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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应该剥去：“十月革命”的硝烟与历史真相

李公明 南方都市报


近日来，一些学者撰文回顾俄国“十月革命”事件的历史，实在是应该引起公众的更多关注。然而，与“华南虎”事件的一直沸沸扬扬相比，对于俄国十月革命90 周年的思考却似乎有点冷清。本来，前者的意义在于公共舆论对于事实真相的追问，而后者正是为这种形式的追问和思考提供了一个最具深刻意义与现实关怀的历史个案。

“应该占领冬宫！”——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在《列宁在十月》的台词中长大，然而，当崔永元准备在《电影传奇》中再一次攻打冬宫的时候，却被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泼了点冷水，他被正式告知：“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据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在冬宫访问时就被讲解员告知，那个“攻打冬宫”的晚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像样的战斗。今天，关于“十月革命”的真相在国际历史学界早有客观、公正的定论；在国内金雁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文章中也都已经有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比起“华南虎”事件的硝烟未歇来说，应该说其历史真相早已是毋庸置疑。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不少人仍然对于历史的真相讳莫如深，仍然要极力维护那些长期以来灌输给人们的神话。看来，辨别老虎的真伪并不是很难，要让普天下的人都明白老虎的真伪却是不易。为什么在真相被说出之后，假象仍能遮蔽人们的眼睛呢？过去我们都听过这句关于谎言的格言：谎言被重复一千次就成为了真理。金雁教授告诉我们，在苏联时期出版的神化“十月革命”的著作竟有数十万种之多，仅1958～1959年就有七千多部这类内容重复、假话连篇的著述出版。

毫无疑问，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浩如烟海的历史著述，再加上更为浩如烟海的普及读物、儿童读物、文艺作品，都在不停地灌输着历史的谎言。于是，问题就被引起另一个角度的思考：为什么谎言可以长期存在？

实际上，早在1918年十月革命刚完成夺取政权的时候，卢森堡就向列宁及其党人敲响了警钟：“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合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就在这一年，普列汉诺夫也说过：“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列宁对这些也从不隐晦。

在半个多世纪前，也有一位中国人说出了真相：“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应该毫无成见地领悟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可惜的是，说这话的人叫陈独秀，他晚年的声音太微弱、太不成气候了。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毛主席的这句名言说得很干脆，但是他老人家忘记了一件事：没有了自由的公共舆论，在哪里“剥”呢？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查封了多家报纸；第三天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肯定了这一做法。高尔基极端反对布尔什维克侵犯言论自由。他把是否有言论自由当成区分专制和民主的分水岭。他在《请工人们注意》一文中，指出消灭出版自由的目的就是以“堵嘴”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他说：“……在迫使无产阶级消灭出版自由之后，也就以此为民主派的敌人把堵住民主派的嘴的权力变成合法的了。”(见《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由此可见，知道真相不是很难，能够保证说出真相、传播真相才是社会获得进步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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