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秉骏一、导言 一般的中国学者都主张古代的中国文明不是从西方传入的,而是由中国自己发展出来的。建国以后,中国政府重视考古研究,进行了许多考古发掘工作,而且发现了古代中国文明的自己发展过程。但是,大部分的考古发掘都是在发扬民族精神的旗帜下,进行的一种有计划的发掘。当然其结果是强调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但是,从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各个地区都在进行经济开发,因此基本建设热开始流行起来了。按照中国保护文物法,在施工当中,一旦发现古代文物及遗址,必须通知文物管理局。经过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后,他们才能继续施工。我想说明的是这种发掘工作不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进行的,而是随意发现的。换个说法,这种发掘能表现古代文明原来的姿态。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开展,文物工作者发现了许多重要的资料并取得了重大的收获。根据这些考古资料,我怀疑中国古代文明都是由自己发展过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世界上最初发明铜器或是马车甚至铁器的地方是近东及中亚地区,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学者也同意这个事实,但他们却认为古代中国的铜器、马车、铁器的特性跟它们不同。不过,最近在中国西部发现的考古资料,在时间上及特性上都拥有过渡性。我举一个例子:中国历史学家在证实铜器是在中国内地出现以前,应该首先证明红铜时期曾在中国内地出现过,可是在中原地区没有发现红铜时期,反而在甘肃及青海地区发现了红铜及砷铜等过渡期,而且在时期上也先于中原地区的早期铜器。当然,有关马车及铁器的例子也不少。但是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考古资料还不能充分证实“西方传入说”。 但是,以上考古资料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西方文化传入说”的某种思路,我要转而从另外的角度来证实这个问题,我想通过分析古代神话的内容及其发生地区来说明古代中国人之对外界观念和西方文物引入的可能性。 首先,我要拿一个民族学资料来当作本论的出发点。1940年代,新西兰附近一个小岛上有一个土族拥有“货物信仰”。那个时候,这个小岛已被英军占领了。为了英军的生活,英国飞机经常空运重要物品。他们把这些货品进行空投的时候,有的货品投错了地方,投到土族避难的山上。那些土族人打开货物箱子,他们马上分辨出这些好东西是属于山下英军的。虽然他们知道货物是敌人的,但是他们的心理不能接受这种事实。有趣的是,他们假装这些货物是天上的祖先送给他们的礼物,而敌人是在运送货物的途中把飞机劫持了,抢走了他们的东西。一旦有了这个假想,这个想法就便成为了他们的信仰。以后,为了获得更多的货物,他们向祖先祈祷送给他们另外的货物,而且不再让敌人劫走。 据人类学家的分析,这种“货物信仰”包含着有趣的原始崇拜的因素。第一,他们的心理上“外物”跟“外人”有着明确的界限。他们根本上不能接受“外人”。“外人”的外貌跟他们相差甚远,甚至于污染了他们神圣无比的领土,所以他们把“外人”当作敌人。但是,“外物”对他们有利用价值。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并且对他们的生活有很实际的用处。一旦习惯,他们就需要更多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矛盾。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设定这些东西原本属于他们的祖先,而是让“外人”抢劫走了。第二,他们以为祖先住在天上,所以祖先送给他们的礼物当然也从天上掉来。这里也有个重要的转换。一旦拒绝承认货物是属于“外人”之后,他们便把货物的原产地直接归属于天上。众所周知,原始部族都有天神崇拜。他们相信天上有各种各样的宝贝。实际上,货物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之一。上述的“货物崇拜”给了我们重要的线索来解决“西方文化传入”的问题。我的基本想法就是拿这个民族学上的现象跟中国的“昆仑山”神话对比一下。我们首先分析“昆仑山”神话。 二、昆仑山神话之分析 有很多文献资料上出现了有关昆仑山神话的记载,特别是《山海经》里的神话算是完整地保存了原来的神话形态。为了分析这个神话,我先把其中主要的记载排列如下: ①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山海经•西山经》) ②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秩序,方八百里,高万刃,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山海经•海内西经》) ③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皆有。(《山海经•大荒西经》) ④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为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之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淮南子•坠形训》) ⑤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山海经•海内北经》) ⑥昆仑山为柱,上气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太平御览》卷36引用《河图括地象》) 首先,关于昆仑山的位置。昆仑山位于中国西部或西北部(广义上西部和西北部都属于西部。长期以来,东和南、西和北部都是混用起来的。比如,“江东”经常指“江南”),要是考虑中国的地理形势,也难怪这高不可攀的昆仑山位于西部了。但是,我要说明的是昆仑山的另外的特点。上述记载中④和⑥已明确地记述了昆仑山是位于天地之中。特别是“日中无影,呼之无响”的记载,将“天地之中”描写得逼真。根据人类学家Eliade所论,无论东西古今,所有的“宗教的人间”都置身于世界之中心,经此以至通天通神。换个说法,他们把世界之中心当作自己居住的中心地方并且各种神灵都位于自己生活场所的上面。又根据另一位人类学家Frazer搜集的资料(《金枝》)中所述,很多的原始部落有树木崇拜,他们以为通过向天伸出的“世界树”能容易到达天上,而且天神也由此来到人间。 描述昆仑山的大部分的内容符合上述普遍现象。比如,描写当作“帝之下都”(①②)、“百神之所在”(②)、“有神”(③)、“太帝之居”(④)、“众帝所自上下”(④)、“上气通天”(④)等,说明古代中国人觉得通过昆仑山能通天通神。特别是昆仑山上的“建木”,具有“众帝所自上下”的一种“世界树”的功能。 不过,重要的是,这“天地之中心”位于遥远的西方,而不是位于黄河之中下游。这种现象跟上面所述世界普遍规律有冲突。那么,我们想把中国著名的昆仑山神话当作特殊的例外吗?这难免有些武断性、非学术性的结论。实际上,在古代中国也有许多记载是把黄河中下游跟天下中心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诗经•大雅•崧高》记载:“崧告维岳,骏极雨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这是明显地把祖先出生的中心地当作能通天、降神的崧山,即天下之中心。而且古代中国人把国家和自己居住的地方称为“中国”、“中州”、“中原”等事实,也证明了古代中国不会处于普遍规律之外。自古以来,泰山遗址被认为不仅社天下指“中医厄”,而是也是能通天的神山,因此许多受命于天的帝王来泰山举行封禅仪式。所以,游人为了避免冲突,主张神话中的昆仑山就是实际的泰山。可是,既然在记载上已明显地指出“天地之中心”是在离自己遥远的西部地区,我们不可能随意连结这两座圣山,况且神话上描写昆仑山的记载也不符合泰山地貌。 总之,中国神话上有两种看法:先是以泰山为世界中心,后是以昆仑山为世界中心。这个事实意味着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的世界之外另有世界。对古代人来说,这也并不是普遍的现象。因为已有世界中心的古代中国人要再承认另外的世界中心,那会动摇自己的中心,甚至要否定自己存在的正统性。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种特殊情况?想改变自己中心思维系统,非要有特别强烈的外力来刺激古代中国人不可,因为这种特殊的情况不可能自己本身生成。那么,这种冲击是从哪儿来的?又是什么样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昆仑山神话及有关西王母神话发生或是流传的地方,以说明其冲击的方位。 三、昆仑山神话之分布地区 虽然对《山海经》之结构方面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根据最近研究的成果,《山海经》不是以特定地区为背景而创作的,也不是以特定思想为基础而创作的,而是像百科全书似的搜集在各地区传下来的各种神话、各种历史知识而写成的。当然,《山海经》里有比较复杂的规则,它是由《山经》、《海经》、《大荒经》构成的,而且各部分又以《东经》、《西经》、《南经》、《北经》而构成。前者是根据远近而分类的,后者则是根据方位而分类。不过,前述有关昆仑山神话大致从《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引用出来的。这个事实不仅意味着昆仑山位于西方,而且指出昆仑山神话流传的主要地区也是西方,因为某方位《经》上的记载就是在那个地方流传的神话,既不是形形色色的动物及神仙真实存在的地方,而是那里人的一种想象和某种信仰。 通过近来出土的考古发现,我们能补充上面的推测。四川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1700余件青铜器,已让专家们把惊喜放在眼角上,把疑问深深地埋在心头,并已证明了商周时期存有另外的文化中心地区。不过,更重要的是,从这些青铜器里能看出,战国时代在中原地区流行的神话类似的含义,尤其是昆仑山神话中的各种因素。第一,三星堆出土的大青铜神树,通高3.96米,共分上、中、下三层,每层三枝,共9枝,每枝的弓顶端站着一只鸟,共9只鸟。神树的顶端残缺,但留有插孔,估计是全树的精华所在,即是同坑出土的一只大青铜鸟。而且整个10只鸟踩着像果实似的圆球,这个形状跟《山海经》及《淮南子》的扶桑和若木(建木)非常相似。所以,学者们倾向于把这棵神树当作为建木、若木。不过,根据《大荒西经》,建木位于昆仑山,而且“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之无响”的天下之中心,就是说,三星堆青铜神树可能跟昆仑山神话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第二,三星堆二号坑出土了造形复杂的铜像,原报告称之为“铜神坛”。该“铜神坛”下面是两只巨大的昂首垂尾、单翼上翘的矮足怪兽。怪兽用头和翼承托起一块方形台,并立有四个巫师,巫师的双手握持互相交叉的树枝,共同用头顶起一巨大的山形器(有人说“方尊形器”,但考虑三星堆一、二号坑大铜树,所谓“欲开的四瓣花蕾”应看作为“山”,而且腹部透空的形态也不像“铜尊”),因此,这个“铜神坛”还需要更确凿的其他证据,但这里一定有跟崇拜信仰有密切关系的内涵。而且下面的怪兽看起来也颇像昆仑山下面的“九尾狐”等神兽。第三,大家瞩目的青铜纵目人面具,宽38厘米,高66厘米,估计重约80公斤。但引人注目的却是那双凸出来的眼睛。从那双巨大的眼眶里伸出一对圆筒,那圆筒直径约8厘米,长约8厘米。对这个面具,有一种解释认为它与早期的蜀王有关。根据《华阳国志》及《蜀王本纪》等文献记载,蜀国第一个称王的蚕丛有“纵目”。这“纵目”是额头上长了直立的眼睛,又有人说是两个目都直立生起。无论哪种见解更逼真,这个青铜面具与“纵目”有类似的形态。不过,这“纵目”又跟西王母信仰或是西王母所在的昆仑山神话有紧密的关系。《汉书•天文志》记载:“(哀帝建平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欢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虽然对这“从目人”的具体作用等问题还要进一步的考证,但我们也能从中发现在西王母信仰里“从目”有重要地位。因此,通过“从目”的媒介,我们能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里有西王母或是她所住的昆仑山信仰因素。上述象征昆仑山似的“铜神坛”上挂着“纵目”形态的装饰,也指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第四,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青铜跪坐人像及青铜虎形器都没引起学者的注目。关于前者,一般认为是一个奴隶的形象,因为它跪着坐。最近,有位学者注意到两个铜器的大小比较适当,从而推测青铜跪坐人应放在青铜虎形器侧,使之成为一套。这样便跟坐在虎座上的西王母形象是一样的。再有,青铜跪坐人像的发型也适合插进“玉胜”样子的小棍,小棍的两端可能带有遗址出土的玉璧。那么,这个形态跟文献记载上描述的西王母内容就大概一致了,即西王母的样子像人,可带有豹尾,生有虎齿,蓬发上有玉胜。那么,通过以上所述的例子,我们可发现四川省三星堆文化里跟西王母或者昆仑山神话比较类似的色彩。 除了成都平原以外,在西北部的甘肃省、青海省等地区也还能看到跟昆仑山或西王母神话有关的几种因素。特别是起源于这些地区的周族神话里有这种因素。第一,《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也,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鸶鸟自歌,凤凰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里“都广之野”带有丰饶、生命、不死等内涵。另一资料描述“都广之野”是作为沟通天地的建木的所在地或者西王母的所在地。如果把这两种记载结合起来的话,“都广之野”也可以说跟昆仑山为同一的概念。不过,最为关键的是,这“都广之野”是和后稷有关联的。众所周知,后稷是周族的始祖兼社稷之神,就是说,这意味着周族的诸神话也跟昆仑山或西王母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通过《穆天子传》,我们能进一步证明上述的可能性。《穆天子传》描述周穆王拜访昆仑山的西王母的事件:“甲辰天子猎于渗泽,於是得白狐玄豸舟焉,以祭河宗,……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天子受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河伯号之,帝曰,穆满,示女春山之瑶,诏女昆仑¤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春山之瑶,赐语晦,天子受命。”这部分说明为了登昆仑山而看见西王母,周穆王要祭祀河伯而且得到上帝之允许等。这些说明了昆仑山的原来面貌。因此,我们可以说周族神话中有浓厚的昆仑山神话的因素,而且在周族的早期中心地区即以甘肃省、青海省、陕西省为中心的地区,昆仑山神话已形成并流传开来。 如上所述,昆仑山神话的形成及早期流传地区应是四川及青海、甘肃等中国西部或是西北部,即早期中国文化的边境地区。这个事实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线索,除了自己的世界中心以外,还承认另外的世界中心,这是由于跟另外的文化接触才可能出现的。如果昆仑山神话的起源地是西部边境地区的话,这是否意味着另外的文化传到这些地区后,他们首先承认另外的世界中心,而后形成并继而发展了昆仑山的神话呢? 四、西方事物之传入及昆仑山神话之形成过程 既往之研究中有注重西亚地区的发音,他们指出西月神的发音Siennu与西王母的发音Xiwangmu相近,于是主张西王母神话是从西亚地区传过来的。目前,从语言方面分析的许多词汇中,除了西王母以外,“巫”字也明显地显示出跟西亚地区的关系。但是,只用这种发音上的相近性并不能证明神话之传播,因为神话本身不那么容易传播并和当地神话融为一体。再说,分析比较两个地区的神话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应研究西方神话因素传来的背景或原因。 由于神话本来跟一般生活用器不同,而且带有当地民族长久积累的生活经验及各种知识等,所以为了传播并流传到别的地方,一定需要大量的或是不断的文化接触。一般来说,大量的文化接触是随着大规模民族移动而产生的,可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内地,任何西方民族的迁移也没发现。那么,我们该注意另外的可能性,即是文化的不断接触。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各种新鲜的事物或是各种宗教经过中国西北部地区传了进来,所以我们不难推测这种珍贵异彩的外来文物给中国西北部地区带来深刻的印象,并杜撰了崇仰西方的神话或直接嫁接在他们的神话里。 可是神话的发生过程不是那么单纯的,文化接触不等于神话的产生。新文化传过来以后,要经过人们长时间的筛选过程才可能出现这种神话。加之,昆仑山神话除了有各种宝藏乐园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复杂的因素。其实,昆仑山外有一些高山也有地上乐园之因素,“爰有遗玉、青马、视肉、甘¤、甘华、百果所胜”(《山海经•海外东经》),“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山海经•大荒南经》),“风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期所欲,其味尽存”(《山海经•大荒南经》)。 而且,昆仑山还带有一些另外的神话因素。首先,跟其他的高山不同,昆仑山被描述为不仅是乐园而且是天下之中心和诸神之所在地。所以,为了文化的传入至于产生神话,我认为传入的文化一定具备给当地社会带来重要变化的内容。否则,虽然当地人会对新来的文化拥有好奇心,但是他们并不至于认为那个地方就是天下的中心或诸神的所在地。只有新传入的事物不仅是跟当地已有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当地社会非常有利,甚至于改变了社会性质,这些东西肯定有重大的意义,才能对传入的事物拥有一种神秘感,同时也对其事物的发源地以憧憬和向往。 在古代社会,能改变社会性质的东西,那就应是青铜器或铁器等金属。那么,这种金属是否从西方传过来的呢?到目前为止,这种争论还没有结束,因而必须有待于将来的考古发现资料,但我们必不可忘记几个事实:第一,世界上最早发明制造青铜器的地区不是中国,而是西亚安那托利亚地区。由此向埃及、希腊、印度等方向传播。公元前4000年代末3000年代初,美索不达米亚首先进入青铜时代,但是中国青铜时代不会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铁器的发生过程也是这样。第二,生产技术相当复杂的青铜及其它冶金术一般不是自己创造的,便是从起源地通过各种方式传播而来的。刚提到的埃及、希腊、印度等地的青铜也是这么传播的。第三,根据最近的考古资料报告,新疆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等地出土的许多青铜器及铁器的编年一般比中原地区早一点儿,只是有些例子和中原地区的编年差不多。尤其是发现的标本数量在相比之下也比中原的多得多。第四,至于马车,国外学者已经提了好些证据来证明商代以前经过中亚地区传入的事实。中亚马车跟中国马车的若干差异都是在传播之中发生的变形而已。所以,我们不能排除青铜器、铁器、马车等主要西方事物传入中国,对当时社会起到了非常重大作用的可能性。 其次,这里我们要再说说本文开头提出的民族学志。原始部族一旦发现对他们重要的东西,又不能承认这些东西属于对方,因此编了跟他们的祖先有关的神话。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应用于中国古代西方文化传入的情况。当时人们已接受了青铜器等破天荒的好东西,并可能想继续得到这些物品,但是心里上又不能承认是敌人或者异方人的东西。一般说古代原始社会对异方人都带有恐怖感,同时也敌视他们。所以,尽管他们接受了先进文化,他们也不想知道那些东西的具体的起源地或者传入过程,因而他们常常置身于无知状态。其实,在古代人或是现在原始部族之间的交易方式上也能发现这种情况,这就是所谓“沉默交易”。也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商品放在某一个边界,不见对方,其后对方来到这儿取已放的东西,同时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同一地方。交换商品时,不需要双方直接介入,以避免撞见异人,同时也满足了商品交换需求。无知而只接触,导致更深的神秘感和恐怖感。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编些奇妙的神话。 昆仑山神话里有一些因素符合上述的内容。昆仑山有铜柱,其高如天,而且为3000里,圆周如削。尤其是,昆仑山之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山之山,投无辄然。所以为了登山,只有天马、龙、凤凰等天帝的使者才行。这些记载都强调昆仑山是不可接近的地方。加之,居住在昆仑山的西王母的形象被描写为可怕的样子。虽然西王母像人,但是有虎齿,有豹尾,就是半人半兽之形态。《山海经》也介绍中国边境外地区的“贯胸国”、“羽民国”、“长臂国”、“不死国”、“三身国”、“无肠国”、“大人国”、“小人国”、“深目国”、“黑齿国”。从国名能推测住在这些国之人不像普通人,而是长相奇怪的人。这个事实意味着当时古代中国人把边境外的西方人当作不像人或者不可对付的人。 总之,昆仑山神话里有跟其他神话不同的特点。第一,它不仅是位于遥远的西部,而且可以说另一个世界中心;第二,它是众多神所居处的神秘的地方;第三,那里各种宝贝都有,是乐园;第四,它又是不可能接近的可怕的地方。表面上上述的特点有些矛盾,实际上他们都是起源于一个文化接触。就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是商代早期,中国受到从西方传入的青铜器等重要事物之后产生了某种神秘的感觉。因而想像那个地方一定拥有更多的宝贝。但是,古代人认为那个地方是无法接近的地方,因为传达或创造这些好东西的人不属于自己的民族,即是敌人。因为只有这种解释才能满足整个昆仑山神话的因素,同时这样的解释也符合人类学上的各种民族志事例,所以我认为昆仑山神话是由于青铜器等重要西方文化传入而产生的。 当然,接受从西方传入的各种新式的东西之后,中国人即把新来的东西改变为合适自己的文化基础。他们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所以这些文化一旦传入以后,会很快地流传到中原地区,并且带上了跟西方或中亚地区不同的中国特色。根据上述“沉默交易”的特征,一般来说,最初的文化传入的过程是很难回忆的。因此,中原的中国人可能回忆不起文化最初的这种刺激,而且只想自己的文化都是自己的祖先创造出来的。这种现象也属于普通的人类学事例。所有的文化过程就埋藏于昆仑山神话里。但是,这种冲击产生了带有特殊的神话因素,既是另一个世界中心,也影响了中国文化始祖的传说,就《山海经》中的文明英雄是除了在中原地区以外只在西方出现。 汉武帝开拓了丝绸之路以后,对昆仑山的神秘感觉也渐渐地消失了。他们接受了西方的具体信息,同时直接交换方式也代替了“沉默交易”,而且从西方传入的东西已没有了青铜器或铁器似的强大的影响。随着以上的变化,昆仑山神话和西王母神话也都有一点儿改变。昆仑山已不是不可接近的地方,而只是远方的乐园。东汉时期流行的画像砖上西王母的形态也变得有一点优雅的姿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