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长征组歌》演员与周总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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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發現的珍貴照片 周總理與長征組歌
2006年08月25日08:30 【字號 大 中 小】【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三十年后發現的珍貴照片
1965年8月24日晚。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夜，周恩來總理事先沒有打招呼，在秘書的陪同下到北京人民劇場觀看《長征組歌》。那天總理入場時已經開演了，為了不打擾觀眾，他就坐在最后一排工作人員的座位上。直到中場休息大燈亮起，觀眾才發現了總理。當時全場觀眾都站起來鼓掌並請總理前排入座。總理說：“這是公演賣票，我就坐在后面吧！”戰友文工團的團長晨耕告訴他，前面留有藝術指導看節目的位子，總理才同意。他還特意轉身提醒秘書：“這是公演，不要忘記去補一張票。”
演出結束后，周總理高興地走上舞台與演員親切握手，祝賀演出成功。看著指揮唐江被汗水浸透的上衣，總理風趣地說：“都大會濕（師）了！”大伙兒會心地笑起來，現場氣氛更顯融洽。總理興奮地說：“很成功，祝賀你們！你們的路子走對了，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眾的。當然還要不斷改進,不斷提高。既要好聽，又要好唱，還要適合每個獨唱演員的特點。”然后周總理說：“我聽了兩次，比上次有了進步，很親切，很感人，很容易學，很容易傳播。我都可以學嘛！”停了片刻，他對團長說：“明天請你們去大會堂教我唱《長征組歌》。”周總理接著又對大家說：“這個合唱加表演別開生面，合唱從來都是死板板的，這是個創造。”他說，整部作品每個地區的音調隻用一次，而第八曲《祝捷》巧妙地借用一個湖南籍老戰士之口來表現，很有特點，不顯重復。“你們還缺一個豎琴吶”，總理看著樂隊說。站在總理身邊的團長連忙解釋：“這個樂器我們沒有，是用古箏代替的。”總理聽后說：“你們是管弦樂，就要顯示出它的特點來。”這時大家讓總理提意見，總理謙虛地說：“剛聽了兩次還聽不出什麼意見，回去想想，想好了我會主動找你們的。”
總理的講話讓在場的演員鼓起掌來。“來，合個影吧！”總理說著就隨便地坐在了領唱賈世駿的旁邊，而沒有坐在正中間。珍貴的瞬間就這樣定格在膠片上。
拍完照片，總理特意叮囑攝影師：“不要登報。”於是這張照片當時沒有多少人見過。直到30多年后的一天，馬子躍在清理文工團的倉庫時，才意外地發現了它。當時，他打開一個落滿塵土的紙箱，裡面全是散落的底片，有的已經粘連成一團，還散發著一股霉味。他把這個紙箱搬到辦公室，閑暇時就翻弄裡面的底片，白天對著太陽看，晚上對著燈光看。功夫不負“苦”心人，馬子躍竟然奇跡般地從一堆爛底片中將這三張底片全都找出來了（由於技術局限，這張合影當時是分三次拍攝、由三張底片合成的），這張珍貴的照片（右上圖）終於重見天日！
一次沒有現場觀眾的演出
“文革”期間，《長征組歌》有8年沒有正式演出。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軍委工作后，指示復排《長征組歌》。同年10月，復排后的《長征組歌》在北京展覽館劇場連演一個月，場場爆滿。反響的熱烈程度遠遠超乎演員們的想像。很多觀眾看完演出后都不坐車了，而是手挽著手一路哼唱著《長征組歌》回家。
一天，演出剛剛結束，演員們還沒卸裝，團長晨耕接到一個總理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總理想再看看《長征組歌》，但因為住院無法到現場，想請大家再演一遍，總理通過電視看攝像轉播。團長不用再說什麼，演員們立即整理好服裝、道具，重新站在了舞台上。當大幕再次徐徐拉開，面對空無一人的觀眾席時，演員們心情沉重起來，淚水悄悄漫上了眼睛。大家拿出了最佳狀態，全力以赴地表演著，因為他們知道，在攝像機閃動的紅燈后面，周恩來總理正聚精會神地看著呢。
后來得知，當時周總理剛剛做完手術，聽說《長征組歌》復排公演十分高興。但此時的總理已處於病危之際。這場為總理的最后一次演出，雖然已過去30年，提起它，戰友文工團的老演員們仍然記憶猶新：“演出結束時，現場一片寂靜，淚眼朦朧中，我們仿佛看到總理正坐在觀眾席，面帶微笑，還在用手裡的折扇打拍子呢！”（根據當事人馬子躍口述整理）
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崔晨光）
资料图片：《长征组歌》演员与周总理合影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句话曾经在我们的记忆中是多么的刻骨铭心，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被深深地感动过、影响过，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始终让人们难以忘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七十年来，长征已经成为革命教育的典范，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红色经典史诗《长征组歌》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长征艰难的历程，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先进性本质。
40年前，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4位曲作者运用红军传统歌曲和江西采茶歌、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深受群众喜爱的民歌曲调创作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并在北京成功首演，引起巨大轰动，作品先后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开创了一部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灿烂的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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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与《长征组歌》的往事:为病榻上总理表演
2006年08月25日 15:42:52
来源：光明日报
三十年后发现的珍贵照片
1965年8月24日晚。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周恩来总理事先没有打招呼，在秘书的陪同下到北京人民剧场观看《长征组歌》。那天总理入场时已经开演了，为了不打扰观众，他就坐在最后一排工作人员的座位上。直到中场休息大灯亮起，观众才发现了总理。当时全场观众都站起来鼓掌并请总理前排入座。总理说：“这是公演卖票，我就坐在后面吧！”战友文工团的团长晨耕告诉他，前面留有艺术指导看节目的位子，总理才同意。他还特意转身提醒秘书：“这是公演，不要忘记去补一张票。”
演出结束后，周总理高兴地走上舞台与演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看着指挥唐江被汗水浸透的上衣，总理风趣地说：“都大会湿（师）了！”大伙儿会心地笑起来，现场气氛更显融洽。
总理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走对了，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既要好听，又要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的特点。”
然后周总理说：“我听了两次，比上次有了进步，很亲切，很感人，很容易学，很容易传播。我都可以学嘛！”停了片刻，他对团长说：“明天请你们去大会堂教我唱《长征组歌》。”
周总理接着又对大家说：“这个合唱加表演别开生面，合唱从来都是死板板的，这是个创造。”他说，整部作品每个地区的音调只用一次，而第八曲《祝捷》巧妙地借用一个湖南籍老战士之口来表现，很有特点，不显重复。“你们还缺一个竖琴呐”，总理看着乐队说。
站在总理身边的团长连忙解释：“这个乐器我们没有，是用古筝代替的。”总理听后说：“你们是管弦乐，就要显示出它的特点来。”这时大家让总理提意见，总理谦虚地说：“刚听了两次还听不出什么意见，回去想想，想好了我会主动找你们的。”
总理的讲话让在场的演员鼓起掌来。“来，合个影吧！”总理说着就随便地坐在了领唱贾世骏的旁边，而没有坐在正中间。珍贵的瞬间就这样定格在胶片上。
拍完照片，总理特意叮嘱摄影师：“不要登报。”于是这张照片当时没有多少人见过。
直到30多年后的一天，马子跃在清理文工团的仓库时，才意外地发现了它。
当时，他打开一个落满尘土的纸箱，里面全是散落的底片，有的已经粘连成一团，还散发着一股霉味。
他把这个纸箱搬到办公室，闲暇时就翻弄里面的底片，白天对着太阳看，晚上对着灯光看。
功夫不负“苦”心人，马子跃竟然奇迹般地从一堆烂底片中将这三张底片全都找出来了（由于技术局限，这张合影当时是分三次拍摄、由三张底片合成的），这张珍贵的照片（上图）终于重见天日！
一次没有现场观众的演出
“文革”期间，《长征组歌》有8年没有正式演出。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指示复排《长征组歌》。同年10月，复排后的《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反响的热烈程度远远超乎演员们的想像。很多观众看完演出后都不坐车了，而是手挽着手一路哼唱着《长征组歌》回家。
一天，演出刚刚结束，演员们还没卸装，团长晨耕接到一个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总理想再看看《长征组歌》，但因为住院无法到现场，想请大家再演一遍，总理通过电视看摄像转播。团长不用再说什么，演员们立即整理好服装、道具，重新站在了舞台上。当大幕再次徐徐拉开，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时，演员们心情沉重起来，泪水悄悄漫上了眼睛。大家拿出了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地表演着，因为他们知道，在摄像机闪动的红灯后面，周恩来总理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呢。
后来得知，当时周总理刚刚做完手术，听说《长征组歌》复排公演十分高兴。但此时的总理已处于病危之际。这场为总理的最后一次演出，虽然已过去30年，提起它，战友文工团的老演员们仍然记忆犹新：“演出结束时，现场一片寂静，泪眼朦胧中，我们仿佛看到总理正坐在观众席，面带微笑，还在用手里的折扇打拍子呢！”（根据当事人马子跃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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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和《长征组歌》的故事:每一曲都提出评价
http://news.tom.com 2003年07月31日10时00分??
来源:北京青年报??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从它的诞生到逐渐成熟，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指导，这是所有主创人员的共识。
■词作家石祥：每一曲总理都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
周恩来总理生前观看过17次《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从第一曲《告别》到终曲《大会师》，周总理都能熟练、准确地唱下来。他曾多次把曲作者和歌唱演员请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或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听《长征组歌》的演唱，听完一曲，讲述一段长征的史实和他的亲身经历，对每一曲都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有时甚至具体到一个音符的高低或一节曲调的激抒配搭。
比如，他对初稿第一曲《告别》提出过中肯的意见，他说：“《告别》写得太雄赳赳、气昂昂了。要尊重历史嘛！当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控制下，红军是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军撤离苏区，舍不得留在根据地的战友和乡亲们，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地依依惜别。”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曲作者把第一曲《告别》改成了述离情、道别绪，难舍难分，来回反复的挥泪惜别曲。
■男高音歌唱家贾世骏：曾教总理唱《过雪山草地》
我荣幸地首唱了《长征组歌》第六曲《过雪山草地》，并有幸两次坐在周总理的身旁，听他老人家哼唱《过雪山草地》。1965年的冬天，在中南海的一个舞会上，总理叫我到他身边，让我唱《长征组歌》第六曲给他听。当我轻柔地哼唱起来以后，总理也边哼唱边打着节拍，唱了起来。从他那慈祥的笑容里，我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愉悦和对这首歌的喜爱。
1967年的春天，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演出。会前，我唱了两首歌，一首就是《过雪山草地》。但我没唱好，唱到高音时放了个“小炮”。这时，我万万没想到，总理亲切地向我招手让我过去，还亲自递给我一杯茶，总理用他那累沙哑了的嗓子对我说：“教我唱唱《过雪山草地》好吗？”我立即哼起来，总理打着节拍，也一起哼唱起来。这不正是周总理用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在循循善诱地教育我，去战胜征途中的艰难困苦吗？不正是表现了周总理作为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吗？当我们唱完一遍之后，我兴奋地说：“总理，您唱得一点也不差呀！”总理笑道：“你再唱一遍，我熟悉熟悉。”我们又哼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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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诞生记
作者：袁成亮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自长征诞生以后，表现长体裁的文艺作品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由肖华作词，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演出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了。
《长征组歌》是如何诞生的？它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
1964年9月，正值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前夕，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接到了全军许多文艺单位的约稿，希望他能写一部有关长征的文艺作品。
大家向肖华将军约稿并非偶然。因为爱好写作的肖华将军此前也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将《长征》搬上舞台。
早在1958年夏，他偶然得到一本描绘长征的画册，如获至宝，便找来有关方面负责人说：除了画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表现长征。
尽管他本人也一直打算创作一部有关长征的作品，但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时间落笔。如今，长征已过去了三十年，该是实现这个心愿的时候了，正在杭州疗养的肖华于是开始了人生旅途上又一次新的“长征”。
采用什么艺术形式来反映长征呢？长于诗词的肖华决定采用“组诗”的形式来体现这一重大革命体裁。
考虑到舞台演出的需要，他在借鉴古诗词的基础上，采取了“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诗词用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共12行68个字组成，一诗一韵。这种形式，既有统一的格律，便于记忆朗诵、谱曲歌唱，又较旧格律自由，不受平仄、对仗的限制。
长征时，只有17岁的肖华作为少共国际师政委参加的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于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则知之不多。
作为一部反映长征的文艺作品，仅反映红一方面军的情况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从整体上把握长征的全貌，并艺术地展现长征的精髓所在。肖华收集了大量有关长征的资料，认真阅读毛主席有关长征的诗词和著作。
经过反复酝酿，最终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从极其复杂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12个最概括的典型事件来安排了组诗的整体结构，这12个典型事件是：告别、突破封锁、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和誓师抗日。
组诗框架搭好了，该是动手写作的时候了。
尽管三十年过去了，但长征路上的一幕幕却依然是那么清晰地映现在肖华的眼前：告别时的离愁、遵义会议的光芒、大渡河的激流、雪山草地的乌云、三军会师后的喜悦……
创作的激情伴着长征那曲折路途时起时伏，演化成笔下那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诗句。而每每想起长征路下倒下的战友，泪水便模糊了将军的双眼，有时禁不住伏案恸哭。
几个月下来，人竟然瘦了好几斤！在不知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后，一组形象鲜明、感情真挚、格律严谨、节奏铿锵而脍炙人口的《长征组诗》终于在他手中诞生了。
《长征组诗》完稿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在《长征组诗》基础上创作一部大型声乐作品，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并经过研究将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
二
战友文工团是全军数十个文艺团体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文艺团体，尤其是在传统项目大合唱方面卓有成就，并且拥有一批包括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耿莲凤等出类拔萃的独唱演员，所有这些都为后来长征组歌的成功上演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接到总政下达的任务后，战友文工团团长张非、副团长晨耕立即召开了各分团长会议进行布署，并在很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支由200多名演员组成的合唱队，演员平均年龄不到25岁。这也是该团建团以来最大、演员也最年轻的一支合唱队。
为了充实合唱队力量，总团又从分团调进了张振富、王伯华、马子跃、阎祖荣、韩忠等主要演员，还从杂技团调去葛玉亮等在声乐上训练有素的同志以充实合唱队的力量。
作为大型声乐套曲，音乐的创作是至关重要的。晨耕除了负责整个剧组的策划和排练外，还担任了组歌音乐创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
在全团紧锣密鼓调集人马之时，由晨耕领衔的包括曲作者唐诃、生茂和李遇秋在内的四人音乐创作小组也进入了紧张的创作阶段。
经过一番苦战，他们很快就为《长征组歌》谱出了第一稿。为了便于普及，创作组还在歌曲中揉进了长征所经过地方民歌曲调。
如第一曲《告别》中采用赣南采茶的曲调来描写中的离别愁绪；
第八曲《祝捷》用花鼓乐来描绘湖南籍红军战士向大家讲述毛主席指挥打胜仗的情景。
第九曲《报喜》用赣东北采茶调等江西民歌来表达群众对红军的欢迎和关切。
此外，在《遵义会议放光辉》中于欢腾热烈的乐段之后还加了一段“回声”，以表示各地红军和党组织对“遵义会议”的拥护和响应。
为了便于演出，四人还就原歌词中个别句作了改动，
如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加上了开头的“送水”唱段。
第八曲《祝捷》中将“大雪飞，洗征尘，敌进攻，送礼品”的原词根据音乐需要改成了“大雪(呀)纷飞(呀)，为我洗征尘,敌人进攻送来好礼品……”。
1965年4月，晨耕、唐诃、生茂、李遇秋四人携稿来到杭州向肖华将军进行汇报。为了充分表现创作效果，他们四人还组成了一个临时“演唱小组”由唐诃唱女高音，晨耕唱中音或复调，生茂唱低音，李遇秋则用嘴伴奏。
肖华将军认真地观看了他们的“演出”，肯定了他们的创作，并就每首曲子提出了自已的修改意见。为了使《长征组歌》的音乐更符合原创的意境，肖华还花了十天时间给四位作曲家讲长征故事，一天讲一首歌词，从长征出发一直讲到陕北。
在讲述过程中，肖华将军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大家也因此对长征的内涵有了深刻的理解，李遇秋深有感触地说：“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回到北京后，四位作曲家根据肖华将军的意见对原曲进行了修改。
李遇秋在回忆第二次创作《长征组歌》时说：“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就是在战友文工团的一间只有3平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那时我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写,有时热得受不了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披着一块湿毛巾.……那些日子有几天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就围在我床前,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遇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眼巴巴地等着你呢……’。在写总谱的时候，我基本上是3天一首3天一首，就是吃吃饭，困极了睡一会儿觉，那个速度竟然连我自已都感到吃惊。”
就这样，在长征事迹和长征精神的激励下，晨耕、李遇秋、唐诃、生茂在酷暑中完成了《长征组歌》的创作。十首组歌将十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把各地区的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和谐地融汇在一起，把通俗的音乐语言与丰富的音乐构思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生动地描绘了伟大长征的壮阔图景，展示了工农红军的英雄性格，塑造了革命军队的光辉形象，《长征组歌》也因此成为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
三
《长征组歌》谱稿完成后，为了在八一建军节前完成这部音乐史诗的排练，战友文工团立即进入了紧张的排练。在正式排练前，晨耕对合唱团说：“先烈们已经牺牲了，他们在地下没有发言机会了，我们现在穿着军装，替他们在台上来说这些话。如果我们演不好，唱不好，他们在地下会骂：‘我们为了你们都已经牺牲了，你们这些白吃饭的，唱一下都唱不好吗？’……。”
实际上，由于战前动员做的充分，再加上对长征所怀有的那种特别情感，大家在排练中都特别的投入。当时排练场非常简陋，炎炎夏日，连个冷气设备也没有，空气闷得很。一场练下来，人人都是汗流浃背，指挥唐江更是挥汗如雨，兼管服装的歌唱演员耿莲风特地为他做了件吸汗性能强的贴身背心，可唐江穿上它不一会儿外衣就变了颜色，原来小背心早已湿透。
周总理对《长征组歌》的排练也十分关心和重视。有一次，周总理来到排练场看望大家，工作人员就地给周总理搬了一只木凳，并把唯一的一台电扇放到总理身边。总理看到指挥唐江累得满头大汗，便亲手把电扇挪到唐江身后，说：“他比我更需要电扇。”同时告诉在场的文工团领导，要给指挥专门做两套演出服装。
看完排练后总理兴奋地对大家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另据战友文工团领导回忆，周恩来总理生前曾17次观看《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他曾多次把曲作者和歌唱演员请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或人民大会堂，一段段地听《长征组歌》的演唱，听完一曲，讲述一段长征的史实和他的亲身经历，对每一曲都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有时甚至具体到一个音符的高低。
《长征组歌》第一曲反映是红军告别根据地老百姓情景，周总理看了试演后觉得与事实有出入，说：“《告别》写得太雄赳赳、气昂昂了。要尊重历史嘛！当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控制下，红军是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军撤离苏区，舍不得留在根据地的战友和乡亲们，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地依依惜别。”晨耕于是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将《告别》改成了述离情、道别绪的挥泪惜别曲。
《长征组歌》第九曲初稿开始写得不太完整，周总理看了彩排后不太满意，晨耕等便又改写了第二稿，并专程到人民大会堂总理办公室将修改稿唱给总理听。总理听后还是不满意，说：“这只能算一个方案,你们试唱一下,如不好可在原基础上加工。”晨耕于是又回到初稿重新下功夫，并根据马玉涛的演唱风格半后半部的音调充分伸展开来，使全曲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
《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周总理接连3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大合唱不比小合唱、表演唱那样活泼有趣。许多战士反映，大合唱象堵墙，看也没得看，听也听不清。
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战友文工团一改传统大合唱死板的布景。让所有的演员都穿上红军服装，并且有动作、造型，有情节，又有幻灯、布景的配合，一开幕就把观众带入当年红军长征的历史景象和氛围中。
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看了排演后兴奋地说：“这是革命的大合唱，是大合唱的革命！”
周总理对此也很是赞赏，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对晨耕、李遇秋等人说：“肖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有些方面还可以再作修改，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晨耕等人于是根据总理的建议重点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队的宾主关系，效果果然不错。
周总理不仅喜欢看、喜欢听《长征组歌》，还专门请战友文工团的歌唱家为他教唱《长征组歌》，他对每一个唱段、每一处表演都如数家珍。《长征组歌》十个唱段，从第一曲《告别》到终曲《大会师》，他都能熟练、准确地唱下来。战友文工团在创作过程中，曾修改了肖华的部分词句，其中第四段《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原诗是“主席用兵妙如神”，因为“妙”字不好发音演唱，所以就改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周总理看后对这一改动十分欣赏，称这是《长征组歌》中的“神来之笔”。
四
196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在北京首都大礼堂隆重上演。《长征组歌》以深刻凝炼的词汇，清新动人的优美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形式，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历尽艰险，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颂扬了中国革命史中具有传奇性的壮丽史诗，气势磅礴，感人肺腑。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整个演出现场掌声不断。
肖华和红军老领导老战士一起观看了演出，演出一结束，他就情不自禁地跑上台跟演员们讲《长征组歌》，讲《长征组歌》这段历史，讲着讲着声音就哽咽了，台下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以及许多老红军都被他的讲述感动得落了泪。演出结束后，肖华又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动情地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从1965年7月起，《长征组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场, 当年就在全国各地演出50 多场次，观众达10多万人。1966年春，《长征组歌》还被列为周总理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随访艺术团的重要剧目，并受到了出访国的热烈好评。
尽管《长征组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然而“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却对这台节目百般刁难，《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肖华将军也无端地被林彪无端诬蔑为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
1967年3月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六千人的大会上，周总理情绪激动地说：“肖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嘛！《长征组歌》我都会唱，我们为什么不唱呢？”周总理此话一出，林彪江青只得停止了对肖华的攻击，但为全国人民所喜爱的长征组歌却再也没有能出现在舞台上。
然而，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的光芒。1975年10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0周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冲破重重阻力，毅然指示有关方面重演上演《长征组歌》。
周总理得知《长征组歌》重新演出后也非常高兴。一天，战友歌舞团的演出刚刚结束，演员们还没来得及卸装，就接到一个来自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是总理想看《长征组歌》。由于当时总理病重在医院的床上，无法到现场观看，总理办公室有关人员便根据总理的要求请演员们对着摄像机再演一遍，以便总理在医院通过电视录像观看。
当演员们得知是为敬爱的周总理演出时，都动情地哭了。他们迅速整理好服装、道具，在唐江的指挥下，面对着摄像机，开始了为周总理演出。尽管面对的是空空的剧场，但大家都感到总理就坐在台下，人人都拿出最佳状态，含泪为周总理演出。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当周总理在病床上通过电视录像看到长征组歌，尤其是听到这首他最喜欢的《过归雪山草地》眼里泛出了泪花，这也是周总理在病重期最后一次听他最喜受的歌曲。
《长征组歌》复出后的演出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４０多场，场场爆满。李遇秋至今对当时演出状况还历历在目：“那时的情景真让我终生难忘-……在拥有2000多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两个月内连续演出40场，场场都座无虚席，轰动了全国。
那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响起‘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的歌声。许多刚从‘牛棚’中走出的和仍被‘挂起来’的老红军、老八路被接去看演出，他们中有很多人边看边落泪。”
据统计《长征组歌》自诞生至今在国内外巡演了1000多场次，观众多达百万人次，堪称中国合唱史上的奇迹。后来，战友文工团排演的《长征组歌》还被搬上了银幕。
战友文工团演出的《长征组歌》誉满海内外，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当年除了战友团演出了《长征组歌》外，总政歌舞团也根据肖华要求排出了一场大歌舞《长征组歌》。
据晨耕回忆：1964年11月，肖华曾召集他和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要求他俩将长征组歌搬上舞台。并说：“我不是让你们合作写一台《长征组诗》的歌曲，总政歌舞团要搞一台带舞蹈的大合唱，战友文工团可以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不一定写成12首曲子，也可写成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曲，把这12首诗的意思融进去。当然，你们可以根据作曲的需要，改动其中的部分词句。”
总政歌舞团受命后，立即组成了创作班子，肖华将军对这台戏也很是重视，他到青岛去疗养时，还把总政文工团的创作班子带到青岛一同研究《长征组歌》的谱曲问题。
1966年2月总政歌舞团排练的《长征组歌》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演出了两场，当时周恩来总理和肖华观看了演出。演出后，周总理还曾问肖华，这两个版本哪个更好？肖华说，各有千秋。总政歌舞团的节目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乐的交响性比较强，显得壮观、富有气势。并且还曾为在北京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作过汇报演出，受到好评。
周总理和肖华等人还曾要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摄制成电影艺术征保存下来。然而，“总政版”《长征组歌》电影摄制工作刚开始筹备，就赶上了“文革”，拍片一事就此搁浅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附：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节目单：
1《告别》（混声合唱）
2《突破封锁线》（二部合唱与轮唱）
3《遵义会议放光辉》（女声二重唱、女声伴唱与混声合唱）
4《四渡赤水出奇兵》（领唱与合唱）
5《飞越大渡河》（混声合唱）
6《过雪山草地》（男高音领唱与合唱）
7《到吴起镇》（齐唱与二部合唱）
8《祝捷》（领唱与合唱）
9《报喜》（领唱与合唱）
10《大会师》（混声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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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长征组歌》活动：红色经典魅力永恒
剧组车队行驶在前往贵州的路上
《长征组歌》在瑞金首演
一曲《十送红军》唱不尽军民鱼水深情。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自7月24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剧组在人民大会堂唱响这首响彻寰宇的激昂壮歌，到9月4日在“革命圣地延安”举行闭幕演出，这一大型公益巡演活动，伴着“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的欢快激越歌声，徐徐落下帷幕。
历时40余天，行程数万公里，横跨红军长征途经的9个省区48个市地县，演出38场，现场观众逾50万。“战友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以实际行动向老区人民交出了一份“继承红军传统，永做红军传人”的优秀答卷。
发生在70多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无疑是一部共产党人用信念和意志谱写的壮丽诗篇。作为对这一壮举的形象展示和艺术再现，由肖华作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谱曲，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精心排练演出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堪称众多长征题材文艺作品中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舞台精品，因而才能历久弥新，久唱不衰。
从1965年《长征组歌》诞生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了41个春秋，其艺术魅力依然光芒四射，其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的作用依然如此强劲，这不但缘于《长征组歌》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更缘于长征这一壮举本身的震撼力。这也再一次表明：伟大的壮举能够产生不朽的作品，而每一部优秀作品的成功都离不开生活这惟一的源泉。
今天，我们这些后来者虽然无缘目睹当年《长征组歌》公演时的盛况，但透过新一代“战友人”巡演长征路的历程和受到热烈欢迎的感人场面，却不难想象它一经问世引起的极大轰动。翻开已经泛黄的1965年8月21日解放军报一版，“《红军不怕远征难》组歌受到热烈欢迎”的标题赫然入目。该文介绍，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自当年7月公演以来，短短1个月演出20余场，观众达数万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先后观看并给予高度赞扬。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满怀激情地看完演出，认为这部作品成功地体现了长征精神，表现了长征气魄，富有革命的激情和战斗性。
《长征组歌》之所以能成为颂扬红军英雄业绩的大型舞台艺术精品，至今仍放射着令无数观众热血沸腾的艺术魅力，显然就在于它表现题材的重大和思想性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而这一切又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将军，亲身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对“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的离别场面，必然是亲眼所目睹；他也必然经历了“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的艰苦征战，经历了“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的欢乐场面，因而在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之际，由肖华而不是别人写出这一大气磅礴、流传久远的组歌歌词就在情理之中了。
曲作家和演职人员为《长征组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自不待言，甚至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也都为该剧付出了心血。《长征组歌》一上演，毛主席通过收音机收听后，当即称赞这是一台好节目，并热情鼓励创作人员要精益求精。周总理自始至终关心着《长征组歌》的创作、排练和演出，多次亲临排练现场，一曲一曲地指挥排练。为了弥补演员经历的不足，他反复给大家讲述红军长征中的斗争生活。在排练现场，周总理甚至一次次地把自己身边的电扇搬到指挥和演员们身旁。《长征组歌》成为周总理一生最为喜爱的音乐作品，所有曲目他全部会唱。
长征胜利40周年时，《长征组歌》重新公演，邓小平同志当时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见。原歌《突破封锁线》中最后两句歌词是：“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邓小平同志说，不是敌人空惆怅，而是红军在惆怅。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仍未能摆脱“左”倾路线的影响。湘江一战，损失过半，8万多人只剩下3万多。肖华听了邓小平同志的意见，遂把这两句改为我们现在听到的“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一改，使歌词的含义更为准确、深刻。多位领袖共同关注一台剧目，这在新中国舞台艺术史上并不多见。
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具有无穷的魅力。可以说，《长征组歌》就是对这一艺术论断的最好佐证。在这部大型舞台音乐作品中，几乎每首歌曲都有着不同的地域特色，民族化音乐元素比比皆是：《告别》一曲用的是江西音调，《遵义会议放光辉》融合了贵州苗族的山歌，《四渡赤水出奇兵》吸收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飞越大渡河》采用的是四川川江号子的节奏，《到吴起镇》则以陕北的秧歌调突出衬托红军胜利会师的欢乐场面。加之《长征组歌》歌词朗朗上口，曲调亲切自然，易唱好听，一学就会，因之也成为数十年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最为广泛的经典音乐作品。这一成功的经验，对我们今天的舞台艺术、音乐创作都不无借鉴及启迪意义。
周总理当年在指挥“战友人”排练长征组歌时，反复强调：文艺工作者唱红军首先要学红军，要以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排演好《长征组歌》。让我们十分欣喜的是，今天正在舞台上演唱着《长征组歌》的新一代“战友人”，不但传承了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艺术追求，使《长征组歌》愈演愈精，愈唱愈新；而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传承了老一代“战友人”“歌唱红军业绩，发扬长征精神”的优良作风，自觉地把艺术之根深植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把演出的舞台搬到长征途经的一个个乡镇村落，身体力行新时期军队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并由此切身感受到艺术生命的源泉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这，也许就是今天的“战友人”巡演长征路的最大收获。
来源： 编辑： 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