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电力短缺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

水寒讨伐计生委（24）
从现在电力短缺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e-mail]

据香港大公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中国今年电力短缺，从年初出现征兆，到夏季迅速扩大，而且与往年不同，还罕见地延伸到冬季。以为已经告别了的缺电时代，没想到再度降临。“电老虎”重新发威，使人开始回头检查反思1998年以来的电力建设松懈的思潮。对于今年能源再度紧张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丹认为，这首先源于前几年电力建设的人为放缓，最典型的就是「三年不上火电」政策。据了解，在1997年以前，国内电力投资建设的规模，平均每年都在2000万千瓦以上，然而，到了1998年，由于判断错误，认为电力需求不再增长，当年开工规模陡然下降为1021万千瓦，1999年和2000年，更是进一步下跌，连续两年只有600万千瓦。经过「三年不上火电」之后，虽然电力投资建设开始恢复，但遗憾的是，其力度始终跟不上形势的要求。对于已经发芽和逐步扩大的电荒，决策人丝毫没有警惕。以至于2004年电力缺口大约3000万千瓦。现在开始的增加电力投资，预计数年后电力紧张问题将得到解决。

中国粮食问题也一样，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了1万亿斤的水平，实现了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跨越。各地粮食过剩，农民卖粮卖不出，到处出现粮仓过满和拒绝收农民粮食的现象。这种粮食的多年丰收给人以一种粮食已经不是问题了的假象。甚至中央领导也被这种假象所蒙蔽，中央“一号文件”也不再是农业问题了，2001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举行的“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情不自禁脱开讲稿感叹地说“粮食供过于求，每年有几百亿斤存在仓库里头，以至目前的粮食库存已达到5000亿斤。够了！中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吃饭问题！”全场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但是我国粮食产量自1998年以来连续多年呈现下滑态势，2000年粮食减产已成定局时，很多人还认为粮食减产不必忧虑，是好事。2003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9000亿斤以内，连续3年粮食产量低于消费量。2004年本届政府重新将中央“一号文件”恢复到农业问题，立竿见影，粮食生产开始恢复性增长。

要是上届政府能预料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也不至于有电力和粮食问题了。我不是说是前届政府故意不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术机构不能预测问题，我们政府有时候百密之中也有一疏。

中国经济就象一座坝，经过1979年前的几十年的不合理积累，水位已经太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将这个坝挖了口子，释放了一些原始的动力，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魄力，需要“胆子要大一点”的口号。八十年代中国经济还象用脚走路一样，“摸着石头过河”问题不大，大不了摔倒了爬起来。但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象开汽车了，马上要驶向高速公路了，要是还是要求“胆子要大一点”（很多官员腐败不是因为胆子太大了吗？），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问题就麻烦了，一不小心就会车毁人亡。这个时候中国需要的是策略，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科学规划国家长远发展。但从近年电力、粮食和艾滋病等问题来看，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班子研究国家长远规划，我们的有些政策也还象近年的流行语“活在当下”一样，没有考虑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电力问题、粮食问题都是短期就可以看出的问题，我们电力部门和学术机构都不能作出正确的预计。那么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政治、经济、国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赖于人口安全，以人为本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而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于33年前，作为基本国策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也已经22年了。我们都知道，33年前中国还在文革的高潮时期，22年前中国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探索阶段（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依据导弹控制论来的）。难道33年前的政策、22年前的政策比五年前的政策更有预见力？难道不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电力、粮食问题单纯，几年内就可以解决。鼓励生育可不这么简单，涉及到多种因素，诸如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心理、生育愿望，目前发达国家还没有成功摸索出提高生育率的方法。正因为人口问题的滞后性，人口问题更加要提前纠正，否且万劫不复。

我近年一直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发现中国人口问题非常严峻，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我完成了十几万字的人口方面的文章，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以及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分别发表了我的部分观点。我的人口论的主要内容(九万字)2004年11月16日刊登在《光明观察》周刊：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

老年化是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阻力。法国完成人口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这一过程花费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时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中国仅需18年左右。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认为是中国几十年来计划生育一个伟大成就，我认为是中国近百年的最大失误。

要维持人口稳定(相对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1970年代初，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很高(1971年数据显示是5.8)，人口压力当然大，食物短缺是个大问题，而当时又处于文革高潮，在经济仍然没有出现曙光的前提下，适当降低生育率是无奈但正确的做法。中国197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即一个家庭生育两、三个小孩。该政策效果显著，使中国妇女生育率从1971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5。

1980年代以来采取非常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这个政策（城市独生子女；农村头胎是女孩可以生二胎，一个半政策）在整个1980年代在农村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1）、1970年代允许生育两、三胎的政策比较符合人性，而1980年代以后的严厉生育政策违背了人性；
2）、19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恢复了传统的农村生产单干模式，集体经济（包括农村医疗机构）几乎完全没有，对生产力的需求，对养老的担心使得农民不得不超生。

幸亏因为1980年代的这些阻力，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能够维持在2.1的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没有破坏人口结构。但从城市角度看，人口结构是已经被破坏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农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开始出现民工潮，中国目前农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龄)有大约两亿(女工为多)，今后几年将上升到三亿，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9亿农民中除去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口，生育人口不过三、四亿，这三亿农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龄的农民，就是说生育年龄的农民大多进城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较差，而又面临与城市人口一样的消费水平，他们的生育愿望事实上很低。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近几年生育愿望下降更加迅速，最近上海资料显示上海生育愿望只有1.1了（意味着今后丁克家庭比例很高），虽没有全国性的资料，农村估计也难以达到1.8了。

从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农村1.8的生育愿望是可信的。日本1970年代中期还有2.0，现在只有1.29了；西班牙生育率从1975年的2.8下降到2003年的1.2。台湾、韩国、新加坡经济水平不过比中国早二十年，生育率只有1.3了。印度从1989年才开始经济改革，生育率也从70年代初的6.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2.8，不久将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

我在《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已经指出计生委80年代以来就没有掌握过真正的生育率资料，根本不采纳客观的生育率资料，计生委现在宣称的1.78的生育率资料是从教育部、卫生部借来的(专门抓老鼠的猫竟然要狗来教怎么抓老鼠)。事实上将七十年代以来的国家统计局和计生委历次调查的客观生育率资料直线回归，回归系数还是很高的(R2值超过0.9！)，说明客观资料是可靠的，1990年左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现在只有1.3左右了（比过去6.0的生育率危害还大）。也与两次生育愿望调查是相符的。

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和生育愿望，停止计划生育还不足以防止人口减少，现在独生子女夫妻未现二胎潮，部分人宁愿多养些宠物而不愿意养小孩。摇篮网最新的调查结果如下(供参考，http://www.yaolan.com)：
一个就够了 26.45% (3471人)
我想要两个 67.60% (8871人)
我想要更多 4.37% (573人)
我一个也不要 0.94% (123人)
我还没有想好 0.64% (84人)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自己也说：“希望有两个孩子的约占60％，希望生育3个及3个以上孩子的还有近10％”（http://www.39.net/HotSpecial/people/rkxz/24938.html）。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就算不计算不育人口的话，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8；既使不育人口（不孕、单身、丁克）只有15%的话（其实光不孕人口就占10-15%），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53。当然，停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会改变一些生育愿望，但不会增加太多，不采取鼓励措施的话，总和生育率难以达到1.8，更不用说2.1了。

考虑到单身人口的存在和显著上升的不孕人口比例，每位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妇女应该生育3个左右孩子才能使总和生育率达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农村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个，还有相当部分家庭需要四个才能防止人口减少。但现在农村愿意生育三、四个很少了。

由于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尤其是生育愿望不同，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人口政策来保持总和生育率在2.1的世代更替水平附近。20年前在生育愿望还在6左右的时候，需要采取比较严格的生育政策，如只允许两个左右（超生来抵消不育人口）；那么在现在农村生育愿望都难以达到1.8的情况下，要提高生育率到世代更替水平，就应该完全停止以控制人口增长为标志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改为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

发达国家都绞尽脑汁鼓励生育，新加坡准备拿出8亿元鼓励生育，俄罗斯是五年生三娃政府奖住房，德国政治家呼吁男人多过性生活提高生育率。日本卫生部计划年耗资2500亿日元(约21亿美元)，以促进日本的人口生育，给那些进行生育的夫妇每年10万日元的生育补贴，并把向儿童发放津贴的年龄限制从原来的6岁提高到9岁。美国能保持目前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其鼓励生育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基督教(美国信仰宗教的比例远比欧洲要高)鼓励生育、反堕胎的传统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在“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一文已经指出，中国人不是太能生育，而是太不能生育了。现代经济和福利制度都是与西方文化相关的，我们的文化与这些制度是没有连续性的，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这些制度下不堪一击。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中华文化圈的平均生育率比欧洲平均低，现在海外华人的生育率几乎是所在国最低的。

新加坡、日本、韩国的生育率均在1.3附近，实际生育率往往低于生育愿望（因为有不孕人口的存在，有些客观条件错过了生育季节），这些国家的生育愿望应该在1.5左右，相当于中国普通城市的水平，但比上海等大城市要高（上海只有1.1了）。因此从整体来说，中国平均生育愿望比这些国家要高。从我呼吁海外华人多生孩子所遇到的阻力看，中国政府要鼓励生孩子难度远比欧洲国家要大，但应该比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难度要小。

新加坡、日本有能力拿出高额财政来鼓励生育。中国现行分配制度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给多子女家庭提供补助，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生育率到更替水平，就必须改革现行分配制度。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社会学界公认的一个中等收入差距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应该在0.3到0.4之间。80年代初期我们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但现在社会学家认为我们现在的实际基尼系数应在0.45到0.5之间(在别的国家早就引起暴乱了)。中国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比1左右，上升到现在的4倍甚至6倍！美国总统年工资不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七倍，中国很多医生、教授年收入都比人均GDP高十几倍了，更不用说企业老总们了。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在政府财政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竟然还没有建立实名存款制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对真正的高收入者也几乎不起作用。

生育均匀化能最大程度利用民间资源（而不是国家财政）来培养小孩，而现实是大多数人只愿意生育两个孩子，这就需要另外一些人生育四个孩子。通过完善分配制度，鼓励生育均匀化，鼓励所有人生育三个孩子，比如生三胎（甚至四胎）医疗保险等给予优惠(在美国，有多个孩子的大家庭缴纳的的医疗保险与没有孩子家庭的一样多)，多个孩子都上大学免交很多学费(美国就这样)；而单身、丁克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就必须缴纳很高的税(发达国家都这样)，谁让你不为培养下一代劳动力付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增加到联合国所要求的占GDP的6% （现在只占2-3%，引起了联合国官员的愤怒），国家承担12年(高中)义务教育，优化高度教育结构，降低教育和医疗成本。要是国家实在担心农村少数超生的话，可以通过取消第五胎的优惠政策，让家庭觉得生育第五个的花费比生育前三、四个的花费要多出很多，生五个“不合算”、压力大。

由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太大，女孩比例太低，今后等这些孩子成人后，即使达到2.1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不足以阻止人口下降。因此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既然应该停止控制人口增长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而采纳鼓励生育的新政策。那么现行各级计生委部门就应该撤销。会砍树的不一定会种树，很可能习惯性地在树还没长好就又砍树了。

计生委法规司长于学军博士应该是计生委内部比较开明的官员，但也只敢提“允许生二胎”的保守观点（我不太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很理解他的难处）。《中国经营报》刊登一则题为《生二胎呼声渐高，专家建议推出过渡生育政策》的报道：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提出“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的观点。这个专家建议发表后，遭到人口学家的围攻，引发不少评论。一篇题为《不成熟的“专家建议”慎抛社会》的文章认为：在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国策问题上的建议，要慎重，否则既误导舆论，又动摇了基本国策的公信力，更会引发整个社会对国家计生政策的混乱认识。我很同意《中国青年报》童铁丁的《国策也是可以拿来讨论的》一文的观点：既然国策问题关乎国家根本，关系到国家和民生的现实和长远利益，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政策的科学性、严谨性与公信力，均依赖于民众的广泛参与。

有人认为我主张的全面停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改用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太极端了，没有考虑政策的连续性，政府难以下台阶。应该象学军博士提出的那样，先只允许二胎，从多生罚到少生奖过渡，这样较具有操作性。但计划生育影响的是国本，1990年就应该检讨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要是那时候慢慢放开，到现在鼓励生育，政策是有连续性的。既然计生委撒谎十几年了，要是还考虑为了政策连续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已经到了非下猛药的地步，就只好从多生罚到生三个奖的急剧过渡。残酷的现实已把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哪怕是2、3年都可能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要是从多生罚到多生不罚，几年后再过渡到少生罚，政策还算连续。但要是中间又来个滑稽的“少生奖”，政策就不连续了。今后政府肯定不可能也无力保证“少生奖”的，今后的舆论也不可能支持这种“少生奖”的（面对老年化的未来，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的反而能受奖，不滑稽吗？）。我就怀疑“少生奖”的建议就是利益部门想出来的为了防止国家取消计生委的。

我流泪看了最近出版的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http://book.sina.com.cn/nzt/1091002363_onlyone/）。据杨晓升引用的专家推算和统计，我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有40万—50万人，平均每天我国有40至50名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些家庭惨不忍睹！张维庆说的轻松：怎么解决他们的晚年生活问题，这是我们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关心，不关心那是我们政府的失职。“我们”指的是谁？张主任还期望活一百多岁？谁去解决今后四亿老年人的生活？今后政府怎么运转？ 我在《谁敢断言中国人口上限？》已经指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失误是对粮食和其他资源的认识停留在70年代的水平，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地人为制定人口上限，画地为牢，自我禁闭。既然中国不可能达到一个人口上限，为什么不为了缓解今后老年化而改变人口政策呢？

停止计划生育必然会有一个生育高峰，从目前的生育愿望来看，这个高峰不会太大，不要被这个高峰吓倒，既然现在养这个高峰没问题，就更没有必要担心今后了，这个高峰对今后政府来说是雪中送炭,并且是民族持续发展的宝贵潜力，从今后政府看，这个高峰越大越好。因此我们要赶抢这个高峰而不是避开这个高峰。比如说现在35岁到40岁这一群体，目前也基本只有再生育一个的生育愿望(平均达不到1.0)，等再生育的小孩30岁左右成家立业有经济能力时候，父母刚好退休，需要赡养，大大缓解他们哥哥或者姐姐的赡养压力。

再说要是考虑给政府的台阶下的话，就不会有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当时政策改变的算大、算快吧？但很快得到民众的拥护。

要是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大跃进”就不会在三年后马上停止，饿死的人更多。

再如去年SARS流行，几天前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还信誓旦旦说问题不严重，后面纸包不住火了，顾不上政策连续性了，顾不上政府的脸面，胡主席、温总理断然撤掉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亲临抗疫第一线，从政策连续性来看是不对的，但却得到国内外同声称赞，改变了很多国际人士对中国政治的看法。

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4年8月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接受采访说：我们的生育政策要稳定，就是现在不变。张维庆的讲话与2003年卫生部长张文康在SARS流行时的讲话又有什么两样？难道撒小谎的被撤职，撒大谎反而仍然像前任那样升迁？我改了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的诗的三个字，原文：山高路险心自宁，岁岁相似人不同，从容运筹国策史，正生人后留清名。改为：“山高路险心自宁，岁岁相似人不同，草率运筹国策史，正生人后留骂名”。

另外，正因为各人的执政方式不同，视野不同，执政理念不同，我们才需要防止领导终身制，才需要新领导的新思维。要是只考虑政策连续性的话，领导终身制更好。

老年化问题和艾滋病问题没有SARS那么急，但危害却大多了，足以威胁中国持续发展。前两届政府的历史功绩必将因为这两个问题而大打折扣。现任政府尽快解决这两个问题，对前两届政府也是负责的，将损失减少到最低，前两届政府的历史功绩就越大。现在的停电也是因为自1998年开始的中央决策失误，三年停止建电站。要是考虑政策连续性，现在也只能慢慢建电站了。前任领导肯定都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是非常希望现政府能尽快解决他们偶然疏忽所引起的问题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本届政府任重而道远！

要是考虑政策的连续性，考虑到撤销计生委会影响一个部门的很多职工利益，那么就等于整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被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挟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