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纳粹灭亡，一名纳粹战犯讲过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孽难消。"这句话难道不同样也适用于共产党吗？
2007年8月，香港田园书屋出版了由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的《我与中共和柬共》。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使这本书具有特殊的价值。
周德高是柬埔寨华人，1932年出生于柬埔寨的贫困农村家庭，父亲是来自潮州的华工。从五十年代起，周德高就接受中共大使馆领导，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和很多柬共高级领导人有直接交往，并亲身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在1977年，周德高被召到北京汇报柬共内部情况，周德高表达了对柬共种族灭绝的批评，并且告诉中共柬共第四号人物苏品和越共暗通款曲的情报。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实行两个"凡是"，拒不接受周德高对柬共的正确批评，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波尔布特。中共担心柬共内部的反对派与越南合作，会打破它的战略安排，于是把苏品与越共暗中联系的情报转告了波尔布特。第二年，苏品就遭到波尔布特派人袭击负伤，自杀身亡。苏品的部属，以韩桑林为首，深知大祸临头，于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反抗波尔布特，失败后逃到越南。后来，越南军队在他们的配合下进攻柬埔寨，一举消灭了柬共政权。周德高对苏品有非常好的印象，他想不到他向中共提供的情报到头来竟害死了苏品。他更想不到的，另外也是合谋害死苏品的波尔布特和中共都想不到的是，苏品之死竟然引发了柬共上层的公开分裂并直接导致了越南的入侵和柬共政权的灭亡。在如此重大的事变中，周德高竟然无意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由此可见这本书的特殊意义。
周德高因为反对柬共的血腥屠杀而受到中共的猜忌，后来他退出了共产党，去了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定居。在沉默了二十多年后，他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和朱学渊先生合作写成此书。朱学渊文革前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80年来美，获物理学博士，其后转而经商，并从事文史研究以及时事评论，涉猎相当广泛。他写的有关民族 问题语言问题的论著，别开生面，饶有兴味。
读这本《我与中共和柬共》，令人感慨万端。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这批柬共领袖，大多出身于柬埔寨的比较富有的家庭，又在法国留学，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共产党，而且比原来本土的共产党还要激进。其间原因何在？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来到西方后，目睹西方的发达，故而对自己所属的阶级的落后与无能感到羞耻感到鄙视，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共产主义这套理论产生于西方同时又反西方，这就正好投合了他们既要学习西方又要维持民族骄傲的矛盾情结，所以正中下怀。从书中的记叙可以知道，波尔布特们之所以狂热地推行共产革命，倒并不是出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狂妄"，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的。他们更多的是出于野心的狂妄，一心想后来居上，创造人间奇迹，开辟历史新纪元。所以他们不但不把苏共那一套放在眼里，甚至对中共那一套都不大看得上。柬埔寨共产党搞的那一套比毛时代的中共，比四人帮还要激进，以至于毛泽东本人都要自叹弗如，对他们大加赞扬。
在各个共产国家中，柬共建立的柬埔寨民主共和国成立的最晚，灭亡的最早。柬共政权只有三年八个月的寿命，是共产国家中最短命的。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柬共政权并不是被本国的人民起来革命推翻的，而是被另一个共产国家越南用武力灭掉的。作者写道：“多少年后，国际上还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军是侵略军的舆论。 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两害权其轻'的原则，非但没有把越南军队当作侵略者，而且欢迎他们，感激他们，还带他们去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说过：‘如果越南人不对红色高棉发动进攻，那我们的人民就将永世地被那些野蛮的'翁卡'统治，永远当奴隶了。'"一个国家的人民，竟然欢迎外国军队侵略自己的国家，可见该国的统治者恶劣到什么程度，也可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应该是最高原则。这对于那些以民族主义者自命的人应当是很有教益的。
众所周知，柬共长期以来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柬共的得势完全是中共支持的结果，因此柬共的罪恶也就是中共的罪恶。后来，邓小平修正了毛时代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曾经对饱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努克表示道歉，但是对几百万柬埔寨人民，和几十万柬埔寨华侨，却没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直到79年初，越南军队攻打柬埔寨。 柬共政权摇摇欲坠，邓小平还以所谓"自卫反击战"的名义"教训"越南，力图挽救万恶的柬共政权。只是这场围魏救赵的所谓"自卫反击战"打得很不理想，柬共政权迅速灭亡，中共只好草草收兵；而随着中共军队的撤离，中共在越南的人员也就被对方一网打尽，全军覆没。我们知道，中共一贯过河拆桥，对那些为自己效过命的人都弃之如敝屣，着实令人齿冷。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当年，纳粹灭亡，一名纳粹战犯讲过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孽难消。"这句话难道不同样也适用于共产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