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 海外风雨六十载（四）

父亲母亲

父亲叫陈祥，因为总在外面做事，去世又早，怀谷对他没有太多的记忆。隐隐约约地记得小时候，胞弟没有溺水夭折前，父亲一有时间便喜欢领着怀谷和胞弟玩。有一次父亲带怀谷兄弟俩去常德，贪玩的兄弟俩居然被陌生人骗走了，后来还是被在政府工作的姑丈派人找回来的。不过，有一件事情倒是印象很深：有一次父亲远道回家特意到学堂看望儿子，怀谷听说了立刻兴奋起来，撒腿就往教室外冲，结果和一个叫宋旭的同学迎头相撞，额头上顿时鲜血直流。父亲见了，吓的面色都变了。那种惊慌失措、心疼至极的表情叫怀谷至今难忘。多年后怀谷回到醴陵, 还和仍在醴陵的宋旭忆起童年这桩往事。

父亲是1937年去世的，那时怀谷才刚满五岁。虽然军中的档案注册上有“在湖北阵亡”的记录——这是怀谷日后得以进入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学习的原由，但实际情况则是：父亲在湖北军中染上疟疾后便回了家，后来疟疾转成伤寒，不治而死。怀谷还记得给父亲吊孝送葬时，自己正不巧脚底长疮，不能跪拜，是由二叔祖父抱着走了一路的。

关于父亲的死，以及不久之前二叔祖母在家中的去世，陈家人相信是早有“恶兆”的。按照湖南的风俗，家中的长辈是很早就备好寿衣寿棺的。祖父祖母的寿棺因此早就打制好了，但就在祖父祖母寿衣做成的那一日，两副寿棺却都不期地嘎吱响了一声。这绝对是不祥之兆，预示寿棺很快要投入用途。全家人都惴惴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果不其然，二叔祖母不久就在家中得了病、很快辞世。接下来不久, 父亲生病从军队里回了家，不出数月便转恶，不治而逝。祖父于是用了家里现成的两副棺材, 仿佛是理所当然, 也仿佛是在遵从命运的安排。

忆起父亲的死和棺材, 怀谷不禁想起祖父几次给他自己打制棺材却终究没能躺进他自己为自己打制的棺材里的事。 祖父用最先的两副棺材送走了二叔祖母和父亲之后, 又给他自己和祖母用上好木料打制了两副棺材。可是, 家境不太好的二姑丈不幸早逝, 祖父再次把他自己的棺材拿出来葬了女婿。倔强的祖父之后再次用好木料给自己打了一副棺材, 不巧的是, 祖父祖母的高质棺材又在解放后的“土改”中被政府没收。祖父最后一次悄然给他自己打制的棺材, 也在怀谷弟弟的恳求下用于埋葬了怀谷的母亲。祖父最终去世所用的棺材, 却是弟弟原本为母亲预备的棺木所制。一辈子深思熟虑、倔强独行、自己安排一切的祖父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安排。

怀谷另外一些关于父亲的零散记忆, 其实都是来自家人的闲谈。比如长辈们最乐于打趣的一件事是， 怀谷长到三岁还不开口说话，大家都以为他可能生就哑巴，也就习以为常、不作指望了。可是有一天，怀谷突然开口叫了声“爸爸”，父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抱着儿子亲呀跳呀，在家里旋呀转呀，快乐至极。怀谷还从家人的谈话中听说， 父亲在加入国民党之前曾一度被国民党抓去，被控为共产党红军而施以严刑拷打。这件事情到底如何，慰平无从考察。不过，家中确实有人亲共甚至参加共产党，一个共产党人是母亲的哥哥，即怀谷的舅舅，后来在战场上牺牲，是共产党的烈士；另一个虽非共产党党员却也亲共的是祖父的妹夫，即怀谷的姑爷爷，怀谷仅在1949年见过一次，那时，怀谷正准备去台湾，姑爷爷还加以万般阻挠。不过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身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久为国民党中将的大姑丈李正，却也于1949年在国民党高级将领、醴陵同乡好友程潜的影响下在武汉率部起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去世后，祖父没有儿子养老送终了，很是难过，于是有心要领养一个儿子，但遭到祖母和母亲的合力抵抗，因为祖母和母亲都怕将来祖父的家业财产由于养子而外流。争论的结果是让母亲再领养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由怀谷担保移民至美国的大弟弟。不仅母亲将之视为己出，全家人也把这个弟弟当作亲生骨肉一般。

母亲娘家姓陈，单名一个蓉字, 生于1916年，逝于1961年。短短45年的人生， 母亲经历了从富贵快乐到压抑寂寞到贫穷并遭人唾弃的各种体验。怀谷胞弟的夭折，使母亲尝到年轻丧子的剧痛，父亲的早逝，又使母亲21岁就成为寡妇。封建社会、封建家庭对一个年轻寡妇的禁锢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母亲娘家有兄弟姊妹八个，家境虽不能与夫家相提并论，但也比较富裕，所以也念过一些书。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和父亲生活的几年。那几年，父亲带着母亲去过不少地方，南京、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让母亲的眼界大开。那时候，家里除了长工，还有保姆，更有父亲的爱护，母亲又连生两个儿子，生活是顺意富贵的， 回娘家，都是坐着轿子风风光光的。可惜好景不长，小儿子溺水夭折、丈夫被伤寒夺去生命，母亲不仅在精神和情感上受到猛烈的打击，生活中也从少奶奶的地位落到和丫鬟保姆一般的情形。再回娘家，只有单轮土车了；及至更后些时候，什么车都没有了，只好骑马；再后来，连马也没有骑的了，只有以步当车。造成这种情形的第一个原因是，家里素来由祖母当家，一般轮不到母亲说话；其次，父亲去世后，母亲便失去了保护伞，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没有了保障；再者，陈家家境渐衰，原来家里的一切有保姆打理，现在许许多多的家务都落到了母亲的身上。怀谷还清晰地记得母亲切麻、纺布、纳鞋底、做饭、调猪苕的情景。怀谷在离家较远的斯陶中学（现在的醴陵八中）读书时, 学校规定学生只能周日回家。怀谷打小在家里受宠做“小少爷”，如今离家这么远自然不太适应，想家想的厉害, 于是和同学们“取巧”——周六子时以后就算周日了吧，就可以回家了吧。因此他和一群同学往往在周六的深更半夜往家赶, 既不违反校规又能早点到家。怀谷这样回到家里时通常天都没亮，可是母亲却已经起床多时在操持家务了。周日的一天, 母亲好象是专为儿子忙的, 她一会儿在给儿子准备吃的，一会儿又在给儿子准备返校时要带的东西，生怕儿子缺衣少食的。怀谷的记忆中, 母亲总是这样忙忙碌碌的。

当然，对母亲来说，身体的累是可以承受的，心灵的寂寞却是难忍的。何况有过和父亲如胶似漆的甜蜜美好生活，母亲年轻蓬勃的身体犹如被突然捆绑禁锢起来，个中滋味大概非痛苦二字可形容。名家贵妇红杏出墙，通常会被美化成风流韵事甚或爱情佳话，可是一个普通封建家庭的年轻寡妇若是不“安分守己” 、恪守妇道，并且埋葬常人的欲念，则是大逆不道、会遭人唾弃的。母亲很爱自己的儿子和养子，还一直想要个女儿，可是再嫁是绝对不容许的。母亲试过在怀谷的表妹中领养一个女儿，无奈几个表妹都让不谙世事、性情乖僻又被家人宠坏的小怀谷撵走，后来母亲看到一个叫花子女孩，怜之惜之，欲收留作女儿，却也因为怀谷捣乱、只得把女孩儿送回去。对许多人来说，这样孤家寡人的日子过惯了，也许就习以为常、向命运屈服了，可母亲偏偏又见过一些世面，不甘从此凋零。于是，母亲越轨了。若用现代的观点来看，母亲其实是一个“斗士”，一个不甘于沉没、敢于向命运抗争、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斗士”。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何尝不要感谢母亲这类的先行者！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当时社会习俗中的大户人家，这是何等不齿的事情！何等让家人蒙羞的不端品行！母亲在家里的地位更低了，素与母亲不和的二姑妈对母亲更是变本加厉、不屑一顾了，众表亲们对母亲则是微词不断、大有不敬了。可怜的母亲，成了任人白眼、唾弃的对象。母亲后来一直没有再嫁，但却生了两个孩子，妹妹的出生，怀谷是知道的，幼弟的存在，怀谷却一直到八十年代、母亲去世二十多年后才知晓。就是这个幼弟，因为没在怀谷七十年代入籍美国时的登记表上加以记录，怀谷一直无法说服美国移民局，不能将他和其他弟妹一起移民美国，很是遗憾。

怀谷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1949年去台湾的前夕。母亲以自己的见识，对临别的儿子说：“孩子，以后的路要自己走稳了。最好不要做官做兵，那些行当太危险；还是邮政、银行好，轻松、干净，还是铁饭碗。”可见，母亲对上一辈执着的“升官发财”理念也并不认同，只想让儿子做一个幸福的平凡人。自此，母子俩天各一方，因为中国的那一段特定历史，此生再也无缘相见。

据在母亲身边的弟妹们讲，母亲是受过不少罪的。时局和家境都不好时，母亲甚至出外要过饭。解放前，母亲因为所谓的“不端品行”被自己众亲友唾弃、瞧不起，解放后，则又因为夫家“地主”的阶级成份遭人侮辱。可能最令母亲难过的莫过于自己最小的儿子，因为他居然也骂她“地主婆”。据说有一次母亲是特意去给小儿子送文具的, 不想儿子不但不领情, 反而把母亲斥责一通。当然，一心想当村委书记的儿子处在那种癫狂的年代也是身不由己，但母亲受到的伤害却是无法弥补的。母亲在妹妹成婚三日后匆匆离世，终年仅45岁。那是1961年，怀谷被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派去缅甸，大陆的亲人还了无音讯；而中国大陆当时正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可以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可以想象柔弱的母亲在那种大背景中的无奈和无能为力。母亲去世后，仍然健在的祖父拒绝给她棺材，可见老人家对这个儿媳妇的成见、恼怒甚至愤恨。对于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棺是一件多么没有颜面的事情。后来大弟苦苦求情，祖父总算回心转意，母亲才入土为安。想到这些事情，怀谷心里揪心地痛。更让他难过的是，至今，醴陵乡间一些自己生活并不检点的亲友们，却仍在津津乐道于母亲的“丑事”，仿佛贬低母亲、嘲弄母亲能抬高他们自己、带给他们无尽的乐趣似的。怀谷无力扭转世俗的偏见以及人们的浅薄和不宽容甚至道貌岸然的虚伪，只有在心中悼念母亲的慈爱和勇敢。无数次，怀谷都在心里感叹：若是母亲再坚强一些、或者命再好一点，能活到今天，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应该都是能安享清福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