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是七月香港书展的讲座嘉宾,他的创作聚焦历史、权力和民生,加之平民立场和白描手法,被评论为「新写实主义」。
河南作家刘震云是七月香港书展的讲座嘉宾。听他聊天讲故事是一种享受。他说,生活就是「一地鸡毛」。他和妻子郭建梅是大学同学,他学文学,她学法律,两人还是老乡。一次,他俩坐火车回老家。因为皮炎,他手上贴了块胶布,她问怎_汹F,他急中生智回了句:「拉小提琴拉的。」还煞有介事说当年在部队文工团怎样的才华横溢。很多年过去了,郭建梅偶尔还会开他玩笑:「老刘,怎么不拉琴了?」
他说:「我和郭建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人对与自己反差越大的事物兴趣就越大。我开始追求她,最终把她娶回了家。」他妻子在外是女强人,在家也是她和女儿说了算。他说,上大学三年级的女儿,不怎_珍?艄L写的书。平时都是女儿教育他,最常说的是让他做人要聪明点,为人处事、自理能力都有待改进。女儿周末回家,看到他就会问:「小刘最近怎_狩?琚H」刘震云说:「我和女儿现在很像老朋友,关系非常铁。」
他说的是带河南音的普通话(国语)。他说,这要是在宋朝,河南话就是普通话。他又说,河南人不会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会比较阴阳怪气,他只是想在黑白过渡的灰色地带多停留一会儿。
香港读者熟悉刘震云,或许是二零零三年的《手机》,他的同名小说和电影狠狠火了一把。半年前,他又玩了一回「双响炮」,《我叫刘跃进》同名小说和电影同时推出。因为这部电影,「拧巴」这个词在大陆流行起来。《我叫刘跃进》说的是心与心之间,出现的横七竖八的拧巴。他说,很多人喜欢把一件事说成是另外一件事,这就是拧巴,他想把已经拧巴的事再给拧巴回来。当这个世界把理拧巴过去后,他想透过写作再拧巴回来。
认识刘震云有二十年了,当时他在北京最权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接连发表《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引起强烈反响。他创作的平民立场,以简洁而直接的白描手法,目光聚焦於历史、权力和民生,被评论家称为「新写实主义」。
月前在北京见他,他说起自己如何走上文学道路时,讲了两个故事。在戈壁滩当兵时,一个疯子把他领上文学之路,篇幅所限,无法描述。在一个多月后的香港书展期间,由他向读者复述。另一个故事说的是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人是他母亲。
他母亲不识字,在镇上卖过酱油,那时她开始学字。酱油店旁边是书店。她去抓了一本书开始看,一抓就是鲁迅的书。后来母亲知道儿子要以写作为生,对儿子说:「你现在也写东西?这工作不难。」刘震云说:「我觉得挺难的。」母亲说:「鲁迅在写东西的人_??O一大个的吗?」刘震云说鲁迅可成啊,好多人把他当祖师爷。母亲说:「嗨,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我看过他的书: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那有什_活A我就是识字少,我都能写: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太容易了。」
十年前,刘震云花了八年时间写出二百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成为中国文坛一个时期来罕见的一种「现象」。在浮躁的似水流年,面对烦嚣的外部世界,他绝交息游,沉静下来,写了六年,改了两年。他感叹说:「书写完了,有的朋友都从二十多岁,一晃人到中年了。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为了这部小说的版权,多家出版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媒体相继评论。首版印数四万套,每套四卷定价一百一十八元人民币。严肃文学如此大规模地发行,近年实属罕见,令沉闷许久的中国文坛,出现了「刘震云奇观」。
前不久,他在上海说:「我写作时不从商业角度考虑,最好的商业就是把书写好。现在作家的书能卖一万本以上的人很少,卖不到一万,生活困难,他的信仰、理想、对文学的固守也不存在了。我是自由作者,不是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有工资,在下没有。一个鞋匠拿工资很荒唐,作家拿工资似乎很正常。我参加文学界会议会很烦躁,不是他们的义正辞严没道理,而是我离他们很远。要伸张正义就要自食其力,别让纳税人养着。这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