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当前的中国教育，只能用“乱弹琴，虚假烂”几个字来形容。近些日子，两个炮轰中国教育的事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第一个是，著名作家池莉在上海指出，国人以高考为唯一标尺而教育子女的逻辑“非常愚蠢”，并说:“中国的教育让人忍无可忍。”另一个事件是，某公通过黑客手段，假借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之名，称现行的大学教育扼杀人才，简直是“往学生们的脑子里灌屎”。尽管也许有人对这种炮轰教育不以为然，但许多人都认为，这种炮轰振聋发聩、一针见血，到了立即反思并改革教育的时候了。
关注中国教育的人大抵都有一个感受，那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独教育方面缺乏突破，除了学校规模变大变全的虚胖和学费收费的“大跃进”之外，几乎可圈可点之处。许多有识之士都相信，中国的教育生病了，甚至是病入膏肓。也许人们要问，那些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的教育体系生病了呢？
证据之一： 教育乱收费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
多年来，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这样匪夷所思的新闻：父母让年幼的孩子辍学，给注重义务教育的地方政府一怒而告上法庭；每到中考时节，不少家长人心惶惶和托关系或许以重金，希望孩子能挤进省市重点或区重点中学；而高考发榜之后，总也少不了家长流泪对着子女高考录取通知书，却送不起子女入学的凄凉。
中国教育体制这个坚固的计划堡垒怎么了？ 因为教育乱收费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先说政府的教育投入，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成败始终攸关国家兴衰。早在1987年中国就制定了《9年义务教育法》，在1995年又出台《教育法》，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始终离4%的法定教育投入目标至少还有1000亿左右的缺口。我们的东亚邻居莫不视教育为立国之本，而俄罗斯虽然今非昔比，但目前教育经费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军费！ 再说教育经费的投入结构，中国社会整个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快速浓缩版”，这使得各级政府支出总是捉襟见肘，但教育经费毕竟得到了优先保障，有限的经费没有用在刀刃上，才是问题的症结！
结构性问题有两大特征，一是吃“教育饭”的人太多，其中大部分并不上讲台传道授业解惑，以现今中国的大学为例，全部教职工编制中，有一半上得讲台就不错了！二是本末倒置，重高等教育，轻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对学龄前教育熟视无睹，这样的重末轻本恐怕是在地球上的奇观。这折射出和中国国运不相适应的“精英教育”思路，中国的将来恐怕不仅仅靠少量精英，更靠大量朴实无华的普罗大众。然后看看高等教育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好大喜功，官大于学。病之一在于各种打造一流名校、重金扶持各种人才工程花费过巨，造成高校之间的苦乐不均；病之二在于重规模甚于质量，严进宽出，使得中国博士生教育规模迅速竲加，而质量确很低；病之三在于僵化国办忽视民办，使得高等教育体系呈现“国办精英教育”的不和谐特征；病之四在于高校人浮于事，上得讲台做得科研的教师太少，吃教育饭不办教育事的人太多；病之五在于高校录取，从招生指标到录取分数带有过于浓烈的地区歧视色彩；病之六在于商人化的学者太多，学者化的官员企业家剧增，教学科研成果泛滥，宁愿坐冷板凳者日少，大学有斯文扫地的危险。目前若要维持子女4 年制本科教育，大致要花掉普通城镇家庭5-10年的全部积蓄，贫困家庭面对入学通知书一愁莫展，已是司空见惯。
再看看义务教育如何呢？小学和中学教育的腐败程度，绝对烈于高等教育，并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病之一在于学龄前教育无人问津，导致收费昂贵，人到中年的父母叫苦不迭；病之二在于普及教育阶段竟然还有省市重点小学中学，导致家长协同子女，或挑灯夜战，或捐钱托官，只为子女能上中小学名校，其花费绝不亚于4年本科；病之三在于分数不够钱来凑，本身是件无耻的事情，而其竟然能冠冕堂皇地“阳光化”，即所谓数以万计的“择校费”，这些费用用到哪里去了恐怕只有天知道；病之四在于各种课外加课巧立名目，批量化昂贵地生产高分低能儿，使得中学教育成为对孩子的折磨而不是培养。在此我再次强调一个常识性的话题，那就是，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各校应按学生数量平均分配教育资源，取缔各种形式的中考和辅导班，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证据之二：中国博士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中国博士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可谓是既喜又忧。“喜”的是，中国的博士培养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数据显示，中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中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而“忧”的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原因，培养的博士有相当比例并没有到科研单位从事与所接受博士教育相关的研究工作，而是到了一些其他学术要求并不高的岗位。
中国博士生教育规模为什么会在大量博士不去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或者社会无法提供对应的学术研究岗位）背景下，出现如此快速的发展？首先，“高大全”成为过去十年中大量本科高等学校办学的共同追求，不少高校在衡量学校办学水平时，把争博士点数、扩大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作为重要的办学工作。有的学校是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包括整体引进其他学校的学科团队、大量聘请校外兼职博导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学校往往无暇顾及博士生培养的质量，主动分析博士生们的学术发展前景。一名导师同时带10多名博士生、几十名士研究生，学生无法接受导师指点进行学术训练的情况，在高校中并不少见。
其次，博士生教育的快速发展，还在于社会存在对博士学历的旺盛需求，除了高等学校教职岗位、科研机构的研究岗位按要求需要从业者有高学历之外，其他一些本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也纷纷提出学历门槛要求。有的地方招聘处级干部，就明确提出应聘者的学历为博士；还有的地方，在人才晋升中，学历也是明文或者不明文的重要标准。这导致一些人不是为了追求学术发展，仅仅为了提高学历层次而攻读博士学位，包括一些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
也正是由于这种“读博心态”，进一步鼓励了一些高校可以不考虑博士生的质量，而大力发展博士教育，甚至把博士学历资源与一些老板、官员手中的资源进行“共享”。因此，博士教育的异化受到社会的广泛质疑也就在情理之中，前不久网友热捧只有中专学历的发改委主任，其实也是出于对当前高等教育的严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