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干将曾希圣和邓小平的亲密关系

邓小平与曾希圣

邓小平与曾希圣是亲密的挚友。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曾希圣与邓小平就在共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工作上，曾希圣是邓小平的下级；在生活上，邓小平是曾希圣的密友。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他们之间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些鲜为人知。

1939年，曾希圣在延安介绍卓琳和邓小平相识，他是邓小平和卓琳的大媒人。

曾希圣给邓小平和卓琳当红娘，这是1939年夏末的事。当时，邓小平、卓琳和曾希圣都在延安。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的“经人介绍，卓琳认识了一个人，名字叫邓小平”。这个“介绍人”就是曾希圣。曾希圣的子女曾晓东等5人所写的《爸爸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文中说：“邓伯伯很关心爸爸，爸爸是他和卓琳阿姨的婚姻介绍人。”为了证实这件事，1994年春天，曾晓东等5姐弟来合肥时，我当面问晓东：“曾政委真的是邓小平和卓琳的‘红娘’吗?”晓东答：“这是真的。卓琳阿姨常常同我谈起这件事。卓琳阿姨多次对我说过，我得感谢你爸爸，是他使我同你邓伯伯相识，力促我们谈恋爱、结婚，结成终身伴侣，那是1939年夏天在延安发生的事。”由此可见，邓小平和曾希圣的私交非同一般。

1960年，邓小平来安徽，曾希圣自己掏钱请邓小平吃便饭。

曾希圣对邓小平一向非常尊重，邓小平对曾希圣也很赏识。1960年2月19 日至25日，邓小平和彭真、刘澜涛、杨尚昆等4位中央领导人一起，到安徽视察工作，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一直陪同。邓小平对安徽的各项工作作了充分肯定，他特别欣赏曾希圣的敢想、敢干、敢闯、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

之前，曾希圣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安徽要搞一百套小化肥。当邓小平一行参观蜀山化肥厂时，邓小平高兴地对彭真说；“伙计，老曾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他这个人魄力很大哎，他要搞一百套，这个家伙真有一套哎!”

邓小平等这次到安徽视察，曾希圣向他详细地汇报安徽各项工作情况，聆听指示。但在生活上完全按制度办事，不搞任何特殊化。当时，一些省委领导人认为，中央4位领导人一起来了，这是难得的聚会，是很少有的，应当破例请他们吃一顿饭。曾希圣坚决不同意。并说：“主席和总理来了，我们也没有请客嘛。”后来，省委其他几位书记不约而同地来到曾希圣家，都主张要请一次。曾希圣沉思良久，施出一计：“那么好吧，请!但是，钱，我们自己拿。”说罢，立即叫夫人余叔拿来5块钱，并把食堂孟师傅喊来，对老孟师傅说：“请你到几位书记家里，每家收5块钱，做一顿饭莱，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吃顿便饭。”孟师傅便一家家总共收35块钱。接着，曾希圣又叮嘱孟师傅：“就用我们凑的35块钱，做一顿可口的便饭。不准公家拿一分钱。”

孟师傅知道曾希圣是容不得半点含糊的首长。他施展出高超的烹调技巧，用35块钱做了一顿可口的家常便饭。邓小平等4人来到省委食堂“赴宴”，开“宴”前，曾希圣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这顿饭钱是我们7个人凑份数的，你们4位放心地吃好了。”邓小平高兴地说：“老曾，你这个办法好。又请了我们的客，又不花公家的钱，像当年在延安一样。”邓小平、彭真、刘澜涛、杨尚昆及曾希圣等7位省委书记美美地吃了顿开心的“家宴”。

1961年，曾希圣推行“责任田”与1962年邓小平“猫论”的发端。

1962年2月，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为1961年在安徽推行“责任田”，“刮了单干风”“犯了方向性错误”而丢掉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乌纱帽”。在“责任田”被强令改正、人们多是缄默难语的政治氛围中，邓小平从曾希圣的“责任田”引发出“猫论”。1962年6月下旬，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责任田”时说：“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不管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办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办法。”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的讲话中，明确主张包产到户合法化。不久，邓小平在他所撰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主张：“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那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引文见陆德生的《责任田兴衰轨迹》，刊1993年第1期《江淮文史》)。邓小平著名的“猫论”，是对曾希圣在安徽全省范围内推行“责任田”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曾希圣得知邓小平的“猫论”的精辟论述后，深感振奋，深受鼓舞。他对有关同志说：“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对‘责任田’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中国农村改革，有了小平同志这位帅才，肯定是大有希望的!”

1965年，曾希圣“下台”后，邓小平两床被絮寄深情。

1962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免除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李葆华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让曾希圣全家搬到上海。这样，曾希圣痛心地告别了他战斗过22年的安徽。

曾希圣到了上海后，名义上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实际上是赋闲。一直到1965年秋，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地区的中央委员开会。当时，曾希圣作为“八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到了会。毛泽东问及他的工作情况，他缄默不语。毛泽东说：“为什么不给曾希圣分配工作?”会后，曾希圣被调到成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正在这时，邓小平到西南视察。一天，邓小平和卓琳“微服私访”来到曾希圣家。这天，曾希圣不在家，他与从上海请来的工人师傅一起，去了生产队和农民一起讨论他设计的插秧机的一个零部件的改进问题去了。曾希圣的夫人余叔看到邓小平夫妇来了，万分高兴，忙着让坐、拿烟、沏茶，并张罗饭菜。邓小平问：“老曾住在哪个房子，小余，你带我去看看。”余叔领着邓小平和卓琳到了曾希圣的卧室。邓小平看见床上的被子很旧、很薄，便上前用手摸了一下被子，当即严厉地批评余叔：“小余，你怎么搞的！怎么还让老曾盖这样的被子？”余叔感到很奇怪，便说：“这很正常呀，不盖棉被盖什么被子?”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唉，老曾这么大年纪了，你对他要好好照顾。你看，这被子又单薄、又硬，不好盖。”“老曾搞‘责任田’易职后，他的心情不好，小余呀，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老曾，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

邓小平夫妇回到下榻处，两人商量后，买了两床丝棉被。次日，卓琳将被子送到曾希圣家交给余叔。卓琳再一次转达邓小平要余叔好好照顾曾希圣的叮嘱。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狂潮中，成了曾希圣诸多“罪行”中的“重要罪行”之一：“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送了两床修正主义丝棉被”。

1978年，邓小平对余叔说：“小余，你要为党忍痛节哀，多多保重，教育好孩子，像老曾一样，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

曾希圣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工作仅仅半年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6年春，在参加一次中央会议后，曾希圣认为，毛主席非常相信人民群众，要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冲洗党内存在的腐朽。但后来看到中央文件上公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却大惑不解。原来他以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应是周恩来，副组长应是邓小平，顾问应是董必武和吴玉章这些党内德高望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却是陈伯达当组长，江青当副组长，康生当顾问。对这3人，曾希圣一向是非常反感的，尤其是康生的老底子，他是一清二楚的。曾希圣对老战友们说，这下坏了，运动要走偏方向了，肯定有许多老同志要遭殃。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时，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位次向前排了，而刘少奇、邓小平排在后面了。曾希圣敏锐地意识到，真正忠诚于毛主席的同志大难即将临头。不久，“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刘、邓二人分别被判定是中国第一、二号走资派。曾希圣忧心如焚。尽管此时他自己在成都也被揪出，多次遭受批斗，但他却时时担心刘少奇和邓小平。1967年5月，在周恩来的保护下，他从成都来到北京，后因病住进医院，但他心里还时时念着邓小平。幸免被揪斗的总参几位老战友对他说：“老曾，你受苦了。”他说：“我算什么呢！真正受苦的是少奇、小平。但我又相信，少奇、小平能挺得住，主席也会保护他们，特别是小平。因为主席多次高度评价小平‘人才难得!”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8年7月19日下午，曾希圣含恨逝世10周年，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邓小平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追悼会，卓琳也参加了追悼会。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邓小平、卓琳送了花圈。邓小平夫妇肃立在曾希圣遗像和骨灰盒前，向曾希圣遗像深深三鞠躬，后缓步走到余叔面前，双手紧紧握住余叔的手，深情地说：“小余，你要为党忍痛节哀，多多保重，教育好孩子，像老曾一样，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