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京西宾馆
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 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等。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没几天,围绕批判和揪斗肖华,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代表,公开点了总政主任肖华的名字,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当即总政就混乱起来,有人刷大字报要打倒肖华。周恩来马上出来辟谣,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江青紧张了,派人连夜把打倒肖华的大字报覆盖起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以为事情已经平息。
徐向前回忆,1月19日下午,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 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争论起来,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几个老帅认为不能,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认为军队不能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双方僵持不下,叶群说要发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稿子,念起来,内容是批判肖华,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陈伯达、江青也说了肖华许多坏话,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
徐向前以后说,接着几个人发言,都有发言稿,显然这次批肖,是事先预谋的,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因为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肖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
但是,会上又讲要在北京开万人批斗大会,给北京军区分配了参加人数。杨勇很为难,他知道肖华红小鬼出身,根本没有问题,战争年代,他们曾搭过伙计,一个团长,一个政委。虽然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却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杨勇常说,肖华有才气,他的《长征组歌》写得多好。杨勇被关起来后,加在杨勇头上的罪名就有一条支持了肖华作词的《长征组歌》的创作演出。可是,要调动部队参加万人批斗大会,又不能不布置,个人根本无从选择。
北京军区常委扩大会还没开完,消息走漏。当晚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连夜坐着卡车去肖华家,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抄了肖华的家。没抓到肖华,把肖华秘书李圭抓起来了,文件也搞走了。
肖华从后门走脱,跑到徐向前家。
可徐向前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肖华又转到傅钟那里,坐车去西山住下,才免遭揪斗。徐向前得知此事后,当晚责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
第二天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
江青到得很早,她故意问,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躲到哪里去了?
这时,肖华来了,说了昨晚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掉到地上。叶剑英也拍了桌子,他气愤地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
在2月15日、3月3日会议上,周恩来和老帅都严厉批评了冲击肖华、冲击总政、冲击军队的恶劣行为,明确提出要保肖华。
这以后成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二月逆流”。
但这与杨勇有什么关系?
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林冲卖刀,误入白虎堂。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总之,没有任何道理,杨勇被抓。
以后杨勇恢复自由,要找1月19日的记录本。但是, 记录本已经在抓杨勇的那天晚上就被上边收走了,杨得志那一天的笔记也被收走了。
杨勇被抓后,肖华没多久也被正式打倒。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事情就这样,两面全是刀。
这中间,有这么一件事,毛主席第六次还是第七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贺龙、杨勇、廖汉生都在,毛主席对杨勇说,你会搞阳谋,不会搞阴谋。回来的路上,杨勇问警卫员小孙,主席这话是什么意思?
小孙说我也搞不清,您跟罗瑞卿、贺龙都是工作关系。
在此之前,1966年夏天,天很热,海军学院副院长王晓到北京开会,他和老伴去看杨勇,好几年没见,自然聊得很热闹。那一天,正好王平夫妇也在。到杨勇和王平相继被打倒后,王晓的这次串门被说成是为杨勇和海军政委苏振华牵线,说杨勇把手伸到海军。一切都过去以后,王晓又见到了杨勇,说起这件事,说我不该去,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吃了很多苦头。
杨勇说,哎呀过去的事,不提他了,大家都一样。
1月中旬,杨勇从石家庄看地形回来, 正在京西宾馆思考华北地区军事演习的细节,他感觉到了可能大难临头,但又坚信自己不会大难临头。
造反派要揪副参谋长马卫华。马卫华正在北京医院住院,造反派问杨勇,杨勇没说。夜里10点多,司令部造反派押着副司令员肖文玖去揪马卫华,出了南营门。小孙对杨勇说,这事不大对头,你在主楼,我去看看动静。这天晚上,江青要来北京军区看大字报,杨勇走不了,怎么办?小孙说,穿上大衣,从后面到空军的雷达站去,躲开她。夜里12点10分,秘书找杨勇找不到,问小孙在哪?说总理在福建厅要找杨勇,3点要赶到。杨勇说,反正我没问题,绝对不能把马卫华推出来。 到夜里2点多,杨勇说走吧,小孙说怎么走,自己的车不敢动,从军区车队要个212吉普,去了人民大会堂,然后到了京西宾馆。
阴云越来越浓,搞不清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1月18日,被抓的前三天,杨勇早上起来,下楼吃饭。 杨勇在电梯里碰上几位将军,平常关系很好,见面总要开玩笑,这回人家理都没理,就当没看见。
杨勇吃了两口饭,上来,对小孙说,我绝对不反毛主席,我不是“三反分子”。
小孙说,司令员,我相信你。
这一天显得很长,平时不断的电话也没了,显得特别不正常。
杨勇很烦,吃饭也不吃,坐在那苦思苦想。
他早知大事不好,1965年底上海会议罗瑞卿出事后,杨勇就知道自己也跑不掉。总政的文革开展得比较早,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在1966年的五六月间就被揪出来,他的一大堆罪状中主要一条是支持和参与大比武。梁必业与大比武的关系哪里有杨勇与大比武的关系密切,大比武是在北京军区地盘上比的,如果大比武是罪过,那么跑得了谁也跑不了北京军区司令员。
自从突然被通知去参加揪出罗瑞卿的上海会议,杨勇就有思想准备了。那不仅对罗瑞卿来说是一场突然袭击,对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也是一场突然袭击。杨勇接到去上海开会的紧急通知,带着秘书匆匆去西郊机场,在京的中央委员都来了,包括朱德。机场上停着两架专机,一架大,一架小。专机顶着小雪起飞了,到上海时,上海正下小雨,这小雨小雪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一出机场就拉到锦江饭店,还没喘口气,马上开会。总政某副主任的夫人召集陪首长来的秘书也开了一个会,说这次会议的文件不需要你们发,由总理秘书周家鼎负责会议文件,你们也不要过问会议上的事。平时忙得四脚朝天的秘书们乐得轻闲,什么也不管,也不问,坐车上街转。
听到罗瑞卿反党,杨勇大吃一惊,那时他和罗瑞卿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心心相映,但怎么也看不出罗瑞卿反党,反而处处觉得罗瑞卿是忠心耿耿。所以,像1959年庐山会议一样,杨勇没有表态。
没有表态在当时就非同小可,人家都在旗帜鲜明,只有你一言不发,后果是很能想得到的。1959年的庐山,杨勇既没有提过激口号,又没有对反彭德怀加以评论。虽然平安无事,但这件事是记着账的,要不后来怎么会成彭黄漏网分子?上海会议又不表态,一而再,再而三,杨勇知道自己已经危如累卵。但他仍然不能去无中生有地伤害同志,宁肯自己也遭被打倒的厄运。就是被打倒后,杨勇还是坚持不批刘不批彭。他被押到裴堡农场,屁股还没坐稳,连队就召开了批刘大会,让杨勇表态。杨勇说我这个人有错误,十几年脱离体力劳动,这次来连队劳动锻炼,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多帮助。一句也没批判刘少奇。以后又让杨勇写批判彭德怀的文章,他说什么都可以批,但彭总不能批,批彭总是不公正的。拖着,催急了就抄一遍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交上去。连长是大比武时的尖子,暗中帮他应付过去了。
乌云越垂越低,接下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再接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甚至廖汉生也被抓了,平静的北京军区也不平静了,杨勇感觉到自己在劫难逃。
果然一个星期后,厄运来了。
1月19日早上,杨勇还是哪也不去,连饭堂也不去,让小孙下去打饭。
快到中午12点半,来了个电话。
刺耳的铃声把小孙吓了一跳,是陈伯达打来的,说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到中国了,让肖华去迎接,4点以前要找到肖华。
这明明是给杨勇出难题。
杨勇说怎么办?
小孙说,是不是问问傅崇碧?
好,你马上通知傅崇碧,限他半小时找到肖华。
那时,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能办到这件事,一问卫戍区,就能问到肖华的下落。果然,找到肖华,说他在叶帅家,杨勇这才放心。
杨勇思前想后,想了很久,仿佛明白了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