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好坏与制度无关–读《晚年周恩来》有感
先为本文做一个具体的“好”和“坏”的定义。这里讲的是人品。不用说大家都懂，任何社会制度下，每个人的品格都是不一样的。人品好的人是高尚的，他们诚肯、忠厚、关爱他人等等；反之，人品差的人就卑鄙，他们虚伪、刻薄、自私自利等等；品格的好坏的标准在各种制度下的人类社会中应该没什么差别。如果你说一个人在独裁体制下高尚，到了民主体制下就卑鄙，这种论调荒唐得让人哑然失笑。
但这不是说，一个人如果不高尚，那肯定就卑鄙。人无完人，人太复杂了。可以这么讲，任何人的品格都在高尚和卑鄙之间，形成一个正态分布，不好也不坏的普通人最多。
笔者还想强调一点，品格和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忧柔寡断，也可以冒失鲁莽；可以非常细致，也可以十分草率；可以忧郁，也可以乐天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性格和品格毫无关系。
到底要说什么呀？怎么显得这么迂腐！看看，不耐烦了。我是看了高文谦先生的大作《晚年周恩来》之后，才觉得该罗嗦一下。高先生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有二，“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揭露大陆官方刻意遮掩的文革黑幕以及高层政治的荒谬、黑暗和凶险，直挖中共政治文化的老根－－皇权专制主义”。我个人认为这两个目的的意义不大，因为中国大陆的众多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认为周恩来是个圣人，大都认为他是个品德高尚的人；特别是“文革”过去三十多年的今天，人们已越来越理智地评价周恩来，不存在让“周恩来走下神坛”的问题；同样，经过“文革”的惨痛浩劫，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早已认清毛泽东搞的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封建专制那一套，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得不离经判道，在中国实施商品经济。
话虽这么说，但如果高先生真能写出真实的周恩来，特别是证明他在封建统治者毛泽东的之下委曲求全，精神上极其痛苦，也不失之为客观。周恩来如此地忍辱负重、日理万机，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江山，而这恰恰是悲剧所在。这种越来越黑暗的，不可遏制地腐败下去的专制制度是周恩来的高尚人格能够挽救的吗？！
然而高文谦先生并不是从这个角度剖析周恩来的，而是处处贬低周的人品！说他在中共内部的争权夺利中从来都是投靠得势的一方，从来都是谨小慎微，宁肯政治上犯错误，也要服从组织；特别是到了晚年，只想保持自己的“革命晚节”，对毛泽东毕恭毕敬到了唾面自干的程度。总之，周恩来总是为个人利益着想的。高先生编书五年辛苦备至，查阅了大量资料，我这里说三道四地怀疑应该是毫无根据。但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既然周恩来一生中总是在投靠得势的一方，他为什么不投降蒋介石？那时红军是极其弱小的，一直处于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之中，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战败，作为流寇几乎被剿灭，如果周投降了，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自不待说。怎么他就非得先巴结王明，再投靠毛泽东？笔者认为只能说周恩来有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和坚定的意志。从那时起，周恩来就为了事业委曲求全。
高先生通过史料证明，周恩来伙同毛泽东整倒了刘少奇集团、林彪集团。应该说高先生的论述还是客观的，周恩来确实违心地服从了毛泽东的意志，但高先生自己也说到，周对刘、林一开始都是要保的，后来看到无法改变毛的意志之后才跟随了毛。高先生把这归结为周是为了自己的“革命晚节”，可为什么不能认为周这样做是为了共产党政权的稳固呢？
高先生认为，邓小平批周恩来得到毛泽东信任。笔者对这一点表示疑问。在专门批周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是这么“批周”的，“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我怎么觉得这话是在为周恩来打圆场呀。就算是批周，邓小平也是不得已，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发言，而且就这一句话涉及到周。根据这一句话就证明邓小平批周重获毛的信任？高先生自己也觉得牵强，于是说邓小平在红军时代就是毛泽东派，跟着毛一起挨整。好吧，就算是吧。但我一直记得登小平在周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时的情景，意志坚强的邓念得非常慢，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终于念不下去了，喉头哽咽。这是几十年共同奋斗的战友之情啊。如果邓小平是装的，他简直是最天才的演员。
林彪在和毛泽东闹翻之后是否直接参与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定，并参与了刺杀毛泽东的行动？高先生并没有明确说，但倾向林参与了。笔者觉得不合乎逻辑。从事后揭发出来的未遂刺杀行动来看，这次行动太草率了，太可笑了，完全是轻举妄动。林彪作为一员身经百战的元帅，竟会如此轻率地进行这样可笑的行动？如果说是他儿子林立果背着他干的，事情可悲地败露之后，林彪决定坐以待毙。这样分析或许更合乎逻辑。当然我仅仅是猜测。
笔者认为，１９７２年毛泽东不断患病之后，渐渐失去操纵中国政局的能力。尽管他已经是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极其病态的人，但仍牢牢地掌握着中共最高的主宰地位。但高先生认为，毛泽东一直不断地发动对周的批判，而且是老谋深算。这是否有些牵强附会、耸人听闻？我揣测，高先生想通过他的描述来证明，尽管毛对周完全是蛮不讲理，但周表现得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奴仆，人格扭曲到丝毫不敢反抗。毛在１９７５年已经说不出话来，完全由生活秘书张玉凤根据口形写他的批示。我反正很难想像毛到了说不出话、流口水的状态下，还在运筹帷幄。与其说毛在病态地整周，不如说文革派的“四人帮”拉大旗做虎皮，利用毛在整周，而周为了全
局忍辱负重。高先生说周此刻是封建君臣思想束缚，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是对的，但还有一点他没讲，那就是周恩来的坚定信仰。这是周的悲剧所在。
《晚年周恩来》通篇读下来给我一种感觉，那就是专制独裁体制下，共产党人的政治斗争都是阴谋，参与政治绞杀的人都很邪恶。如果高先生真是这种意图，就会推出这样的结论：人的品格因为制度而不同。周恩来是个伪君子。他把所有的人都欺骗了。他用老奸巨猾赢得了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意志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敬重。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反正是断然不能接受这种“逻辑”。
我个人认为人的好坏与制度无关，但制度有着优劣之分。资本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即便品德有问题的人当政，整个社会仍能保持稳定性和不断的发展，因为这个制度有相互制约的机制，谁也不可以为所欲为。克林顿在办公室里搞女人，小布什四十岁之前还在吸毒，你不能说他们的品德完美无疵，可他们当总统得按照美国人民的利益行事；可封建独裁体制下的中国却不然，周恩来品格再高尚，也只能在人性极其扭曲的状态下痛苦地挣扎。不知高文谦先生对此如何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