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叛变的中共党员“李青山"负责起草“张杨通电”ZT

西安事变时叛变的中共党员“李青山负责起草“张杨通电”

西安事变时叛变的中共党员负责起草“张杨通电”
电视连续剧《西安事变》已在央视八套播完了。这似乎可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剧”，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人。然而，剧中有一个角色很特别：他挂着少将衔，是张学良的“西北剿总”的高级官员；他常被称为“李主任”，但是哪个部门的“主任”却语焉不详，只知道他主管电讯机要和情报机构；他十分赞成张学良不愿打内战的想法以及捉蒋行动，但并非像其他东北军将领那样是因为丧失家园之痛；他精明强干，似乎深得各方重视，张学良对他几乎言听计从，军统头子戴笠也很希望与他“合作”，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爆发前的几个小时还特意召见他了解情况，并要他到南京去“帮我的忙”；“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表明态度的“八项通电”是他为主起草的。这位重要的人物名叫“李青山”，但在所有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中却都没有提到叫这样一个名字的人——莫非，这个人物是电视剧创作者虚构的？

其实，这位“李青山”在历史上也是实有其人的，电视剧主创人员虚构的只是他的名字。《西安事变》剧中的其他主要人物都“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唯独此人被隐去真姓名，这是因为电视剧主创人员们有难言的顾忌：此人在历史上曾是一个中共“叛徒”。

这位“李青山”真名黎天才。据网上有关资料称：黎天才“原名李渤海，山东省蓬莱县人。1919年在山东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夏入北京大学读书。1923年由何孟雄、高君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直晋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团北京地委委员，并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后调山东工作。1925年调回北京仍参加铁路总工会工作，编辑《工人周刊》、《铁路年鉴》。同年秋调至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1927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9月市委改组，任委员兼秘书处负责人。10月被捕叛变。……”由此可见，黎天才可谓中共老党员，职位也颇不低。

关于黎天才的“被捕叛变”，南京青年干部管理学院教师罗建发表于2003年第3期《抗日战争研究》上的《西京兵变与共产党的“叛徒”——西安事变前后的黎天才》一文中有较完整的表述：“1927年夏秋以后，‘左’的组织方针和工作方式给北方党组织造成新的损失，黎天才也于是年秋被张作霖部逮捕。刚入狱黎便遭受双重意外：外面的同志关系不肯搭救他，胡鄂公与杨度等还弃他南下；里面同案的新任市委书记王某很快出卖了他。加之当局动用酷刑，黎天才招认了。因黎天才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1。2万余字，为李大钊赏识，此报告后被北京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中，所以张作霖和杨宇霆识黎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训部任秘书兼宣传科长，从此他叛向奉系，替东北军效力。张学良继任后黎天才逐渐被重用，直到成为张倚重的心腹谋士。”不管是因“外面的同志关系不肯搭救”的刺激，还是受不得“当局动用酷刑”，反正黎天才没有做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且投入了被称为“最反动军阀”的奉系，“叛徒”的帽子他戴得并不冤枉。

从近年披露的有关史料可知，“西安事变”前后黎天才颇为“引人注目”：他担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少将副处长，“虽任副职，实为政训处的核心人物”；1936年夏张学良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时，他劝告张不要为“泄一朝之忿”而“鲁莽行动”，并为张出谋划策应付蒋介石；12月11日晚蒋介石专门召见他询问“张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干什么？”他全力为张学良辩护，并婉拒蒋的拉拢，而谈话结束几小时后捉蒋行动就开始了；“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负责整个行动的宣传工作”，起草并执笔完成了史称“救国八项主张”的“张杨通电”，“使西安事变在政治上立于不败”。——这些，在电视剧中的“李青山主任”身上都有所表现。

当然，电视剧不可能讲到黎天才——“李主任”——后来的人生遭际：12月29日，黎天才“代表西安三方赴京探视”被扣押的张学良，即遭拘禁。然而，虽然戴笠指控他“一、……担任西北政训处副处长，未能弭患于无形，有亏职守；二、双十二事变之前一日下午，蒙最高当局召见，曾受严厉申斥，翌日黎明即发生事变，渠颇有暗中鼓励之嫌”云云，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中也对他指名道姓进行斥责，但他只是被“严加管束”，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转至上海”“逐渐恢复自由”。抗战中他“留居上海”，“脱离政治”。抗战胜利后他“重新介入社会事务”：“1948年应周伟龙（后去台湾，以通共罪被处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顾问；是年秋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接触，工作积极无误；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党人员面见他的老关系、时任市政府秘书长的茅以升（桥梁专家），布置保证水、电、交通及保存档案等大事”。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留居上海”，“工作关系由市公安局转交华东联络局，数年间任某公司董事长，继为经理，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1955年5月他“被捕入狱，沪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实质是受潘汉年案株连，审讯的重点是同汪伪的关系”。他“1958年被判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死于狱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改判书的大意为：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对李渤海历史上的问题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重新审理判决，改为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见罗建：《西京兵变与共产党的“叛徒”——西安事变前后的黎天才》）黎天才人生经历的坎坷，与上个世纪的许多“革命者”大抵仿佛。

“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体系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在事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黎天才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排除在历史叙述之外。这不仅仅由于他是中共的“叛徒”，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他投入奉系后却又暗中加入了当时中共反对派组织“非常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北方非常委员会”。“西安事变”前后，黎天才的隐秘身份就是“北方非常委员会东北军支部”的领导人，当时的东北军中“北方非委”的成员颇不少，而有资料认为，黎天才等在张学良身边的“北方非委”成员的鼓动和支持对张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斯大林主义为主流的“革命”中，那些“反对派”组织——比如“托派”，以及这里谈到的“非常委员会”——往往被视为“更凶恶的敌人”，所以即便黎天才们对“革命”有“巨大贡献”也不能被公开认可。现在，新拍的电视连续剧《西安事变》中有了黎天才们比较“正面”的影子，这可以说是某种历史的进步。但是，黎天才却要改名“李青山”、“李主任”，其历史作用还不能充分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