後一次长谈
  
1974年的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後的阶段。12月14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後,致信王洪文和政治局,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代表的名额。18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0日,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和邓小平,对修改後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表示基本同意。
  
12月21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参加的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极力吵闹,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江青等人知道,这是参与组阁的最後机会了。会後,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要坚持让刚刚交锱的老干部周荣鑫当部长,文化部和体委两个部门可以做些让步。此次会议後,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周恩来草拟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二方案,送叶剑英、邓小平、江青、张春桥等阅。在此之後,经过考虑,周恩来又将陈云和韦国清增补进副委员长名单之中。22日,周恩来将所拟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後冲刺阶段。12月23日,根据政治局的意见,主持筹备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大便中有潜血,需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要顾及身体,就不能去长沙,可是,周恩来不能不去长沙。如若让王洪文一人前去,就会给江青一伙以极大的可乘之机,後果不堪设想。目前,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最後阶段,痉痘能功败垂成,周恩来一定要去长沙。他早已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任务。’,周恩来强撑病体毅然出行。离开医院时,他消瘦而又虚弱,到了机场,虽然感到费力,却意志坚定地走上了飞机。周恩来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进行最後的一搏。
  
12月23日到27日,在长沙,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四次谈话,三次是三人一起谈的,一次是同周恩来单独谈。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他对江青提出‘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并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对於邓小平,毛泽东明确地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对着王洪文说:‘比你强。’在报告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後,你安心逊丁,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关於四届人大及人事安排,毛泽东指示,在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当场明确指示,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具体人选提出一些意见,提议由张春桥兼任交锱军总政治部主任。
  
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毛泽东谈了他一贯关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防修反修’的问题。萦绕在这个八十一岁老人心中的,仍然是这些解不开的重大理论情绪。毕其一生的精力和实践,他一直探索和追寻着答案。在人生的最後岁月,他仍思考不辍。但是,最终,他找到答案了吗?他能够找到答案吗?这样锲斗痘舍终生执着追求,却最终陷於不能自我解脱的困惑境地,这是最为可叹的。在与周恩来,这个与他相处了半个世纪的老战友的最後一次促膝长谈中,毛泽东谈到,要尽快解决一批干部,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位年事已高,并且均已时值迟暮岁月的老人,谈到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并最後敲定了人事方案。周恩来知道,以後,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虽然在这件事上,周恩来的提醒并没有产生作用,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在长沙的这次谈话,对於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对於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时,父亲在北京忙碌地工作着。除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他还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关於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关报告,并与邓颖超商谈周恩来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同时,他密切地关注着长沙的动向。他知道,在长沙,在周恩来的身上,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分析一下这一段的形势,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也严厉地批评了江青一伙。但是,在‘文革’中,意料之外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周恩来在长沙与毛泽东谈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知道,在这个非常时期,整个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皆系於毛泽东一人之身,皆系於毛泽东的一念之间。凭着自己所亲身经过的政治经历,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父亲深深地感到,这种把党和国家的命运系於一人之身的状况,实在有太多的问题和弊病,甚至是危险的。但同时,他也深知,这样的一种政治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因一时一事而形成的。这种体制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错综复杂的原因。
  
12月27日,虽然身体极度疲劳,但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周恩来的心情很好。四届人大各项安排,特别是人事安排,已由毛泽东一锤定音。在这一场生死恶斗之中,毛泽东再一次用清醒和理智,扶住了那个极不稳定的政治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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