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5年10月到年底，前后共有三批学生、约三百多人经过选拔或推荐，从国内来到莫斯科。
1926年1月，十名原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奉国民党命令，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几乎同时，中共旅欧支部的二十名党、团员根据党的指示，也从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这当中就有时年二十二岁的邓小平。
据当时的同学回忆，青年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尤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求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显得与众不同。
学习期间，邓小平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通过在中山大学的学习，邓小平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由于国内斗争需要，1926年底邓小平就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尽管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只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却给身边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就有蒋经国。
来到莫斯科时，蒋经国只有十七岁。由于年纪小，平常又总是戴着鸭舌帽，穿一件当时流行的夹克式工人服，大家送给他一个昵称——“小工人”。
据当时的同伴回忆，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邓小平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尤其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为什么老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邓小平回答，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从而对这位兄长更增添了几分敬意。
192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和培养干部，每年陆续派出部分党、团员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经过上海工人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斗洗礼，有些人则在白色恐怖下坚持过艰难的地下斗争。
在中山大学，还有过一个特别班。班里集中了一批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些人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干部，有的甚至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被尊称为“老头子班”。在他们当中，就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国共两党的元老。
1928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一百多名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1921年，目的在于为远东地区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大学设国内部和外国部。国内部招收苏俄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外国部招收境外东方各民族学生，其中中国学员约占三分之一。1928年，为便于统一管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创立至1930年的五年间，前后大约有一千四百多名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73年两人几乎同时掌管大事。之后数年间，在台湾回归和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上，两人展开了多次的较量。
邓小平复出与蒋经国掌权
1973年，老蒋把许多事情都交给儿子蒋经国。1973年，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1926－1927年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央大学的同窗，那时候的邓小平，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他那时的名字叫邓希贤。已经掌握台湾大权的蒋经国，密切注视着他在苏联留学的这位老同学。
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统一）”。
滞留大陆的老国民党人，透过公开、私下的渠道，向蒋家父子不断招手。卧病在床的老蒋顾不了这些，负责台湾党政军大事的蒋经国，同样不予理会，他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
1975年，蒋介石死了。1978年3月11日，蒋经国被选举为“总统”。两个月后，他在盛大典礼中正式就职。
对岸，他的老同学邓小平虽然没有重新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却第三次在政坛上站了起来，并牢牢把握着中国的改革方向。
小平给经国的“重重一击”
毛泽东因为在北京迎接了尼克松，给了老蒋重重一击，蒋介石曾愤怒地说：“尼克松不是个东西！”邓小平同样给了蒋经国重重一击：蒋经国在美国国内的各个部门都安插了“亲台朋友”，可是，卡特总统和邓小平的建交秘密磋商，蒋经国竟毫不知情。
1978年12月15日晚10时，即中美建交消息公布之前12小时，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安克志忽然接到华盛顿的专线秘密电话，这位特命全权大使于是奉命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拨通蒋经国助手宋楚瑜的电话，说是有紧急公事，必须立即面见“总统”。
蒋经国只得在半夜爬起来会见了安大使得知了中美建交的消息。临别时，安大使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要求，请求蒋经国先生在第二天早晨8点之前，暂时不要对外泄漏这一消息。蒋经国强忍着怒气，始终不肯答应。消息公布当天，新台币黑市交易（兑换美元）价格大跌，台北股市大跌近一成。邓小平和中共在全世界声势大振。
联手搭建两岸修好的平台
1979年1月1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消息，称金门炮击正式停止。
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北京的对台办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
蒋经国对邓小平的这一和平攻势，反应相当敏锐。
台北方面一方面很坚定地谢绝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他宣称，“中国人民唾弃共产主义，而台湾的成功却激发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和繁荣的生活方式”。
但在另一方面，蒋经国也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来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
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由邓小平和蒋经国“联手搭建”完毕。
邓知道他的同学是“大孝子”
进入1981年后，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中共中央下达指令给浙江溪口地方党委，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因为邓小平、廖承志清楚知道，蒋经国是个大孝子。溪口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又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
挑选李光耀做两岸“中间人”
随着时间推移，蒋经国认为两岸谈判的时机已经慢慢成熟。但在台北和北京之间进行正式对话之际，“中间人”是不能缺少的。蒋经国把这个敏感角色只托付给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1980年，李光耀二度访问中国，翌年，邓小平派出中国总理率领大批官员访问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李光耀试图让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势。
蒋经国与李光耀，更加意气相投。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蒋经国单独交谈好几个小时，交换彼此对中国、对两岸议题的看法。蒋经国认为：李光耀对两岸议题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入。
至于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
蒋经国决定实施政治改革
到了1983年，蒋经国私下指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够结合，“中国的未来，必定会有伟大的前途”。
1984年9月26日，中、英达成了关于香港未来的协议。
在这种大背景下，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在台湾访问了三天，与蒋经国私下长谈，这一次，蒋经国明确告诉李光耀，对于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和最新的想法。
1987年，台湾发生多种变化，其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推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继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再全面开放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行，这一举动，等于背叛了蒋家王朝整个的反共斗争。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接下来两个月里，申请到大陆探亲的台湾居民有几万人。蒋经国很满意，事实上，这也是他鼓励大陆内部演变的策略之一部分。他对部属说：“不需要担心。到大陆看看，可以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的情势；大陆人民也可以了解台湾的情形。”
国民党秘书李焕10月间公开宣布，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寻求在大陆取代中国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岛内右派，又是脸色铁青——国民党当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竟然放弃了本党推翻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但是，蒋经国对来到七海新村抱怨的大佬表示，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
1988年元旦，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 家）、限张（维持在每天对开3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的新出版物，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1月12日，由马英九主持起草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的草案，获得通过。马英九准备翌日晋见蒋经国，报告这个好消息。可是，13日下午，这位“总统”却突然撒手人寰。
邓小平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邓小平宣称，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邓小平是对的。天若假年，让蒋经国多活几年，他或许就会“推动统一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