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成：重新评价华国锋

来源：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20654 华国锋走完了人生，去和他最想见的毛泽东和最不想见的邓小平在另一个世界又见面了。８月３１日，华国锋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胡锦涛携政治局全体常委为他送行。 民众的印象 ５０岁以上、对文化大革命已有切身感受的人，大多对华国锋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是华国锋解决了令大多数人反感的“四人帮”，结束了使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人们称华国锋为“英明领袖”，我相信绝大多数是发自内心。在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反对华国锋的老人们相继去世后，１９９７年９月，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这说明，华国锋在党内，仍然有很高的威望。 ４０岁到５０岁的，多数人知道华国锋，但是对华国锋不会有太深的印象，因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太深的印象，而华国锋短暂的执政，也不会使他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４０岁以下的人，要不是赶上了华国锋去世，可能大多数都不知道历史上有个叫华国锋的人，更不知道这位华国锋曾经是建国以来唯一身兼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实权领袖的人。少数知道的，也就是从带有演义性质的文革传记里读到了不同版本的故事，加上当时对华国锋的负面宣传，有点印象也未必是好印象。 据新华网报道，８月３１日上午参加华国锋遗体告别仪式的人约有近两千人，几乎全是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礼堂外的广场上，民众亦自发地拉起横幅、举起画像，向这位前中共领导人致以最后的敬意。 评价的区别 从新华社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题发表的华国锋生平，可以看出，现任的中国政府领导，对华国锋的评价，与邓小平搞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华国锋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 １、在粉碎“四人帮”方面 过去的评价：他（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 现在的评价：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１０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这里，还原了历史面貌：是华国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不像某些传记里写的是其他人提出来的；而且明确华国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不只是“有功”。 ２、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 过去的评价：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现在的评价：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 ３、在个人品德方面 过去的评价：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现在的评价：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 ４、经济建设等方面 过去的评价：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现在的评价：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５、其它罪状方面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关于华国锋的几条主要罪状，即：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在华国锋的《生平》里都没有提及。 相比之下，赵紫阳去世后的评价就远不如华国锋了，在新华社简要报导赵紫阳的生平中，只字未提赵曾担任国务院总理、党总书记、以及他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贡献，却特别指出赵在８９年“犯了严重错误”。 现在活着的领导和华国锋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也许是他们能较为可观评价华国锋的重要原因。 小平欠公正 我一直认为，在对待华国锋的问题上，邓小平的做法过头了，为了逼华国锋让位，他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甚至采用非组织手段。他自封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又把一个刚上台毫无建树的的江泽民封为第三代领导的核心，就是要从根本上抹掉华国锋的历史地位。后来对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样。 １、邓小平为了贬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不实事求是地强调其他人的功劳，否定华的决定性作用。 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８月回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这是集体的力量。”“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华国锋下台后，这段历史被改编为，在粉碎“四人帮”这个事情上是李先念帮了华国锋大忙。是李先念找了叶剑英等等。华国锋谈到，最初他和汪东兴去找李先念商量，要他参与把“四人帮”抓起来，李先念听后开始怕得不得了，因为他知道搞不成的话这可是杀头的。后来他答应华国锋，去和叶剑英联系。 陈云、王震等人通过各种形式，纷纷抢功，似乎粉碎“四人帮”，他们也有功劳，而当时他们自己还没解放。为了达到抢功的目的，他们还把邓小平捎带上，说他们和邓小平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许多拍马屁的人甚至出书杜撰的有鼻子有眼。 在陈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被软禁的邓小平，曾经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手中，有一本邓小平在世时（１９９３年）出版的《邓小平在１９７６》的书，书中提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前，邓小平暗访过叶剑英。作者为了证明其有根有据，还提到由叶剑英的秘书范硕撰写、王震作序的《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一书中也有类似情节：邓小平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故事编得太离奇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不得不出面澄清。她指出：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１９７７年春节前后。 ２、邓小平指责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讲话里确实都提到过“两个凡是”，但他是否坚持“两个凡是”，应该客观地分析。 按江青的说法，“主席尸骨未寒，就对她下手”，华国锋面临的压力是其他人所不能比的。华国锋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威望和力量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经过几十年对毛泽东的神化，如不高举毛泽东的旗号，他很难站住。在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里，对毛泽东无比崇敬的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对华国锋来说，比较好的能稳定政局的办法就是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原来的那一套去做。邓小平掌权后，虽然把毛泽东建国以来搞的那一套全推翻了，他不是仍然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吗？ 实际上华国锋对扣在他头上的这几顶帽子并不服。他对采访他的人说：有人说我是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我都拥护和无条件地照办，其实我并不是这样做的。如果我的思想真正到了这样僵化的地步，我能把叶帅请出来吗？我敢于做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吗？我敢于真正解放邓小平同志，他能有今天吗？所以，说我推行“两个凡是”的路线，实在是有点冤枉。 华国锋讲的有道理。毛泽东临终前，之所以剥夺叶剑英的军权，让陈锡联取代，就是不信任叶剑英。华国锋依靠叶剑英，本身就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虽然开始华国锋对解放邓小平有顾虑，但他最终还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解放了邓小平，并让他掌握了军权（兼任总参谋长）。如果没有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的下场一定很惨；如果华国锋不让邓小平掌实权、军权，邓小平也难有所作为。就凭这一点，邓小平就应该感谢华国锋。其他所有的平反，包括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平反等等，胡耀邦等做了大量工作，但没有华国锋批准，也是难以解决的，这都反映出华国锋并不是死抱着毛泽东的指示不变。 ３、邓小平指责华国锋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华国锋主政期间，是中国政坛最宽松的时期。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财经》第９期上撰文回忆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华国锋，讲了几句公道话：“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８月１８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相反，华国锋以后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华国锋主持召开的。在这之前，先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２１２人。这次会议共开了３６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我因某种原因，当时有机会看到会议的所有材料。华国锋主持会议，会上明确表示：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会议每天出简报，刊登大家的意见。会议涉及到毛主席在延安整风及建国以来所犯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革”中的错误。会议上，许多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与会者还批评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人。华国锋不但没有为此动怒，堵塞言路，而且就所涉及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这为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样宽松、民主的会议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至今许多人还认为，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是难能可贵的，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包括邓小平本人。 历史选择了华国锋，在关键的时刻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做出了别人难以做到的决断，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历史造就了华国锋的老实，当他感到因他的思想和能力都不及邓小平，历史要求他让位时，他拒绝某些人建议他采取的政治手段，平和地退出历史舞台，为邓小平执政让路，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 华国锋有他的不足和问题，但是他的民主作风及亲民形象，是后来的历任一把手所不及。 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应忘记这位老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