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中国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人民群众普遍对当官的缺少信任，抵触情绪相当强列，矛盾和冲突不断。之所其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由官场上的诸多弊端所致。请看中国官场上的七宗罪：
一宗罪：伯乐相马、贻害无穷
众所周知，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一直采取的是上级提拔下级的“任命制”，，即领导的 “一言堂”，相中了谁就是谁，反对也没用，缺少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虽然也有一些所谓的考察和选举程序，但那都是花架子，走走过场掩人耳目而已，因为结果已经“内定”。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出人预料，大伙认为最有希望的没上去，大伙认为不行的却上去了。曾经有一副流传很广的对联对此现象说得很透彻：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
关于干部产生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选举制（抓阄也属于选举制），另外一种就是任命制，两种方式的优劣自然是不言自明的。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们的领导对有着明显优势的选举制怕得要命，视如洪水猛兽，唯独对那种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的任命制情有独钟，死死地抱着不放。
自古以来，国人对“伯乐相马”的故事津津乐道，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伯乐的身上，以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途径。但是，由于伯乐的产生程序以及个人素质的关系，他们选出来的往往未必都是好马，看走眼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有能力的问题，也有动机的问题），于是人们常常发出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实际上，这种伯乐相马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且不说伯乐们任人唯亲以权谋私，就算是伯乐真的会相马，他看到只是身边的几匹马，再远一点的他根本看不见，尽管那里有很多的千里马。于是，在他的身边没有千里马的情况下，伯乐只好选一些百里驴、十里猪之类的将就着用，管他什么德行缺失、才华有限，只要用着顺手、听话就行，如此便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很多重要的岗位并不是由最适合的人来担任。那些外围的千里马们纵有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伯乐看不见你也是白搭，只好去做耕田、拉套的苦役。
伯乐相马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官场上的一个痼疾，对我们的危害越来越大，产生了诸如任人唯亲、权钱交易等一系列丑恶现象。更有甚者，最令世人唾弃的世袭制又死灰复燃，且有燎原之势，大有复辟封建帝制的意味，可叹。
二宗罪：长官意志、惟我独尊
“长官意志”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一种带有典型的封建特征的现象。长官意志讲究的就是两个字“服从”，下级对上级必须是绝对地服从，无论上级是对还是错。但是这种长官意志又不同于军队打仗，因为军队的指挥官所做出的决定基本都是集中了众多参谋的智慧的结果，而我们的很多官员的决定大都是一拍脑门就做出来的（当然事先也能考虑过），这样的决策往往并不英明，有的还相当的愚蠢，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美其名曰：交学费。这里边有个“真愚蠢”和“假愚蠢”的问题，如果是真愚蠢的话还可以原谅，要是假愚蠢的话问题就严重了。
长官意志的最大特点是“权利高于一切”，领导的话就是王法，而王法是高于法律之上的。我们国家虽然号称是法制国家，有众多的法律规章，但是这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因为长官们根本不拿这些条条框框当回事儿，随便地就可以推翻和否定，就算是国家的大法宪法都不在话下。没有监督的法律等同与摆设，国家宪法规定了很多公民的权利，但是都被领导干部们给层层盘剥或贪污了，到了百姓手里已所剩无几，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长官的摆弄。
从百姓的角度看，对权利的畏惧和对个人盲目的崇拜是导致长官意志膨胀的外因之一，正是人们为官本位提供了这样肥沃的土壤，想让它不茁壮成长都难。
三宗罪：短期行为、没有目标
中国的官员在一个岗位上任期一般都不是很长，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两年，更少的还有几个月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官员本人不愿意长干。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想当大官的也肯定不是好官。基于此，大多数当了官的人都惦着继续高升。因此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下一步打算，真正想把自己的职位当作事业来做好的人很少，更多的人是把现有的职务当成了继续向上的阶梯和跳板，镀完了金便走人。二是管理者的原因。干部管理部门在干部的轮换、调配上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的时候是“因人设庙”，有的时候是“因庙设人”，可以随便地调动一个干部，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工作需要。所谓“工作需要”是个万能的理由，也是最荒唐的理由。文革期间，有多少人因为“工作需要”而下放劳动改造，落得家破人亡；也有人因为“工作需要”而出人头地，风光一时。
打一个比方：干部的管理者就像是一个下棋的人，他想要走哪一个子完全是凭他的心情。下棋的人各有特点：有的善使马，有的爱使炮，也有的就喜欢放着大车不用专门使小卒。下棋人的喜好，决定着棋子的命运，这里边除了棋艺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功夫在诗外”，其中的意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的官员大都缺少一种“职业精神”，普遍有一种得过且过、应付差事的浮躁心态，不能静不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致使事业蒙受不应有的损失。
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还表现在缺少工作的连续性上。我们的领导一般都是一个人一套打法，而换了另外一个领导的话，就等于换了另一套打法，大家伙都要重新地适应。另外，前任领导定下来的事儿，下一任领导一般不会认账，需重打鼓另开张。
短期行为经常给工作造成损失，使我们缺少一种持续、稳定地发展的动力，其危害是相当大的。
四宗罪：窝里争斗、内耗严重
窝里斗是中国官场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传统的官场文化和阶级斗争学说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窝里斗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在机关和国有单位里（外企和私企相对差一些），具体的表现是：党政领导之间斗、正副领导之间斗、副手和副手之间斗。这种争斗有时候如暗流涌动，表面上一团和气，心里却暗藏杀机；有时如火山喷发，往日的同事一夜之间变得势不两立甚至你死我活。事实上，所有的这些争斗都是围绕着权利和利益进行的，其中既有个人私欲的成分，也有管理体制上的弊端。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是责、权、利不清，主要是在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上不合理，因而使人感到不平衡。尤其是一些一把手过于揽权，事无巨细全都一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把其他人晒在一边。
官场中的争斗往往掺杂进去许多的因素，如每个人的背景、资历、能力等等。官场争斗也需要智慧，要讲究争斗的手法和艺术。道行高的人往往把对手玩弄于鼓掌之间而不露声色；而不太高明的人则不得不采取一些低级甚至下流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有一本叫做《官场厚黑学》的书曾经很受欢迎，里面尽是教人如何使用阴招儿、损招儿，成为当官或者想当官的人的必读教科书。
窝里斗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正当竞争”，也就是说争斗的胜利者往往不是依靠实力，而是其它的因素，诸如背景、手段之类的。
有这么一个现代寓言：说是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在赛场上比赛，美国人想的是：如果别人得了冠军，我将像他献上一束鲜花；日本人想的是：如果别人得了冠军，我一定拜他为师，向他请教；而中国人的想法是：要想方设法阻止别人的冠军，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胳膊肘撞或者脚下使个绊儿。这个故事虽然有些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国人的一种心态。
窝里斗的副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它使我们产生严重的内耗，抵消了我们付出的大部分努力。中国人活得累，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工作强度所带来的，而是复杂的人事关系所导致。人们不得不把大部分的经历用在“防人”上，弄得人际关系很紧张，彼此间缺少起码的信任。
窝里斗现象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慈禧曾经这样比喻过：官员的配备要像斗蛐蛐一样，一个罐里放上两只让他们斗，这样他们就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了。客观地说，慈禧确实是一个驾驭人的高手，但是这种自以为高明的玩火的方法最终还是葬送的大清的江山。
窝里斗一日不停，将党无宁日，国无宁日。
五宗罪：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在中国有一种人是绝对当不了官的，那就是不会说谎只会说实话的人。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决定了干部只需“对上负责”，因此一些想保住现有位子或想继续升迁的人必须想方设法地把上级领导整明白，其中两点最为关键：一是要加强感情投资，二是要有一定的政绩。一般来说，加强感情投资比较容易，只要勤上领导家去几趟，该出手时就出手，基本上能够达到目的。相比之下，政绩这东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一需要有真本事，二还要有必要的条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客观地说，领导们是都想干出一番政绩的，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往往并不能不愿，弄不好还要捅娄子，吃不了兜着走。鉴于此，他们不得不使出浑身的解数凭空制造出一些政绩来欺骗领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玩弄数字，远比实干要省事得多。而且，造假是有瘾的，他们一旦习惯了此道，就再也不会实打实地拼命工作了。为此，一些地方的领导们想出了许许多多的花样，像往山上喷绿油漆冒充造林：修建遮羞墙美化村容村貌等等，其智慧之高，脸皮之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然，这比起我们过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的时代还是有些逊色，因为和那时候比，人们的鉴别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说到欺骗，我们常常指责那些欺骗者，把罪过全都推到他们的身上，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被欺骗者也应该和欺骗者负有同样的责任，甚至是更重的责任。
在被欺骗者中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糊涂”，由于工作态度或是能力问题没有认清事实，确实是上当受骗了；另一种以“假糊涂”，明明知道自己被欺骗却不去揭穿，心甘情愿地被蒙骗，个中缘由很耐人寻味。这种假糊涂是最可怕的。
我们已经吃过了“浮夸风“的亏，上过了”放卫星“的当，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认真地吸取教训，继续上演着一出出的闹剧，重复着“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的蠢事。
六宗罪：玩忽职守、拒不认错
目前，我国的GDP已经位于世界的前列，赶上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同时，我们的能源消耗和人员死亡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使我们的GDP打了很大的折扣。矿难、沉船、桥梁垮塌、火车出轨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在用廉价的生命来换取GDP的增长。
毋庸置疑，领导干部的玩忽职守，是造成这些恶性事件的罪魁祸首。
长期以来，我们的官老爷们习惯了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靠打电话、发文件、开会来布置工作，形成了一套高高在上、不讲求实效的作风，使一些政策、法令无法落到实处，出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的官场近似于赌场，我们的领导干部很多都有一种赌徒似的侥幸心理：不出事儿算拣着，出了事儿算倒霉。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一些人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出于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放任自流，导致了一起又一起的事故。
另外，我们的新闻管理制度从某种程度上扮演着一个纵容的角色，对于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尽量不予报道，不知是何道理。
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习惯，就是拒不认错。一旦出了问题，他们首先都是先捂着盖着，尽量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隐瞒不住了，他们也是千方百计地推脱责任，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或者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爱咋咋的。
其实，缺乏反省和道歉意识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通病，不仅仅是发生在官员们的身上。我们经常指责日本对侵华战争缺少认真反省的态度，却从不要求那些在文革中犯了错的人站出来道歉，这无疑是对他们所犯错误的纵容，很难保证他们以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说穿了，这是对生命的漠视！
一个不愿意承认错误的人，当然就不会去改正错误。
引咎辞职在西方是一件很普遍的事儿，但在我国却极为少见，领导干部们即便是做错了事儿，也要想方设法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因为他们在在乎手中的权利了，为了这，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包括党性、人格、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领导干部们之所以拒不认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一种宗教似的仪式，发自内心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经常的反省和检讨，如佛教中的“觉照”和天主教中的“忏悔”。
我们是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人们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就整体而言，我们没有一种集体的宗教意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七宗罪：以权谋私、为富不仁
以权谋私在官场上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为官者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最次的也闹个公款吃喝、白用公车。
当官和发财是两个不同的词汇，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是在中国这两个词是分不开的，可以当成一个复合词使用，意思很明确，就是当官必然发财。有句俗语说得好：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可见，当官和发财的紧密关系。
在中国，当官确实能给人带来巨大的效益，不但在精神上得到巨大的满足，物质方面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下子从无产者跃升到资产者的行列。至于这些钱财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得来的，大伙心知肚明，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当官不仅仅能给个人带来好处，还能给他的家庭、亲属甚至是乡邻带来好处，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便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政府官员（包括国企老总）绝对属于有钱人的行列，要不然人们不会趋之若鹜地都那么爱当官。他们虽没有企业家、文体明星们的钱多，但因其资产的含金量高，其被羡慕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其它的有钱人。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真正有钱的人都在（政府）大院里。
官员们除了以权谋私外，还有一个通病——为富不仁。
最近四川发生大地震，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支援灾区。有好事者还搞了一个企业届和影视、体育明星的捐款榜，捐款多少让人一目了然。
在这次捐款活动中，政府的官员们都是按照级别的比例捐的钱。也可能有少数多捐的，但具体多捐多少无人知晓，估计也不会太多，万八千的就不错了。实际上，对于有一定级别的（尤其是县级以上）官员来说，这点钱并不算多，说它是九牛一毛也并不过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都是老黄历了，如今抓一个几百万、上千万的贪官已属稀松平常，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或者不敢多捐呢？要说他们缺少爱心倒也未必，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
苦衷之一：钱来得不易。
官员们虽然各有各的来钱道儿，但多是靠不正当的途径而来，一旦东窗事发便身败名裂，钱财散尽。因为风险很大，他们把这“得来不易”的钱财看得很重，轻易不能白给别人。另外，当官的时间也是很有限的，一旦过了有效期权利就宣布作废，来钱的道儿也就没了，因此他们更加珍惜这有限的时间里得来的有限的财富，对“只有出项，没有进项”的日子感到恐惧。
苦衷之二：钱不够花。
官员们虽然收入多，但花销也大，如跑官买官、赌博、包养二奶、送子女出国等等，费用之高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为此，他们不得不紧缩开支，实在是拿不出闲钱来捐给灾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苦衷之三：怕人家怀疑。
我相信，很多的官员从心里是想多捐一些的，但是他们不敢，因为一旦捐多了钱一定会有人怀疑这钱的来路不正，那就反美不美了。所以，他们也只好压抑着自己的那份爱心却不敢表露，内心里是很痛苦的。
苦衷之四：怕被人讲究。
官场上是很忌讳出风头的，别人都捐二百你偏要起高调捐二万，你让别人怎么办？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中庸之道，“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是前人总结下来的金科玉律，屡试不爽，没人愿意瞪着眼睛去吃亏上当。
以上几种情况大概能说明官员们捐款少的理由，其它的就不用多说了。实际上说它是理由也可，不是理由也行，因为一个人要想表现爱心的话是不需要任何理由和借口的，除非是另有所图。如果实在是有顾虑的话，办法倒是有，那就是匿名捐款，天知地知自己知，别人谁也不知道，一样可以达到了行善的目的，既求得自己心灵上的解脱，也为自己的后代积福，荫庇子孙，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制定一条法律：凡是多捐款的官员，以后犯事的时候可以考虑以捐款抵扣赃款，从轻处罚。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做了好事，还为自己留了条后路。因为常在河边走，谁也不能保证就是不湿鞋。
……
中国官场当然不仅仅是以上七个问题，本人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总结出了比较重要的七条，其它的暂忽略不计。
中国官场的这些症状已由来已久，且久治不愈，已经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一般的止疼片、抗生素已经很难见效了。
“重疴须猛药”，必须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加强监督力度，增加透明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附：天主教所规定的七宗罪：饕餮、贪婪、淫欲、懒惰、嫉妒、骄傲、愤怒。
from so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