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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舆
历史真相离我们太过遥远。现在，年纪大的早被洗脑，年纪轻的幼稚无知。在抗日问题上，现在的情况是：是非混淆，黑白颠倒！
周舆博客谨以此文揭示一些历史真相。全文共分四部分：
一、日本人为什么要支持“抗日”？——“两广事变”是一场打着“抗日”幌子的闹剧！
二、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完全出自张学良的自私和野心！
三、蒋介石为什么要忍辱负重？——蒋介石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四、中共到底为抗日做了多少贡献？——无话可说！
一、日本人为什么要支持“抗日”？——“两广事变”是一场打着“抗日”幌子的闹剧！
1、1936年只剩下两广军阀和红军在搞割据
1934年至1935年，蒋介石通过追剿红军，控制了原由军阀割据的云、贵、川三省。中国残存的军阀势力，只剩下了没了地盘的张学良、占据山西的阎锡山、占据广东的粤系军阀陈济棠以及占据广西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
张学良自弃东北，仰人鼻息，阎锡山地狭兵微，因此都还算听话，张氏更是乖乖地移兵陕西进剿红军。那时，不听话的只剩下财大气粗的两广军阀了，他们不愿意归附中央，一心要割据。
除此之外，最具潜力的反蒋势力其实还是中共和他们的三万红军。他们现在虽然被挤压在陕北一隅，但背后却有苏联的有力支持，稍得喘息，必然还是国民党的真正死敌。
2、两广军阀为了割据，接受日本援助，并与中共联络
为了继续割据，两广军阀达成联合。为了扩充军备，李宗仁还联络日本，从日本大量购置军火，并请日本派来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训练部队。同时，李还派出刘仲容与中共联络。可见，为了反蒋，军阀们既没有政治操守，更不顾民族大义，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奇怪！近代以来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只要被外国人看得起，都会极力争取外援。
其实，桂系与日本来往已久。早在1929年蒋桂战争桂系失败，“小诸葛”白崇禧就是被日本驻沪总领事抢先一步从轮船上救走，才避免蒋特登轮抓捕。
有趣的是，自“九一八”以来，所有破坏国家统一的势力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李宗仁的至交刘斐告戒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他们嘴上高喊抗日，私下里却无不干着最见不得人的勾当。
3、为割据而发动“两广事变”，陈济棠欲与日军夹击中央军
胡汉民是国民党最重要的元老之一，是30年代历次反蒋运动的核心人物和幕后黑手。但他于1936年5月突发脑溢血死亡，反蒋大旗由此倒了。蒋抓住时机，派孙科等赴穗吊唁，向陈济棠提出“消藩”的五项条件。（程思远：《政坛回忆》第7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济棠无法接受，决定举旗反蒋，并立即通知桂系，白崇禧随即赶到广州。
5月30日，陈济棠在欢送部下将领回防的晚宴上说：“友邦（日本）军方也已联系好了，答应派出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压力，使蒋腹背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两日后即宣布举兵反抗中央。对此，广州市社科院的钟卓安教授指出：“陈济棠说的抗日，幌子而已，其目的是要把矛盾指向蒋介石，而非日本”。（《陈济棠》）
白崇禧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对日本驻粤总领事说：“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
在这里，日本成了“友邦”，并且“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并预定“北上抗日”到武汉为止，接着“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可见他们“抗日”的真谛不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而已。而日本军方从事变开始到六月下旬共派遣军官100多人到粤军充当顾问指导作战！
4、日本为什么要积极援助两广军阀“抗日”？
“九一八”之后，日本采取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就是积极援助中国所有的反蒋势力，而桂系首当其冲。桂系的军火及军事技术都来自日本，土肥原、冈村宁次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自己也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李宗仁回忆录》，第683页）
1934年，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九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
日本军部卖力地支持各路反蒋势力“抗日”，当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日，因为他们很清楚谁是他们侵华的真正敌人，扶助一切阻碍中国统一的势力，会使他们的侵略事半功倍。因此，尽管两广军阀天天高喊抗日，但日本为了破坏中国统一以利其侵略中国，继续给两广以军事援助，并支持胡汉民联络中国所有反蒋军阀及其他反蒋势力！他们的目的是使中国分裂得越严重越好！
5、粤系桂系卖国以求荣
天上不会掉馅饼，日本的援助也不是白给的，两广军阀只能靠出卖国家的利益来换取日本的支持。1931年7月，汪精卫、李宗仁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赴日活动，企图在粤方分裂政府并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还允许“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对此，蒋一直认为，日本出兵东三省，源于粤方卖国。10月2日蒋在日记中写到道：“国事危急至此，对国内与中央肆行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是诚全无心肝矣！”即指此事。23日日记又记道：“粤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纵然化省为国，与倭夷攻守同盟以倾中央”；30日日记云：“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霸阻，而汪精卫、孙科则愿来合作，以不欲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九一八之后各地学生成千上万涌入南京请愿，甚至捣毁外交部，殴伤蔡元培等官员，蒋在11月25日日记中写道：“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蛊惑，故意捣乱，破坏政府，勾结日本、广东，人格丧失殆尽……胡逆汉民，其亡国之妖孽乎？”
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华北以牵制蒋介石兵力，使他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李兵力能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则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据李宗仁的参谋长张任民回忆，李宗仁当时默认了日本这一阴谋，土肥原因此从广州到了广西，并在与白崇禧商妥协议后，满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积极准备以“抗日救国”为名的反蒋军事行动。
6、“两广事变”因粤系军人的爱国而彻底失败
各路军阀头子为了私欲，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与日寇勾结，以求一逞。但中国军人是有爱国心的。当30名日本空军顾问被派到广州指导粤军空军作战时，引起空军将士极大愤慨。最后，连同空军司令黄光锐在内，全部空军都背叛了陈济棠投奔中央；这使拥有中国最强大的空军的陈济棠顿失支撑；其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军军长陈达都举事归附中央，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更早便辞职赴港；而他最嫡系的陈汉光师，也抗拒他叫投奔桂系的命令，宁愿接受余汉谋改编。（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二辑）由此，“两广事变”彻底失败。
事实上，除了“两广事变”，30年代的历次反蒋事件，如闽变(即另一支粤系部队19路军1934年搞的“福建事变”)、孙殿英西进等，都是联日反蒋。
7、历史真相其实很清楚，只是被故意“无视”
当年那些热闹非凡的“壮举”，其实都是假抗日，正倒蒋。而倒蒋也并非出于正义，而是出于割据自保的私心。他们为了维护武装割据，不惜借重日本人的援助，以阻挠国家统一，客观上都有利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对此是清楚的，对于这些所谓“抗日派”从内部破坏中国真正的抗日力量，他们欢迎还来不及呢！
这些史实均载于大陆官方公开出版的历史文件中，而大陆的“历史学家”们却视而不见。只因老毛当初赞颂过两广事“是值得庆幸的壮举”（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6册，第211页），大陆的“历史学家”们至今还在煞有介事地把粤军将士归附中央导致陈济棠垮台说成是蒋介石收买，这难道不是对那些爱国将士的肆意侮辱吗？
历史无可争辩地证明，两广军阀高喊“抗日救国”不过是宣传口号，卖国以求荣才是真实目标。
现在的一干小年轻一般不懂历史，更不懂中国历史的残酷逻辑，他们以为政治斗争象《汤姆和吉瑞》里的猫鼠之戏，以为各路军阀都象《还珠格格》里那个喜欢吹胡子瞪眼的皇帝那么“人性”，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军阀都不是吃素的，他们为了个人私利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这些岂是被洗了脑的40后、50后、60后以及脑子里一堆糨糊的70后、80后所能知道的？
下一节，我将再次说说张学良。
本节的主要资料可参见：《从两广事变看国人是如何表演“爱国”这出闹剧的？》以及中国社科院杨天石教授的《近代史探幽系列》等有关文章。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6年12月15日下午
军阀、中共和蒋介石到底谁在真抗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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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舆
最近发现，喜欢历史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很欣慰！
我是谁？我就是非著名历史学人——天津大叔周舆。
中国的大中学生在课堂上读到的历史，对史实的记载都非常简单，但一说到“真理”却言之凿凿犹如圣旨，绵绵不绝好象黄河。如，把吃人不吐骨头的明末流寇说成“农民起义”，对吃人魔王张献忠如何杀人只字不提，却记载他哪年哪月建立什么“大西”政权；又如，1934年红军从南方撤退，慌不择路、误头误撞地跑到陕北，却解释成因为“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他们不想打内战而要抗日了。1946年，“阶级矛盾”又上升了，又要“解放全中国”了。1953年，中国可怜的几家工厂竟然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又要“公私合营”，又要“社会主义改造”。1991年，“姓社姓资”又不争了，国有企业反到成了包袱，发展私有经济到成了灵丹妙药，十年间就制造出一个比解放前“官僚买办阶级”还要显赫的权贵阶层。读这样的历史，你不啼笑皆非也难。
周舆博客以后准备写一种不哭只笑的历史。怎么写，评书形式吧！
二、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可耻的自私与虚妄的野心
书归正传。话说，1936年6月两广军阀联日反蒋。一日，桂系头子李宗仁和粤系头子陈济棠正在广州得胜茶楼喝早茶，只听得楼梯处“蹬、蹬、蹬”脚步声起，二人赶紧闪目观瞧，只见上来一条大汉，身穿崭新的军衣军裤，手戴雪白手套，脚蹬甑亮的三接头皮鞋，肩膀上抗着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军衔，二人看罢吓得是嗫呆呆发愣！
要问来者何人？正是唤做民国第一傻的烟枪无敌御女无数荷花大少少帅张学良。
1、丢地盘四处飘零，张大少进退维谷
1931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老蒋的确不希望事态扩大，但谁也没想到张学良竟然一枪未放，带着东北军全部退到关内，让兵力单薄的日本军队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东三省。张学良之所以敢这样做，就是因为他还是一个军阀，既拥兵自重，又我行我素。
也许张学良觉得很委屈，你老蒋让我别扩大事态，但我怎么办？让日本人白打吗？好！既然你说不扩大事态，我走行吗？就这样，他玩了一个不抵抗，既不扩大事态，同时又保持了实力。按天津话讲，这就是脑子一热，又犯了一把“楞”。
尽管张学良由此落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但好歹还保有30万人马以及河北、热河（今承德、内蒙一部）两省的地盘，老蒋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1933年，张在长城抗战中，又把河北和热河给丢了，这次实在无话可说，只好灰溜溜地下野出国。（关于民国时代的“下野”，也可以专门说段书，其中也能看出许多道道来。这是后话，咱们按下不表。）
此后，东北军就由国民政府养着了。老蒋一看，这30万人也别白养呀，还是干点正事吧。于是，1934年2月张学良乃被老蒋从欧洲召回，当上了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率领东北军到华中剿共。但张学良基本没卖什么力气，东北军始终也只是二线部队。1935年中央红军兵进贵州，把王家烈的双枪兵打得不亦乐乎，这时老蒋想把张学良调到贵州。
东北军假如真的去了贵州，势必要与红军打硬仗，也可能与西南军阀火并，因此张学良死活不干，主动要求去陕西。那时，谁也没想到红军最终将落脚陕北，那时陕西还算太平，只有刘志丹的几千人在陕北闹腾，杨虎城因为要养寇自重才留着慢慢剿着玩。
张学良到陕甘本想以那里做为恢复势力的基地，而老蒋也是将计就计。因为他知道张学良既然不肯卖力剿共，华中重地也不能让他占着。陕西那里还有杨虎城的部队，一个东北虎，一个西北虎，二虎相争，谁不会坐大，要是掐起来更好！因此，张学良去了也就去，老蒋也就满口答应。
但想不到的是，红军最终竟然奇迹般地到了陕北。如此一来，命运又把张学良推到历史旋涡的中心。1935年10月，张学良被老蒋任命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负责剿灭剩下不多的红军。
事实上，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红军与军阀几乎都没有真正打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仗，因为在反蒋的大方向上，他们本来就是“战友”关系！长征初期，要是没有两广军阀网开一面让红军“借道”，红军可能到不了湘江就完了；长征中期，要是云南、四川军阀再稍微多卖点力气，红军很可能过不了大渡河！
现在，历史却把红军推到了军阀张学良面前，他该怎么办呢？
少帅的东北军没跟红军硬碰过，心里还真有点不服气。张学良心想，红军再怎么强，也只有3万人马，而我东北军就有30万，何况我还节制陕、甘、宁、绥的部队！这个时候，张少帅还想不起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那时，他要是真的可以剿灭红军，地位肯定立马看涨，恐怕可以躺着吃一辈子了。
因此，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一个主力军配合陕、甘、宁、绥等杂牌军共10多万人进剿红军。但他万没想到的是，几仗打下来，东北军竟然整整损失了三个师，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东北军几十年来也没有打过这样窝囊的仗，也从未遭受过如此重大的损失！少帅一下子傻了眼。更可气的是，老蒋竟然趁机取消了这三个师的番号，并立即减发军费。这个气，可是心高气傲的张少帅从来没有受过的。张少帅不得不想想别的辙了！
一般人不知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各个武装集团的背后都有外国势力撑腰。那时的军阀们其实都开放得很，也都“洋气”的很，你看看天津的小洋楼就知道了，有很多军阀们的公馆。他们特别注意“内引外联”，在幕后与外国势力、其他反蒋势力密切联络，只是历史书上一般不会写这些，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却至关重要。“西安事变”把这些桌子底下的事情暴了光，让老百姓开了眼，官史作者也不得不写上一笔，否则很难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事实上，“西安事变”无非是一次玩的比较明显的外力干预、军阀联合倒蒋事件而已。只不过以前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都是跟老蒋明枪明箭对着干，而这次却是一个第二代军阀突然狼性发作，玩了一把变脸的把戏。这次难得的“劫持”事件，依稀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影子，煞上好看。
官史记载，1936年4月，张学良亲自跑到肤施(延安) 与周恩来会谈，达成停战联合协议。193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致信张学良，请其向蒋介石转达互派代表谈判停止内战，中共愿意接受改编的意愿。
但那时，中共和红军在张学良眼里还只是他的一个棋子，他更看重的其实是中共的大哥——苏联。1933年，张学良下野出游，就曾想到苏联转转。但斯大林还没从中东路事件缓过劲，他可不会中国军阀今天死掐明天就称兄道弟的那一套，因此拒绝张入境。1935年8月，王明在苏联授意下发表了《八一宣言》，还狠狠地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说他是“败类”、“卖国贼”。
但到了1935年10月，情况变了。红军竟然开到了张学良的眼皮底下，中共的生死存亡与张少帅息息相关了。于是，苏联人对张少帅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苏联人极力拉拢他，红军到陕北不到一个月，苏联的外交官就多次拜访张少帅。而张学良本人也频频从西安飞到上海、南京去会见苏联人。
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的报告，这时张少帅的胃口很大，他想与中共建立反蒋同盟，并希望苏联给他大力支持。但是斯大林觉得张少帅未必靠谱，更不相信他有取代蒋的能力，一旦中国陷入内战，恐怕只能更有利于日本人，那样苏联可就陪大了。当年苏联也曾经支持冯玉祥从西北起兵，配合北伐军夹击吴佩孚。结果北伐到是胜利了，但蒋介石和冯玉祥却双双背叛了“革命”，都象躲避瘟神那样与苏联绝交了。
因此，苏联只是与张学良虚与委蛇，只想利用他帮助中共。苏联人让张学良直接与中共联系，其实是想给中共抬抬点。但张却以为，这样做只是因为与苏联外交官联系起来不太方便。于是，在1936年1月20日，少帅与中共进行了首次接触。
自然，中共现在也有自己的小算盘。苏联人总的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稳定，保证国民政府与中共联合，拖住日本。在这盘棋局中，张学良只是一颗小棋子。而毛泽东那时却想与张学良结成同盟，拉蒋下台。乱是不怕的，日本侵略中国也不怕，那样的局面都是中共所期望的，如此一来中共不仅没了被剿灭的危险，反而会在更大乱局中发展壮大。而1937年以后的局面，的确也验证了这一点。
但正当张学良跟苏联和中共度着“西北大联合”的蜜月之时，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来到了西安。他让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抉择，要不继续剿共，要不就调往福建、安徽。
事实上，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找不出拒绝的理由。因为，红军只剩下了三万，西安方面的国军就有三十万，而老蒋又调来三十万中央军云集函谷关外。按照老蒋的话说，剿灭红军就差最后五分钟了。张、杨没有理由拒绝剿共，即使要抗日也不差这五分钟；假如不想打，也可以，走人呀！张、杨实在没有别的选择了，必须从中选择一样。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书：2、入绝地后援不继，毛润之山穷水尽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6年12月18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