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群(1901—1987年) 原名马汝骏,回族,楚雄市吕合镇钱粮桥村人。马家祖辈均以务农为主,兼做生意。父亲马再臣靠贩卖鸦片发了财,成了当地首富。
马超群幼时读私塾,后上钱粮桥小学。小学毕业后跟随父亲马再臣往返三街等地做大烟生意。不到20岁,马超群就离开父亲,独自走私贩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用骡马偷运,到用汽车、飞机、武装押运,销路也由昆明扩展到重庆、上海、香港、东南亚乃至美国。还在钱粮桥私铸银币投放市场,人称“马板”。马超群为进行走私活动与国民党的公安局长、军长、市长,省长和美军飞行队长等相勾结,这些军政官僚接受马超群的巨额贿赂,而且欲壑难填,没完没了,这使有一定正义感的马超群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本质,逐渐走上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支持正义、支持革命的道路。举世闻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他曾捐资30万元,李公朴先生创办“北门书屋”时,他也解囊相助;为此,闻一多先生特为他治印一方。1947年马超群在上海,时逢震撼全国的青年学生反饥饿斗争的高潮,有个滇籍学生在复旦大学筹建学生进步团体“云南学会”,马曾为学会捐国币一百万元。不久,这个革命青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又设法营救其出狱。
1948年8月,马超群在香港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央主席李济琛要求他回昆明支持民革革命活动。不久,万保邦组织武装起义,攻打蒙自,他又以巨资 相助,此事曾引起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的注意。1949年3月,卢汉决定成立“滇西关禄段护路总队”简称“西护队”),委任马超群为少将总队长。民革中央又以龙云的名义委任他为滇西独立旅少将旅长。
“西护队”初建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四处抓兵派款之际,农民青年子弟都不愿为国民党当兵卖命,马超群利用自己在地方的声望和影响,招募了一批国民党退役官兵及农村青年,组成了两个大队。后来活动在江川一带的游击武装郑凤章部,被国民党部队围困在安宁一带,派人向马超群求援。马通知他们夜间集合在公路边待命,让两百多名游击队员戴上“西护队”的臂章,冒充西护队从玉溪招募的新兵,开回楚雄,编成第三大队。后来第三大队成了“西护队”的主力。
1949年春,“西护队”以精良的美式装备一个师的编制正式组建起来了,整个总队组建、武器设备、车辆被服及一切军需给养的全部费用,都由马超群私人支付。“西护队”组建后,马超群不断分析国内形势,认为“国民党靠不住了”,反蒋势在必行,但“不能走万保邦那种单枪匹马,搞武装起义的老路”,因此,“必须跟共产党走,才是可靠的出路”。谋略既定,他就迅速派出人员找地下党联系,与“边纵”第八支队建立了联系。支队领导两次给马复信“需向上级汇报后才能决定”。马超群又直接到路南圭山找到“边纵”总部,总部复信马超群:“欢迎你参加革命,详情随后派人来面谈。”并多次派人与马联系,指示他“要充实力量,听候指示,不必马上转向公开活动”。马超群随即想法购买了300支步枪、20挺机枪、10万发子弹充实自己的力量,并又先后订做了3000多套衣服,3000个平底口缸,购买了200支步枪,65000发子弹及1.5万元半开,支援“边纵”八支队。4月, 中共昆明市委派王平等20余人到“西护队”成立政工室。9月,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密电马超群,要“西护队”护卫省政府的24辆卡车安全到达大理,马超群表示接受任务。当卡车开到楚雄后,马又暗中派人炸毁了牛凤龙公路桥,将车接到楚雄加以“保护”,车上装的全是机要档案、黄金白银和现钞,这些财宝到云南解放后全数移交省人民政府。10月,边纵“西进部队”派何云鹄与八支队陈海一起在“西护队”开展工作。
9日凌晨,“西护队”在东山公园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操场上召开了西护队起义官兵大会。会上,马超群宣读了《起义宣言》,宣布起义。
马超群任总队长。后调任省军管会工作,在离队前他嘱咐下属听共产党的话,服从指挥,听从命令。
1951年1月,马超群请假到上海了结商业旧帐,途经贵阳时,以“企图外逃台湾”罪被云南省公安厅拘捕,关押于贵阳监狱。随即解回云南,拘于陆军监狱。1955年经审理后判无期徒刑,投入劳改。
1975年,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属于错捕、错判,给予释放,恢复公民权,按起义人员待遇安排到省文史馆工作。1983年患喉癌被四弟马汝骧接到香港就医,回国后仍未痊愈,于1987年在昆明去世,终年86岁。
本文转自《楚雄市志》