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心理扭曲——伊战老兵的戏剧化“谋杀”zt

战后心理扭曲——伊战老兵的戏剧化“谋杀”

2008年01月26日 青年参考　木文


１月２２日，美国《纽约时报》用很长的篇幅，报道了年轻的伊战老兵史密斯的故事。史密斯曾经是位虔诚的教徒，满怀为国效力的雄心壮志，然而，从伊拉克归国后，他像变了一个人，沉溺于烟酒，莫名其妙地将女友溺死在浴缸里……这位海军陆战队预备役军人的心理防线，被在伊拉克战争中噩梦般的经历彻底冲垮，患上了“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

　　史密斯患了病，是否就能因此逃过牢狱之灾？

　　美国伊战老兵的心理压力问题，一直是五角大楼挥之不去的阴影。据收治史密斯的医院知情人士透露，像史密斯这样有“战争精神创伤”的人，不在少数。

　　１．瞄准镜里出现的幻觉

　　２００３年底，美国海军陆战队２１岁的一等兵沃尔特·罗洛·史密斯从伊拉克战场回国。不久，他被派到弗吉尼亚州匡提科市接受射击教官课程培训。

　　在培训期间，史密斯将他在靶场上产生的幻觉告诉了Ｆ连（这支部队的绰号为“圣徒与恶人”）的一个战友：他一举起枪，透过瞄准镜望向远方，便开始全身颤抖。他看到的不是没有生命的目标，而是一幅幅伊拉克战争栩栩如生的画面。“汽车向我们开过来，嘈杂声、灰尘、妇女和儿童，还有我们丢下的尸体……”

　　一次，史密斯的手指刚碰到扳机，他就不由自主地呜咽起来，直到“冲着枪靶吼叫起来”。史密斯看上去万分苦闷，任由别人把他带走。不久，史密斯被诊断患上了“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ＰＴＳＤ），海军陆战队为他办理了退伍手续，把他送到退伍军人医院接受治疗。

　　按照犹他州图埃勒县检察官的说法，发生在靶场的这段插曲，其实就是第一面“红旗”（危险信号），史密斯的心理正在逐步走向崩溃。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２．“去伊拉克之前，我不会无缘无故夺人性命”

　　２００６年３月，史密斯的心理终于崩溃。他突然把魔爪伸向了女友尼科尔·玛丽·斯佩尔斯，将她溺死在浴缸中。令人不解的是，尼科尔当时并没有任何足以激怒史密斯的行为或话语，史密斯也没有杀害她的任何理由，况且他们还生下了一对年幼的双胞胎！

　　在退伍军人事务医院，史密斯承认了谋杀罪行，人们立即将他的罪行同伊拉克战争这一特殊背景联系起来。此案涉及的很多人，内心承受着巨大煎熬，他们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史密斯的战争创伤能够得到及时、彻底的治疗，悲剧还会发生吗？考虑到史密斯患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检察官甚至不愿将此案提交陪审团审议。

　　然而，被害人尼科尔的父母心中没有这样的疑问。他们把女儿的死看成是家庭暴力的牺牲品，与战争无关。

　　去年秋天，约翰·斯佩尔斯和波林·斯佩尔斯夫妇坐在卧室里，回忆起女儿生前的一幕幕。他们说，尼科尔是个害羞的姑娘、平面设计师、骄傲的准妈妈。在他们看来，作为本案的受害者，尼科尔受到了忽视。

　　约翰·斯佩尔斯尽量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放低声音说：“他们提到尼科尔，似乎她是个局外人。很多人把她的死当成反对战争的理由，似乎美国总统才是杀害尼科尔的凶手。但事实是，沃尔特杀害了尼科尔。战争可能是一个因素，但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或借口。”

　　出人意料的是，史密斯几乎完全认同约翰·斯佩尔斯的说法：“说实话，确实不能说‘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是我行凶的惟一原因。”他在牢房中淡淡地说，“我不想把这个当成借口，不想让人觉得我做了坏事却不敢承认。当然，我相信，在去伊拉克之前，我绝对不会这样无缘无故地夺去别人的生命。”

　　３．圆了参军梦的“幸运儿”

　　史密斯说，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自己并不符合海军陆战队员的标准，他参加过数学俱乐部、国际象棋俱乐部、乐队、唱诗班，但对竞赛和体育毫无兴趣。直到高中时，他才意识到，参军可能让他的命运有所改变。

　　２０００年初，史密斯报名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办的“新兵训练营”，并在“武装部队职业态度考试”中得了９９分，当时一位招兵的军官惊叹：“这小子太聪明了！”２００２年１月７日，史密斯接到了“参军动员”，成为Ｆ连的一名预备役军人。据他的一个战友介绍，史密斯当时很高兴，认为自己是幸运儿。

　　２００３年初，Ｆ连的预备役军人被部署到驻扎在科威特的陆战队第一师。接受了沙漠战训练后，伊拉克战争爆发，他们奉命开进伊拉克。向巴格达进军时，他们遭到了埋伏，史密斯表现得非常勇敢，一直冲在最前面。

　　史密斯发现，自己似乎正在走向地狱：爆炸声震天，各种枪弹向他们袭来。史密斯回忆说：“我感觉我们在参加一场射鸭子比赛，而我们就是那些鸭子。”

　　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伊拉克士兵劫持了几辆平民的车，逼他们驶向美军。史密斯他们顾不了许多，只要是向他们移动的东西，他们就必须冲着它猛烈开火。史密斯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幕：一位伊拉克人抱着５岁的儿子，竟然向他们冲过来。很快，儿子尖叫了一声，脑袋随即炸开了花，父亲也倒在了美军的阵地前。

　　这场战斗让这些预备役士兵的精神遭受了重大创伤。

　　４．戏剧化的“谋杀”

　　２００３年底，史密斯所在的部队回到美国。这些预备役士兵都按程序填写了一份关于心理状态的调查问卷，结果全都“正常”。两个月后，这些战友分了手，但仍然保持着联系。史密斯不久便去了匡提科受训，结果因病退役。

　　史密斯被迫退役后，感到很无助。让他遭受进一步打击的是，他那结婚２５年、已有１２个孩子的父母正在闹离婚。一位邮差描述了史密斯当时的状态：“从伊拉克回来后，他对生活已经没有多大兴趣，痛苦到想自杀的程度。”

　　史密斯几乎每天都做噩梦，老想起过去的事，有时还会出现幻觉。他服过安眠药，但不管用。他发现，只有两件事对他有帮助，一是喝酒，每天喝下１８到２４罐啤酒；二是扣动扳机。于是，他一下子给自己买了３支枪。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史密斯与父亲吵了架。此后，史密斯带上枪和２５发子弹，向山里走去。他打电话给好友留言，其中一位好友报了警。史密斯看到警察走近，竟然将子弹上膛。他说，他当时希望警察开枪把他打死。但警察没有开枪，而是把他带到了精神病医院。

　　２００４年秋，史密斯开始和女性约会。那年１１月，史密斯报警说，女友在睡觉，他突然产生了想杀死她的想法，希望警察把他送进医院。

　　２００５年５月，女友尼科尔为史密斯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他们搬了家，都在沃尔玛工作，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５日，史密斯和尼科尔共浴，史密斯突然抓住尼科尔的头发，狠狠将她的脑袋按进了充满水的浴缸里。此后，史密斯穿好衣服，带上两个孩子驾车到外地度假。在度假地，史密斯给家里打电话留言说，他将提前回家。

　　一天后，史密斯回到家中，把孩子放在床上，发现尼科尔泡在冷水里。他给她做了人工呼吸，然后拨打了报警电话。警察赶到后，没有发现死者死于他杀的任何证据。

　　此后，史密斯和尼科尔的父母一起抚养两个孩子。不久，史密斯认识了３４岁的女友泽勒尔，两个人很快住在了一起。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日，史密斯突然离家出走。他给泽勒尔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再也无法忍受。接下来，他去医院对医生说，他杀了人，也想自杀。

　　然而，除了史密斯自己的供述外，警方找不到他谋杀的任何证据。史密斯的律师为史密斯请了一位心理医生，这位医生后来表示，人的确是史密斯杀的，但他说不出任何动机。

　　最后，史密斯的认罪被认定为“有效”。去年１０月，在法庭上，史密斯说：“我做那件事，事先没有计划，我希望自己没有做这种事……现在，我只能说声对不起。我不希望得到宽大处理。幸运的是，我的孩子有两位老人照看。”

　　５．不幸的老兵　永远的难题

　　史密斯并不知道，他所在连队的战友中，至少有１０人也患上了“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史密斯的战友尼布雷得知史密斯杀死了女友后，气愤地表示，军方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为了国家，精神受了创伤，不该把他踢开，让他自己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美国伊战老兵的心理压力问题，一直是五角大楼挥之不去的阴影。据收治史密斯的医院的知情人士透露，像史密斯这样有“战争精神创伤”的人不在少数。

　　鉴于这一难堪的事实，美国五角大楼出台了《２００７心理凯夫拉尔行动》（凯夫拉尔是一种高强度纤维）计划。该计划提出，使用不同药物，避免士兵产生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心理问题。

　　据报道，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返回的美国军人中，三分之一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２００６年，６０００多名美国退伍军人自杀。英国退伍军人组织称，马岛战争结束之后，因心理问题自杀的士兵人数，甚至超过了在战争中死亡的士兵人数。俄罗斯士兵在车臣战争后也患上了“车臣综合症”。

　　华威大学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学系的理查德·阿尔德里克教授指出，几十年来，多个国家的政府忽略了战争对年轻士兵的负面影响。《２００７心理凯夫拉尔行动》计划的目的，不是要制造没有道德感的杀人机器，而是担心出现医学和社会问题，也反映了对退伍军人组织欲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的忧虑。

　　阿尔德里克教授强调，很少有士兵没有道德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士兵们其实也不想杀人，很多士兵之所以开枪，只是希望保护自己，而不是去消灭敌人。士兵们宁愿向远处的目标开枪，因为这样他们看不清目标的面孔，只有在面临“杀人或被杀”的抉择时，才会选择近距离射击。

　　对五角大楼来说，如何帮助士兵们克服“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综合症”，仍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