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作品之二：
两种海归，一种心情
（海星杯征文 / 作者 雅骏）
我有两家技术移民的中国朋友，觉得自己没在加拿大走入正轨，幸运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他们轻描淡写地回忆彷徨和起伏，更多的，却是说对曾经舍弃的生活的珍惜。他们内心不富戏剧性的大起大落，让我试着努力写清楚。
电话之父亚历山大·贝尔（ Alexander Graham Bell ）说：“当一扇门关闭了，另一扇门会为你打开。我们经常怀念和懊悔的却是那些关了的门，而看不到那些敞着的门。”（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door opens; but we so often look so long and so regretfully upon the closed door, that we do not see the ones which open for us. ）
人生，有时有很多门，花里胡哨地朝你敞开着。硬着头皮挑一个，进去之后走下去，殊途同归。你后悔没进入的那些门里面，也许不是你想象的那般美好。活在现在，最精彩。
这些是小潘对我说的话。说说简单，实际呢？
（一）小潘的海归：行了万里路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北方设计院，连椅子都没变。
小潘，一个正常的工科小伙子，大学毕业后在大设计院里设计画图。几年过去，得心应手的同时，也觉些倦怠枯燥，加上他认为领导发给的奖金比预想差之甚远，有了另谋高就的心思。被扑天盖地的移民公司宣传所感染，交了几年来的积蓄，考雅司免面试，经过不长的等待，小潘拿到了加拿大永久居民登陆纸。
小潘年过三十孑然一身，没有家庭的拖累，说走就走。在设计院潇洒地辞了职，在家人的祝福中飞往多伦多。
“我在国内等登陆纸的时候， 看过几个加拿大中文网，但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等着我，不身临其境，心里还是茫然。对于英语，除了考 雅司 的应试课文，没怎么弄过。天真地想，去了那边的水里泡着，语言会随着身份一道，自然而然变成加拿大人。至于吃苦，我有把子力气还能饿死？现在想想，那时候连张画过的图都没有抄到软盘上，真是傻等来着， 做的准备太少了，尤其是英语。 ”
刚落地，过去的同事已经帮 小潘 找了一间厨厕共用的小屋，互相离得不远。这使举目无亲的 他倍觉温暖 。
“谁刚来时没和别人‘同居’过呢？有热水洗澡，比在父母家的单元小屋舒服多了。我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有个窝就行。”
小潘生性乐观，像其他向往未来的新移民一样，各种证件办齐了，就开始专心找工。听讲座写简历改简历，把自己描述成绘图员的模样，向着目标的靶子大把出箭。落地不到两个月，发了几封信，十几封传真，二十多电子邮件。
还真让小潘投中了一标。与他联络工作面谈的工程公司远在百公里外的滑铁卢市。他查好了通勤火车 Go Train 的时刻表，又打电话磕磕巴巴地联系好当地出租车，清晨即起，西服革履地去应聘了。
“回头想想，那次真是天意，唯一一次掉下的馅饼，我就是没接着。工作面谈没成，原因太简单了，连人家问怎么画一条线，我都‘ Pardon ’了好几次。”
机会来得太快，小潘要准备要适应的事情太多，对英语还没培养起感情来。潜在的雇主觉得他在交流上还有发展余地。最后对他说的这句婉转的话，他却听懂了。
“进入加拿大，咱不说魁北克省，第一步关键的是什么，英语，英语，还是英语。如果我抓住了那次机会，现在就可能在哪个门里的壁炉边烤火了。我这可不是比喻。我爱拿门说事儿，是因为后来天天和门窗打交道。”
学子出身的小潘觉得要想找到理想工作，非得下一番功夫学英语不可。一面继续投简历，一面做了 LINC （ Language Instruction for New Comers ）英语班的全职学生。
成年人要掌握一门外语，除了死记硬背，不知道有没有人不需要环境、时间和语感，像按电钮一样，一下子就填到了肚里。据说梁启超先生在远渡日本的轮船上，用几个星期学通了日语。这可能真的是个美丽传说吧。
对于英语班，小潘开始新奇，渐渐又有了自己的看法。
“我奇怪班里怎么那么多女人。后来才知道她们有老公上班养家，她们把孩子往英语班里的托儿所一扔，就来班里聊天了。她们说的英语，比唱得都好听，在这儿混者，恐怕是为了免费的托儿所吧。如果她们去工作，就凭她们拼写和语法的文盲水平，挣的钱可能都不够交托儿费的。她们的英语不是‘学’来的，而是殖民地的产物。这和中国人能写不能说完全相反。 ”
和婆姨们没有共同语言，老师强调的拼写和语法又是他的强项；最重要的，来加拿大以来只见出钱不见入账。为了生存，上了几个星期英语课后，小潘决定到劳动人民中提高英语了。
在猎头公司的帮助下，小潘很快有了一份工厂里的体力工作，正式职称叫司机助理，就是把流水线上的门窗产品，和司机一道搬到车上，运到客户家里，安装调整好。工友们来自世界各地，大家彼此彼此，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小潘觉得虽然和别人交流还有困难，但已经不是被人居高临下挑着拣着的时候了。
“那个公司很大，有各种福利和劳保制度，我的文化程度是工友当中最高的。如果一直待下去，真说不准哪天机会就来了。”
后来说起这段时光，小潘还是恋恋不舍。这个他在加拿大唯一工作过的地方，不仅养活了他，而且使他接触了不同国家的文化，感受到了人作为群居动物的集体温暖。
“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前只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听过这些国家的名字，现在，它们的人民是我的工友，这些国家再也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或一小块了。我这几年认识的人，恐怕是那些盯着计算机的程序员们一辈子也接触不到的。不仅认识了他们，也曾经深入人家的生活。我觉得，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哪个民族都是人之初性本善的。”
小潘干活卖力气，对人实在，时间不长就有了哥们，英语也因自信而越说越利索。每当过节时，孤单的小潘竟是大家争抢的对象，好几个人邀请他到家里去。他经常带着工厂发的火鸡，同他师傅一大家子人，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饮食，庆祝加拿大的节日。有时，师傅夫妻去赴宴，把三个孩子交给他看着。没结婚的小潘同孩子们相处得竟也融洽。
“我吃他们的饭没啥问题，他们却从来不吃我的饭，尤其是木耳海带之类，说没见过这是什么。当然我的做饭手艺也不怎么地。”
小潘做饭不行，体格可是越来越棒，这都源于他天天的体力活动。爱好体育的他说：“原来天天摸鼠标键盘，打打篮球都全身发酸。我这几年不用上健身房，锻炼出了一身腱子肉。哎，就是看不到电视里的甲 A 联赛了。”
小潘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按说就此下去，他很快就会走向稳定。但是，事情没这么顺利。
“和大家相处得都很好，但总有点哪儿不对劲。首先感觉深刻的是看雅典奥运会。我熟悉的运动员、国旗国歌都看不到听不到了。见到的只有加拿大队如何如何。我熟悉的解说也换成了英语，我可怀念死了那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 ”
不对劲的，是文化差异。从强大的文化阵容里走来，即使心里想要适应新的一切，没有十年八年的脱胎换骨，短时期内大大小小的冲突，怕是少不了的。
不对劲的还有孤独。这种孤独，是缺少聊体育赛事的朋友，听不到了母亲的唠叨，深埋心中的理想工作没有回音，也是没有那个“特别的你”。
“我在国内耽误了婚姻大事。在加拿大交往范围更窄，从没见到过背景差不多的单身女子。留学生和我年龄差距太大，找异族白妹妹黑妹妹，可能不会有啥共同语言。”
在加拿大遇不到合适的，就托国内的亲人给找吧。
“求他们给找对象了，我却和我妈说不上话。总是我爸接电话，一会说我妈去亲戚家了，一会说她买菜去了。不知我妈都忙什么呢？”
终于物色到了条件相当的女孩。小潘父亲说：“回来相相亲吧，也让我们瞅瞅你瘦了没有。”
那时，小潘已在加拿大待了两年，过着新奇过后钟表般的平淡日子。他决定换换环境，先回国看看再说。
“工作辞了，房子退了，存款清了，好像一去不返似的。其实我是‘眼下没嘛’，来去自由。回国后和女孩相处也得有段时间，加拿大的房子和工作，回来接着找呗。我师傅很惋惜也很理解，让我回来后再去那里干活。”
最后一次去师傅家，小潘把他常用的电话卡送给了师傅，写着他在中国的宅电，连同国家号和地区号。孩子们见到小潘，想起了他教的几句中文，准确地冲他嚷嚷着“朋友！朋友！” ……
至此，小潘在加拿大的经历似没什么新奇，太多的人都能找到他的影子。之所以说他，更有下面的故事让我感叹：
回到那个没有热水供应也没有壁炉的家，一切一切让小潘 百感交集 。但是，他 归心似箭的家， 那个住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竟然从此完整不再。
小潘的母亲去世了。
我不愿触小潘的痛楚，没有细问他母亲的事，他说什么我就写下什么：
“她一年前就走了。我爸，我哥，都瞒着我。说我刚去加拿大，还没挣到钱呢，让我还是安心找工作吧。我怎么笨到一直就一点没发觉呢 …… ”
也许是孤单的父亲不愿小潘再离开，也许是和女孩相处得不错，他不想走了。他在电子邮件里写着：
“一不留神，我成海归了。听到熟悉的乡音，看到日新月异的景致，虽然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饭了，我却觉得中国这块饼是多么巨大。以前我只顾吃一头，没想到转过头来，它竟是这样有滋有味。”
望着随处可见的塔吊，小潘觉得在到处建设高楼大厦的中国，找一份结构工程师的工作，会比在加拿大容易得多。
小潘既像在加拿大那样看报纸发简历，又找到了人脉，与以前的组长、所长、老工程师联络。没想到，这一联系，小潘竟与过去的设计院破镜重圆。
北方市政设计院这几年翻天覆地。基础建设的迅猛发展，直接带来了泰山压顶的设计任务。组长正苦于招聘不到有一定经验的结构设计师，领导顺水推舟，同意小潘重新回到原来的组。
设计院大楼装修一新，计算机全部更换，周围的同事一个都没少。小潘虽然没了语言障碍，而对大家的问长问短，却只说：“我又回来了。”
那是一种近乡情怯吧。
反文化冲击是有的。马路上的人来车往，小贩的高声叫卖，他感觉到 “ 螺旋上升 ” 的亲切实在。
小潘除了真正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还感到会有超小康水平的经济实惠。据说去年组里人均奖金六万人民币。
“我不用拿六万，五万九就行。我曾经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转了一大圈才知道，我丢掉了什么。”
也许小潘将丢掉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他的家人，他新交的女朋友都极力反对他再回加拿大。
“ 对加拿大，除了几个工友，几双留在同事家的新鞋，其他，好像也没啥藕断丝连的了。”
我最近一次和小潘通话，他说正在准备考注册结构师，又不断加班画图，忙得和女朋友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看得出， 不管以后会怎样， 现在的小潘是过得踏实的。
“有意思的是，有几个同事转弯抹角地问我移民加拿大的事。我用自己的事儿告诉他们，第一，跳出原来的圈，失去的可不一定能找得回来了。第二，如果去意已决，早早的心理上往要投奔的地方靠靠。不要像少女怀孕似的茫然不知，等到生产了，才手忙脚乱知道艰难真相。看看英语原版片，到英语角找老外聊两句，上网深入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些都有利于初来乍到的立足。目前，我的家人、同事和失而复得的体面工作，就是我的氧气，以前没觉得他们的存在。现在才认识到，一刻都不能离开。”
“我找回了我的位置我的门，也希望人人都能看好自己的那扇门。”
愿小潘今后的日子，像他组装过的，现在正设计着的，崭新的铝合金门窗那样，闪闪发亮。
（二）黄燕儿的另一种海归：从奋斗有成的日本来，再回了日本
如果说小潘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海归故事，那对于黄燕儿，我想来想去只能说一句：生命，在于折腾。
黄燕儿 24 岁随留学的丈夫小柴去了日本。她是随着电视、社区活动和邻居学的日语。十几年后，她自称电视里说的每个字都听不错。
这可不是个美丽童话，黄燕儿确实有很强的学习认知能力。中国名牌大学硕士学位，留校助教。福利分房赶上了，职称评上了。各方面向上走的时候，义无反顾丢下这一切去投奔个未知数，这的确需要些勇气。
“什么勇气不勇气的，那时就是年轻气盛。对比当年的生活水平，出国当然是奔好日子去的。”
过上好日子以前的苦，黄燕儿和小柴也熬过来了。学成之后，小柴在大阪一家“铁构厂”找到了技术员的工作，每天衣冠楚楚挤地铁，上班下班早来晚走，淹没在一片男主外女主内的日本社会里。小柴的工作，照他说，如果日本不发生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他是可以老死在这家上千人的铁构厂的。
儿子的降生，使他们在异国他乡真正有了家。他们拿着中国护照，孩子也只有中国籍，但是妨碍不了对日本的全面认可。
“有了孩子，我的交往更多了。我和几个孩子小朋友的家长关系很好，还有几个经常打球的球友。有人都不知道我是中国人。小柴公司新来的同事，觉得他可能是来自日本哪个偏远地区，问过他，他的姓是不是源自日本通常的姓柴冈。”
黄燕儿说的，我有些怀疑。即使脸长得差不多，当地语言说得溜，但不暴露出过去的文化烙印，有点玄吧。
不过，小柴相当于十万加元的年薪，怎么说都是融入了当地主流。
平淡日子过久了，在蜜罐儿里也不会觉得甜。日复一日的相夫教子，使受“妇女能顶半边天”教育长大的黄燕儿渐渐觉得不平衡。偶然知道了技术移民加拿大的事，她觉得自己的条件绰绰有余，就以自己为主申请人，撺掇老公孩子一起加盟了。
“我想来加拿大，不是一拍脑袋就决定了的。第一：我学历不低，这么家庭妇女地混下去，怕自己废掉。邻居有原来做医生的，做画家的，有了孩子后没有女人出去工作，这是日本的风俗。上下班高峰的地铁里，你就见不到三四十岁的女人。第二：日本是个男系社会，而且男人都把工作置于老婆孩子之上。没人不加班加点的，就算工作没事，宁可打电脑游戏也不急着回家。这好像也是个风俗。第三：我们在日本待了十多年，可以加入日本国籍，日语叫归化。日本新《归化法》规定 , 加入日籍，必须有日本名字。我姓了一辈子黄，却要改成土肥原，大冢，野尻，这个我太不能接受了。”
我理解黄燕儿条条是道说的，想跳出日本的不好。但改姓的事，恰说明她还在认同着炎黄子孙的文化。
“加拿大是开放社会，多元文化，我一落地就有身份，能出去工作经济独立，也用不着改名换姓的。我满意的就是这些。当然去之前也要做很多准备。我在申请期间，花四千美元上了驾驶班拿到驾照，我觉得加拿大地广人稀的，人人都要会开车才行。”
黄燕儿积极准备着，但她忘了一点：日本的道路是左侧行驶，而加拿大是右侧行驶。她也不知道，在加拿大学全套驾驶，再笨的人两千美元也能拿下全部本子了。
终于一切搞定，锅碗瓢盆电器自行车各类细软打成包，随着集装箱飘洋过海了。似乎，就这么简单摆脱了过去。
丈夫小柴对于移民加拿大不感冒。他说好不容易进入了另一种文化，再要从零开始，人生的这般挑战太没理由，还是不接受为好。无奈，虽然他是养家的，却不是说了算的。
“先去看看再说吧。我攒了几周休假，糊里糊涂地就跟她来了。”
一落加拿大的地，一家人带着浓重的日本色彩。黄燕儿和儿子说话用日语；办各种证件时用“黄燕儿”的日式汉字签名；家电当然是日货；看到集装箱里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家当，黄燕儿连夸日本人的严谨工作态度。她对一张手纸，一块饼干都赞叹：日本什么都有。
我知道这些细节，因为是我陪着黄燕儿一家办证、取货、东跑西颠的。我理解她拿十几年前的中国和刚刚离开的日本相比。但是一落地就对加拿大没有好话，让我怀疑，她还没建立起重整旗鼓的信心。
“加拿大到处荒凉没个人影；电器扔到日本都没人捡；非得用电话公司的留言服务，连个答录机都买不到；服务态度真差；人既胖又蠢衣服土得掉渣； …… ”
小柴却不断赞美加拿大的自然环境，从不问怎样找工作，而讲些他在日本的辉煌业绩。看来他是以旅游的心情来的。
老公回日本了，留下足够的存款。黄燕儿没有生存压力，却让她不知先干什么好。一会儿想念书回炉，一会儿说好专业的学校在别的城市，没买车去不了；上社区学院吧，课程时间和孩子上下学冲突；找工作吧，力所能及的看孩子她没有证书，英日翻译的工作也找过，石陈大海，专业工作曲高和寡，报纸上就没见招聘的。
心没有到位时，奇迹是不会发生的。虽说老公不爱拿主意，但他不在身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又想做点事情，黄燕儿确实挺难的。
孩子适应得快，几个月下来已经和年龄相仿的小朋友打打闹闹了，英语也流利起来，就是好像有点日语口音。家里一如在日本的布置，墙上挂着根我早就见不到的鞭子，旁边有字：“爱的鞭子”。儿子躲着它走，我看得目瞪口呆：在加拿大孩子打不得，不知那“爱”在日本使用过没有。
我以为，时而矛盾时而坚定的黄燕儿，找到工作会是一个缺口，稳定后就能劝小柴过来了。可惜，这个缺口始终没有打开。
谁都有找不着北的时候，但如果两年都找不到，人的心境会变得怎样？
两年后，我再去拜访。黄燕儿脸上没了踌躇满志，还散发着轮胎味儿的汽车刚刚卖掉成交，没怎么用过的家具送了人，从日本带来的大小零碎，她姐姐从美国过来拉走了。曾经拥挤而整洁的小屋，如同热热闹闹演了场戏，曲终人也即散。
“我还是投降，回日本吧。这两年浪费的时间，悔得我肠子都青了。我可知道了什么叫沮丧 、抑郁和焦虑这些心理名词。 我既没去学，也没去干，可惜了我的英语和所谓技能的那点底子。就算在加拿大旅居了两年吧，长了点见识，孩子也掌握了一门语言。”
孩子很喜欢加拿大学校的愉快环境。离开日本时，因为妈妈把他的画片扔了而哭过，现在，又为要离开朝夕相处的小朋友而哭了。
黄燕儿和孩子行装简便地飞回了大阪郊外的那所公寓楼，那个默认了十多年的家。
两年的分离使夫妻重新珍视了彼此，黄燕儿再不提经济独立。“人不能和命争，入乡就要随俗。在日本做母亲不工作，就像去阿拉伯国家要带头巾一样。老公大男子主义就大男子主义吧，低人一等也就低他一等嘛。在日本我们算是熬出来的，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不久我们的大楼就要拆了，我们会得到一大笔搬迁费，能买一个更大的单元。有这样的好事，幸亏当时没有舍家撇业去加拿大。这两年我不在，家里乱得赶上狗窝了。现在，我想尽快帮孩子把日语拾起来，把该洗的洗了，该晒的晒了。就是说，只想老老实实过日子。”
也许日子过久了，谁都有生活在别处的想法。被外面的世界咬了一口，才知道孰轻孰重。
我自己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让我现在去加拿大别的省份，我都得考虑考虑了。要是举家迁往法国，或德国意大利等语言不通人地两生的地方，需要有多么大的吸引力，我才能走得动呢？
黄燕儿一家至今没入日本籍，始终是永居身份。三年之内再回加拿大，她和孩子的枫叶卡也许还能有效。
……
我的海归朋友们，你们现在的心情可好？梦见过加拿大的松鼠、红枫和漫天大雪了吗？是否听说，你们爱恨情仇的那个城市，又被评为了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