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京夫子
第七十九节 奉陪到底 周旋到死（下）
因之，周恩来活得真不轻松。用他晚年的话来说：半辈子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令周恩来最感痛苦的，莫过于一次又一次遵从毛泽东的旨意，修改国民经济计划指标。
他和他的助手们夜以继日，于一九五七年忙活了大半年，编制好了一九五八年开始执行的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亦已获得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可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一通劈头盖脑的批判，“二五计划”尚未执行，即胎死腹中，成为废纸一堆。
以钢铁生产指标为例。一九五七年钢铁产量为五百三十五万吨。为了不受毛泽东的指责，又不至于太离谱，周恩来咬了咬牙，把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指标调高至六百二十万吨。可是，到了全国开始疯狂大跃进的八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属下的冶金部也是一派昏头胀脑、大唱高调，吹成了九百万吨，无形中造了周恩来的反。周恩来又属右倾了。
毛泽东根本不知道钢铁生产需要些什幺原料、钢铁生产为何物，竟在会上睁着眼睛瞎指挥说：“干脆点吧！翻一番嘛。何必拖拖拉拉呢？搞一千一百万吨。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七亿人中需要多少钢啊？我看一人一吨，搞他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
接着毛泽东大气磅礴，胡吹海夸，甚幺“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啦，甚幺“三至七年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十五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甚幺“每个省拥有几百架飞机，每个乡两架飞机”啦，甚幺“搞一个地球委员会，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啦……
希特勒似的狂言浪语和歇斯底里的叫嚣，却赢得中共中央委员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一派法西斯似的癫狂。从此，钢铁不是出产在炼钢厂里，而是出产在“伟大领袖”的嘴里。结果是七亿人民齐上阵，全民炼钢煮铁，大面积破坏森林、破坏资源，直接损失中央财政的八百多亿元人民币。
粮食产量更是在毛泽东的斥责下一再提高。他要求粮食部门搞三万五千亿斤，实现全国吃饭不要钱。没有人告诉毛泽东不行，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他们也只是热烈鼓掌、坚决拥护，何惜国计民生？
而实际的粮食产量，一九五九年仅为四千亿斤，大饥荒的一九六O年只有二千八百亿斤，还不到计划指标的一个零头。结果紧急进口了五百万吨粮食度荒，全国饿死人口五千多万。
除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意见被罢了官之外，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以图自保。他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样，可以出卖天理良心，背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顺从一个领袖，从而保有自身的权柄和利益。为此，他们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都在所不惜，真是一群寡廉鲜耻、天良丧尽、人格全无的政客。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日子稍许好过一点的是三年大饥荒时期。毛泽东退居第二线，暂时不过问国民经济，周恩来从来就没有想过将毛泽东赶下台去，他已经做惯了小媳妇，胆识不足，且乏人合作。
毛泽东名曰退居第二线，但通过林彪牢牢控制住军队，通过康生、谢富治、王震牢牢控制住情报系统。要赶毛泽东下台，关键在于三个人物：一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是总书记邓小平，一是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
刘少奇唯毛泽东之命是从，他的国家主席的权力寄生在毛氏的党中央主席的胯下，又一味的讲究修养，甘当“二把手”。周恩来和刘少奇关系从来很疏淡，还相互防范着；
邓小平则学得越来越滑头了，每天除了批文件，开开会议，听听汇报，就是抽烟打桥牌。常常通宵达旦乐此不疲；且自井岗山时候起，邓小平就跟周恩来拉开了距离；
北京的彭真呢？眼下正在毛泽东面前走动最勤，红得发紫。庐山会议上，因为彭真在批彭德怀问题上的异常卖力，毛泽东舍其它政治局常委不顾，指定由彭真主持政治局会议，即是明证。
一九六二年之后，周恩来敏锐地感到，毛泽东对他的忌恨，已经转移到了刘少奇身上。他松了一口气。他等着刘少奇来赶毛泽东下台，或是毛泽东赶刘少奇下台，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他要小心翼翼地窥视、规避着党内这两只最大的老虎。
毛泽东虽然把刘少奇看作头号对手，却仍然不忘警戒他，捉弄他。最伤他颜面的一次是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开始的中共、日共两党会议。日共建议跟中共一起联合北韩、北越组成反美战线；中共则提出反美帝必须同时反苏修。结果谈不拢，不欢而散。
但日共的主张得到了北韩、北越两党的赞同，发表了联合公报。一九六六年三月，日共代表团从河内回到北京，中共由周恩来、彭真负责再与日共谈判。碍于兄弟之邦的北韩、北越的面子，也是出于国际统战的目的，周、彭二人代表中共做了妥协，不再坚持反美必须同时反修，拟好了两党联合声明。
在送别晚会上，周恩来讲了话，彭真讲了话，盛赞了两党会谈成功。但两党联合公报须在日共总书记宫本一行赴上海拜会了毛泽东之后才公开发表。
宫本一行到了上海。毛泽东一看联合公报就大为恼怒，提笔就加了反苏修的内容。否则，两党会谈就算破裂。宫本也是一条硬汉，表示不能接受他的修改，愤而率代表团回了日本。
毛泽东蛮横的地踢翻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日共总书记所达成的协议，可想而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格的羞辱和蔑视到了何种地步。真是人无人格，党无党格，国无国格。
一九六六年夏季，毛泽东调兵遣将，对北京市实行全面军事控制后，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初的布置是先打倒周恩来，然后再收拾刘少奇。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边遥控着北京的运动，命刘少奇、邓小平去发动对周恩来的批判。但刘、邓这时已经明白了唇亡齿寒的道理，不肯动手。
刘少奇甚至说：批判恩来同志，等毛泽东自己来办吧！毛泽东得知刘的这一意向后，老羞成怒，咬着牙齿说：好，回来就从你刘少奇身上办起！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刘少奇赶到火车站去接驾，毛泽东不与见面。晚上，通知政治局成员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开碰头会，竟然不准通知刘少奇与会。周恩来获知此事后大为吃惊，立即给刘少奇的中南海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周恩来只说了一句话：光美啊，请少奇同志保重身体。
毛泽东的文革铁拳虽然是砸在刘少奇、彭真头上，但周恩来的日子也不也越来越险恶了。首先是他的心爱的私人秘书许小阴被捕，因不愿揭发他而身亡；接着是他和邓颖超自井岗山一手抚养成人的烈士遗孤孙维世被江青投入牢房，被折磨致死，他的戏剧家女婿金山自杀；再接着是他未能保护下与他有着生死之谊的贺龙元帅的性命……
一九六六年冬天，心疲力竭的周恩来曾在人民大会堂晕倒，医生检查出他的心脏、心血管皆有患病。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打倒刘、邓之后，进而要收拾周恩来。周恩来避开正面攻击而竭尽全力跟毛泽东周旋。
也就在这时，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力军人对抗集团，其主要骨干是“三总四帅” 的元帅们。所谓“三总”，就是三位军人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所谓“四帅”，就是四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元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
他们的亲信部下大多为全国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即所谓的“二月逆流”案，也就是“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名义上是跟中央文革小组闹对抗，实际上是跟毛泽东、林彪闹对抗。“中央文革”的后台是毛泽东，“三总四帅”的后台是周恩来。毛泽东不能不有所顾忌了。他最信奉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权哲学，因之他最怕军人起来造他的反。
同年七月中旬，武汉军区爆发了逮捕中央文革大员谢福治、王力的兵变事件，更是一次实力军人对抗中央文革的坚定行动。事件虽然由周恩来出面平息下去了，但却使毛泽东感到来自周恩来的巨大威胁：虽然自己比较容易打倒了刘、邓、彭，要打倒周，却十分棘手。周恩来真是只老狐狸精啊。他借重实力军人来保全自己。弄得不好，是会引火烧身的……
但毛泽东整肃周恩来的决心并未动摇，只是要更为注重策略罢了。他指使中央文革去组织狂热的红卫兵来向其发难。中央文革的方针是：周恩来已患有心脏病，整不垮他，也要拖垮他，拖不跨他，也要累死他！当然，为着发动群众，必须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做理论依据，或称为锐利武器才成。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矛头直指周恩来及其国务院：南京新华社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甚幺了不起，你不革命就要革到你的头上来，为甚幺不准包围省市、报馆、国务院？……工作组撤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幺可怕吗？有些部长、报馆是谁掌握的？
毛泽东煽风点火之后，预料到北京将有更为激烈的红卫兵造反浪潮发生，又坐了他的专列，带上张毓凤，以及张春桥、杨成武、汪东兴等人南巡去了。他把周恩来留在北京，交给狂热的红卫兵去对付。北京街头贴出了一批“打倒大叛徒周恩来”、“揪出两面派周恩来”的大字报。
不久，在中央文革的幕后操纵下，北京市五十多万红卫兵包围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被包围在人民大会堂里。他发挥了他的谈判天才，跟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小将辩论了三天三晚。
在这三天三晚的时间里，除了人民大会堂警卫连还守卫着他，没有任何人来替他这个国务院总理解围，近在咫尺的北京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师、中央文革、中央军委都没有任何人出面。任由红卫兵轮番上阵与他舌战激辩……
直到第三天晚上，竟是他凭着自己的惊人毅力、韧劲，说服了红卫兵小将，撤除了对他的包围，让他回到中南海的家里……他总算熬过了文革中最危险的时刻。
周恩来拖不跨、累不死，据说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感到十分惊奇，十分欣赏周恩来顽强的生命毅力，要整垮周恩来，还真不容易弄呢，尤其是他身后站着一大批实力军人。
刘少奇的失败在于他的软弱，在于他的不抗争和听天由命，在于邓小平阵前倒戈和反水，自己被出卖了还蒙在鼓里，最为关键的一条，还在于他没有枪杆子在背后撑腰；周恩来的不败在于他的不屈不挠，在于实力军人的支持，在于他的政治智能和韧性战术，也在于刘少奇已经承受了运动的第一打击波。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周恩来退居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前三位是：主席毛泽东，唯一的副主席林彪，常委陈伯达。或许，毛泽东鉴于自己的接班人— —林彪系统的权力膨胀过快过大，而留下周恩来做缓冲，搞平衡。“九大”开过不久，毛泽东就与接班人林彪展开了新一轮权力决斗，周恩来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利用了毛泽东的多疑，来促成毛、林矛盾的激烈化。比如说，毛泽东找他谈工作、了解情况时，他只要不动声色地顺便提到：现在军队总参、总后、空军、海军，全部成了“四野”的人马，不大利于团结其它三个野战军的干部嘛；
我拥护主席、林副主席撤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决定，用军委办事组来代替。但叶群同志当军委办事组组长，指挥军队，搞成了一家子，恐怕不大妥当嘛！对林副主席也影响不好嘛！
再比如说，周恩来曾两面讨好地说：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亲手缔造的，林彪副统帅直接指挥的！这无疑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敏感的神经，加重了他对林彪的疑虑：甚幺意思？谁的发明？缔造者就不能直接指挥了？等等。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谋刺毛泽东失败之后，毛泽东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身体明显地垮了下来，党政军大权实际上落到了周恩来手里。周恩来立即抓住着历史性的契机，借了揭批林彪集团罪行，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的附件，转发给全国军民。
林氏在“纪要”中称毛泽东为：现代秦始皇，大独裁者，怀疑狂，迫害狂，他的副手、秘书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纪要”更指目毛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变相失业，“干部进五七干校”为变相劳改，城市职工几十年不长工资，乡下农民吃苦受累等等。
这正是周恩来反击、贬低毛泽东的最妙的一笔，且不担干系，不露痕迹。自此，毛泽东的种种神话开始破产，毛泽东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损害。
接着是中美恢复关系，促成尼克松访问北京的决策人是毛泽东，周恩来却当仁不让地做了大英雄。事后毛泽东对此十分光火。
一九七二年夏天，尼克松又访问苏联，与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威见面。周恩来让外交部给毛泽东呈送了“重要外事简报”。毛泽东在“重要外事简报”上批示道：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送，周恩来及其外交部，如果不改正，必然变修正。
这个批示不像批示、顺口溜不像顺口溜，打油诗不象打油诗的“最高指示”，已经没有从前那幺大的威力了，周恩来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此时的周恩来，身上已检查出了癌，但他一直拖了两年才入院手术治疗。
他比文革派棋高一着的是：他让叶剑英、徐向前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并让王震等人动员和劝说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出来工作，从而堵住了文革派权力接班的路。
毛泽东最后一次试图搞掉周恩来，是一九七四年春天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文革派的四员主将王、张、江、姚，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将“批林批孔”加上“批周公”。但这场运动首先受到了来自中共高级将领们的强烈抵制，人民群众也缺乏热情。
加上周恩来的癌症已进入晚期，被送进了医院。
而毛泽东本人也身患重病，进行大规模的整人斗争已力不从心。“批林批孔批周公”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地搞了半年，便虚应了故事，草草收兵了。
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饱受着癌症的折磨。先后动了三次手术。殊不知，他最痛苦的不时肉体，而是心灵深处。他为了顺从毛泽东，保全自己，出卖了多少原则？丧失了多少良知？甚至牺牲了多少人的性命？包括自己的养女孙维世，包括自己心爱的女秘书小许……
他身边的医护人员对他克制痛苦的毅力表示由衷地敬佩。有一天，大家要求跟他合影留念。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合影洗印出来了，大家要求他签名。一向亲切待人的他，竟然无比凄惶地说：签名可以，日后你们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啊……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清晨，周恩来最后一次本能地保护了自己。痛苦中，他呼唤着夫人邓颖超的小名：小超，诗词，给我毛主席诗词，读给我听，我听……说罢，他像一个伟大的演员，合上了痛苦的眼睛。
周恩来终年七十七岁。他一定去世得十分安祥：毛泽东没有能够打倒他，他却拖垮了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