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大酵子
·凡 草·
假日来临，纷飞大雪把女儿送回家来。她撒着娇说，要吃妈妈做的酒酿。
是啊，酒酿似乎和我有不解的渊源。
我还没出生呢，就碰上一场“红色大风暴”，父亲莫名其妙进了冤狱。母亲四处奔走，为他鸣冤叫屈。我出生的时候，母亲疲累过度，一点儿奶水都没有，我饿得哇哇大哭。那时可没有代用品，母亲的朋友给我找了个奶妈，大家用我的小名，叫她妞儿娘。
我的奶哥哥刚断奶，妞儿娘的奶水往回走。妈妈把做月子的补品让给她，又听说酒酿可以发奶，就经常买给她吃。香甜的酒酿变成白花花的乳汁，慢慢把我养大。
只是，故乡的酒酿可没有这么文雅的名字。当地人都称它“大酵子”，可能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发面做馒头。那年头没有发酵粉，发面都用上一次留下来的“酵头”。如果哪次做饭忘了留“酵头”，向邻居要一块也是常事。
长年累月连续使用，一代一代传下来，酵母里掺杂了大量的杂菌，馒头就带上了“老酵气”，酸酸粘粘的不好吃。这时候，只能用大酵子做新酵头，新生的酵母菌带着一股酒香，发出的馒头甜丝丝的爽口。虽然大酵子只不过一毛多钱一斤，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奢侈品了。
卖酵子的时常是个年轻媳妇，老式的大襟褂子，肥大的中式长裤，虽然打着补丁，但总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挽得整整齐齐，透露出一种精明利索。其实，我根本就不记得她的模样，大概那不过是妞儿娘留给我的印象吧。
她挑着担子挽着把秤，挨门串院边走边喊：“酵子来，大酵子，打酵子来……”声音抑扬顿挫，清脆悠长。她知道用大酵子发奶的习俗，也知道我家有个吃奶的妞儿，就总在我家门口喊。妞儿娘会拿个搪瓷缸子出来，年轻媳妇先称称缸子的重量，用个大木铲切下几块酵子，放进缸子再称一遍。那时的人厚道，只称米饭的分量，称好了再加上两大勺酒，一个小缸子装得满满的。在她看来，酒是额外送的，因为不管饱，可我却觉得是最好喝的。
大酵子端回来，加上水，打散一个鸡蛋，煮上小小一锅。母亲自己舍不得吃，给父亲盛上一小碗，剩下的都留给妞儿娘，每天喝一点。
妞儿娘自然最疼妞儿，从小就惯着我。等我断了奶，家里有了妹妹，她还接着在我家帮佣，妈妈也要靠大酵子发奶，家里就没断过这种醇厚的酒香。妞儿娘有时会喂我几口，没想到我却吃上了瘾。有次妞儿娘没注意，大酵子买回来还没煮呢，好吃的我就抓起来，稀里糊涂吃了一大半。
妈妈后来告诉我，她下班回家，看见我满脸通红，昏睡不醒，差点儿吓出病来。
后来，我们全家搬到了省城。妞儿娘原本也跟着我们，可是不久就碰上精简城市人口，只好回乡。省城也有大酵子，我们入乡随俗跟着叫酒酿，忘记了它的土名。只是再没人需要发奶，酒酿的功能就仅限于做新酵头了。
我发现酒酿的另一种功能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热火朝天的大串连，周围认识的人全去了京城。我虽然被列入黑册，却不能免除与生俱来的好奇好胜和对“红太阳”的盲目崇拜，就费尽心机搞到串联介绍信，夹杂在拥挤的人流里踏上了艰难的旅程。
我在长江边的一个小城市中转，接待站没法容纳成千上万的学生，让我和其他人在一个澡堂里暂住。半夜三更到了那里，每人得到一张大躺椅，一清早就被轰了出来。我在接待站等了一天，跟着闹哄哄的人群打听进京的办法。看看天晚了，又冷又累，不由地想起那张温暖的大躺椅，就冒冒失失跑回澡堂。
看门大爷急得大叫，可是我听不懂那种方言。看见我伸手去挑那个厚厚的棉帘子，大爷跳起来一把抓住我，大吼起来。我莫名其妙地说，“接待站安排我住在这里呀，我累了想早点休息。”大爷哭笑不得，指着墙上的大钟，用蹩脚的普通话解释，“这是男澡堂，里边有人洗澡，你要等到１０点，关门以后才可以进去。”
我尴尬之极，急忙跑出来。漆黑的街市空无一人，我又冷又怕，无处可去，漫无目的地在附近乱逛。一点荧荧灯火跳了出来，嘟嘟冒气的电石灯照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桂花酒酿”，一个老人孤单单地守着一个小灶。
寒风中飘来的香味吸引了我，老人高兴地笑着站起来，往小锅里下了十个手指甲大小的糯米团，等它们浮上水面，再放一勺酒酿，撒几粒干桂花。我捧着热乎乎香喷喷的小碗，淡淡的酒味掺杂着桂花清香，粘粘的糯米团香糯可口，一阵阵浸润着冰冷的肺腑。我慢慢地喝着，尽量延长这份温暖美好的享受。
后来，父母随学校下迁，到了南方的一个山沟里，那里盛产糯米，桂树遍野。我留恋桂花酒酿的香味，就撺掇着妈妈做。可是，“红色风暴”的逆境里，妈妈没有主厨的兴趣，勉强和我一起尝试了几次，效果不佳。
飞越大洋以后，我对故乡的食品更增加了一份深情。在华人店看到做酒酿的酒药，我忘记了失败的教训，又试了起来，谁知却是出乎意料地成功！莫非是异乡的水土不同？
天回地转，父母亲在年迈的时候又回到故乡。我回去探望，一个老大娘在门口等候。她一把拉住我，“妞儿回来了！妞儿回来了。”
我愣怔着没明白，她却不管不顾，跌跌撞撞地拉着我，一直喊进屋，向卧病的母亲通告：“先生，大小姐到家了！”
啊，谁还这么老派？妈妈在床上笑着说：“看妞儿傻得，不认识你娘了！”
院子里传来一阵呼喊：“酵子来，大酵子，打酵子来……”声音抑扬顿挫，却带着几分沙哑。妞儿娘抓起搪瓷缸子拉着我出来，一个大娘挑着担子站在门口。我看看妞儿娘，她俩的打扮很相似。上身是件素净的花衬衫，下身的黑裤子挺肥大，妞儿娘披了一件西式外套，卖酵子的却把外套挑在扁担上。她们的头巾下都露出一缕花白，脸上虽然刻写着一道道年轮，却仍然显得精明利索。
大娘高兴地放下担子，手里挽着的秤已经磨得油光发亮。她先称缸子的重量，用大木铲切下几块酵子放进去，称好以后再加上几大勺酒，把一个小缸子装得满满的，然后笑着递给我，“妞儿回来了。多少年了，你从小就喜欢喝俺的酵子，有一回喝醉了，还记得么？”
我笑了，刚断奶的孩子怎么会记事呢？可是，捧着这碗大酵子，我好像又回到了孩提时代。不管记不记得，故乡的大酵子不是一直蕴含在我的血液里吗？
父母亲和妞儿娘都已经作古多年了，可是，喜欢酒酿却仿佛是一种遗传，现在轮到我教女儿做酒酿了。米饭怎么煮，酒药放多少，温度要多高，……终于，女儿的酒酿元宵做好了。淡淡的酒味掺杂着桂花清香，粘粘的元宵香糯可口。升腾的热气里，我的耳边又响起了抑扬顿挫的呼喊，“酵子来，大酵子，打酵子来……”
原载《侨报》副刊，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