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文卖话生涯 ( 续 )
香港卖文为生之难，X当然深悉。可能因其深悉，旋又辗转介绍柞里子与New Asia-Yale in China Chinese Language Center的主任L见面。Chinese Language Center属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学院，不过，当时并不在大学校园内，而在九龙何文田山下不远处，两年后才迁往大学校园。Chinese Language Center既然名挂Yale in China，想必原本经由Yale University创办，当时是否仍与Yale University有任何关系，未曾打听。名曰“Chinese Language Center”，其实不过是一所特别的学校。下分两部分，一部分教授粤语，另一部分教授“国语”。港台人所谓的“国语”，也就是国内所谓的普通话。为何而特别？因为学生大都不是普通大学生。粤语部的学生以传教的修女、修士为主。普通话部以外交官、China Watcher、商人为主。外交官来自不同的国度，以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居多，却不包括美国，因当时美国外交官一律在台湾斯坦福语言中心接受中文培训。所谓China Watcher，清一色全部来自美国的大学。至于商人，则几乎全是日本人。
柞里子把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以及在北京商务出版的那本译作当砖头使用了一回。L主任见过之后说：我们这儿恰巧有个美国教授想找人聊聊北京的事儿，你来正好。柞里子就这么着以兼职助教的名义进了这所特别语言学校，专门教授高级会话，从而开始在香港的卖话生涯。
所谓高级会话，也就是一对一的随便谈谈。谈什么都可以，只要学生感兴趣就成。柞里子的第一位学生，是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那人长得五短三粗的身材，红红的脖子。来美国后，每逢听到redneck 这说法，就不禁同这一位发生联想。这人的中文很差，低级会话都办不来，更别说是高级会话了，上课时基本上是中英混杂。他告诉柞里子：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四人帮怎么下台的书，需要对北京城有点实感。所以，谈话的内容集中于对北京地理的介绍。他提出的问题经常是这么一类：人大会堂在天安门的北边？还是南边？当时柞里子听了暗自庆幸：幸亏这家伙不知道世间有种出版物叫“地图”，否则，柞里子这兼差可能就要泡汤了。来美国后才发现：原来美国不会看地图的人多如过江之鲫。
这红脖子教授的谈话课持续了大约三个月，暑假过后，教授打道回府，柞里子则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新生。人多了，自然记不清谁跟谁，更记不清谁先谁后。残存在记忆中的有这么几个：
Yale大学历史系的助教授，女。正在为永聘而忙着把她的博士论文扩展成书。书以湖北土改为专题。闲谈之中，柞里子提到“和平土改”这词，令女教授大吃一惊。她说：她是研究土改的专家，怎么没听见过这说法？柞里子问她：你怎么就知道你是土改专家？她说：她把当年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逐日看过。柞里子告诉她：除去湖北，中国不是还有别的省份么？她听了，一脸的狐疑。有一回，她谈起她的私生活，说她与丈夫分居两地，经常是找个中间地点解决幸福生活。柞里子问：怎么不搬到一起。她说：丈夫是个哲学家。这当然并不是理由，她肯定还有话要接着讲，不过被柞里子打断了。他死了？柞里子问。没有！她瞪大眼睛看着柞里子，认真做了一番否认。那么说，他就不是哲学家了。柞里子接着逗。她说：怎么不是？他是Georgetown 大学的哲学教授。柞里子告诉她：在中国，但凡是的能够被称之为“家”的，大都死了。哲学家尤其如此，大都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但凡还没死的，都不宜枉自尊大，称之为“家”。她听了这话，很着急地问：那怎么办？应该怎么称呼他？柞里子说：一个哲学教授么，也就是个搞哲学的。什么叫搞哲学的？她追问，显然没听见过这说法。
后来在来美国听Yale的朋友说，她就凭那本关于土改的书，拿到了永聘。虽然谁都知道同她一起竞争那个永聘职位的某男士比她水平高，可Yale历史系当时没有女教授，不给她，难免歧视女性之嫌。
德州某不见经传的大学政治学助教授，男，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芝加哥的博士，出自Tang Tsou之门，回国后即获永聘。柞里子孤陋寡闻，当时只知有邹鲁，并不曾听说过邹谠。问这位教授：你的导师究竟是姓Tang 名Tsou？ 还是姓Tsou名Tang？教授懵然不知。柞里子在北京时看过《出类拔萃之辈》，知道罗德斯奖学金得来不易，以为但凡获此奖者，都得如腊斯克一般飞黄腾达、官运亨通，没想到居然能见着一位。这人挺老实，多年前柞里子偶然留意到这人仍然在一所不入流的大学任教。
普林斯顿大学Woodrow Wilson School 助教授，男，当时也是在助教授任上的最后一年，回美后即获该校永聘。这人当时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他送了柞里子一本。书早已不知去向，书名也早已遗忘。只记得书中把上山下乡比做古希腊的成人仪式。柞里子看了大笑，告诉他：上山下乡其实不过是避免就业危机的手段，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云云，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教授听了，似乎不以为然。反正他那说法已经写到书里去了，白纸黑字，抹不掉。即使以为然，又能如何？自然是得不以为然了。不过，这人为人也挺好。后来普林斯顿聘请柞里子去代课一年，需要三封推荐信走过场，教授二话没说，立马写了一封，而且还做了一份副本给柞里子，以示其对柞里子的恭维不是当面的客气，的确写在推荐信里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三教授都是申请到研究经费，来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的经费的公开来源是福特基金会，也有人说其实来源于CIA。当时处在所谓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出钱支持一帮号称China Watcher的人来香港就近watch，不足为奇。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设在一所破旧的小楼里，距New Asia Yale in China Chinese Language Center很近。当时的研究所主任是个没拿到永聘的前助教授，谋到这份差事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人有个中国老婆，本人身材高大，近乎臃肿，老婆却小巧玲珑。两人为人都不错，尤其是老婆，绝无和番者大都具有的那股傲气。老婆也在这所中文学校教书，她把柞里子介绍给两位也在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观察中国，却不曾来中文学校就读的美国教授。两人都是搞社会学的，正合写一本有关中国当代社会的书，一人来自芝加哥大学，另一人来自密西根大学。
不言而喻，这两人结识柞里子的目的，在于询问中国的社会问题，比如户口制度、医疗保险、大中小学教育之类。都不是什么机密，应当是但凡从国内出来的，谁都知道的事儿。可据说他们采访了多人，皆不得要领，听了柞里子一席话方才茅塞顿开，于是而安排了一系列“高级会话”，令柞里子干瘪的钱包增添了几分油水。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
研究所中的 China Watc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