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的父亲龙云
龙绳武口述
㈥建设云南
民国十七年起，老太爷执政云南，他遭遇到几种困难，第一是治安上的问题，第二是金融财政的问题，第三是云南的建设问题。
第一步最麻烦的是治安问题。唐继尧回滇得力于土匪招安军，此后招安成为云南定制。匪首接受招安后，一、两年内就可能高升。
唐死后，招安军的问题渐渐明显。如说招安军是军队，它不完全是军队；如说招安军是土匪，它又是正当的招安军。在此情况下，招安军影响云南治安甚鉅。我老太爷执政后，省政府鉴于招安军问题窳烦，遂下定决心取消招安制度，已存在的招安军则下令归田，不给予保障。至于招安军废除后平时地方治安之维护，则令各县自组自卫队，自卫枪枝由县政府采购，不足之处再由政府支援少许。地方若有较大的匪乱，再由正规军前去剿乱，平时各地治安由自卫队负责。
招安制取消后，人民回乡，土匪因此孤立，力量大减。两、三年后，云南最后一名土匪李绍宗逃至贵州兴义县黄草霸，被当地人所逮捕，送到云南领赏。这时候，七七事变已将发生，云南治安逐渐平静，从前的军队保商制也差不多都取消了。及至卢沟桥事变发生，云南遂能在平静的情势下步入抗战的准备。
问：云南军队除正规军外，另有自卫队，自卫队是清末以来保边的军队，数量似乎不少？
答：自卫队是属于县政府的部队，区县大致有一个中队，其兵员多寡视县区大小及瘠富而决定。云南省政府将全省各中队合编为十几个保安营。
抗战期间，陆军总司令何敬公曾告诉我老太爷说：「人民的枪太多了，不应任其发展。」想要收缴自卫队的枪枝，但是我老太爷答覆他说：「他们又不拿政府当敌人，我不需要接收他们的枪枝。能自卫总是不错的。」
云南人民一向爱枪，抗战以前，民间的枪枝本来就不少。抗战期间，日军到缅、越，云南集结了四个集团军，一个集团至少有两军，合计至少有八军，加上卫立煌的远征军，共约十万军队，自然也有不少枪枝。其后卢汉在滇缅边区，关麟徵在滇越边区，远征军在缅甸，因为嚐到败绩，所以第五军溃退回云南；广西部队甘丽初也被调赴云南边境，战败后再回云南，因此枪枝流落地方者不少。云南多枪的另一个原因是边区种植鸦片，贩卖后可以得到银元（当时十元美金等于一块半开银元），利于购买枪枝，甚至还有迫击砲。中共统治云南后，在当地收缴了三十万枝枪，结果他们还不满意，据中共的估计，云南地区差不多拥有七十万枝枪。
其次是金融财政的问题。因为护国之役的用度大增，云南财政渐感不足，旧富滇银行漤印纸钞，因为准备金不够，所以币值大跌，跌到谷底时的价格是上海钱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十块滇币对一块上海钱。老太爷执政后，最初由李培炎管理富滇银行，不过，因为外汇管制中有许多舞弊，流言四起，终为卢汉所揭发，省政府派员调查后，发现钞票的发行量超过法定限额，因此下令李培炎下台。本来李应该自杀的，但是他在会议上赌过咒，老太爷不愿再逼他。之后由缪嘉铭接掌富滇银行。
缪嘉铭是昆明人，他的姑妈认识慈禧太后，慈禧当上皇后后，叫缪娘娘到宫中服务，称他为缪四姑太。因为这层关系，缪嘉铭到美国学工矿学时，可以用公费出国。
我老太爷将金融财政等等经济问题交给缪嘉铭负责，由他管理财政厅、经济委员会及富滇银行。最值得一提的是整理钱币及外汇管制两部分。在整理钱币方面，政府准许人民买银子，由政府替他铸成龙元币。法定银子是七钱两分银为一块，云南只用「半开」，也就是三钱六分银，这样一来就有利可图。因为准备金充足，新的富滇银行才成立，并且印了大约一亿元的纸币。在外汇管制方面，云南规定，商人从事外销时，一定要将外汇交给银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实行外汇管制。
在经济方面，陆崇仁也是一个重要的人。陆崇仁也是彝族，他是巧家人，北京法政大学毕业。本来是军法官，后来被委为财政厅长。他不交际，和一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做了很多事。
陆崇仁在云南的成绩比缪云台（嘉铭）好，因为陆所管的物资属于云南，而缪经手的物资则归属中央。缪云台对陆崇仁的成绩有点吃醋，他曾批评陆的事业比较容易做，我劝他说：「缪公啊，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是我们的东西，都不必分。」
陆崇仁年轻时私生活不检点，后来感染梅毒，病逝于香港，享年不长。相较之下，缪云台的个性比较圆滑。云南曾利用一亿多元的外汇送了三十余名学生留美，缪云台是经手的负责人。大陆变色后，这批留学生都留在美国，本来他们可以靠公费再继续进研究所，但是缪云台却将钱扣下来，留着自己用。缪云台后来自美返回大陆，一九八八年过世。
第三个问题是建设云南的问题。抗战以前，云南没有什么惹人注意的建设成绩。经济委员会的缪嘉铭设立了纺纱厂，目标是使一千七百万云南人每年都有足够做一件衣服的布，工厂的规模约一、两万锭，产量不大。
当时云南省政府的收入少，在教育经费方面非常缺乏，后来就加征特种消费税，对外国菸、酒及化粧品课税，这笔特税完全提拨为教育经费。因为教育厅对统支统收业务外行，所以委託财政厅办理，也正因为双方合作的关系，后来财政厅企业局的人才，有不少人是来自教育界的。教育经费充实后，各县也办了些中学。云南教育界对省政府的爱戴，或许与提拨特税为教育经费这件事有关。
㈦支持抗战
八年抗战中，云南也贡献了不少力量。当时云南凡是可以换外汇的物资，中央都需要。例如桐油、猪鬃、锡都归中央，云南一文得不到。利用这三种物资，中央换取了不少外汇。不过，鍚砂的管理方法对云南特种矿产来说，也造成了一些后遗症。以个旧锡矿为例，抗战前，原有十万工人，战时因为官价太低，卖到外国的市价却很高，因此个旧工人苦不堪言。到抗战胜利后，个旧的工人竟只剩下五千人。
个旧锡矿可以用机器开采，不过却不是很适宜，因为矿产分散。机器所开采的，大都是品质较差的矿砂，不值得提炼，一般仍用土法开采为主。人工采矿时先以三人为一组进行挖掘，一人负责挖，他要懂得矿脉的分布；其他两个人是「马尾」，负责搬运。及至挖掘到「完洞」（矿脉）时，再加派人手来挖，藏量丰富的矿脉一年都挖不完。但是，当别人知道你找到「完洞」时，也会往这个方向挖过来，往往会酿成争端，因此，挖「完洞」时要有势力保护，才可安保自己的矿产。
云南锡业由经济委员会管理，不由财政厅管。财政厅在矿产方面，管理的是昭通的白银。
㈧龙云对中央命令的态度
我老太爷崇尚诚实政治，不搞政客政治，对中央的命令，好的他就支持，不好的他不会支持。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南京方面曾下令各省进行土地清丈，将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对于这道命令，云南财政厅立刻执行，在抗战前就执行完毕。修筑滇缅公路也是如此，云南省政府支出了大半的经费，一年多就完成工程并通车。美国罗斯福总统本来认为以美国的机器及人力来修的话，恐将费时三、五年，所以滇缅公路通车时，罗斯福觉得难以置信，遂派人来滇实地观察，结果令他非常惊讶。
至于老太爷和中央意见不同的例子也不少，譬如说对黄金美钞的政策。战时国民政府币值下跌，物价上涨，中央认为民间有人囤积货物是祸首，但是我老太爷认为是因为国币贬值才造成物价上涨，百姓为求保值，当然要囤积，然后再居奇。因为中央与云南的看法不同，所以当中央禁止黄金美钞的买卖时，云南却准许公开买卖黄金美钞。在云南有黄金美钞的人遂大发国难财，一到夜间，街上贩卖黄金的商店灯光闪烁，成为战时特殊的一景。
中央对地方的情形不一定清楚，米粮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最初，因为政府不准米粮涨价，所以云南米粮不足，军队粮食也受影响，即使派车出省采买，也因交通不便而助益甚少。到后来连美国人也遭到缺粮之苦，于是由中央、云南省政府及美国三方面会商，终于准许涨价，一涨价，米粮就够了。其中的哲学，除了和囤积有关外，还有运输的关系，本来价钱高的地方物资就容易较其他地方充足，因为利之所在，商人总会设法运来。
㈨蒋龙关系
我老太爷和蒋先生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他们两人只有利害上的交情。老太爷认为蒋是一个已经形成气候的领导人物，所以支持他。
我们最早眼南京接近是在民国十六年以后，当时张邦翰跟老太爷曾经接触，而张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他跟孙很接近，也认识胡汉民。张邦翰是比国留学生，学土木建筑。
扩大会议后，西山会议派及改组派反蒋，改组派派遣云南人陇体要回滇，以拉拢我老太爷。陇系汪派，当时是上海学生会会长。他回云南后，我老太爷駡他说：「中国打了十多年内战，一个文人（指汪兆铭）如何能处理这个局面呢？」或许他听了老太爷的话，不久就脱离了汪，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的CC派，因而当上上海宝山县县长，再由宝山调无锡，直到抗战期间才回云南。
其间蒋方面一直无人来老太爷这里游说。后来蒋先生派蒋子孝来云南当三十八军政治部主任，他是第一个由南京方面派云南的人。蒋子孝也是昭通人，北大毕业。
老太爷对蒋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他当了十八年云南省主席，一朝说调就调了，不给老太爷一点交代的时间。这件事令老太爷非常生气。
㈩倒龙政变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间，日本投降。大公报及中共系的新华日报都登载了一封朱德给重庆政府的公开信，代表红军声明：八路军不再受中央指挥。此信一出，国际震动，都认为中国又要爆发内战。英、法等国遂召开会议，试图阻止中国内战。因为美国跟重庆方面接触机会较多，所以由美国负责国共和谈，并派赫尔利（Harley）大使来华。重庆方面也同意不以内战来解决问题。
事情因为朱德公开信而起，赫尔利为证实共军意向，于是先拜访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说他不能作主，必须回延安报告后，再由毛泽东裁决。赫尔利要求同行，周恩来不便拒绝，于是两人同飞延安。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表示：「我举双手赞成不打内战！」并立刻陪赫氏到重庆。这样一来，局势哗然，赫尔利也非常高兴。
国共和谈须有第三方面人士仲裁，因此通知美国，但是白宫方面表示美国不便正式出面。赫尔利遂密飞昆明，夜里九点钟来见我老太爷。因为省政府夜间不办公，而老太爷所住的又是一栋旧式中国房子不便会客，于是来我家见面。当夜的翻译是缪嘉铭。第二天晚上，我到主席公馆同老太爷谈话，他告诉我：「昨夜我同赫尔利见了面，他教我学毛泽东一样，也搭他的飞机到重庆，去当国共和谈的第三方面。」老太爷答应赫尔利第三天启程。他又说：「我对赫尔利有一个要求，因此我向他说：『虽然同样是搭飞机到重庆，我的身分跟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另外一个政治体系的，我则是国民政府特任的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治体系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党员，所以我要去重庆前，一定要得到重庆方面的同意。希望你先到重庆见蒋委员长，由他发来电报，我再到重庆去。』」这是三十四年八月底的事。到九月初，重庆方面依然没有消息来，我老太爷对这件事的立场是不感兴趣也不拒绝，一切顺其自然。
到九月初时，政变的徵兆就出来了。我个人认为，蒋龙关系无论如何不好，但都不到要引起政变的地步，其中的毛病，一定是出在赫尔利要老太爷当第三方面的这件事上。那时候民主人士差不多都拥护我老太爷。
早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卢汉即被派到越南，负责接收，带走了九十三军及六十军，我的部队并未随行。到九月初，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的第十九师也加入越南受降的军队中。我认为十分不合理，因为越南已驻有卢汉的两军，既非作战，接收足足有余。我告诉老太爷说：「我不去，恐怕事情不简单。」老太爷认为我住了昆明八年，太舒服了，所以捨不得离开昆明。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舒服不舒服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需要我去。结果，老太爷还是要我前去越南。我的部队先走，四天后，部队抵达越南，我才准备动身。
在我的部队将出发那天，士兵在营房中，四点钟时，一颗砲弹从天而降，打死了七、八个士兵，这是一种徵兆。卢汉当时人在昆明，他前往巡视，判断是我的士兵不慎引爆。其实我的士兵根本没配到这种砲弹，如何引爆呢？他是鬼扯的。我猜测这是杜聿明的第五军在挑衅。老太爷也怕我和他起冲突。临走之前，我建议老太爷毁掉战时工事，他同意了。
我到越南前，预先订了十月三日的机票。是日凌晨三点钟枪声响起，第五军要进城，警察抵抗。我起床打电话给机场空军司合晏玉琮（贵州人）谈机票问题，他告诉我当日飞越南的飞机停飞了。
在抗战胜利后，云南省议会曾通电重庆，要求将第五军调离云南，因为杜军驻滇太久，既已胜利，当可返回重庆。而卢汉和周锺岳到重庆开会时，老太爷也曾希望他能要求中央尽早将驻滇中央部队调走，卢汉说：「我也是军人，我怎么敢这样讲？」后来由一位团长去报告，因为他是文人。不过，再怎么说，这些事应该都不会引起第五军开进城来。
（十一） 神秘出走
老太爷到南京当军事参议院院长后，身边都是特务，等于被软禁。老太爷听说中央将迁台湾，他着急了，因此才下定决心自南京出走。
老太爷要缪嘉铭去见陈纳德，表示将搭陈的飞机离开南京。陈纳德先问：「蒋有没有命令不准龙主席离开南京？」缪答没有，因此陈纳德答应送我老太爷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地方。当然，陈纳德必定调查过缪嘉铭的话是否实在。
之后我老太爷命令秘书刘宗岳去见陈纳德，联络好上飞机的方式。陈纳德拿了一张机场通行证给我老太爷。
出走当日，我老太爷敢穿西装（平时系着中装），由公馆乘坐吉普车出发。因为他平常都是下午出门，那天早上七点出走时，特务并没有注意到。他由南京上飞机，到上海再换机直飞广州，最后转到香港。
南京方面发现老太爷出走后，认为他至多只到上海。当时老五（龙绳勋）在上海，特务跟他的梢。老五知道有人跟踪，于是东跑西跑，那群特务差不多跟了四、五天。直到宋子文到香港后，与我老太爷见了面，南京方面在上海的搜索才停止。
现在大陆已将这段经历完完全全写出来了，大致内容不差。（按：龙先生曾出示这本大陆作品，即王朝柱著，「龙云和蒋介石」，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未完待续)
原载《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 中研院）
网上见【析世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