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社会在朝“散了就散了”方向发展？
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一种“散了就算了”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潮流，不仅小家如此，甚至要把国家也如此办理。在对此详述之前，先谈谈我理解的“和谐”和“自由”。这是两个对立的词：“和谐”就不“自由”，“自由”就不“和谐”，至少从形式上讲就是这样。延伸一步，自由社会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和谐社会就是要考虑到第二方、第三方的存在，考虑到相互的关系，因为单个的人谈不上和谐不和谐。
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不是缺少自由？中国有句老话——“宁拆一座庙，不毁一家亲”——说的就是一家人无论是打是骂也都要在一起。因此，“和谐”这个概念对每个个体来说就是不自由，要自由的话，散就散了呗。现实中，我们好像就是在向“散了就散了”的方向发展，离婚率越来越高就是一明证。过去有一种说法，婚姻是一个人学习成长的场所，婚前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别人相处，为什么打、为什么骂、为什么闹，婚后你经历了这一切，相处中双方有了矛盾了，各方面就来介入，这边是父母、那边是叔伯。正是在这种矛盾的过程、介入的过程中，你从一个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的小年轻，慢慢地就老成起来了。但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过程，因为我想离就离了。什么婚姻中的冲突和挫折转化成成长的助力，根本不用费这些劲儿，因为散就散了，下回不合适再离呗。其实，自由社会就是这样的逻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在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而是朝越来越自由的社会方向发展。
这种“散了就散了”的自由主义思想，不仅成了社会潮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政治潮流，要把国家“散了就散了”：小国寡民有啥不好呢？干嘛要几亿人捆在一起呢？这不是压抑人性么？我们要自由，干脆散了算了。
这样的潮流当然并非突然间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上要追求自由、追求解放，所有的崇高感、道德感、神圣感，都被当作一种束缚人的东西，都要解体。有人说我们没有看到和谐，只感到束缚。就像现在结婚的年轻人一样，都说要白头偕老，实际上第二天就开始打，因为他们已经学会自由的价值观念了，你让他和谐，就已经变成是压抑人性的东西了。
但客观上，人又确实处在一个相互关系当中，要是真散了，又能往哪去呢？说到底，不得不相处。你老想相忘于江湖，13亿人要真散了，都去相忘于江湖，有这么大的江湖可以让我们相忘么？于是我们认识到，客观上要在一起，不得不相濡以沫，因此当“和谐社会”一提出之后，一下子大街小巷全冒出这个词：“和谐学校”、“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和谐街道”。
二、在西方，自由后头有着基督教、法制的约束
和谐和自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核心概念。东方文化的核心概念就是和谐，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就是自由。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说的西方概念是指我们日常所理解和学习的西方，这是一个不含基督教价值观的西方。其实，西方社会对这套独立、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概念的约束恰恰就是基督教，是基督教把西方人捆在了一起。你说要独立，基督教就说你哪独立，你们都是上帝所牧的羊；你说你要平等，基督教说你们都是上帝的奴仆，你玩儿什么平等。正由于西方有了基督教这样一个价值体系，才对我们所熟悉的那套自由主义理念起到了一个平衡和约束作用。
然而，西方理念来到中国之后，除了独立、平等、自由、人权这套自由主义的理念外，其他的价值观念都一一被颠覆掉了。这种失去了任何其他力量平衡和约束的“自由”，必然跟“和谐”发生冲突。当然有人会说，西方社会就一定没有和谐么？和谐，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能说话。在我看来，这恰恰就是对“和谐”的自由主义解读。“和谐”是指相互要承担责任，如果相互争权力，那一定是冲突。人人都要说话，都要说自己的话，冲突有了，和谐有么？马英九说马英九的话，陈水扁说陈水扁的话，那的确是人人都能说话，也是人人都有饭吃，但台湾社会和谐么？不和谐！
其实，即使在西方，自由主义对基督教价值观的冲击和破坏也是非常强烈的。西方社会没有人人认同的价值观，有人信基督教，有人认同自由主义。宗教这个价值体系，是中世纪以来的价值体系，它认为人是有原罪的；而自由主义认为人是可以解放欲望的。虽然这两种价值观互相冲突，但也相互约束。当然，西方自由主义对基督教价值观的冲击和破坏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挑战基督教而兴起的。现在的西方，也不是和谐价值，基本态势也是自由主义进、基督教退。期间，自然也会有小波折。近期的小波折就是，基督教在进、自由主义在退，这是美国保守主义起作用的结果。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实际上是对自由主义不满意的一种思潮，布热津斯基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过一本书，叫《大失控与大混乱》,列出了美国20大危机，第一大危机就是“道德沦丧”。这源自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潮是跟道德相对立的，因为道德就意味着约束，道德就意味着超我，道德就意味着压抑人性，道德就意味着社会责任。一句话：道德是对自由的约束，所以要冲破道德。
我们还应看到，西方社会除了基督教之外，对自由还有第二重约束，也就是法律约束。只要法律允许的你就可以做，法律不允许的你就不能做。道德是约束不了的，因为没有道德法庭，没有人认道德。道德说“你是流氓”，你说“我是流氓我怕谁”，那就完啦。道德就怕遇到这种人，流氓是自由的，他不受道德约束，但他还得受法律约束。与西方相比，由于我们的法律不太健全，所以我们既没有道德约束也没有法律约束，就更乱套了。
但有法制就够了么？法也是人来操作的，执法者要是没有道德约束，法就等于没法。西方社会讲的是，法与法之间有一个制衡。可你得搞清楚啊，相互制衡的前提是，相互制衡者中至少有一个是有道德的，否则相互制衡很可能变成相互勾结。所以，在西方社会，即使普通民众可以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只受法律约束，不受别的约束，但若你去问问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敢说“我是没有道德的”么？他一定得说，“向上帝保证，我是公正执法”。所以说，我们的执法者至少应该向宪法宣誓，说“我是忠于宪法的、是忠于国家的”，但在现在的中国社会，这种忠诚感也在逐步被瓦解。最近的《色·戒》不就是这么回事儿么？一个说是民族大义，另一个说我这是人性需要。其实这还是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要求解放欲望的一个话题：什么忠诚、什么大义、什么爱国主义、什么道德，统统见鬼去吧!
三、西方自由型、知识型模式与东方和谐型、智慧型体制的比较
怎么给和谐社会一个解释？我注意到东西方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模式，西方是自由型的组织模式，东方是和谐型的组织模式。
以中医和西医为例。西医是自由型的组织模式，中医是和谐型的组织模式。西医可以比作一条医疗流水线，其中的部位分的特别细致，比如，鼻子、嘴巴、眼睛、牙齿、肠、胃、心脑血管，懂神经的不懂骨骼、懂骨骼的不懂血液、懂血液的不懂免疫系统、懂免疫系统的不懂鼻子、懂鼻子的不懂嘴巴。你到了一个西医的大医院里头，可能遇到很多专科大夫，但没有一个是懂人体内部的复杂联系的。在西方的医学体制下，每一个医生可能不懂人体，他们合起来就可以解决人体各部位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人体各器官之间复杂关联的问题。如果你得的是疑难杂症、病程比较长的那种病，西医就没有办法。
中医看一个病人，不分科而是整体地看：把人看成一个阴阳和谐的整体，阴阳不和谐他就生病。而西医没有阴阳概念，它把人理解成一部机器。进一步的思路就是，西医的医生可互换，你是眼科大夫，所有的眼科大夫都可互换，可互换的程度相当高。而中医的可互换程度就很差，中医有的是神医，有的是良医，有的是庸医，你换一个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差异就太大了。西医这个体制是高度标准化的，中医这个体制是很难标准化的。中医只有一套统一的理论，而没有一套统一的操作流程、工艺规范。
西医的这一套体制，渗透到西方的所有体制当中，比如说西方的政府，也是这种细分得很厉害的政府。细分之后，每个机构都可以变得很庞大，所以西方的政府是一种三权分立的大政府。同样，西方的学校教育，数学、物理、化学，分科分得很细。相比之下，中国原来的学校教学，文史哲经不分家，中国要培养的是一个整体型人才，西方要培养的是专科型人才。再比如军队，中国原来的军队是中下级军官都有相当大独立性的军队，西方的军队实际上是有一个参谋本部，然后下面都按照参谋本部制定的作战方案去作战。西方的军队实际上是一条流水线，中国军队不太像流水线，他处理得好，就像毛泽东那支军队，灵活性非常强；处理得不好，就是一个个小土皇帝。西方的军事体制下，军师旅团各级干部他做不了土皇帝，军长、师长其实都是体制里的操作工。
类似不同情形也可以在一家麦当劳和一家中餐馆找到。你到麦当劳的厨房里一看，会发现，这里没有厨师，只有操作工：有的人专门炸薯条、有的人专门炸鸡腿、有的人专门做汉堡，炸薯条的那个人其实既规定不了薯条的大小，也规定不了油温火候，他都是按照工作流程规范在操作。你要是不给他薯条，而是一堆粉丝，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他们合起来能给非常多的人同时供应大量标准化的餐饮，这个中餐馆做不到。中餐馆里有厨师，你给他千变万化的材料，他能做出千变万化的菜品，所有的工艺流程、操作规范都在他脑子里面。
西方经济有着一个发达的大脑，虽然每一家麦当劳的厨房都是流水线，但是麦当劳总部专门有机构天天在琢磨无数细节怎样分门别类的推进。这就是西方体制的好处：适合发展，适合技术的进步、财富的增长、知识的积累，能解决大量简单可复制的问题。中国体制则适合成长——心灵的丰富、人格的健全、智慧的圆融、社会的和谐。
而适合发展的另一面，就是人性的简单化、人格的单调化，没有智慧、只有知识，靠知识他就可以吃一辈子，其他的可以不管。在西方的流水线体制下，你要是20年、30年过来之后，一旦离开这个生产线，你也就被废掉了，因为你别的什么都不懂。但在中国的体制下，你不依赖于生产线，你有丰富的智慧，实际上是一通百通。一通百通要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讲，不就是浪费么：一个人干嘛要懂那么多？你懂杯子干嘛要懂盒子呢？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既懂杯子又懂盒子就是一种智慧。所谓智慧，就是以一御万、触类旁通、天不变道亦不变。
智慧具有恒久性，但知识经常要过时的。我昨天关于胃的知识是这样，今天关于胃的知识是那样，那昨天的知识就统统作废了。知识是经常需要更新的，智慧实际上不存在更新问题，只存在圆融问题、触类旁通问题。相比西方社会强调的知识就是力量，东方智慧强调的是人生的圆融、社会的和谐。正是在这个层面，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在日益西方化：没有智慧，只有知识。
同时，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专家型社会。什么叫专家型社会？我想麦当劳总部一定有薯条专家、汉堡专家、鸡腿专家，他们说什么，下面一定照办。自上而下具有专制性权力的叫专家——专门知识，专制权力。传统的中国社会不是这样的，讲究的是上下互动，你要不好我就不听你的了，可以经常性地讨价还价，西方恰恰是不可以讨价还价，西方社会有谁跟法律讨价还价？中国老百姓觉得法律不好，我就不理你了，我们总是说“于情、于理、于法”，到法是最后一个，你那个法要是不合情理，我就不执行。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它实际上面向的是和谐。西方社会情和理算什么，法才是一切！所以几个或者几百个法律专家制定了法律，全体人民都要执行，这种专制实际上中国社会是没有的。
总之，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化了，但我们的西方化恰恰只是形式，不是实质。讲自由只是形式自由，不是实质自由。形式自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质自由是我想干成什么就干成什么。总统拥有的是实质自由，他想干成什么就干成什么，乞丐拥有的是形式自由，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实质自由一定是要掌握规律，不仅要掌握自然规律，更重要的是掌握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有没有一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类社会？其实是没有的。既然没有，你这个自由观念就是一个小孩子，你这个西方文明观念在我这么看来整个儿就是一个幼儿班的文明。
四、价值观转化与东方型全球化的可能
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西化了，价值观西化了，但是我们也越来越多地体会到这些西化带给我们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不好的。比如说人变得头脑简单、愚笨了，比如我们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冲突所困扰，有了物质、没有幸福。所以，实际上最可能发生调整的恰恰是价值观念。而且今天中国毕竟还有一个概念没有被冲破，就是国家概念，在这种情况下，等于自由主义还有一条底线没有冲破，所以中国价值观还有重新引领世界的可能性。
我一直批判全球化。全球化本身就是弱肉强食的过程。全球化有很多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这所有的全球化，都是西方型的全球化，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是强势的，这个强和弱就跟价值观的选择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有13亿人口，一旦我们的价值观发生转化，我们立刻就成为世界的强者，就有可能出现一种东方型的全球化。
那么，怎样才能重构我们今天的社会价值体系？有人说民族主义是不二之法。但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概念。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讲的是夷夏之辨：有道德有文明的，就是夏；没有的，就是夷。历史上，中国也没有公民这个概念，公民概念是跟民族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公民，就是我们内部是一个共同体，接受同一套制度约束，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至于公民共同体以外，就是野蛮社会，是可以杀的。由公民概念产生的爱国主义，对内爱的是我们的公民共同体，对外是杀戮、是战争。这就是公民概念内涵的两面性，但我们只知道公民概念对内部法律的遵守、承诺的履行、义务的承受，至于公民以外是什么、民族以外是什么，我们弄不清，也不太在乎，那是荒蛮之地啊，是随时可以杀戮的地方。正因为中国原来就没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民族概念，只讲夷夏之辨、天下大同，只讲道德，不论肤色、地域，所以中国传统的思想是非常大气的。对此，我相信民族主义者会说：你说的这些都过时了，现代社会到处是民族国家，你要是不变成民族国家你就会被别人吃掉，所以你也得武装到牙齿，把边境搞的结实了然后对外征战。这种民族主义对精神重构来讲，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在我来讲，至少是有些犹豫，觉得不现实：因为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强势国家，你接受民族国家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接受了民族国家间相互征战厮杀的概念。人家是强势的国家，你是一个弱势，你一旦接受了这个相互厮杀的概念，则你就死定了。
那么，不接受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你不是要受人欺负么？这倒不一定。夷夏之辨的观念，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外形上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可以有夷夏之辨，一旦这种思路成为共识，于我们无论外交还是内政都会非常主动。对外，我们不是侵略别人，而是教导别人、感化别人，引领这个世界向善；对内，我们如果能形成有道德有责任的共识，会有很强大的凝聚力，至少可以让世界上的强国不敢小瞧，这就很有可能去引领世界向善的潮流。
五、垄断型人际关系，新价值观的要害
走东方型的全球化道路，引领世界向善，如果只是停留在愿望上，只是空洞的好。具体要构筑在新价值观的基础上，而新价值观与垄断型人际关系大有关联。
我认为社会生活当中有两种人际关系，一种是可替代的，陌生人之间就是这种关系，我们去饭店吃饭，这家不好可以换一家，饭馆是可替换的。另外一种人际关系，比如说家庭的人际关系，发现儿子不好，你也不好换一个，这是垄断型的人际关系，相互垄断，谁也离不开谁。
在自由型的、相互可替代的人际关系之中，实行个人主义的原则没有太大的问题；在垄断型的关系之下，如果个人都是利己的，那问题非常严重。13亿中国人，走出来谁也不认识谁，只有几十个人、几个人是我们相互垄断的，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际关系看上去是竞争型的人际关系。但是不然，如果中国瓦解了，你会发现，一旦失去了强大的国家作后盾，单个的个体人，可能会在世界上像老鼠一样地到处流窜，被人看不起。你就会感觉到，这13亿人虽然相互不认识，实际上是相互垄断的，还是离不开。所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我们都被垄断了，不得不爱。在这过程中，我们就慢慢学会了爱，总是去思考我们的共同特征，思考我们的共同存在，逐渐变得相互之间有责任感，逐渐地就和谐了。
垄断这个词，可能不好听，但我就是要用这个词。垄断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词汇，自由主义者是反垄断的，有什么垄断他都要反，包括离婚，也是一种反垄断型人际关系。但是你把一切垄断型人际关系都反掉了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生活就没有一个平静的港湾存在了，到处是战斗。相反，一个垄断型人际关系存在之处，很可能是一个人一生意义所在、幸福所在、价值所在。当我们今天很多人要结婚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要进入一种垄断型的人际关系，他以为还可以用自由的方式去处理双方之间的问题，结果就是离婚率不断上升。如果懂得这是一种垄断型人际关系，懂得对对方的责任、关心、爱护，关系可能处得越来越好。爱恨情仇，都发生在垄断型人际关系之中，生活中离开了爱恨情仇，都平平淡淡，都相互可替代，那其实是一种忒没意思的生活，一种自由主义的生活。
所以，认识到我们一个国家13亿人口客观上有一层看上去不太强烈但是客观存在的相互垄断，甚至地球上的60亿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相互垄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全球温度升高，难道哪个人跑得出去么？地球环境不好了我们换个地球，行么？你换不了。2008年春节湖南一场大雪，长沙人觉得，唉哟，我们有共同的生活处境啊：贫的富的都在一起，谁也跑不出这场大雪啊。
我的体会是，人生之中有两大要素：一个是物质性要素，我们要车要房、彩电冰箱，这种物质追求特别容易让人去认同自由主义；另一个是亲情、爱情、友谊、信任，你要追求物质很可能把这些都抛弃掉了。一旦抛掉，你再去比较这两个哪个重要。你会发现，如果在亲情、友情、爱情都存在的情况下，物质生活相对简单你可以忍受；相反，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失去了亲情、友情、爱情，你看周围所有人都是敌人的时候，你会生活得很恐惧。也就是说，亲情、友情、爱情、信任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生活的阳光、空气、水，是最根本的要素，你现在为了得到冰箱彩电，把阳光空气都给破坏掉了，整个儿是得不偿失嘛！
所以，我对自由主义的反省，是在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层面上进行的。西方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物质财富的最大增长，这一定意味着与资源环境发生冲突。所以西方模式越优越，资源就越耗竭，环境就越恶化。有人说西方环境保护得好，其实恰恰是我们保护得不好，他们才能保护得好。他们把污染工厂迁到中国来，垃圾运到中国来，我们的环境当然就保护不好了。实际上今天中国环境这么糟糕，是西方实行环境沙文主义的必然后果，是西方体制不可克服的内在问题。相像中国未来的图景：东方价值体系加上西方处理技术、处理工业产品方面的合理性，这将是一个引人向善的可能的新世界。
作者：韩德强
作者：韩德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