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运临头
接到我同学的电话后，我心情沉重，但无法和任何人讲。因为北京市革委会刚刚发出《紧急通知》，称“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江青为镇压成功十分得意。张春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
但仍有群众不畏强暴， 4 月 6 日继续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有人在纪念碑栏杆上用笔写下：“敬爱的周总理，您的花圈在我们心里，谁也收不走！”“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聚集在天安门的群众，在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的倡议下，成立了“全国保卫周总理委员会”。
图1、清洗过后的广场（ZT）
4 月 7 日 ，天安门广场戒严了，有清洁车和洒水车在广场内打扫“卫生”。我对妻子说：“他们是在清洗血迹，消灭罪证。”
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 月 8 日 ，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文章说：“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图2、人民日报
我们这种从小受党的教育长大的青年，对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从来就是绝对的相信，无论报道什么重大事件，从不怀疑，坚决拥护。可是当报道的恰恰是你经历的事件，而且在歪曲事实时，心灵所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你没想到，全党批了好几年的林彪的 “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 著名论调，竟然依然是党和政府运用的手段。
在处里组织学习《人民日报》有关文章时，我再也抑制不住了，说：“这是歪曲事实，白天闹事的都走了，晚八点后在天安门全是路过的好奇群众，所谓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这些无辜群众，他们成了替罪羊。”
“你凭什么说人民日报歪曲事实？你根据什么讲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徒是无辜群众？你这是怀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处里唯一的非党员对我上纲上线，大帽子扣了下来。按规定，政治部宣传处成员必须是党员。这位非党员比我大一岁，是通过主任的关系从天津调来的，专业不对口，进不了业务处室，安插进我们处，成了主任的眼线。
我被逼得没有退路了，说：“ 5 日晚我确实去了天安门广场。报上讲 9 点半采取行动，我 9 点才离开，我当然有发言权。当时广场只有少量人，都是像我这样下班后去的，哪有什么‘ 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
全处 7 个人，处长没吭声（内心绝对相信我），扣帽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其他 4 人凭过去对我为人的了解，全都相信我讲的。老大姐张宏毅叹了一口气，说：“唉，老百姓就像只蚂蚁，说捏死就捏死。”悲愤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办公室，学习无法进行下去了。
我暴露了自己去天安门的事后，很快有人反映到主任那里，我被作为党员严重违犯纪律的反面典型上报到石油化工部。
紧接着，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清查反革命运动”，即追查“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 诗词、传单的制造者”的所谓“双追”。各单位都成立了 “双追”办公室，纷纷开大会、小会，动员人们交待、掲发、检举，要求每个人将清明节期间的活动交待清楚。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恶狠狠地说：“要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注意选择年龄大的要杀。”
没过几天，公安局就把我们 规划院机械厂贴标语的那 几个青年人逮捕了。我因曾为他们辩护而陷于被动。 院保卫处在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源头时，又追到我头上。没想到，当时追在我后面苦苦哀求着想看《总理遗言》的人，一遇风吹草动就把我给出卖了。保卫处找我谈话，我承认是我从天安门抄录并传给别人的。但我辩解说不知是假的。屋逢连阴偏漏雨，正当我“四面楚歌”时，又有人落井下石，把我抵制批邓的言行掲发出来。
毛泽东在 1974 年下半年至 1975 年初先后作过三条指示 ∶ 其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其二，希望社会安定。其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时机，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整顿和发展经济，并报毛泽东圈阅后以中央四号文件下发。下发文件时还特别注明“毛泽东圈阅”。
1975 年“批邓”开始后， 毛泽东出尔反尔，否定四号文件，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御用班子梁效在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在学习梁效的文章时，我提出两个“不理解”：第一，把主席的指示作为纲领，其中排首位的是“ 反修防修”，怎么就成了“ 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第二，既然是 “ 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又怎么理解当时毛主席的“ 圈阅”及下发？主席圈阅的意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是“不同意”，谁有这个胆量下发？为什么当时不制止？我们现在全被搞糊涂了，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过去和今后 主席“ 圈阅”下发的中央文件？
当时很多人附合我的疑问，领导也没说我的疑问有问题 。但形势一紧张，就都成了政治问题。
主任对我最恼火的是我竟然敢抵制“批邓”。主任让宣传处组织各研究室的支部书记办“批邓”学习班 。 各室的支部书记都是处级干部，本应领导出面。我们处长有想法，但又不能不执行领导指示，就把我推到了前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在学习班里，我变换方法，只组织学毛著，不学批邓文章；只谈学习体会乃至聊大天，不开批邓会，避免大家说违心的话。结果三天的学习班成了个形式。支部书记们轻松愉快，心领神会，学习班结束后，纷纷下到各油田出差，躲避风头，全院的“批邓”运功始终没能开展起来。
这几个问题合在一起，我成了规划研究院的重点人物。尽管申院长想保我，但在那个形势下，他也受到很大压力。政治部主任为了揪出我这个邓小平的“徒子徒孙”，除去政治部里的隐患，指示保卫处整我的黑材料并上报石油化工部。
但那时全国的清查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大多数单位的领导们本身就是那次事件的参与者，与广大群众的情感是一样的。他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护本单位参与事件的职工，不少单位对上面下达的清查工作顶着不办。原石油部的老领导余秋里、康世恩都是紧跟邓小平参与整顿的，是“四人帮”的眼中钉。余秋里对我送给他周总理照片一事印象深刻。部领导对我采取了保护态度，只是通知我父亲：“不要让你儿子给你惹麻烦。” 部领导打招呼后，我知道院 政治部主任把我告了。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我心情能好吗？后来主任指示宣传处，让我下到机械厂，名为蹲点，实为下放。
“四人帮”一倒台，我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1977 年石油化工系统开展路线对比、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活动中，我被树为反对“四人帮”、抵制“批邓”的代表，在全院大会上做了报告。
图3、揭批四人帮的宣传画（ZT）
１９７８年２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秘书处从各部委抽调 反对“四人帮”突出的党员到大会工作。石化部及在京直属单位几千人，只有两个名额，一个是经各单位推荐由部里选定的，另一位是我，是部里指定的（因为没有推荐我）。主任通知我去报到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推荐的是保卫处长，不知为什么部里点名让你去？”
她没想到的是，当年她向部里报送的“黑材料”，现在变成了我的“红材料”。还用再推荐吗？
狱中斗争
和我的处境相比，石油 机械厂那几位被捕的小 青年是极为悲惨的。出狱后，他们在全院大会上对 “四人帮” 的法西斯暴行进行了控诉，字字血，声声泪，全场一千多人，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被抓进拘留所后，首先要挨一顿 毒打。刑审室的四个房角站着四个凶神恶煞的警察，被带进去后，其中一个问：“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不知道。”一拳过来把受审的人打倒在地。接着被另一个警察提起来，再问同样的问题，再打倒在地，几个轮番下来，一般都挺不住了，说：“知道，我是现行反革命”，警察这才住手。
当时抓的人很多，监狱人满为患，公安局借用部队营房的地下室作临时牢房。一个二十平米的房间要关二十多人，人均不到一平米，只能坐着，无法躺下睡觉，也不放风活动，十几天后，人就虚弱的变了形。天气越来越热，不给水洗脸，更谈不上洗澡，几十人身上散发的恶臭让人感到猪狗不如，生不如死。
监狱方对这批“政治犯”千方百计地进行折磨，每人每天只给一茶缸水，让你渴不死，活受罪。大家把这水视为救命水，渴了，只喝一小口，就像电影《上甘岭》里的情节一样。谁要是一口气喝完了，这一天就会没水喝。有一个中学生抓进去后被打的精神失常，他流血过多，渴的要命，进到牢房后一口气就把水喝完了。到了下午，干渴难耐，向同屋的人苦苦哀求要水喝。有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想把自己的水给他倒点。被狱警发现，大声警告：“谁给他水喝，就断谁的水！”。谁都知道断水的结局是什么，求生的欲望使所有的人失去了勇气。那个中学生最后渴的跪在地上使劲用头撞地，满脸是血，大家拦都拦不住。最后，他不顾一切地抱起屋中间的尿桶大口大口地喝尿，目瞩此景的人无不掉下眼泪。
因为不是正规监狱，地下室顶端的小窗户全部被钉死，以防止犯人逃跑。进入夏天后，天气越来越热，在如此拥挤的情况下，不开窗户，其生存状况可想而知。大家实在忍无可忍，高呼口号抗议：“要热死人了！打开窗户！打开窗户！”“要求放风！要求放风！”有的青年高声质问：“国民党的监狱都放风，你们为什么不让放风？！”他们这一喊，引起了连锁反应，各牢房的喊声此起彼伏。十几个狱警气急败坏地冲进他们牢房，把喊得最凶的几个人抓了出去，一边勒令他们穿上棉衣，一边恶狠狠地说：“看你们谁还说热！”对不服从的，则拿棍棒往死里打，直到穿上棉衣为止。结果好几个穿棉衣的都热休克了。
7 月 28 日临晨，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监狱所在的楼房发生剧烈摇动，墙壁出现裂缝。所有的狱警全都跑道院子里，支起了帐篷，除了这批政治犯，整个楼里已没人敢住。这些年轻人不干了，带头呼口号：“我们也是人，我们要求住帐篷！”“要人权！要人权！”狱警气急败坏地冲进牢房，把喊口号的人抓出去，又打又踢，边打边说：“我让你要人权！我让你要人权！”直到被打的人说“我不要人权了”才住手。
虽然案子一直没有宣判，但从广播中听到批邓的调子是越来越高，大家普遍认为前途是凶多吉少，“中央文革”绝不会放过他们这批“政治犯”。特别是在这种精神、肉体的摧残和遥遥无期的拘禁下，许多人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了， 消息传到监狱，大家哭成一片。他们认为，主席健在时，还能镇得住“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现在总理、朱老总和主席相继去世，小平被打倒，真不知江青等人上台会不会对他们大开杀戒。没想到的是，“四人帮”很快倒台了。
10 月 6 日 ，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前辈和汪东兴的支持下，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考虑到各级政府、党组织都有他们的人，为防止他们捣乱，华国锋、叶剑英决定不采取逐级传达的办法，而是通过广播、电视直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逮捕四人帮的决定 。
图4、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法庭受审
同往常一样，晚上七点，监狱安排“政治犯”们看新闻联播，接受形势教育。当中央电视台播出“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时，不但被押人员震惊，狱警们也毫无思想准备，一瞬间空气凝住了，几秒钟后，欢呼声响彻天空。
“政治犯”们激动无比，大家手挽手地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 苦难的日子到头了，自己有救了！中国有救了！中国人民有救了！狱警先是不知所措，很快恢复了本性，挥舞着棍棒命令大家回到牢房。 没人理会狱警的命令、狂吼甚至抠打，大家的腰杆从来没有这样硬过。就这样他们唱了一个多钟头，直到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赶到，强行把他们押回各自的牢房。
“四人帮”倒台后，这批天安门的“政治犯”并没因反对过“四人帮”而被立即释放。在“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时代， “四五运动”还没平反，“文化大革命”还没被否定。公安部门给这批人又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押着不放。政治部主任还把海淀区公安局的负责人请来，向全院及机械厂的职工宣布这几个年青人“新的罪行”，如读黄色小说《红与黑》、偷听敌台《美国之音》、暗藏匕首准备暴动等等。
八个月后，警方通知我院政治部把这几个青年人领回去。警察在最后的训话中警告他们∶“这里（指监狱）的情况不能对任何人讲。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管谁上台，都要依靠我们。谁离了我们都不行。你们不要太得意，我们可以把你们放回去，也可以把你们再抓回来。”
机械厂决定用欢迎英雄的方式向这几个年轻人表示敬意，同时向专政机关表达抗议。厂政治处主任亲自带队，卡车上插着红旗，贴着“欢迎反 四人帮的英雄归来”等标语 ，敲锣打鼓去监狱接人。这几个年轻人，昂首挺胸像英雄般凯旋归来。
记住历史
1978 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给“四五清明风暴”平反。 11 月 15 日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1976 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且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四五运动” 的爆发绝非偶然。它是林彪事件以来，人民群众对极左思潮多年观察反省的结果。这场运动，集中地表现出人民群众对极左思潮的代表者 —— 江青集团的痛恨，同时也 蕴涵着对“文革”对毛泽东晚年所作所为的不满。这场运动的另一亮点，是 表现出人民群众对心中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者 —— 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怀念和呼唤。
这场运动从表面上看是在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实际上是民意在专制长期压制下的总爆发。当民间怨声载道，民意又能以适当的形式形成巨大声势时，就促进了领导集团高层的分化，推动一些人顺应民意，发动变革。“四五运动”为 1976 年 10 月抓捕“四人帮”打下了基础，也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曾说：“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平反“四五运动”，也同时推翻了某些领导人一贯的论调，即纠正过去的政治定论会导致社会动乱，使民心不稳。给“四五运动”平反的结果证明，新的领导人拨乱反正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缓和了社会的矛盾，使人民恢复了对执政党的信心。同时人民的思想解放了，积极性焕发了，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进一步创造出稳定的发展环境。
昔日被称为“鬼节”的清明节，现在已被列为中国的公众假期，成为名副其实的清明节。让我们永远记住 1976 年的清明节——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清明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