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多钟,张国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立即在小组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副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两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在这个会上,康生他们又神气十足起来,气势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变过来了,站到他们一边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们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了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我们到了他的住处,见到他的心情很坏。他告诉我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凄凉。我们很惊讶地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他们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骂尽了。”
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都很气愤,什么“叛变”、“杀害”,话说得太过分了嘛!但同时,我们的心里也感到很沉重,因为我们当时都感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轮到我们的头上。
陈伯达还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你们也要注意。”
陈伯达的这番话,使我们更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陈伯达这个人胆子小,毛泽东一批评,再加上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跟着整了他一个晚上,这就弄得他非常紧张,也很害怕。我们就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有难同当!”同时我们心里也愤愤不平。
从陈伯达那里出来,我们又到了林彪的住处,把陈伯达说的话告诉了他。林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除此以外,他什么都没有说。……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 他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一定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
周恩来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周恩来还问我:“你们搞‘语录’了吗?”我回答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周恩来接着就要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一份给他。我回去后,.马上叫秘书找了一份“语录”送给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把这份“语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下午,周恩来又给我打一个电话,再次强调作检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副帅”,把事情平息下来。我表示:“请总理放心,一定按总理的意思办。”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晚饭后,我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就对我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周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八月十四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这样他们才走了。”
林彪说完,我才向他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林彪还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我理解,.林彪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打了几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没有心计,人家一讲就当真了,结果上当了,在政治上我们搞不过张春桥他们那些文人。以后有人说:林彪这个话是想搞武装政变,意思是搞文的不行就搞武的。这完全是颠倒了原话,断章取义。当时会议丝毫没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也还没有任何动摇,有什么必要搞武装政变呢?林彪当时讲话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又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又谈起我检讨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给我看。……
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我心里就在想:陈伯达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识多年了。他为人胆小,处理问题不果断,甚至有些懦弱,不过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的文人。“文革”开始后,他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在组里没有什么威信。
据我所知,陈伯达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 三十年多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 “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另外,说到这次庐山会议,毛泽东说的那些“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炸平庐山”等等,实际上都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这些意见都是公开的。我们与张春桥的争论是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争论的继续,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再说,林彪的确事先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也是点过头的嘛!毛主席说不要点名,我们就没有点名。这怎么是“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呢?”
还有这次明明是林彪搞的“天才论”,陈伯达明明只是拥护林彪的发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论”,却又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怎么是一致呢?这个“一致”是毛主席强加给林彪的。我心里想,毛主席的点子真多,这个话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陈伯达,看来这次陈伯达是个牺牲品,可能还不至于搞我们。这样,我觉得心里有了点底。
在我看了这个材料之后,周恩来又对我说:“原来,毛主席还要把你搞的‘语录’和陈伯达的一起批,是我亲自对主席说,这个材料是吴法宪写的,这样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还是要检讨,要保护‘副帅’。”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他对我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个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
大约过了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主持会议,要我们批判陈伯达。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不错,在这件事情上批他,一时转不过弯子来。大家都不发言,会议冷了场。
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讲开了,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我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我们几个都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结果,大家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批不起来。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因为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同陈伯达的意见都一致。会议的气氛很沉闷,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心里想,主席说“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逐渐向林彪和我们靠拢。为了这个,毛泽东在“九大”前就指责他是“本性不会改变,本质不会改变”。看来,毛泽东主要是不高兴陈伯达同我们搞在一起。现在,林彪只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把陈伯达甩出去救我们。实际上,这样也根本救不了我们,反而让毛泽东分而治之了。这样的教训简直是太多了!当天晚上,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破例由林彪来主持,周恩来、康生和在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
大家到会后,林彪宣布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陈伯达的错误。康生首先发言。他揭发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我们几个人也拉上了。总之有很多吓人的帽子,只差“现行反革命”了。
康生发完言,就是我作检讨。我念完检讨后,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但关于“语录”的问题,我说明这是我向陈伯达要的,错误在我,不能由陈伯达负责。
我说完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发言。这时候他们可神气了,讲话都是手舞足蹈,把陈伯达骂得一塌糊涂,说陈伯达背叛中央文革,挑拨离间、造谣哪……,一个比一个厉害,上纲上线。各省市的人很少有发言的,只有王洪文等少数几个人跟着张春桥一起表态。
会议进行中,我看见周恩来给林彪递过一个条子,条子上写了什么我不知道。后来林彪告诉我,周恩来的这个条子是要他表扬一下张春桥。周恩来是一片好心,因为张春桥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只批判了陈伯达,没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但是林彪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一句话都没有讲。林彪对张春桥是很有数的。会议一直开了四个小时,到午夜才告结束,把陈伯达斗了一顿。……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经破裂了。回来以后林彪又要叶群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这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上去比较吃力,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进门后,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一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
当时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后来,江青又追问我们:“你们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这话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说上次她在的钓鱼台找我们谈话以后,我们到毛泽东那里告她的那件事。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会传这个话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下我们只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了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丁。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吧,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
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十九年后,我才有机会看到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后给我们定性的文件,说是我们进行地下活动,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向党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其性质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这个结论未免太“高抬”我们了。我想这些应该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给我们下的“结论”。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我们的说法又改变了,说这次庐山会议是林彪、我们和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结的“狗咬狗”的斗争。这样,到目前为止,对庐山会议下结论都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未能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
实实在在地说,我们的动机既不是反党,也不反毛主席,更不是反对“九大”路线,我们当时的矛头是对着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林彪一再说过,对康生不能点名,所以我们只是想轰一轰张春桥、姚文元而已。所谓“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之争也是对着张春桥、姚文元来的,而决不是对着毛主席的。
我个人的感觉,林彪当时对毛主席是没有“二心”的。不过林彪看不起江青、康生,更不用说张春桥、姚文元了。还不仅仅是林彪,我们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个人之间也有许多恩怨。在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当时中央政治局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分歧。从“九大”前后开始,在对待稳定全国和军队秩序的问题上;在继续“抓革命”还是“促生产”的问题上;在对待文化艺术中是“样板戏”一统天下还是“百花齐放”问题上;对待老干部和造反派的问题上等等,分歧日益公开和加剧。
而这一切,当时周恩来和汪东兴他们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大小问题我们都是及时向周恩来汇报,而他也是一再表示赞成和支持我们的。因为周恩来掌握全盘工作,许多问题上无法和康生、江青合作,因而他经常借重和依赖于我们去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当时和周恩来之间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公开支持了我们而批评了江青。还有汪东兴不断地给我们打气吹风,我们都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一些表面上的假象造成了我们的一种错觉。这正是我们政治上的幼稚的表现。当然这里也有个人恩怨,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后就逐渐地把矛头指向了林彪,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的,这也是在庐山会议上爆发激烈斗争的一个焦点。
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
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在庐山上搞我们,这里面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于“文革”的冲击,所有的地方政权基本上瘫痪了。毛泽东决定军队以“三支两军”的形式,接管了各级地方政权。毛泽东靠军队稳定了全国秩序,从而使军队在国家事务中起了一种特殊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当时客观条件造成的,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很难设想国家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数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据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进言说:军队现在的势力太大了,这样下去是一个威胁……。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
毛泽东南巡
正当我们如堕五里雾里,认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完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为实现“九大”的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专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这些派专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一些的。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措施。他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的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在济南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情况和与人谈话的内容。……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结论。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