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五年的三大危机

中国未来五年的三大危机
戴大魏

（此文已发表于《北京之春》2008年第7期）

　　未来五年——2008年至2012年，中国将再一次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头。
　　在过去一个世纪内，中国已经数次处于这样的历史紧要关头。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1936年的西安事变、1945年至1949年的国共内战、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发动文革、1978年的经济改革、1989年的民运，都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个紧要关头。
　　当辛亥革命即将100周年之际，中国再一次面临历史的紧要关头。而且这一次，中国人将经受最巨大的阵痛。过去一个世纪的每一个历史紧要关头，中国人都经受了巨大的阵痛。如果把人们经受的阵痛与他们当时生活的富裕或安逸程度进行对比的话，即将来临的这一次反差最为强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今天的中国人将在新的历史紧要关头经受最巨大的阵痛。
　　为什么说中国将再一次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头？因为中国未来五年难以避免三大危机，它们分别是经济危机、战争危机和政权危机。

经济危机
　　中国自1978年底开始对外开放的经济改革，第一步是农村的土地承包，第二步是城市经济改革，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双轨制，再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92年春，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被人们抛至脑后，中国在绝大多数领域步入了市场经济。尽管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没有得到世界主流国家的认同，但是在多数消费品领域中国已彻底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是不争的事实。
　　世界各国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道路的历史表明，早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谁都无法避免。这种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表现为为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闲置、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员工失业、金融机构瘫痪、信用关系破坏、经济急剧衰退，社会的经济生活陷入混乱。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主要是解决日常生活用品极度匮乏的问题，在真正走向市场化之前、在1989年镇压民运之后，中国曾出现第一次产品相对过剩的经济衰退（1990年至1991年）。后因1992年起步的市场化及中国消费水平的梯度多样性（特大型城市-大型城市-中小城市-郊区乡镇-周边农村-偏远乡村），通过购买力提高与需求面扩大消化了滞销产品。1992年至1994年的经济过热，中国在内地城市市场曾出现第二次产品相对过剩的局部经济衰退，国有企业倒闭、员工下岗、消费低迷、三角债、全国范围基本生活消费品物价的超级稳定。后因市场化的深入及全国性的引入外资竞赛、鼓励民营企业等举措托住了经济的下滑，进而发生逆转，带来了中国经济长达10年的稳定快速增长（1997年至2006年）。
　　共产党内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成因与再生产的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高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让周期性经济危机变为现实。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家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支付能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必然引发经济危机。典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危机是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在萧条阶段，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同时为复苏阶段做准备。在复苏阶段，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缓和，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使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形成高涨。高涨又使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矛盾加以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又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主流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实施福利的社会主义化，一方面加强对市场资源配置的科学化服务，事实上已经做到了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防范。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方面刚刚起步的中国具有防范经济危机的能力，这更不等于说中国可以游离于市场化早期的经济危机这一规律之外。
　　事实上，中国从1994年至1996年的滞胀性危机、萧条两阶段中走出来，经过1997年至2003年的复苏阶段，2004年至2007年的高涨阶段，危机阶段的种种征兆已经出现。高涨本身就是危机即将出现的重要征兆，以13亿人口为基数、以东方非理性文化为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市场，一旦经济高涨的苗头出现，买涨不买降的从众行为，势必严重夸大社会需求，迅速推动经济过度高涨，生产出十倍的过剩产品。今天的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就是明证。以房地产市场为例，中国各地房屋建筑面积和售价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而不少人的论调依然是供不应求造成的。其实，供不应求祇是迷惑人的某个方面，若按中国人的人均占地面积与人均收入来看，中国人今天人均拥有的住房面积已经是大大偏高了。一方面旺盛的需求一定刺激房屋建筑的加速，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利润而加速开发，政府为了保障越来越多买不起商品房的家庭加速建设廉租房。高企的房价让人本身的生产不可持续，在中国开公司做生意竞争力越来越低，惹不起躲得起，结果房地产还得回到它应有价值的位置。不幸的是，这个过程就是危机。
　　2008年至2009年中国将爆发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性经济危机，2010年至2012年将是中国经济的萧条期。

战争危机
　　所谓战争危机，是指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台海战争。
　　这场战争难以避免，最大的原因是台湾老百姓的民意发生了重大转变。2006年中，台湾的各项主流民意调查显示，认同台湾独立的人数首次超过50%。此后，这个比例就没有下降过。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化的社会，尽管台湾的民主政治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但是决定今天台湾社会重大政治问题走向的无疑是民意。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要想执政必须打民意牌。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对此并不愿意相信，即使半信半疑也没有处理民意的基本经验。
　　2008年台湾总统换届选举，中共指望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此阻止民进党的台独进程。这是中共低估了台湾民意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力。到时候，不管是马英九胜出还是谢长廷胜出，他们都不会回避台湾民意的呼声，区别祇在于是以“中华民国”还是以“台湾”的名义寻求国际发展空间。马英九能在为政清廉上表现出如此那般书生意气，想必他也不会在中共的独裁与武力面前装熊。要知道，在马英九这个留美法学博士眼里，没有民主的独裁是政治腐败的头号敌人，他对中共政权的抵触应该不在民进党诸君子之下。对于马英九来说，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的独立是实，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的称呼祇是一个名称而已。
　　分别“名”与“实”是中国人的传统和长项，中国大陆人民也不会被马英九忽悠。中国大陆人民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小康生活中前所未有地高涨，这是台海战争不可避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不久前，笔者在中国大陆有机会跟亲朋好友们相聚，问到台湾如果独立，大陆该不该打台湾的问题，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打”。他们怀疑的是台湾有没有胆量独立。如今，中国大陆已经立法，并且在十七大一中全会后集体确定向台湾开战的具体条件。一句话，中共把一件需要承担重大历史责任的事情分散到众人的肩膀上，正说明他们敢打或不得不打。
　　这一战，双方都不想打，这么想久了，就以为不会打，因此都自行其是。双方都不把对话以化解冲突作为当务之急，这又让这场战争增加了可能性。其实，台湾人要独立，中国人不让台湾独立，各有苦衷，大家坐下来好好谈、慢慢谈，各自减少一部分苦衷，冲突就不会这么激烈。然而，历史是由人写的，人并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
　　马英九执政，台湾可能跟中共开启和平统一的谈判，两岸在经济往来上会取得进展，而在政治上会分歧明显。马英九可以同意和平统一，但没有理由认为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他将提出公开选举等合情合理的要求，但是中共没有人敢答应。
　　台海战争一旦爆发，彼此将以远程轰炸对方的战略目标为主要方式。因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以及它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经济、政治的巨大影响力，中共不会过早采取进攻占领台湾本岛的笨拙步骤，以免在全局上陷入被动，而将采取发射导弹在先、飞机奔袭轰炸在后的战术组合。台湾在遭受轰炸后，一方面将采取拦截飞弹与空袭的防御，一方面将主动出击对中国大陆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轰炸。这多少有些类似2006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2010年或2011年中共会轰炸台湾。

政权危机
　　2007年10月22日，中共十七大一中全会在人大会堂举行。500多名中外记者云集东大厅，等候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体亮相。数以亿计的中国百姓大白天打开电视，望着屏幕看街谈巷尾的谜底如何揭开。那种情景让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心中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我既为中国有了民族独立和经济大发展而自豪，我又为一个泱泱大国在文明发达的21世纪还如此荒诞地产生国家领导人倍感羞耻。
　　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新老更替，年龄成为老委员出局的唯一的标准。这实在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比如是否表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已经十分虚弱？
　　中共自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伊始，其领导层和最高负责人的权力更替从来就没有按民主程序进行。中共近90年的权力更替，乃是一部彼此在明争暗斗中建立权威与瓦解权威交替进行的历史。在权威瓦解与重建权威的过渡期，其政权将面临危机。
　　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个具有权威的领袖，他一共在任6年，从中共一大干到中共五大之后。中共的建立及前35年，都是受前苏联的遥控指挥。1920年4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华秘密筹建中共。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旗手陈独秀、李大钊中间选择了更具权威的陈独秀。当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和浙江嘉兴举行，陈独秀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共的第一任负责人。1927年4月至7月，随着蒋介石和汪精卫前后跟中共决裂，中共遭遇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挫折，陈独秀的权威瓦解，共产国际按非正当程序解除了他的职务。
　　从1927年七八月份陈独秀下台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初步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产生中共历史上第二个领导权威，进入长达7年多的权威过渡期。这个时期，中共群雄并起，领导人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1927年8月，瞿秋白取代陈独秀。1928年在前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跃居领导高位，而且是中共历史上头一次设中央主席。1931年6月向在上海被捕后叛变，3天后因再无利用价值被国民党枪决。在向任中共主席的3年间，前两年被李立三左右。1930年6月，瞿秋白从前苏联回国，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清算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工作。1930年10月，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秦邦宪）回国，开始影响中共高层。1931年7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失势，王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与王明一唱一和的博古成为总负责人。直到1934年10月中共根据地被政府军围剿节节败退，被迫作向西逃窜的长征，在这个危难关头中共才开始考虑选择毛泽东为新的权威。
　　1935年1月中旬中共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任中共总负责人，周恩来为军事上的最后下决心者，会后又明确毛为周在军事上的帮助者。由此可见，当毛泽东第一次成为中共最有实权的人时，他还没有足够的权威，张闻天和周恩来是他名义上的领导。1937年5月，中共在延安分别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毛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1937年11月，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王明从前苏联回国，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挑战毛的地位。毛通过派出任弼时、王稼祥等游说苏共，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纠正王明的所谓右倾错误，第一次明确了毛泽东在中共全党的领导地位。毛用了差不多4年的时间，才在中共初步建立起他的领导权威。1945年4至6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当上名正言顺的中共党魁，不但牢固确立了他的领导权威，而且在中共历史上破天荒地确立了他的思想权威，标志着毛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超级权威。1949年下半年中共将国民党政权赶出中国大陆，毛理所当然地荣升中国新政权的国家元首。
　　毛并不胜任领导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实际上自1955年起毛的权威就屡次受到中共党内高层与社会精英阶层的质疑。1957年的“右派言论”，是知识份子对毛的质疑；1959年彭德怀进“万言书”，是中共党内高层对毛的质疑。在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共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中共党内高层开始向毛的权威半公开地挑战。如果当年中共还没有执政，即使执政了毛的权威没有被推向愚弄百姓的顶峰，毛一定会遭遇陈独秀式的滑铁卢。正因为毛的权威超越了那些帮他树立权威的人，帮他树立权威的刘少奇之流已没有能力推倒这个权威。相反地，毛利用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党内中底层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横扫了一切向他权威挑战的“牛鬼蛇神”。林彪父子的公然挑战，就更不在毛的话下。毛如愿以偿地将他的权威统治保持到他的死期。
　　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凭他的六字遗言“你办事，我放心”控制住复杂的政治局势，在中共最高权位上坐了5年。事实上华在位的5年正是毛死后形成新的权威的过渡期，而邓小平就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权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毛泽东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是副主席，邓小平是总书记，这6个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文革结束后祇剩下陈云和邓小平。文革结束后劫后余生的元老们纷纷再度出山，邓和陈是两个最大的元老，邓与陈多年来一直在分享威权。
　　邓的绝对权威建立于1989年6月4日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武力镇压。1997年初邓死后，他指定的两任接班人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执政，进入又一个权威之间的过渡期。现在的问题是，中共还能产生新的权威吗？无论能够产生还是不能产生，都将带来政局的剧烈动荡，也就是面临政权危机。
　　胡锦涛不具备指定接班人的权威，以十七大选出的9人政治局常委而论，5年后祇有习近平、李克强两人不满68周岁，符合进入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年龄条件。而在非常委的政治局委员中，张德江、刘延东、张高丽、俞正声、刘云山、薄熙来、汪洋、王岐山、李源潮等九人符合年龄条件。5年后的中共十八大将面临政治局常委的大换班，每一位暗中使劲的竞争者凭什么招数胜出？今日中共已是一个相当扭曲的政党，“共产党宣言”早已不是共产党员的行动纲领，他们说的不能做、做的不能说，几乎没有彼此认同的道德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脱离了传统权威的新的中共中央很难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摆在竞争者面前的道路不过两大条，一是耍“暗的”，二是玩“明的”。
　　何谓“暗的”？就是政变，就是拉帮结派尔虞我诈。何谓“明的”？就是政治改革，就是以大家认同的民主原则分享权力。我认为后一条路才是正路。谁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领导权威，单单靠发展经济已经不灵。发展经济祇是建立新的领导权威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发展经济、社会公平、拒绝贪腐、重建道德将是树立中国新的领导权威的充分必要条件。要做到以上四项，实行基本的民主制度是唯一的选择。
　　陈独秀成为中共第一个权威，是可以解决共产主义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传播问题。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二个权威，是可以解决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的问题。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三个权威，是可以解决让贫困的中国人吃饱肚皮的问题。如果说中共还会出现第四个权威，那么将是可以解决社会公平的基本民主问题。
　　未来3至5年，中共在经济危机、战争危机和换届面前，政权将出现急剧动荡。很有可能的是，胡锦涛提前下台，被倡导启动民主程序的政治改革新秀取代。也不排除以机会主义为行动准则的胡锦涛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将经济危机与战争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卸给别人。无论哪一种情况，满足基本的民主要求都是中共政治人物未来最重要的选项。一切祇是时机问题。
（2007年12月于美国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