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医学的人文品格 ---- 张廷春

   

    现代人越来越离不开医院了。然而，当今医院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却是如此稀少，尤其是我们这些不享有特权的普通人，在与医院打交道中，相信或多或少都有过无奈和冷漠的感受，甚至有过惨痛和沮丧的经历，人们之所以恐惧在医院里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已甚于对疾病本身的恐惧。

　　在困惑、无奈乃至愤慨中，我读到7月2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崔念基教授的访谈录，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真有久旱逢甘霖之感！这篇报道让我见识了一位真正杰出的医生，不仅具有学术和医疗上的造诣，更富有博大的爱心、丰厚的人文素养。在当今利益驱动的社会里，人们热切地呼唤着良知和爱心的回归，呼唤着医学人文品格的重建。

　　报道记述了崔念基在肿瘤医院工作20年来，不仅收了红包然后全退(当面拒绝怕引起病人不安，等出院时全数退回)，而且经常拿数千甚至上万元资助贫困病人的感人事迹。当记者问他:“什么时候开始资助病人的？”崔淡然地答道:“我都不记得了。”他再三解释说，给钱是万不得已的事，良知告诉他，绝不能见死不救。在崔念基眼里，“帮助病人不一定是用钱，包括各种方式，如帮助病人该怎么花钱就更重要。”他说，“在治疗方面，选择哪种方法，得跟病人好好商量，要根据病人经济状况、年纪、病情、愈后等综合考虑。”读到这些对话，我分明听到一位纯粹的医者用行动昭示的真理: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医德，是医者的人文品格。崔念基正是用自己一生一世的行动和思考，在践行自己心中认准的真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费因曼曾指出，科学这把钥匙可开启天堂的大门，也可开启地狱的大门，究竟打开哪扇门，有赖人文的指导。同样，医学要能真正造福人类，前提是要拥有像崔念基这样具备医学人文品格素养的人。

　　随着医学手段的进步，崔念基所在的放射科，想必已拥有愈来愈多先进复杂的治疗仪器，其价值和作用不言而喻。但技术的双刃剑有时会让人们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复杂的仪器，有如横亘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的鸿沟，使之距离越拉越大，久而久之病人仿佛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只是一个号码，一个抽象的疾病标本，一个从教科书上学来的知识的对象。

    天天操纵这些复杂仪器的崔念基，不仅没有陷入纯技术的泥沼中，反以睿智的人文视野，敏锐地觉察到技术再发达仍然特别需要人性的温暖。他深知，女人分娩、老人临终、病人求医，尤其是肿瘤患者，都是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最需要医生抚慰生命的爱心和诚意。他告诉记者:“病人来了，他对自己的病很恐惧忧心，你要像对家里人一样，分析了解他病在哪里，怎么治疗，清除他的顾虑，树立他的信心。”不难想见，像崔念基这样一位人性丰满的医生，一位有着强烈灵魂感觉的人，自然会对人性的高贵和神秘心怀敬意，绝不会把病人看作仅是疾病的载体，更不会陷入纯技术的狂热之中。因此当记者问人世间什么最重要时，他简洁鲜明地回答:“是生命，亲情。”

　　医德和人道精神本来是一个医生所必备的品质，其重要性甚至超乎医术之上。但在当今功利化的社会里，人道和医德越来越被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所挤压和取代。爱心变得稀缺，医德成了多余。人们自然对崔念基的善举有所质疑。但他的另一段对话，足以令人心悦诚服肃然起敬了。一个已退休返聘的老者，名利地位对其而言已无足轻重，唯有爱心可以安顿他的良知，崔念基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从小经历的苦难让他懂得感恩、惜福，更理解那些缺钱病人的苦况。他说:“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没有把钱看得很重要。穷惯了。我们今天能这样，已经很幸福。”他告诉记者:“我知道病和穷多么折磨人！我12岁时就要去勤工俭学……考上大学时，连去广州上学的路费都没有。老师给了我12块钱。我永远忘不了。”读到这里，我禁不住潸然泪下，也许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和体验，由此更使我明了，爱心和医德不是孤立之物，崔念基的慷慨解囊和爱心奉献，正蕴含了他对苦难、吃粉笔灰人生的体悟，爱心和善良自幼如基因渗入了血液，构筑了他原初的生命底色。

　　诚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医务工作者都具有崔念基这样的人文素养。这没必要，也不现实。但以拯救生命为使命的医学职业道德，对医务工作者的要求理应不同于其他一般性的职业，我们还是期望通过教育，通过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通过自律和独善其身，使像崔念基这样具备医学人文品格、有良知教养的医务工作者多起来、再多起来，而少一些、再少一些穿白大褂的蒙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