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五植树：再栽一棵“福”树，这就成兄弟树了

周五植树：再栽一棵“福”树，这就成兄弟树了
		来源: 学飞的蜂鸟 于 07-01-19 06:58:12 [档案] [博客] [旧帖] [转至博客] [给我悄悄话]

如今关于新闻记者的非议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把“公开报道”贬为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一种新式的、不名誉的方法，用来把人们的注意吸引到某个人或某件事。不过这样的抱怨已是老生常谈了。人们通常认为“公开报道”是最近才有的产物，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考察过去的事件，就会发现这种看法与事实矛盾。 《旧约》中的大小预言家，都是些吸引群众注意力的大师。按照现代新闻界的行话，希腊历史和罗马历史则是一段连续的长时间的“新闻噱头”。这些大众传播有些还算体面，但大多数是些连现在的百老汇也难以接受的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之作。 路德、加尔文这样的改革家，都非常明白精心安排的宣传的巨大价值。这无可非议。他们不是那种喜欢像棵害羞的雏菊似的，默默无闻地躲在一边的人。他们非常有热情，渴望自己的思想能够生存下去。如果他们不吸引一群追随者，怎能取得成功呢？ 托马斯·肯皮斯在一座僻静的修道院生活了八十年，结果成了精神领域很有影响的人物，因为如果能作适当的宣传（也确实这样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自我放逐，会成为绝佳的“卖点”，好奇心会驱使人们看一看这本用一生的祈祷和冥想写成的书。而阿西西的方济各，或者罗耀拉，如果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努力的结果，就必须主动求助于马戏团或电影新星经常使用的一些手法。 基督教特别强调谦虚，赞美谦恭温顺的品性，而颂扬这些品行的说教，恰是在一种引起当时人们注意的情形下进行的。 难怪那些被斥为基督教大敌的男男女女，会效仿《圣经》故事中的做法，采用一些相当明显的宣传，奋起反击束缚西方世界的精神暴政。 我之所以略作解释，是因为伏尔泰。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写了大量的小说、戏剧、史诗、书信、论文和历史著作。他早期受耶稣会教育，不久即选择文学作为职业。因讽刺法国摄政王菲利普二世，被关进巴士底耿羁押十一个月。后来又被迫流亡。1728年他回到法国，又因影射政治、宗教制度被迫离开巴黎。后来，他通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女侯爵蓬巴杜，成为宫廷的宠儿，先是被任命为法国历史的编纂者，后又成为国王的贴身侍从。1749年，伏尔泰最终接受了普鲁土国王腓特烈二世的邀请，成为普鲁士王宫的永久客人。1750年他来到柏林，但因为他的辛辣智慧触怒了国王，在柏林居住的时间不超过两年。1758年，他定居在凡尔内，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二十年。这位自由宣传方面的行家里手，经常因为拿公众注意做文章而受到谴责。也许他的品味并不总是很高雅，但是那些被他救了命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正如“检验布丁就要尝一尝”，若要评说伏尔泰这样的人的成败，就应该看他为自己的同胞做了些什么，而不是看他对服饰、笑话和壁纸的喜好。 这个奇怪的人曾经一时兴起，踌躇满志地说：“没有权杖又如何？我们有笔！ 他说得对，他有笔，无数支笔。他是鹅的天敌，用过的鹅毛笔比二十个普通作家用过的还要多。他是一位文学巨匠，独自一人在逆境中写下的作品，比一群悠哉悠哉的现代作家都多。 他在肮脏的乡间客栈里奋笔疾书，在寒冷的村舍中写下无数的六步格诗；他的草稿凌乱地扔在格林尼治小旅店的破地板上，他的墨水撒在普鲁士皇家寓所的地毯上；他用掉了巴士底狱监狱长厚厚的私人信纸。被关进巴士底狱积压11个月，当他还在玩滚铁环、玻璃弹球的时候，尼农·德·伦克洛斯给了他很多零用钱，让他“买些书”；八十年后，还是在巴黎这座城市，我们仍然能听见他向店员要“一大叠书写纸、一大包咖啡”，以便在谁也无法逃脱的安息时刻到来之前，再完成一本书。 然而，他的悲剧以及他的小说、诗歌、哲学和物理学论文，并不足以使他在本书中占据一章的席位。比他强的同时期诗人数得出来的至少有五十个，而作为历史学家他又太沉闷且不可靠，至于他在科学王国中的探险，也只能达到星期日报纸上的水平。 但是作为一切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英勇不屈的敌人，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 他生活在一个极端的时代。一方面是极端自私腐败的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群急切而过于热情的男女青年，企图仅凭自己的良好愿望建立一个太平盛世。这个脸色苍白、体弱多病的小公证员之子，被爱开玩笑的命运推进了鲨鱼和蝌蚪的漩涡，要么淹死，要么游出来。他不想淹死，于是奋力游向岸边。在与逆境搏斗的漫长过程中，他使用的方法常常难登大雅之堂。他摇尾乞怜、阿谀奉承，像小丑一样。但这是在他成为文学家、收取稿费之前的所作所为，如果哪位作家没有写过为钱而作的作品，就请向他投出第一块石头吧！ 再多挨几块砖头伏尔泰也不会太发愁的。在与愚昧而战的漫长而忙碌的一生中，他经历的挫折太多，已经无暇顾及被人当众殴打、踩上有意放置的香蕉皮之类的小事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乐天派。今天他被皇帝陛下关进了监狱，明天也许就会在这个曾经驱逐他的宫廷里当个挂名的一官半职。他也许一生都被乡村教士斥为基督教的敌人，但是在他塞满情书的书柜里，还藏着教皇颁发的精美奖章，说明他既会遭到教会的反对，也能受到教会的嘉奖。 这都不足为奇。 他喜欢尽情地享受生活，让自己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都充满各式各样色彩斑斓的经历。 伏尔泰出身于家境不错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可以说是一个开私人信用公司的（我们没有更合适的词），是几个有钱的贵族的心腹杂役，为他们照看法律和财政事务。因此年轻的阿鲁埃（这是伏尔泰的姓）习惯于接触比自己的出身稍高一些的阶层，这使他比大多数文学同行更有优势。他的母亲是一位叫作德·奥马尔德的夫人，她原是一位穷小姐，没有给他的父亲带来一分钱的嫁妆。但是她的姓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德”，足以令所有的法国中产阶级肃然起敬（一般说来对所有的欧洲人、特别是一些美洲人也是如此），他的父亲有此殊荣，便觉得非常幸运了。伏尔泰也受祖辈的贵族荣耀影响，一开始写作，便把自己的名字弗朗西斯卡·马利·阿鲁埃，改成了更有贵族味道的弗朗西斯卡、马利·德、伏尔泰，但他是怎样想到这个姓氏的，仍然是个难解之谜。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很爱自己的姐姐，母亲去世后，一直是姐姐照顾他。他的哥哥是一位忠实的詹森派牧师，热情正直，但是伏尔泰讨厌他，这也是他很少用父姓的原因之一。 父亲阿鲁埃不是傻瓜，不久便发现小儿子是个不孝之子。于是把他送到耶稣会，让他接受拉丁六步格诗和斯巴达式纪律的熏陶。虔诚的神父们费尽了力气，一板一眼地对这个两腿细长的学生进行了各种语言的基本训练。可是他们发现，这个学生天生与众不同，无论如何也除不掉他的那种古怪秉性。 十七岁时，教士们如释重负地放走了小弗兰西斯卡。为了讨父亲高兴，他开始学习法律。可是仍不可能整天读书，晚上有很多空闲时间，这时候弗朗西斯卡不是为当地报纸写些有趣的小文章，就是在附近的咖啡馆里给好朋友读他的新作品。在二百年前的人们看来，过这样的生活是要下地狱的。父亲深深意识到儿子这样做的危险性，找到一位有势力的朋友，给弗朗斯西卡在法国驻海牙使馆谋了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的荷兰首都和现在一样沉闷得要死，纯粹出于无聊，伏尔泰和一位姑娘恋爱了。这位姑娘的母亲，一位可怕的老妇人，是个有钱的报馆主，她希望自己的宝贝女儿嫁个有前途的人，于是跑到法国公使那里，请他趁着这件丑闻还没有传遍全城，赶紧把这位危险的罗密欧弄走。公使匆匆把他的秘书塞进一辆前往巴黎的公共马车，于是弗朗西斯卡失去了工作，又回到了父亲的管教之中。 这时候，阿鲁埃想出了一个宫里有朋友的人常用的法子。他想办法弄来一纸公文原文为 letter de cachet，意为（命令监禁或放逐某人的）盖有国王印章的信。给儿子两条路让他选择，要么到监狱去，在管制下过悠闲的生活，要么到法律学校去潜心苦读。儿子说他选择后者，并保证他会成为勤奋刻苦的模范。他果然没有食言，如此勤奋地投入了小册子的写作，以至于全城的人都在谈论此事。他的爸爸当然不会答应，于是决定让他离开塞纳河边的寻欢作乐之地，到一位乡下朋友那里去住一年。 在那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无事可做，伏尔泰便认真地开始了他的文学研究，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戏剧。呼吸了十二个月的新鲜空气之后，他才被允许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马上开始补偿损失的时间，写了一系列文章讽刺摄政王。那个卑鄙下流的老家伙虽然罪有应得，却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公开报道。于是，后面的文章招致第二次流放，最后还被请到巴士底狱呆了一段时间。不过那时的监狱，对于伏尔泰这样有社会地位的年轻绅士来说，倒是个不错的地方。除了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做其它事情还是很随意的。这正是伏尔泰所需要的。地处巴黎市中心，一间寂寞的小囚室，倒可以让他做一些严肃的工作。他被释放时，已经完成了好几部戏剧，而且都非常成功，其中一部创造了18世纪的纪录，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 这给他带来一些收入（这正是他非常急需的），但也给他带来了才子的名声，对于一个还要谋取功名的年轻人来说，这可不是好事。从此以后，凡是在林荫道上、咖啡馆里流传的笑话，都算在了他的头上。这也是他到英国去，深造自由主义政治艺术的原因之一。 伏尔泰对古老而无用的罗汉家族开了几句玩笑（也许不是他），罗汉爵士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哪肯善罢甘休。当然，一位古代王族的后裔是不会和一个公证员之子决斗的，爵士把复仇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家臣。 一天晚上，伏尔泰正和父亲的一位顾客苏里公爵一起吃饭，外面有人找他。他刚走到门口，就被罗汉爵士的手下揪住，一顿痛打。第二天这件事传遍了全城。伏尔泰的样子活像漫画上丑陋的小猴子，头上缠着绷带，眼圈青紫，成了五六家通俗报刊的话题。必须要做一些激烈的事情，否则自己的名声从此要毁在这些滑稽报纸的手中了，趁着生牛排在肚子里起的作用，德·伏尔泰向罗汉爵士下了战书，然后便苦练防守战术，为这场生死决战做准备。 谁知到了大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又进了监狱。罗汉爵士这个下流的家伙，把决斗交给了警察。直到有人拿了一张去英国的车票，准备决斗的作家才被放了出来。给他安排的旅程是向西北方向，而且他还被告知，除非国王陛下的宪兵邀请，他不得再回法国。 伏尔泰在伦敦及其附近地区过了整整四年。不列颠王国并非是天堂，但是和法国比起来，多少还有点天堂的样子。 皇家断头台在这片土地上撒下了阴影。1649年1月31日，是每个身居高位的人都记得的日子。发生在国王查理身上的事情1649年1月，第二次英国内战结束后，英国议会成立了最高法庭，对国王查理一世进行审判。最高法庭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的敌人”定罪，判处查理一世死刑，查理一世被斩首。，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胆敢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身上（情况也许会稍有不同）。至于这个国家的宗教，国教当然享有相当的便利和优惠，但是那些愿意信仰别的宗教的人也能够平安无事，而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与法国相比微乎其微。明目张胆的无神论者和一些惹是生非的非国教徒有时也许会进监狱，但是与路易十五的臣民相比，英国人的总体生活状况几近完美。 1729年，伏尔泰回到法国，尽管他可以住在巴黎，却很少使用这个权利。他像一只受惊的动物，虽然愿意从朋友的手中接受一点吃食，却总是保持着警觉，随时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他勤奋地工作着，完全不顾时间和事实，从秘鲁的利马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写了一系列内容丰富而又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四十岁时，他已经是当时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接触到另一种文明。 在遥远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土气的王宫里被一群乡下人包围着，大声地打着哈欠，苦于没有人能给他逗乐。他非常敬慕伏尔泰，多年来一直想把他请到柏林。但是对一个1750年的法国人来说，这就仿佛是移居西伯利亚荒野。腓特烈一再提高价码，伏尔泰才屈就接受了邀请。 他来到了柏林，战争也就开始了。两个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一个是普鲁土国王，一个是法国剧作家，怎能在一个屋檐下和睦相处呢？经历了两年的分歧之后，无缘无故而起的一场激烈争吵，终于又把伏尔泰赶回了他觉得“文明”的地方。 不过他也得到一个有益的教训。也许他并没有错，而这位普鲁士国王的法文诗也的确很糟糕，但是这位陛下对臣民宗教自由的态度却无可指摘，这比任何一个欧洲君主都强。 六十岁时，伏尔泰回到了故乡。对于法国法庭为了维持秩序而作出的严酷判决，他不甘沉默，用针锋相对的语言进行抗议。他一生为之气愤的是，上帝在创世的第六天赋予他最神圣作品以闪光的智慧，而人类却不愿运用这神圣的智慧。伏尔泰憎恨各种形式的愚昧。他把自己大部分怒火都投向“无耻的敌人”，像加图一样，他总是威胁要摧毁它，而这“无耻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芸芸众生身上的那种愚昧，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睡，就拒绝独立思考。 从他记事起，就总觉得自己被一架巨大的机器追赶，这架机器虽看似昏昏欲睡，却有着胡茨罗波利的残暴和朱格诺的顽强。摧毁这个东西，至少要打倒它，这成了伏尔泰晚年的梦想。法国政府恰好成全了这个老家伙，为他提供了一大堆法律丑闻，着实帮了他的大忙。 第一件事发生在1761年。 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城，有一位名叫做卡拉斯的店主，是个新教徒。图卢兹一直是个虔诚的城市，新教徒不能担任公职，不能做医生或律师，也不能做书商或助产士，天主教徒也不得雇用新教徒仆人。每年的8月23、24日，全城还要举行盛大赞美和感恩仪式，庆祝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纪念日。 尽管这么多不利条件，卡拉斯倒是一直和邻居和睦相处。他的一个儿子成了大主教徒，但父亲仍然和这孩子亲亲热热，还对别人说，在他看来，孩子们愿意选择什么宗教是他们的自由。 但是卡拉斯家出了一件家丑，这事发生在大儿子马克·安东尼身上。马克是个不幸的孩子，他想当律师，但是这个职业拒绝新教徒。他是个忠实的加尔文派教徒，不肯改变信仰。内心的冲突使他患了抑郁症，不久病魔就侵蚀了这个年轻人的心灵，他开始大段大段地给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独自一人长时间地散步，还常常向朋友讲自杀的好处。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正在招待一位朋友，这个可怜的孩子来到父亲的库房，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在了门框上。 一家人绝望了。那时，自杀而死的人要被赤身裸体脸朝下地拖过城里的街道，然后吊在城门外的绞架上让鸟啄食。 卡拉斯一家是体面人，怎能想象这样的奇耻大辱？他们围成一圈，商议该怎么办。这时一个邻居听到动静，便去报了警。一时间丑闻传开了，他家门前立刻挤满了愤怒的人群，大叫老卡拉斯该死，因为他“由于孩子要入天主教就杀死了他”。 小城市里无奇不有，在这个18世纪法国的省城，无聊就像一口黑色的棺材，沉重地压在所有人的身上，最荒唐离奇的故事也能让人如释重负地长嘘一口气。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官员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立即逮捕了全家，以及他们的客人和仆人，还有每一个最近到过卡拉斯家的人。他们把囚犯锁上铁链，带到市政厅，投进了关押重罪犯的牢房。第二天开始审讯，所有的人说的都一样：马克怎样像往常一样进了家门，怎样离开了房间，他们都以为他独自散步了等等等等。 但是这一次城中的神职人员插手了此事，在他们的帮助下，可怕的消息传遍了朗基多克：一个嗜血成性的胡格诺分子，因为自己的儿子要回归真正的信仰，便杀害了他。 熟悉现代犯罪侦破方法的人也许觉得，当局会在当天勘察凶杀现场。马克是个很有名气的运动员，二十八岁，他的父亲六十三岁。父亲把儿子吊在门框上，却又没有经过任何搏斗，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但是没有一位市议员劳神去理会这些细节，他们都在围着受害者的尸体忙忙碌碌。自杀者马克·安东尼成了烈士，他的遗体在市政厅存放了三个星期，然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些白衣忏悔神父像对待本教会高级成员那样，把这个死去的加尔文派教徒隆重地安葬了。他们把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运到了天主教教堂，这样隆重的礼节通常是主教或非常富有的教会赞助者才能享有的。 在这三个星期当中，城中各处的讲坛都在敦促图卢兹善良的人们，让他们提供一切不利于卡拉斯和他的家人的证据，公众媒体也把这起自杀案炒了个翻来覆去。五个月后，审判开始了。 有一位法官一时轻信，建议去勘察一下这个老头的商店，看看他描述的自杀是否有可能发生，但是被否决了。十二票对一票，卡拉斯被判施以酷刑，再用刑轮处死。 他被带到刑讯室，捆住双手吊了起来，直到两脚离地一米。然后有人牵拉他的身体，直到“四肢脱臼”（我抄自官方文件）。他仍然不肯承认自己从未犯过的罪行，于是被放了下来，强行灌进大量的水，他的身体很快“膨胀到自然尺寸的两倍”。因为他还是死不承认自己有罪，于是便被放在囚车上，拖到了行刑的地方，他的手臂和腿被刽子手弄断两处。后来的两个小时中，他无助地躺在砧板上，官员和教士还是没完没了地问问题。这位老人以惊人的勇气，依旧申辩自己是无辜的。主审法官被这顽固的谎言气得火冒三丈，终于放弃了这个毫无希望的案子，下令将他碾死。 这时公众的怒火也平息了，家中其他人都没有被杀。那位遗孀被剥夺了全部财产，隐居到乡下，忍饥挨饿，好在还有忠实的女佣陪伴着她。孩子们都被送到了修道院，只有最小的一个，他哥哥自杀时正好在尼姆上学，这时便机警地逃到了日内瓦。 这个案子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伏尔泰在自己凡尔内的城堡（建在离瑞士边境很近的地方，这样几分钟便可进入外国领土）中听到了这个案子，但是一开始他不愿纠缠进去。他一直对日内瓦的加尔文派牧师耿耿于怀，他建在他们城市范围内的私人小剧院被当作直接的挑衅，被他们说成是魔鬼的作品。伏尔泰一时负气便写道，他难以对这个所谓的新教烈士产生热情，如果天主教徒不好，那些可怕的冥顽不化的胡格诺派抵制他的戏剧，岂不是更坏的多！另外，在他看来（很多人都这么看），那十二位法官应该是值得尊敬的人，似乎不会毫无道理地处死一个无辜的人。 这位凡尔内的智者总是大开房门，恭迎来者。过了不几天，一位马赛商人来访，审判时他正好在图卢兹，可以给伏尔泰提供一些第一手资料。最后，他开始明白这一罪行是多么恐怖，从那以后，他再也放不下这件事了。 勇气有很多种，但是有一种，只属于一些很罕见的人，他们敢于单枪匹马面对整个社会，当法庭已经宣判，而且社会普遍认为判决公平正确的时候，他们还会为公正大声疾呼。 伏尔泰深知，如果他敢于控告图卢兹法庭司法谋杀，将会爆发一场多么大的风暴，于是他像一个职业律师那样，开始准备这个案子。他与逃到日内瓦的那个男孩谈了话，写信给每一个可能了解案件内幕的人，请律师来检验并修正自己的结论，以免愤怒使自己失去理智。他准备停当以后，便开始发动攻势。 首先，他邀请自己认识的每一个有影响的法国人（他认识很多这样的人），给国务大臣写信，要求重审卡拉斯案件。然后他派人去找那位寡妇，找到以后立即自己出钱把她送到巴黎，并请了一位最好的律师照料她。这个女人已经完全精神崩溃了，总是含混不清地祈祷，希望能在临死之前见到自己的女儿。除此之外，她已经别无他求。 后来他又和那个天主教徒儿子取得了联系，设法让他逃出了教会学校，并和他在日内瓦见了面。最后，他把所有的情况都发表在一本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名叫《有关卡拉斯一家的原始档案》，完全由悲剧幸存者的信件组成，不包括任何伏尔泰本人的观点。 其后，在案件重审期间，他也一直谨慎地躲在幕后，但是他的宣传攻势非常成功，卡拉斯一家的案子很快成了欧洲所有家庭关心的事情，各个地方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英国国王和俄罗斯女皇）为打官司提供了捐助。 伏尔泰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场斗争。 当时在位的是臭名昭著的路易十五，幸亏他的情妇对耶稣会和他们的一切（包括教会）恨之入骨，所以站在伏尔泰一边。但是国王酷爱悠闲的生活，有人拿一个默默无名的死去的新教徒无事生非，让他非常气恼。只要国王不签字批准重新审理，国务大臣自然不会采取行动，而国务大臣不采取行动，图卢兹的地方法官就平安无事。他们自以为非常强大，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采用高压手段，禁止伏尔泰和他的律师接触原判的原始档案。 在九个月的可怕时间里，伏尔泰一直坚持进行鼓动工作。1763年3月，国务大臣终于命令图卢兹地方法院交出卡拉斯案件的所有记录，并提议重新审理。当这个决定宣布时，卡拉斯的遗孀和他的两个女儿（这时已经回到母亲身边）都在凡尔赛。一年之后，受命调查这个上诉案件的特别法庭宣布，卡拉斯是被无辜处死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国王才被说动，给了寡妇和她的孩子们一小笔钱。另外，处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员被撤职查办，委婉地向图卢兹人民暗示，决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件了。 法国政府也许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法国人民却已经义愤填膺。伏尔泰意识到，这不会是绝无仅有的司法失误，还有很多像卡拉斯那样无辜蒙冤的人。 1760年，图卢兹附近的一个新教徒乡绅款待了一位来访的加尔文派牧师，为了这桩可怕的罪行，他被没收了房产，判处终身在船上服苦役。他一定强壮异常，十三年后仍然活着。这时伏尔泰听到了他的遭遇，设法把这个不幸的人从船上解救下来，送到了瑞士（他的妻子儿女在那里靠公共救济为生），又照料这家人直到国王同意返还一部分没收的财产，并允许他们回到荒废的家园为止。 另一件是绍蒙的案子。这个可怜的伙计在一次新教徒露天集会上被抓，因为这个罪名被发配去船上做无限期苦工，后来在伏尔泰的干预下得到了自由。 不过，这些事情跟下面的案子相比，只能算是正餐前的小菜。这一幕又发生在朗基多克，自从剿灭阿尔比派和韦尔多派异端以后，这块多灾多难的法国土地只剩下无知和偏执。 在图卢兹附近有一个小村子，村里住着一个名叫瑟文的老新教徒，他是个很受尊敬的人，精通中世纪法律，并以此为生。那时这可是个很有油水的职业，因为当时封建制度已经非常复杂，一张普通的租赁契约也和现在的所得税申报单一般繁琐。 瑟文有三个女儿，最小的是个不谙世事的白痴，整天天发呆。1764年3月她离家出走，父母四处寻找，不见踪迹。几天以后，这个地区的主教通知他们，说这个女孩找过他，并表示渴望做一个修女，现在她在一个修女院。 在法国这个地区，几百年的迫害早把新教徒的精神弄得支离破碎。瑟文谦恭地回答说，在这个糟糕已极的世界，好人总会有好报的，便低声下气地接受了这一切。但是在修道院那个陌生的环境中，可怜的女孩很快失去了最后一点理智。当她令人生厌的时候，便被送回了家中。这时她的精神非常沮丧，总是惧怕各种声音、怕鬼，父母都很为她担忧。不久之后，她再次失踪了。又过了两个星期，有人从一口旧井中捞出了她的尸体。 那时卡拉斯正在受审，任何不利于新教徒的话人们都肯相信。瑟文一家想起无辜的卡拉斯的遭遇，决定不再重蹈覆辙，于是举家出逃。在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可怕旅程中，瑟文的一个孙子被冻死了，但最后终于到了瑞士。他们逃得并不算快，几个月后父母都被判定犯有谋杀孩子的罪行，并被缺席判处绞刑。还判决女儿们观看父母的行刑，然后终身流放。 卢梭的一个朋友把这个案子拿给伏尔泰，他一结束卡拉斯的案子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瑟文一家。这时瑟文的妻子已经死去，还剩下为丈夫伸冤的任务。这花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图卢兹的地方法院又一次拒绝提供任何情况，拒绝交出任何档案。伏尔泰再次拿出公开报道的法宝，向普鲁士的腓特烈、俄罗斯的叶卡特琳娜进行募捐，迫使法国国王关注此事。最后，在他七十二岁那年，也就是这桩漫长诉讼的第九个年头，瑟文被判无罪，幸存者终于得返家园。 第二个案子就这样结束了。 紧接着就是第三个案子。 1765年8月，在离亚眠不远的阿布维尔城，路边的两个十字架不知被谁砸碎了，三个男孩有毁坏圣物的嫌疑，于是下令逮捕他们。一个男孩逃脱，跑到了普鲁士，另外两个被抓住了。被抓的两个，大的叫舍瓦利埃·德·拉·巴里，被怀疑是无神论者。在他的藏书中发现了一本《哲学辞典》，这是一本汇集了所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有名的著作，这一点非常可疑。于是法官决定查一查这个年轻人的过去。虽然没发现他和阿布维尔的案子有什么牵连，可是有一次宗教游行队伍通过的时候，他并没有下跪脱帽。 德·拉·巴里说有这回事，可那次是急着赶公共马车，并非有意冒犯。 然后他们就开始给他用刑，年轻人不像老卡拉斯那样忍得住疼，当下便承认自己弄坏了一个十字架。他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不虔诚、领圣餐时故意不下跪不脱帽、唱渎神的歌曲、对渎神的书有赞许的表示”，以及其它一些类似的、表现出对教会不敬的罪名。 判决如此野蛮（要用烧红的烙铁撕下他的舌头，砍下右手，再把他慢慢地烧死，仅仅在一百五十年前！），激起了公众的反对。即便他犯了罪状上罗列的所有罪行，也不应该如此残杀一个少年！人们向国王请愿，围住大臣们要求缓刑。但是国家到处动荡不安，必须杀一儆百，于是德·拉·巴里经受了和卡拉斯一样的折磨，被送上断头台斩首（这已经是很大的特别恩惠了）。他的尸体以及他的《哲学辞典》，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拜耳的一些书，都被刽子手当众焚烧了。 对于那些惧怕索奇尼主义、斯宾诺沙主义、笛卡尔主义日益壮大的影响的人来说，这一天是个欢欣鼓舞的日子，这下人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如果追随那些激进的哲学家、误入歧途的话，将会落得怎样下场。伏尔泰听到这件事便接受了挑战。他马上就要过八十岁生日了，但仍然像过去那样，以满腔热情和带着炽烈怒火的智慧头脑，投入了这个案件。 德·拉·巴里是以“渎神罪”被处死的。伏尔泰首先要弄明白，是否有这样一条法律，规定人们犯了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便要被判死刑。他找不到这样的法律，他求助于自己的律师朋友，他们也找不出。公众渐渐明白，法官们出于自己邪恶的动机，“发明”了这个法律条文，以便除掉他们的犯人。 处死德·拉·巴里的时候，就有很多不堪入耳的传闻，现在又掀起了这场风暴，迫使法官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对第三位年轻囚犯的审判一直没有完成。德·拉·巴里也一直没有平反昭雪。案件的复核拖了好几年，直到伏尔泰去世也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但是他所作的努力——即便不是为了宽容，至少也是反对专制——已经开始显现效力了。 饶舌的老妪和腐败的法庭引起的官方恐怖行径停止了。 靠宗教力量置人死地的法庭，只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行事才能得逞，这样的法庭根本无法抵挡伏尔泰发起的进攻。 伏尔泰打开了所有的灯，请来了庞大的乐队，邀请公众参加，然后令他的敌人原形毕露。 结果，敌人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