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骏废话：此文为几年前所拽的，自称为散文的东西。又屡教不改拿去参赛了。编辑倒也客客气气给了我22加元打发，发表在人地两生的新泽西某杂志上。此文像是我失散的孩子。
我的家，就在“这里”
称作故乡的地方，我家每代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
六岁那年，我随母亲从哈尔滨调到天津和父亲团聚，母亲说，这下咱们可有家了。不久我上了小学，不知不觉中淡忘了姥姥家，淡忘了以前的小伙伴，改变了口音。而记忆中，母亲总是很努力地，“学”做着天津人。蒸螃蟹，贴饽饽熬小鱼，锅巴菜，天津市井里的家常便饭，都是她从本地人那儿一点点看来，问来的，她甚至问我天津话的发音。母亲时而说天津物质丰富，天津交通发达，时而说天津人贪吃，懒，天津这，天津那。说起哈尔滨，她总是叹口气说：如果我不来天津，没准儿都当院长了。
相当长时间内，我一直认为，母亲是当院长的材料，而我自己，天津话说得多好，也不是天津人。
十八岁，我考上了母亲故乡的大学。临行前，她给我带了大量的日常用品，小到指甲刀钮扣。母亲不断和我念叨着，千万不要穿高跟鞋上街，哈尔滨的街道尽是石子路，容易崴脚。
到了哈尔滨，所见到的市场和天津没什么两样，街景比天津还要“洋气”些。在重点保护的历史街区走过几条石子路，其余的路和天津也没什么区别。哈尔滨，已不是母亲记忆中的故乡了。
眨眼间，二十年过去，再听不到母亲念叨天津，或哈尔滨怎样怎样。
英语说，History repeats itself，历史重复它自己。我同当年的母亲年龄相当时，移居到了这个叫作加拿大的地方。七年过去，我好像也在重复做着母亲初来乍到那时的所做所为。从烹调，到语言，到 “观念”，或多或少，或积极或不得以地调整着，变化着。身处新国家，生存压力，种种不适，由于文化的障碍又加以平方。好在，我继承了母亲的乐观向上，好在我也抓住了些好运气，一路走来，风风雨雨，也到了身心皆定居的稳定阶段了。
现在，我居然也在不断对比着天津和圣凯瑟琳斯这两个城市。唯一从没说过的是，如果在中国，我也许都当院长了。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或称几磅几盎司），到地球的哪个角落，怕也当不了“院长”一类吧。
我姥姥当年是从河北闯关东到哈尔滨的，儿时的印象中，她也说过“哈尔滨姑娘太蛮”之类的话，一两次。
很久以前读过一篇文章，说第一代移民，头三年说新住地好，第二个三年说原住地好，第三个三年又说新住地好，再以后默认了目前状况，就什么也不说了。
这说的，正是我们这祖孙三人。
而我家其他人，是什么也不说的那类。
我父亲原籍山东。他在北京上小学，在哈尔滨上中学大学，在天津工作生活至今。父亲很少说起过去。乡愁，似乎是他的字典里从未有的词。
我丈夫在山西大同长大。公婆是从太原毕业后分配到大同的。婆婆保守而节俭，从外貌到性格，在我眼里是地地道道的山西人。我听不懂丈夫一家人聊天的口音，婆婆说，是忻州老家方言。婆婆来加拿大探亲时我才得知，她竟是生于杭州的江南女子。早年随她的父亲转战南北时，婆婆还在香港上过小学。而她看电视里的广东话新闻时，却一句话也听不懂。
我父亲和我婆婆使我联想起加拿大的一位牙医。他十几岁从香港来到加拿大，现在三十出头，英语没有任何口音，动作表情很是本地化，不断地对我说“请”和“谢谢你的配合。”这些，不知是他有意学来的，还是在最容易受环境影响的年龄，“随风潜入夜”的？
以前，由于自然规律，蒙古的游牧民族无法守着故土，这个民族追逐水草丰盛的地方繁衍生息。我家也在代代迁徙着，没有老屋，没有祖坟。代代希冀着比上一辈过得好，代代追求着水肥草美。
我爱过天津人式的小日子；我有河北人山东人的憨厚和婆婆妈妈；我学了些山西人的勤俭和小心翼翼；我是两个华人女孩儿的母亲；我是用英语生存，用汉语思考的，文件上的加拿大公民。
白居易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不管是 “分配”年代的被动，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主动，诗人写下的这种坦然，我愿意理解为：心不漂泊时，有亲人的地方，就是家。
有时竟想，我的孩子们，将来会不会“移民”到火星上去？
（雅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