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事业—忆父亲王淦昌
王遵明
（原载民主与科学 2000 年 第 02 期 ）
我的父亲王淦昌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似乎仍不时出现在我们眼前，他的声音还不时在我们耳边萦绕，扶着他老人家在院中熟悉的小路上散步的情景也历历在目地浮现于脑海之中……
在事业上父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但在生活上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生活朴素，待人平等，帮助别人是他最高兴的事。对人真诚、胸无城府、直言不讳是他做人的准则。除偶而听听京戏外，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工作，节假日也不例外，每次去家中探望，他都是在伏案工作。有时想到一个问题会马上打电话请某某来讨论，而且要刻不容缓地马上来。他对我们讲：“我只要想到一个问题就会冥思苦想，想想如何解决它，不这样我是不甘心的，一直想到有满意的结果才肯罢休。”他常说，我这个人并不聪明，但还比较勤奋。“业精于勤，勤能补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常用来教育，激励我们的话。父亲在生活上没有过高的要求。家里用的桌子、书柜的油漆大都已脱落。有次我开玩笑地对父亲说：“咱家真是艰苦朴素，连小偷都不愿光顾，倒是挺安全的。”父亲笑着说：“那不是很好吗？”父亲对书却情有独钟，桌上、书架、床头，到处都堆满了书。而家中的伙食一向十分简单。有一年国庆节，子女都回家看望父母，我们提议是否到外面饭馆吃饭，省得在家做饭太麻烦。父亲却说外面吃饭很贵，还是在家吃。由于大家的坚持，父亲才很不情愿的破例到附近餐馆去吃了一顿饭。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人，物质享受对他来讲是格格不入的。
记得在抗日战争年代，生活极端艰苦，我们全家七口人随浙江大学辗转迁到贵州省湄潭县，全靠父亲微薄工资维持生活。那时父亲得了肺结核病，这种病若营养跟不上非常不容易痊愈。有的好心人劝父亲做点生意好补贴家用，被父亲断然拒绝。就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为支援抗日战争，父亲怀着一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将结婚时仅存的金银首饰全部捐给了国家。后来家中养了一头羊，以羊奶补充营养熬过了艰苦岁月。
父亲提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使此一科学领域得到重大发展。吴有训教授十分赞赏父亲在中微子方面的工作， 1947 年亲自代为申请范旭东奖金，父亲是获得该奖金的第二人，也是最后一人。他将所得的 1 千美元分给经济上更困难和帮助过他的老师、同事、学生，而对刚从贵州迁到杭州生活的还很拮据的家，却没有拿出一分钱来给予补贴。
1956 年父亲被派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后任该所副所长。 1960 年正值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当时我正在大学上学，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 1960 年底父亲奉命回国前将他积攒下来的工资 14 万卢布（旧币）全部交给我国当时驻苏大使刘晓，希望能为国家困难出一点棉薄之力。父亲回国后并没有给家人及子女带来任何物质改善。
在两弹研制工作中父亲长年奔波在青海高原及新疆戈壁滩，很少回北京。按国家规定工资可以享受高原地区的补贴和特殊照顾。但他不仅不要补贴和照顾，而且每次从核基地回北京的旅差费都是自己掏腰包从不报销。当秘书要把车票拿去报销时，他说钱够花了，报它干什么。后来秘书背着他报销了，他知道后还很生气。
1978 年，父亲调到原子能研究所（后改为原子能研究院）工作，一干 20 年直至去世，其间一度担任所长。原子能研究院远在房山县，他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至少每周去一次。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去一次路上汽车要跑一个多小时。很多人劝他年龄大了，可以多做些指导工作，但他不以为然，说他是搞实验物理的，不到第一线怎么发现问题。就这样一直坚持到 1997 年 8 月他被一骑车的年青人撞成骨折住院时为止。 20 年间他不但对原子能研究院的事业情有独钟，而且对全院职工和他们的子女也感情深厚不亚于家人。 1982 年他将获得的“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 3000 元人民币奖金全部捐献给原子能所子弟中学及小学。他在给院党委信中写道“发给我的奖金 3000 元，我自愿全部捐献给原子能所中、小学，愿祖国的娃娃们能茁壮的成长，从而为娃娃们的父亲减少些后顾之忧，好为原子能事业多做工作。”所党委当即收下 3000 元并将成果奖中留在所内的 2000 元一共 5000 元设立了“王淦昌奖学金”，做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奖励基金。 1986 年 4 月原子能院成立了“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由原子能院出资 2 万元，我父亲再捐 4 万元，总计 6 万 5 千元做为总基金。据统计，自 1986 年至 1999 年已有 616 人次获得此项奖金，其中许多学生在国际、国内竞赛及高考中获得优秀成绩，如王绍昱同学在初中三年即连续获奖， 1991 年获得国际奥林匹克数学金奖。
1984 年父亲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氟化氪激光器能够实现打靶产生高温等离子体，能够为人类提供惯性约束聚变能源实现发电，最终在地球上实现人造小太阳，所以父亲亲切地称它为小太阳工程。父亲认为过去只顾埋头研究而忽略了宣传，所以外界对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状况知之甚少。实际上我们有很强的实力，优秀的队伍，齐全的设备。有这样好的基础而不去充分利用和开发很可惜，而这项研究的开发利用却是一件需要很多经费的项目。当他认识到这点时，即使年龄已大，仍不断向来家中访问的客人进行宣传，有时还带他们到原子能研究院参观。这是他一生最后的宿愿。他向中央有关部门及领导呼吁希望能够筹集更多的经费。
父亲去世后，我们秉承他的遗愿捐款 50 万元设立“王淦昌物理奖”，奖励在惯性约束核聚变和粒子物理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同时为他成长的家乡常熟市捐款 10 万元，用以发展当地文化教育事业。这也是我们对他的纪念和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