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去世之后的三十多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的。某些号称精英的人把它描绘成漆黑一团,绝对多数普通中国人则认为它一遍光明。
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再次看看《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和《“我热爱中国”----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两本书。 1969 至1970年,斯诺夫妇在中国访问考察了5个多月,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和单位,接触了方方面面的社会成员。前一本书是他们这次访问考察后,发表在意大利《时代》周刊(共6篇)和美国《生活》杂志(1篇)文章的汇编。后一本书则是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所写的记述“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的文章。两书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由于原书内容丰富,在许多方面都记述得很详尽,因此不可能一一地加以引述。这里,只从两书中各引述几个极小的片段,算是管中窥豹吧。虽然是极小的几个片段,然而人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面貌。
对于所摘录的斯诺夫妇文章的这些片段,本来还想作一些归纳和说明,以便加深读者的印象和理解。但仔细一想,原文已经记述得相当的透彻鲜明,如果再对它作任何的归纳和说明都将是画蛇添足。因此,就只是把它原汁原味地提供给读者。
《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在城市里,农民和知识分子越来越难区分,像街道是干净整齐的一样,这两种人都是干净整齐的。图:1960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给斯诺签名。
“人们纯朴自然,言谈行动彬彬有礼。今天,群众都更多地受到教育;几乎所有的儿童都上学;在很多工厂里,工人都是中学毕业生。由于在过去二十年里栽了许多树,城市变得漂亮起来;对农业的全面改造正改变着农村的旧面貌。 “中国显然是从未有过地富裕起来,但不是个人富裕。
“ 人们的营养丰富,身体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天工作、参加政治活动或学习技术。空闲的时候,人们如果不去挖地道或修防空洞,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或者是同朋友去游泳。人们偶尔也有一些担心的事,但担心的不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收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借债和典当,不必担心折磨过他们的父母的饥饿和贫困。人们看到的报纸和杂志登的首先是政治和鼓舞人的消息,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是不关心政治的。另一方面,人们不必因这样的消息而感到担心:犯罪行为、经济危机、污辱、种族骚乱、婚姻丑事、吸毒、腐败行为、对富人的阶级性的妒忌等等。正如一个观察家所说的那样,中国是 ‘道德的渊薮’。
“工厂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们的组织支付的。医药的售价比起西方国家的售价来简直可以说是不必花钱,避孕药是免费供应的。农村医疗更是简单,病人可以直接住院治疗,只需要家属签字就可以."而这绝对不是虚构的,本人76年时候曾经生病,心脏和腹腔的疾病,如果按照现在的医疗费用不上百万也应该好几十万,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只有等死;但是毛泽东领导的政府免费治疗了我,所以我得以生存到现在,我没有理由不去相信外国作者笔下的毛泽东时代.
从一九六O年以来,大部分流行病和传染病已被消灭或被控制住了。由于群众的合作,在完全消除了卖淫现象之后,性病已经绝迹。小儿麻痹症、麻疹、伤寒等疾病也已经用疫苗和一些卫生措施预防住了。苍蝇和蚊子差不多绝迹了。这些都是真的。”
《“ 我热爱中国”----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中国妇女的活动和地位的变化,不论在深度上或规模上都使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相形逊色,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法律上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大大地改善了中国妇女的地位。这种急剧的变化----也就是妇女被认为对未来是有贡献的,有选择婚姻的自由,选择生育子女的自由,有养育子女的能力----意味着无数妇女的健康、保障、尊严和自信。
“ 目见耳闻的一切使我深刻了解到生与死、体面与羞耻、冻馁与温饱之间的不同:吃不饱饭与无家可归的人已不再看到;时疫已不再流行;苛捐杂税、贫困无依已绝了迹;犯罪行为大大减少;没有吸毒现象;人人都能享受公费医疗;国民教育在不到二十年内几乎消灭了文盲。这一切,这种物质上的收获固然使人印象深刻,但是对我来说,印象更加深刻的是中国人民的精神,他们的那种社会制度灌输和实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推动和动员男女老幼:活泼、有朝气、又有自尊心,家庭生活亲密无间,但又不自私自利,儿童和成人打成一片,尊重和关心别人,大大地降低了以个人----我----为中心的意识。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个人在政治上积极参加集体学习,把中国人民培养成一种积极活跃的、关心公益的、不断发挥作用的公民。”
这就是美国作者斯诺及其夫人笔下的中国,这就是斯诺通过亲身长时间的访问和考察后所记录下来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跟某些“反毛精英”们所长期渲染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他方方面面都是漆黑一团的中国是绝然不同的。 由此看来,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在这同一期间和同一块土地上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中国:一个是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笔下的中国,一个是某些“反毛精英”们口中和笔下的中国。
那么,在这样两绝然相反的两个中国中,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呢?换句话说,斯诺笔下的中国和“反毛精英”们口中和笔下的中国究竟哪一个才符合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呢?
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斯诺笔下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了,也就是说,斯诺夫妇笔下的中国才符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真实情况。因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一切文明的国度里,也无论是在中国人民正在为反对内外敌人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里,还是在新中国已经成立的时代,斯诺作为一名有世界影响的记者,一向是以客观公正而著称的。他的新闻作品的客观公正的品质,既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公认,也得到了全世界一切主持公道和正义的人们的公认。对此,甚至于包括中国人民的敌人在内也不能加以否认。而中国的那些“反毛精英”们,虽然猖獗于一时,却根本就没有那样的公信度;他们口中和笔下的那些言论不过是他们的信口雌黄而已。既然是信口雌黄,谁又会相信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