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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父亲的回忆录(六)
早期的侨资合营企业
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我拿着华南分局统战部的介绍信,到太平南路62号(现在是人民南路)华侨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建公司)报到。这一天,在三十多年以后,我工作单位的人事部门告诉我,我参加工作的时间应从这一天起计算。因为新商晚报是民办报纸,在报社工作这一段时间不计算在内。也就是说,我退休离开中国,工作了三十八年,按规定,退休金是我退休时工资的百分之九十五,每月的退休金实为一百三十一元。
华建公司成立于一九五一年八月,是黄洁、王源兴、薛两请、李祝朝、黄复康、施子卿几位印尼华侨出资与政府合办的公私合营企业,棣属省工业厅管理。公司董事长黄洁,副董事长王源兴,总经理杜伦,副总经理薛两清,贸易部经理李祝朝,财务部经理施子卿,工业部经理肖国藩,秘书处处长江穆。杜伦是公方代表,肖、江两位是民主人士。这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由华侨投资的公私合营企业之一。公司开始创建时,就制订了完善的章程,最大的特点是对企业的盈利分配作了明确的安排,叫做”四马分肥” ,即利润所得税、 企业公积金、股东红利、职工福利基金 四项按规定的比例提成,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可以说,这样的安排包含着现代企业管理的元素。
华建公司初期的业务是进出口贸易,通过香港的代理商出口国内的土特产品换取外汇,进口国家需要的物资如医药原料和药品,也进口过一批手表供应给在朝鲜作战的部队,据说是配给营级以上的干部。公司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从英国进口一套麻袋纺织设备,建设一间规模较大比较完善的麻袋厂。
我到华建公司工作,先是在秘书处管理文书档案。由于公司的业务发展很快,特别是筹建麻袋厂的工作相当繁重,人员十分缺乏。公司成立了人事科,省工业厅调来部队转业的营级干部秦德夫当科长,调来部队转业干部郝继禄负责保卫工作,我被调到人事科 工作,管理人员调配。其间,从华东纺织工业学院要来一批毕业学生作为技术骨干,安排了一批参加过“土改”的干部,接收了一批因东南亚国家排华回国的难侨,并从社会上召收了一批工人。华建麻袋厂的建设从一九五二年开始,进展十分顺利,一九五三年就投产,当年就生产麻袋二十多万条。此后,公司又投资建设了清远华建糖厂,并购了徐闻糖厂。华建公司的发展,显示出当时经济政策的生命力。实行公私合营,是后来在城市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形式。应该说,华建公司在这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
华建公司是一个公私合营企业,一开始就实行薪给制,有别于当时政府部门实行的供给制。初到华建公司时,我就有五十元左右的工资,到一九五四年工资改革时,公司套用政府部门的标准,我的职级是二十二级,每月有六十元的收入。我到华建公司工作后,便开始按月给家里寄钱,帮助父母供养年幼的弟妹。同时,也开始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先后在公司买过两块手表,一块给了父亲,我自己留了一块;穿的、用的都比到广州初期好多了。此外,就是买书:象辞源、俄华辞典这一类的工具书和文学作品,也有当时必读的马、列著作。这些书籍相当多,在我离开广州到大连学习时,没有地方保存,便拿去旧书店卖了一部分,得八十多元。没有卖的,放在一位同事的家里。
我在华建公司工作了四年。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一九五二年,由于国内战争影响而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年,中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了一九五四年,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各行各业出现了较快发展的势头。在这样的形势推动下,公司鼓励年青的干部学文化,学政治,学俄语。这一时期,我和许多年青的干部一样,生活充实,心情舒畅,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我报名参加了省政府开办的干部业余中学高中部学习;每星期六晚,听公司请来专人教授的俄语课,另外安排时间到工业厅听苏联专家的俄语课。我喜欢苏联的文学作品: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喜欢看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难忘的一九一八”“静静的顿河” 等等 。也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等,但没有完全读懂。我对学俄语的兴趣很大,靠着字典的帮助,曾经啃了大半部的俄语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学过唱俄语歌; 一九五九年,我在大连学习的时候,还可以阅读和翻译一些简单的俄文资料。这以后,就没有接触俄语了,完全荒废了。
公司的业务进展顺利,很快有了盈利。按照公司章程的盈利分配方案,有一笔相当不错的福利基金。公司成立一个职工福利小组,让我当组长,小组商量后,给每个职工发了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奖金,并给每个职工一支进口的当时价钱相当昂贵的自来水笔(时值约三十元)。同时购买一批 公用的文化娱乐用品。 公司的物质条件较好,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公司领导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同事之间经常在节假日互相来往探访,包括董事长、总经理都与员工一起郊游、一起看电影、一起下象棋、一起跳交谊舞。从国外回来的同事,热情好客,有家庭的常常请我和单身的同事去作客,或者听音乐,或者玩扑克牌。那时,省政府所属各单位经常在周末开交谊舞会,公司也经常开舞会,我不会跳舞,女同事们都十分热心要教我,开始时,我有些拘谨,不太自然,但挡不住她们的热情,次数多了,也就跟著学跳慢三慢四步。可惜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气氛没有维持多久就因为政治运动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